摘要: 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展开，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逐渐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转变。与此同时，学界也开始聚焦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高质量发展问题。其中，探讨以文化的力量优化社区治理，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满足搬迁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聚焦在基础性的文化内核上，首先介绍了文化治理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文化内核塑造的重要性，其次分析了安置社区原有文化内核中值得继承的方面和应该舍弃的方面，最后提出了安置社区文化内核塑造方向，对促进文化治理，实现社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Abstract:
Cult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 country’s governance system and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its governance capacity.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wor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being relocated” to “being stable, able to develop, and able to become prosperous”. At the same tim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also begun to focu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area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mong them, exploring the power of culture to optimize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ervice systems in 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area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ntinuously meeting the cultural life needs of relocated people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of concern for researche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undamental cultural core. Firstly, it introduces the importance of shaping the cultural core of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aspects that are worth inheriting and should be abandoned in the original cultural core of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Finally, the direction of shaping the cultural core of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is proposed,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achiev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1. 文化治理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文化内核塑造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从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过程来看，“搬得出”的目标已经实现，后续如何“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成为后续扶持的重点工作中心工作，易地搬迁工作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1] 。易地扶贫搬迁不是简单的物理移动，而是文化遭遇，在由农村到城市的搬迁中，移民们经历的是农耕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 [2]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能否融入社区、在城市中扎下根来，体面生活，这需要政府和社区的继续帮扶，同时更需要移民个人的主动努力。文化治理成为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抓手。因为文化具有引领和塑造作用，它能明确方向，规范行为，牵引发展。安置区的管理者和移民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深刻领会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运行的内在逻辑，才能快速明确新发展阶段各自的位置和责任，做到有的放矢。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现在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从行为的视角出发，研究和解决操作层面、现实层面的文化建设问题为主，缺乏对社区文化内核等基础性文化问题的探讨。故本研究将关注点集中在文化内核塑造上，找出文化内核塑造的方向，助力社区发展。
2. 文化治理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原有文化内核中值得继承的方面
2.1. “勤劳、互助”的生产文化
农业文明中，土地是人们主要的耕作对象，人们在耕种土地的过程中获得基本的生存物资。在土地、生产工具和技术一定的情况下，决定生产回报的因素主要是人力。所以勤劳成为农业文明中人们实现更好生活的重要价值依仗。另外因为农作物播种、收割有时间限制，所以农民倾向于采用互帮互助的形式实现更好的生产。移民进入城市，即便劳动场景和对象改变了，但是个体的勤劳和群体的互助仍是帮助移民在城市站稳脚跟的重要价值遵循。勤劳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互助既可以是具体的生产实践上的帮助，也可以是提供工作信息，相互照拂等。移民来到城市一定意义上就是被抛到陌生人社会之中，互助无疑是缓解这种处境的一剂良药。
2.2. “节俭、朴实”的生活文化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一定程度上这和中国农业文明生产力不高的情况相符。移民刚来到城市，总体上在经济方面属于弱势群体，保持节俭的生活态度是移民走向美好生活的重要文化支撑。朴实就是质朴诚实，只有朴实才能唤出个体最本真的一面，移民进入城市，容易被灯红酒绿的生活迷失自我。保持质朴才能时时回归自己的内心，从而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城市生活，生活也才能更加从容。
2.3. “循循善诱”的德治文化
农村的德治文化，根植于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们被牢牢的“禁锢”在土地上，并由此产生了以血缘、地缘为主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讲礼，主要用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化解彼此的矛盾。城市生活虽然有别于农村生活，但是德治仍然我们规范彼此关系，协调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一定程度上，当今“互害型社会”的出现，正是人们道德滑坡的表现。在城市生活不仅不应该抛弃德治文化，相反我们要用农业文明的德治文化和现代的城市文明认真对话，创造性的推进以德治国。
2.4. “团结、关爱、奉献”的家庭文化
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生产力较低。这种生产方式把人“禁锢”在土地上，同时也把人“禁锢”在集体(家庭)中。农业生产中，总体生产效率低下，个人劳作的产出有限，个人也就缺乏“逃离”集体(家庭)的资本。宗族文化能够存在并维系中国社会2000多年，本质就是这种以农业为主的相对低效的生产方式一直没有变。宗族中大家团结友爱，相互关心，守望相助，个人的小我奉献给宗族的大我。
3. 文化治理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原有文化内核中应该舍弃的方面
3.1. “半自给自足”思想遗留和“等靠要”的思想
搬迁到城市中的移民，想回到迁入地，回到“半自给自足”生存状态中去的不乏其人，尤其一些年纪较大的移民。客观上移民要立即摆脱“半自给自足”的思想观念存在困难。但是如果迷恋过去，沉迷其中只会拖后移民融入城市生活的步伐。另外由于大部分移民群体，原来是贫困户，建档立卡户，长期以来他们享受政府的帮扶，搬到安置区以后，虽然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是仍有部分群众“懒、等、靠、要”行为和落后思想久久不能抹去，只能依赖政府提供的“低保”维持生活 [3] 。这种思想观念同样不利于移民早日融入城市生活。
3.2. “因循守旧”的生活文化
农村因循守旧的生活文化根植于生产实际，生产方式千年未变，个体主要和土地和熟人打交道，新技术、新工具的利用又十分有限，反映在生活中必然是因循守旧。当然农民在农村只用沿袭原有的风俗习惯，就能如“昨日”一样生活下去，这其实是一种理性的生存方式。但是这套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方法，恰恰不适用于时刻变化着的城市生活。
3.3. “熟人社会”的关系文化
“熟人社会”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德治的土壤，另一方面也埋下了逾越规则的种子，遇到事情人们容易出现寻找捷径、超越规则、营私舞弊，甚至徇情枉法 [4]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对熟人社会中关系文化的最直接阐释。生存优势的获得，不是靠努力和勤奋，而是靠亲疏。显然这种关系文化在农业文明阶段就已经表现为落后的文化了。同样这种文化在现代文明也应该被舍弃。
3.4. “重权威”的家长制文化
家长制的形成同样根植于小农经济，个人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无法成为独立的个体，只能依偎在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中生活。父亲继承并掌握生产资料，形成父权，是小农经济里真实权力的拥有者，子女在这组关系中属于从属地位。这种关系因为小农生产方式的存在，维持了上千年。传统伦理在传统家庭下代代传承，家长制的威权则从根本上打压、抑制住了孩子新的反思与批判。显然城市文明里不再采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传统重权威的家长制文化，也应该走向终结。
4. 文化治理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文化内核塑造方向
4.1. 生产文化方面在继承勤劳、互助的基础上，塑造“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观念
小农经济是农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偶有剩余才会拿出来交换。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再直接生产自己所需的产品，而是加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以分工为前提，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然后获取一般等价物货币，最后再通过一般等价物再购买自己所需的产品。移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认清现代生产的运行逻辑，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自我提升，使自己快速适应城市生活。例如持有回到小农经济和等靠要思想中去的移民，要清醒的意识到，落后的生产长远看是回不去的，也不明智，只有重视能力的培养，提升自己的专长，加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主动生产，主动交换才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存之道。
4.2. 生活文化方面在继承节俭、朴实的基础上，塑造“与时俱进”的生活观念
从直观的角度来说，以自给自足生产为目的的农村和以创新引领消费需求的城市相比，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城市始终是滚滚向前的，竞争促使一切商品和服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更新迭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既是新产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新产品的接受者和使用者。它要求生活于其中人们必须要具备一种与时俱进，自我更新的观念，否则就会被生活所淘汰。现代的城市文化也需要被注入进他们的生活之中，比如文明习惯、生活交往，甚至娱乐消费等，都需要经过合理的引领，慢慢融入新市民的生活 [5] 。
4.3. 治理文化方面在继承德治传统的基础上，塑造“服务与法制并重”的治理观念
小农经济催生的熟人社会必然选择德治为主的治理方式，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里，为了提高生产率，人们按照分工被锁定在了不同的组织和时空中，产品的生产者和需要者不再是同一批人，人们只有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和服务，获得一般等价物“货币”以后，才能和其他人购买需要的产品。这时候不同产品和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陌生人的关系，要通过简单的伦理，实现相互约束已经不可能。“一次交换”成为常态。由于人们对利益的无休止追求，道德在这种一次交换情境中，所起的约束作用减小。此情境中抛掉诚信等道德观念，追逐利益最大化，反而成了理性经济人的合理选择。当今“互害型社会”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可见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中，还是主要依靠道德的力量来调节生产关系，这是不够的。要约束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必须靠超然于任何个人之上的规则，也就是法律。另外对于易地扶贫安置社区的治理来说要特别强调服务的理念。一方面我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对于来到城市的移民来说，他们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对弱势，确实需要政府和社区的主动服务和热诚服务。
4.4. 家庭文化方面在继承团结、关爱、奉献的基础上，塑造“民主、独立、自强”的文化观念
传统的家庭文化是大家庭的文化或家族的文化，这种家庭文化和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相适应。在这种文化中个人得到庇护，同时也被压制。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个人不再依附于土地，且个人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个人离开大家庭生活成为可能。这是现代社会“核心家庭”成为主要家庭形式的原因。移民来到城市，不可能再回到土地中去，同时也远离自己的宗族。个人依附土地和宗族资源的情况已经不再可能。只有发挥特长，增强专业性，提高生产率，个人才能很好的在城市生存下来。在个体生存意志和社会化大生产较高生产率事实的推动下，家庭中重权威的观念终将被民主、独立、自强的新观念取代。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昭通市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2J0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