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地图是地理信息的呈现的载体,它通过特殊的地图语言——符号来表示各种复杂的自然和人文信息。地图上的各种符号与文字相互组合所构成的一种视觉语言,它承担着地图对自然和人文信息进行概括和记录的功能。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主要运用了各种图形符号和文字来描述和标识地理空间,为读者呈现出六安直隶州地理空间格局。
2.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的图形符号及特点
方志地图作为古地图的一种,图形符号也是其构成的基本要素。但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的图形符号并不像现代地图规范化,它会因为地区和地图绘制者的习惯和风格而有所不同,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用图形符号表示山脉、道路、河流、城池等地理要素。
2.1.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的图形符号
2.1.1. 河流
中国以农业为本,农业又与水息息相关,河流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自然是方志舆图主要的表达内容之一。古代地图河流符号主要有单线和双线表示的两种方法,单线表示法是我国古代地图出现最早的河流表示方法 [1] 。清代六安直隶州所有方志地图都是用双曲线表示河流,这种双曲线表示又分为三类,一类是空白双曲线,即曲线之间没有绘制任何波纹。如康熙乾隆《六安州志》中的“庐州府境总图”、《六安州志》中所载州县总境图、嘉庆《六安州志》中六安州地图、道光英山县中所载县境之图等。空白双曲线表示的河流,大小不一的,犹如树杈,这种表示方法简洁明了,能清晰地勾勒出了河流的走向和范围。另一类是中间绘有各式各样的波纹,如顺治《霍山县志》中的县境图、康熙《六安州志》中的六安州图、雍正《六安州志》中所载州县境总图、州境图,康熙《英山县志》中的县治图、道光二十六年《英山县志》种的新增县境图以及同治年间《英山县志》所载的县境全图等,它们有的以多条连绵起伏的鱼鳞纹表现水的涌动;有的绘作S形加C形组合曲线,模拟河流流动的形态,这种更接近于面状抽象交叉线符号的绘法。通过填充纹理,能够增加事物的识别度,这种表示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形象,使方志舆图增添一份艺术气息 [2]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以外,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在表示河流时会把以上两种表示方法结合起来,如同治九年《英山县志》所载县境全图在绘制河流的上游地区是用的空白双曲线进行表示,而绘制境内河流的中下游的则用花纹加双曲线表示,通过填充纹理与未填充纹理部分形成强烈的疏密对比。这种利用河流中的纹理来辨别河流的流向,区分河流上下游的方式与用线条粗细区分河流上下游的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之不同的是这种表示方法的更加的形象,增加了视觉上的美感。
2.1.2. 道路
清代的交通系统是以清代的官马大路(简称官路)、官道支路(简称大路,又称州县大道)、小路(又称车道,是与官路、大路相联系的道路)与大路为载体,交通是联系地区之间的重要媒介,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桥梁,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文明物质文化水平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按理说道路应该是方志舆图的主要表达内容之一,但从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来看,道路在舆图的呈现中并没有得到它应有的重视。在康熙《六安州志》中的县境图、乾隆《六安州志》的州域图以及康熙二十三年、乾隆、道光三年的《英山县志》的县域图中甚至没有绘制境内的道路。其他舆图中虽绘有道路,但也仅限限于数条单线简单表示,在图幅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多种双曲线表示的河流。在清代六安直隶州舆图中,道路用点状的单虚线进行符号表达。清一代道路符号并没有太大变化,要么是单虚、实线道路,要么就是双实线道路,之所以这样的符号形式一直沿用,是因为它本身既有象形符号的性质,又具有几何符号的特征,易于定位,又能让读者清晰易懂。
2.1.3. 山脉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山脉的表示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写景法,另一种为符号法。在顺治和康熙时期,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对山体的表示是比较简洁,仅用简单线条勾勒出山体的大致的形态,其带有类符号化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对山体的表示却变得愈来愈复杂,不仅采用绘画写景法表示山脉的走向与地理位置,并且有的还在山上绘有树木,使得山体更加形象传神。随着方志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在清末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就出现了用符号法表示山体。写景法以直观形式呈现山体的大致走向起伏等总体轮廓,注重对山体的真实描绘,力求表现出山体的真实面貌,兼有实用功能与艺术美感。在采用符号法表示山脉的地图上,有采用三角山形符号法表示山脉地理位置,这种表示方法在中国全图上有广泛的应用。采用这种符号法表示山体确实是一大进步,因为这样的符号有利于综合减小图面载负量,使得图面更加清晰明了。清代中后期随着西方绘图技术的传入,也逐渐有用毛虫法、晕滃法来表示山脉走向及地理位置 [3] 。
2.1.4. 城池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上的城池符号一般为写景法与符号法并存并用。清前期,方志地图为区分不同行政级别的城池,用写景法形象地绘制出六安州城池的城墙、城门及其不规则的城池形态,展示出城池内重要地物的相对地理位置。其辖境下的英霍二县则只勾勒出城池大致的形状,以彰显城池的主次地位,由此可见符号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具有内在的联系,通过符号的变化可以把舆图内容的分级、次要等情况表达出来。
2.1.5. 居名点、建置及重要建筑
六安直隶州内居名点、建置及重要建,在清代方志地图中或多或少都有体现,只是“地位不同而已”。清前中期六安州方志地图对境内的居名点、城外的行政、军事建置及其境内的重要建筑绝大部分都是采用较为形象的绘制手法,直观地展示了这些地物的外形。如六安州境内的铺舍与营隘都会用一个小房子或表示一个小房子加小旗子的图式。城外的居民点、庙宇、行政建置均用形象的小房子的图式,这种在同一幅图中,一类图式表示多种地理要素的制图表达,在没有文字注记的情况下是很难进行区分,容易给读图者造成困扰。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类图形的符号的趋势就愈来愈显著,如光绪《霍山县志》所绘的疆域图,就已附有完整的符号体系,并注明用“o”符号表示聚落。
2.2.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形符号的特点
2.2.1. 呈现出符号的趋势
顺治与康熙早期的六安州方志地图中的图形符号虽为象形符号,但其图形符号的画感并不明显,只是简单临摹出地理事物的大体轮廓与形态,图形符号的符号性趋势十分明显。但在此后,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在绘制时注重山水画加以修饰,增加舆图的美观。如城池就用一圈城墙表示,城内的建筑包括城门、府衙、学宫、庙宇、等都用写实的手法画出。在描绘山地河流时还带有传统的山水画的烙印,山峦以皴法描绘,河流用波纹写实。但随着方志地图的图符逐渐简化,画感减弱,方志中的一些表示城池、桥梁、聚落的图形符号性变强,山峰图符为三角形符号表示,桥梁用长方框表示。到清末时如光绪《霍山县志》所绘的疆域图,就已附有一份完整的图例,并注明这些简单的符号用以表现自然地理要素如山峰、水体、以及人文地理要素城池、聚落、道路等。总的来说,清代六安州方志地图的图形符号经历了由“写景法(符号化趋势明显)–写景法–符号法”的发展过程,但其表示方法总体是朝着符号化方向发展的。
2.2.2. 符号差异大,呈个别化的特点
由于中国传统时代并没有统一的地图绘制机构,也没有通行于全社会的绘制规范,所以在近代投影测绘体系推广之前 [4]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聚落的符号差异很大,呈个别化的特点。在清代大多数六安方志地图的符号并无统一的规范,在同一幅图中同类景观的符号差异比较大。除此之外,在同一方志不同图幅的同类景观符号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不同方志、级别相同、性质相同、形态相近的聚落的符号也有不同方面。由于同类景观本身存在诸多的差异,其符号有差异也是理所当然,另一方面是因为各方志地图的绘制者之间很少有沟通交流,绘制者往往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审美来绘制舆图。所以符号的绘制要想统一也存在很大难度。所以在解读舆图时,不能仅凭符号的形状和大小来判断景观的性质和规模,还需要结合其他信息和背景来进行综合分析。
3.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的文字
方志地图上除了图形符号外,通常都有大量的文字,这类文字被称为注记。它是图形符号的必要补充,用以标示地点、名称等。而文字注记可以分为名称注记、说明注记和数字注记。在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名称注记占比最大,名称注记虽然量大,它也不是把所有的地物名称都罗列到图上,而是有选择性标识出较为重要的地物。在清代六安州直隶方志地图中,名称注记的放置位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放在地理要素的上方,有的放在下方,有的在左,有的在右,但一般都是紧靠被说明的地理要素,保持与所注对象与符号之间的紧凑性与协调性,以凸显所注对象为原则。说明注记常用简注表达,如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所记载各州县的“四至八道”,这种说明注记一般放在舆图的四周的空白处,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数字注记主要出现在清末,随着西方绘制技术的传入,经纬线被广泛运用到地图绘制中,一些方志地图中就使用数字标注出经纬度。但在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的绘制的技术虽有进步,但一直没有突破传统的图画式的形象画法与计里画方,所以这种数字注记并未在图中有所体现。
在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多数采用图形符号加注记的表示方法,文字注记大多是作为图形符号的附加说明,它通常依附于相应的图形符号与它共同指示的事物方位与地点。但由于舆图的图幅的空间有限,有时候也会存在直接用文字作为地理符号,即只有文字,而没有象形或几何符号,达到合理利用图幅空间的效果。例如乾隆《六安州志》中的州县总境图就直接用文字“丁家集”、“徐家集”表示六安州境内的居民点,用文字“白杨铺”来表示境内的铺舍。这时候文字就承担了定位和名称说明双重功能,兼具文字符号和图形符号的两重性质。
4.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图形符号与文字的关系
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大多数是图形符号加注记的表现方式。在地图中,通常图形符号主要用于定位,而文字注记主要是配合图形符号说明图形符号所无法表达的有关定性、定量等方面的问题。清代六安直隶州的方志地图中大多数时候图中文字注记与图形符号是形影不离,文字注记跟随着图形符号而出现。文字注记扮演着方志地图中的“解说员”的角色,没有文字注记的方志地图便成了“哑图”。
由于,中国古代的方志地图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的符号表达在形状、尺寸等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即使在同一幅舆图上的符号的同类景观都有差异,更别说不同舆图中的符号。有的时候,方志地图中还存在着用同一种符号去表示图幅中的多种地理事物的情况。因此,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的符号的运用就存在很强的随意性与不科学性。所以,在清代六安直隶州方志地图中单凭图像本身是无法传达准确的地理信息,在这一情况下,图中的文字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方志地图中,绘图者会利用文字去弥补舆图中图形符号的不足,有时候甚至利用文字去代替图形符号。正如余定国在阐述中国地图学特点时就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学“依赖文字描述来弥补地图中信息展示之不足” [5] 。图形符号与文字虽然在清代六安州直隶方志地图中的分工不同,但关系密切,它们一唱一和,互相补充,二者共同向读者展示地理信息,分别说明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体现了方志地图中图形与文字的互动关系。
5. 结语
清代六安直隶州的方志地图中的图形符号虽然存在个性化、差异大的特点,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向着更加符号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不仅提高了地图的可读性和实用性,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地理空间和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表达方式的不断进步和创新。而清代六安直隶州的方志地图的符号与文字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幅生动而详细的地理画卷,为后人了解清代六安直隶州的地理地貌、城池布局、道路系统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