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周易程氏传》是程颐易学思想的代表,其中不乏有关君臣关系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是程颐对于《周易》义理的阐发,更是立足于北宋的时代背景,融会了程颐本人的政治理想。《未济》和《既济》两卦是六十四卦的最后两卦,在解《易》时一向被重视,在《程氏传》中这两卦的解释也承载了程颐的许多政治思想。笔者试图以《程氏传》文本为本,解读《程氏传》这两卦的微言大义。
2. 《程氏传》中“位”观念的分析
在对两卦文本进行具体分析之前,要对一个重要概念进行说明,即“位”。在程颐的君臣关系思想中,“位”的观念很重要,各个爻代表不同身份的互动关系,以及“当位”、“失位”都是程颐阐述君臣关系的重要基点。因此需要对《程氏传》中“位”这个观念加以阐明。“位”的观念,在《易传》中本身就多有提及。在义理派的阐释中,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于“当位”观念的讨论,历来都有。这里的“位”讨论的是爻位,每一卦一共有初、二、三、四、五、上爻,一共六个爻。按照一般的观点,爻位有阴阳之分,奇数的爻位也即初、三、五属于阳位;偶数的爻位也即二、四、上属于阴位。阳爻居于阳位,阴爻居于阴位,属于当位。如果不算则属于失位。
王弼在《周易略例》的《辩位》一文中都这种观点提出了反对。因为《易传》当中初、上本来提及较少,能找到的例子不符合阴阳的顺序。也就是《乾》上九“贵而无位”;《需》上六“虽不当位”这两个例子。如果按照阴阳之分,也就是说,在上这个爻位,无论阴爻阳爻都是不当位的。所以他提出初,上没有阴阳之分,代表的是终始。“初上者,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阴阳定也。尊卑有常序,终始无常主。故系辞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无终始,卦不可无六爻,初上虽无阴阳本位,是终始之地也。”( [1] , p. 574)这里王弼提出了只有二、三、四、五是有阴阳之分的。初、上不是没有爻位,但是对应的是终始。两个终始之位加上四个阴阳之位才凑齐了完整的“六位时成”。在这里王弼对于位的尊卑也有提及“夫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阴阳。”( [1] , p. 573)这都是系辞就有的传统观点,王弼指出了阴阳之位与尊卑之位的关系,但是对于尊卑的讨论并不具体。
程颐针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发挥,程颐反对了王弼的观点,认为初、上爻位还是有阴阳之分的。同时为了解决王弼提出的这个反例,程颐还提出,“位”不单单指阴阳之位,也值爵位,其中具体在《程氏传》中主要讨论的是君臣之位。这一点可参照《周易程氏传》在《噬嗑》初九的注:“王弼以为无阴阳之位,阴阳系于奇偶,岂容无也?然诸卦初上不言当位不当位者,盖初终之义为大。《临》之初九,则以位为正。若《需》上六云‘不当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阴阳之位也。”程颐在这里提出“初终”很重要,但他并不认为这可以构成对阴阳之位的怀疑。之所以出现《需》上六,《乾》上九的反例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阴阳之位外,还另有爵位之位。而初、上两爻真正缺少的就是爵位之位。关于《周易》中的爵位之位,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相应的理论。以京房为例,他以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 [2] , p. 107)。程颐对于爵位的理解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汉儒的观点,在《程氏传》的讨论中,基本以二爻为臣,五爻为君。当然三爻和四爻也当作臣位来讨论,只不过不如二爻典型。但程颐不像汉儒,对于二、三、四爻做严格的划分。而初地位最为卑下,属于五位,上爻虽然尊贵但是也没有相应的爵位。这也解释了《需》上六,《乾》上九为什么都是无位的状态。在整个体系中以五爻为中心。程颐说:“五以阳刚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尽其道矣。”( [3] , p. 726)五爻位既是君位也是天位。程颐爵位之位的这套观点,依然以尊君为基点,把君主和天的权威关联起来,这点当然不是程颐的创见,也是符合其所处时代的普遍认知的。上文已经提及其实王弼也对爻位的尊卑做过讨论,只不过在王弼看来爻位的尊卑与阴阳的属性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单独拿出来讨论。所以,其实王弼和程颐在分析具体问题上的最大分歧其实是三爻,王弼认为是尊位,程颐认为是臣位,这是完全相反的。像如五爻作为君主之位来看待关于爵位之位的存在,《易传》也确实有相应的表达《文言》“居上位而不骄,处下位而不忧”,《系辞》“圣人之大宝曰位”,“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这些表达都显示出了类似爵位的观点,至少应该说他们指的绝对不是阴阳之位。因此可以说,爵位之位在易传中肯定是存在的。不过这个义项在《易传》当中的表达,肯定不如《程氏传》这样普遍、无处不在。
程颐的这些“位”的理论,最重要的不是对于单个爻的地位,而是要重视各个爻之间的互动。前文已经说明程颐把二、三、四爻当作臣,五爻当作君。所以在具体的卦中,例如二爻和五爻的君臣呼应,四爻的“近君”,都是程颐展开分析的重要基础。这样的一种思路,才充分的体现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在不同的卦象(情景)下起到不同的作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程颐虽然重视爵位之位,但对于阴阳之位也十分重视,这在下文分析也可以得出。
3. 《程氏传》中《既济》释义
既济的卦象是离下坎上。《程氏传》中说“各当其用,故为既济,天下万事已济之时也。”( [3] , p. 1017)就既济卦本身,其实有着相当好的含义。程颐对《既济》卦象的观点就是“时既济矣,固宜贞固以守之。卦才刚柔正当其位,当位者其常也……阴阳各得正位,所以为既济也。”上文已经阐述了程颐对于“位”的观念,这里很明显说的是阴阳之位。既济是天下大事都成功的时候,这也恰好对阴阳当位的卦象形成了呼应之势。
此处程氏传前后矛盾,前面先说“小者尚有亨也”,后面又说“不能无小未亨”,纵观程氏传本卦大义和版本(覆元本“尚”下小注:“一有未字。”),应该漏一“未”字,应为“小者尚有未亨也”。这是程颐相对于《周易正义》的创见(正义认为通过小者亨,可以说明大者亨)。既济指的是天下大事成功的时候,一开始是比较吉祥的,因此说“初吉”,但如果不能够按照义理取法圣贤行事,最终还是无法逃避“终乱”的结局。这就是整个卦象的主旨。正如后续传文所说“既济之初,而能止其进,则不至于极,其义自无咎也。”因为既济本身是个好的状态,所以要努力阻止事情忘后面的爻发展,这就奠定了整个卦的基调。
初九的爻辞是“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3] , p. 1019)传文认为初爻(阳)和四爻(阴)作为内卦和外卦的第一爻相应,而内卦离卦又代表火,因此初爻有进取之义。“曳其轮,濡其尾”分别对于车和兽都有阻碍前进的意思。这一爻本身带有前进的趋向,但因为是《既济》之时,前进无度难免有“悔咎”的结果。位于初爻的时候就要懂得适可而止。六二的爻辞是“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3] , p. 1019)《程氏传》非常重视二爻和五爻的对应关系,这里也有体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应九五刚阳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 [3] , p. 1019)但因为九五已经处于既济之时,很难再有任用贤臣的意愿,因此六二就处在贤臣不被任用的地步。不过既然行的是中正之道,即使此时不行,也总有行的时候,因此有“七日得”之说。这里体现了程颐对于君臣关系的独特看法,与《周易正义》的见侵于两阳爻是完全不同的。这里九三爻辞是:“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3] , p. 1020)九三以刚居刚,所以能“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但因为用兵一旦不当很容易贻害百姓,因此“唯圣贤之君则可”。“三年克之”体现了这件事的艰难。因此在此时不能使用小人,不然会造成大的祸患。这一爻的传文可以说体现了程颐与民休息的思想,也是他对于宋代政治观察的投射。六四的爻辞为“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3] , p. 1020)六四属外卦坎卦,属水。因此以船打比方。《程氏传》和《正义》都认为“繻当作濡”,六四靠近九五君王,因此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持住《既济》的状态,就要“舟有罅漏,则塞以衣袽”,以做到“防患虑变”。九五的爻辞是“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3] , p. 1021)在这里,程颐认为:“东邻,阳也,谓五;西邻,阴也,谓二。”再结合象传“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 [3] , p. 1021)的说法,这里的时指的是时势,对于卦爻来说,就是在整个卦中所处的位置。之前已经说过《既济》一卦所有爻都是当位的,因此行中道,有中正之德。但六二在下,还有进取的空间。所以受福更多,但九五已经没有前进的空间了,因此就算行中道,也只能保证不退步而已。上六的爻辞为:“上六,濡其首,厉。”( [3] , p. 1021)上六也属于坎卦,因此还是以水做比喻,“濡其首”就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了。这就是《既济》之终,虽然仍然属于《既济》,但已经无法长久了。
4. 《程氏传》中《未济》释义
未济卦象为坎下离上。关于未济作为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一卦以及未济与既济的关系,《程氏传》都有专门的论述,其先引用《序卦》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3] , p. 1022)因为万事万物的变化是不可能的穷尽的,所以以《未济》作为结束。《既济》除了天下大事已经成功之外。还有“既济矣,物之穷也”的意思。既济,代表着事物穷尽,事物穷尽而没有变化,就不符合周易生生不息的道理。所以《既济》之后,后面接着就是《未济》。《未济》就是没有穷尽,以此为结束是符合周易生生不息的道理的。同时从卦象上来看,《未济》以离卦为外卦,坎卦为内卦,火在水上,因此不相为用,因此《未济》也有事不成的意思。按照“当位”的观点,未济卦与既济卦正好相反,所有爻都是不当位的。因此就要“观其处不当之象,以慎处于事物,辨其所当,各居其方,谓止于其所也。”( [3] , p. 1023)看到不当的情况,就应该谨慎处理事务,分辨它们应该处于的位置,使它们处于应该在的位置那里。但这并不代表《未济》是完全不吉利的卦象。“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 [3] , p. 1022)程颐认为,这里的柔指的应当是六五爻,六五爻以柔居尊位,但居于阳位并且与阳爻相呼应,“居刚而应刚”,在《未济》的时候,可以说是亨通的。而且此卦虽然处于《未济》,但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就能使其往可济的方向发展。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阴阳都相应,“当未济而有与,若能重慎,则有可济之理。”( [3] , p. 1023)
卦辞有“小狐汔济,未出中也”的说法,程颐认为这指的是九二,九二处于坎卦的中位,即“险中”。“未出中也”就是还没有离开危险的意思。但九二上应于六五,所以会跟从六五。果断像“小狐”一样渡河,但因为遭遇濡尾,所以不能渡河成功。初六爻辞为:“初六,濡其尾,吝。”( [3] , p. 1024)初六作为阴爻,处于坎卦之中是非常危险的,但上应于九四。“处险则不安其居,有应则志行于上。”( [3] , p. 1024)但因为九四也不当位,并非中正之才,不能进行援救,所以初六会有濡尾的危险。九二的爻辞为:“九二,曳其轮,贞吉。”程颐认为对于未济的时候,是君道衰微的时候,而九二代表的臣子居柔得中,尽管阳爻本身有进取之义,但是处于阴位,所谓能够本着恭顺的立场辅助君主。这就是程颐非常推崇的九二和六五之间体现的君臣之道。六三得爻辞是“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3] , p. 1024)程颐认为,六三处于阴柔不中正的地位,因此无法自己逃出险地,但因为上方有阳爻的呼应,因此如果能够敢于涉险,在阳爻的呼应下也可以出于险地(坎卦)因此“利涉大川”。九四的爻辞为:“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3] , p. 1025)九四已经离开了坎卦的险地,未济卦也已经过了一半,是有可济的方法的。这就是所谓“失位因得时而解凶” [4] ,只要做到贞固就能吉而无悔。伐鬼方是一件困难的事,所以要三年才能成功,有赏于大国。六五的爻辞是:“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3] , p. 1025)在程颐看来,六五已经是相当吉利的了,“居刚而应刚”,虚心而有阳爻的辅佐,是文明之主。“柔而能贞,德之吉也”,六五已经到达可济的程度了。上九的爻辞是:“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3] , p. 1026)上九是刚在上、明在上,刚极明极,能够做出果断而正确的判断。但因为上九已经处于未济的极点,所以并没有可济的希望,唯一能做的就是“乐天顺命”。但如果饮酒自乐过度,以至于“濡其首”,也不是正确的行为。
5. 《程氏传》中《未济》与《既济》的对照
《未济》和《既济》都是有坎和离组成,只不过一个是离下坎上,一个是坎下离上。坎代表水,离代表火,因此两卦都是水火相济之象。这也是两卦被医家用作理论依据的原因。把两卦对照起来看,也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在分析这两卦的时候,不能坎卦本身有险阻的意思。既济卦本身有天下大事已经成功的意思,因此坎卦在上,随着时势的变化进入坎卦,会越发凶险,虽然仍处于既济,但已经有不少危险的兆头了。但未济卦正好相反,因为是未济,一开始自然是十分凶险的,所以坎在下,但随着事物的发展,就能逐渐摆脱危险的境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是既济的九三和未济的九四都有提及伐鬼方的例子,虽然所处时势不同,但坚持中道,都能够取得好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其实这两句爻辞中的伐鬼方讲的是同一件事,如李光地所说:“《既济》《未济》皆以高宗言者,高宗商中兴之君,振衰拨乱、自未济而既济者也。”( [5] , p. 206)不过但从解说义理来看,倒也无伤大雅。程颐还非常注重爻之间君臣关系的对应,上文已经提及,“程颐赋予这些爻位以政治内涵,即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其‘位’:将五爻视为君位、尊位;二、三、四爻视为臣位、卑位;初与上爻视为无爵位之人。” [6] 但要说程颐最重视并且在既济卦、未济卦中体现最明显的还是二和五对应的君臣关系。虽然既济是成功的时候,但君臣关系反而不如未济中九二和六五好,这也体现了程颐思想中君臣关系的隐微之处。
《既济》和《未济》两卦处于不同的时势中,程颐在解卦时,重视各个爻所在的位置。不同的位置都有不同情势下需要注意的问题,但最关键的就是其中的君臣关系,尤其九二和六五(六二和九五)的君臣关系。九二和六五,臣子相对更强势,创造出的局面却能超过六二和九五,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北宋皇帝优待士大夫的情况,程颐也是认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于雄猜之主反而有所顾虑。这样的君臣“当位”的思想,也与程颐自身的所处的时代有关。
6. 《未济》与《既济》中程颐的“君臣共治”理想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解读出了《程氏传》中的君臣关系蕴含了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在现实情况下,九二和九五很难同时存在。九五对应的刚明之君,在现实历史的条件下,并不多见,经常见于开国之君,因为只有这样的君主,再加上能臣的辅佐,才能够做到开创不世功业。也就是说这时候往往是九二和九五的组合。正如程颐所说“以阳刚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阳刚中正之臣相辅之,不能济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阴柔之助,济天下之难,非所能也。”( [3] , p. 899)无论是从义理还是现实来说,九二和九五的组合,都应当是理想的组合。但既然如此的君主并不多得,对于更多的中常之君,程颐认为,就必须要有有能力的大臣辅佐。
程颐主要生活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朝,这正是北宋政治较为开明,士大夫活跃的时代。熙宁四年(1071),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为与士大大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有精英主义的色彩,但是确实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对于自身地位的看重。而这样的说法,也能印证北宋政治的开明。
余英时也指出北宋的政治文化与前代有一个不同的特质,就是“君臣共治”,相对于前代臣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相应的宋代士大夫也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他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说“‘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视为宋代‘士’的一种集体意识,并不是极少数理想特别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它也表现在不同层次与方式上面,更非动辄便提升到秩序全面重建的新高度”( [7] , p. 219)对于“君臣共治”,《程氏传》也有相应的表达。程颐在《乾》卦九二爻注有“君亦利见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九五爻注有“圣人既得天位,则利见在下大德之人,与共成天下之事。”( [3] , p. 696)这两爻体现了九二和九五理想情况下的互动,君臣之间良好的配合,最后能够成功。同时,这样的措辞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程颐的“君臣共治”思想。
考察北宋仁、英、神宗三朝的环境,一方面边患严重,西北方向西夏一直对宋有巨大威胁,这一时期对西夏用兵频繁。除此之外,天灾也十分频繁,加上经常被人提及的“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也导致了巨大财政赤字问题。北宋王朝中期,存在着客观的不利条件和大量的积弊。著名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但也都没能成功。某种意义上,这样一个时代就是典型的“未济”的时代。
程颐作为一位哲学家自然有其超越时代之处,但无论他是否有意为之,他对《未济》的解读都暗合了他所处的时代。尤其是仁宗朝,正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弱君配合强臣的时代,虽然不能成就大事,真正挽救积弊,但是通过对于人才的任用,也可以修养生息,给后续的开拓进取提供基础。六五和九二的配合,在王朝中期确实可以较好地守业。面临六五在位,君主并非特别优秀之时,九二也就是贤臣、士大夫的作用就要充分体现,这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如高宗伐鬼方这样的例子,“未济”中也隐含着“既济”的可能性。
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对应也说明《程氏传》在君臣关系问题上,确实有其独到之处。程颐虽然在《程氏传》中坚持着尊君原则,但是六五与九二强于九五和六二的组合就足以说明,程颐对于贤臣作用的看重。在没有贤臣的情况下就算君主能力强也是无济于事的。这充分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是“君臣共治”思想的重要体现。在传统的君臣权力结构下,也只有六五和九二之间这样的弱君贤臣的配合,才能最好体现“君臣共治”的特点。《程氏传》中的“君臣共治”思想也足以给后世儒家带来足够多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