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对于智力发展的关注逐渐增加,不仅聚焦于个体的一般智力发展,注重对情绪智力发展的各因素的研究。情绪智力一般有两种定义,一是能力模型定义,该定义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能力,是利用知识推理,解决问题以及利用情绪促进认知的一种能力(Mayer & Salovey, 1997)。早在1997年,萨洛维和梅耶就确立了情绪智力理论的四因素模型,主要包括对情绪的觉知,情绪思维,对情绪的理解以及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绪的能力。在此定义中,情绪智力属于心理能力的范畴。另一种定义是以巴昂和戈尔曼为代表提出的混合理论模型,内容包括社会和情感两方面,他们扩展了情绪智力的概念。首先,戈尔曼在1995年对梅耶与萨洛维的理论进行延伸,认为情绪智力是影响个体的社会技能的发挥的一种心理品质。而巴昂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系列影响个体成功应对环境,需求和压力的非认知能力,胜任力以及技能。他们都认为情绪智力不仅是一种能力,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中的是综合性的技能。在此概念上,情绪智力涉及了个人和社会层面,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对于情绪智力的概念进行定义,大部分都是在以上学者理论基础上拓展的。首先,徐小燕和张进辅(2002)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非认知性的能力,倾向于巴昂与戈尔曼的观点。卢家楣(2005)从能力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这是一种心理特征,是人以情感为操作对象的一种能力,主要的成分是情感,对情感的感知与理解。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国内学者更倾向于将情绪智力作为一种能力,大部分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
情绪智力既然作为一种能力,它是能够被测量的,在过往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对其量表进行修订,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情绪智力量表。其中有大部分量表是在梅耶萨洛维的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在Schutte等 (1998)编制的情绪智力量表(EIS)中,主要包括四个维度,分别为情绪感知,情绪自我调控,调控他人情绪,共有33个项目。而Wong和Law (2002)编制的量表(WLEIS)适用于职场的情绪智力量表,是基于四维模型而提出的量表。国内学者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也制作了很多情绪量表。首先在许远理(2008)的《情绪智力问卷》总共包含146个项目,共18中情绪能力;张辉华和王辉(2011)的《情绪智力问卷》是用来调查企业管理人员的情绪智力,包括四个维度。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于情绪智力的测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很多研究也是在这些量表的基础上开展不同的研究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进展。情绪智力作为一种影响个体有效适应环境的一系列情绪的社会性知识和能力(寇彧等,2006),在每个年龄阶段的发展也存在差异,在不同阶段也会有独特的影响作用。
因此,在以往的国内外的研究中,都有关于情绪智力展开研究,并聚焦将其作为前因变量与中介变量为主展开研究。本文将从不同年龄阶段对情绪智力的研究展开综述,对这些研究进行述评,并且基于尚未解决的问题,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2. 幼儿情绪智力发展现状
情绪智力在婴儿时期形成,同时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成熟。在以往研究中发现,3~6岁幼儿的情绪智力总体处于较高的水平。但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差异,4~5岁年龄段的幼儿的情绪智力之间是存在性别差别的。同时,不同年龄段的情绪智力的各个维度的发展也是存在差异的。
2.1. 幼儿情绪发展的环境因素研究综述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周围环境对于儿童情绪智力的发展,以及情绪智力的培养。目前,部分的研究集中于儿童生长环境主要的成人——父母。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探究了大班幼儿的父母教养方式,情绪智力以及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了情绪智力在其中起到了不完全中介作用(于跃,2016)。而后在2022年有研究以3~5岁幼儿家庭为研究对象,利用量表与问卷调查法,探究家庭环境,父母教养压力与幼儿情绪智力发展及关系。结果发现,首先幼儿之间的情绪智力发展存在差异。同时,家庭环境,父母教养压力与幼儿情绪智力是显著相关的。且娱乐性家庭的环境能够负向预测父母教养压力以及显著正向预测幼儿情绪智力(冯海英,王丁丁,2023)。在Cho和Lee (2017)的研究中发现,父母使用智能手机的自我评估以中介的形式,影响着智能手机的使用对于儿童的问题行为和情绪智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电子产品的使用成瘾与情绪智力发展之间是成负向关系的,同时父母使用手机的自我评估程度能够削弱成瘾带来的不良影响。作为幼儿发展另一重要的因素,在交往过程的同伴关系,也与其情绪智力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一概念下,情绪智力也作为一种非技能认知,对于后期就业情况和生活满意度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冯亚等,2019)。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利用情景故事法考察了幼儿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以及利用同伴提名法了解儿童的同伴关系发展。同伴的关系与个体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存在相关关系,主要表现为同伴关系较差的幼儿多采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反之则相反(周梦婷,张金荣,2015)。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家长对幼儿情绪智力的影响较大,同时这个阶段的儿童初步与社会接触,与他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家庭与学校。因此,以往研究均从这两方面入手。在对于孩子的教育,我们也需要注重家长教养方式与学校教育对于儿童情绪智力的影响。
2.2. 幼儿个体因素与情绪智力关系及其培养研究综述
在儿童自身发展领域中,有研究(陈禹萌,2020)表明情绪智力与个体的心理韧性之间有相关关系。研究中探究情绪智力中的组成成分,共包括6项内容。通过对情绪智力在不同心理韧性水平儿童间的发展进行分析,且对二者关系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最后得出幼儿情绪能力能够正向预测幼儿心理韧性,是具有影响作用的。
在情绪智力作为结果变量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情绪智力的培养(隋莉晖,2004;张春燕等,2008)。这其中包含了其与音乐之间的关系,结果证明音乐活动作为自变量的干预作用是有效的(卢春歌,2018)。在过往研究中,也有研究表明在分享阅读的情境中,也有利于幼儿的情绪智力的提升(梁曦,2018)。
对儿童个体因素与情绪智力的关系研究较少,目前研究仍集中在对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在对儿童情绪智力培养的研究,对未来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通过儿童处在前运算阶段的特点,其思想仍是较为形象的,因此从美育与德育的角度,开展对儿童情绪智力的培养。
3. 青少年情绪智力研究现状
青少年时期儿童情绪智力正在快速发展,此时个体的情绪智力发展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与所接触的环境之间产生相关关系。因此,在国内外研究中,多集中在青少年情绪智力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了解二者的关系,进而从各个方面提升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性以及社交能力。
青少年情绪智力的影响研究综述
目前,大部分研究都以青少年的情绪智力为自变量,分析其对个体的身心发展的影响与关系。由于该阶段儿童的情绪能力迅速发展,但社会经验的不足,导致了他们在社交方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在这其中情绪智力对个体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且大部分研究都以青少年的情绪智力与问题行为为主要研究主题展开研究。有研究对于小升初学生的情绪智力与其抑郁焦虑的产生进行追踪研究,结果表明情绪智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过渡期少年的抑郁焦虑行为,且亲社会行为起到了中介作用(徐浙宁等,2019)。在Cuesta-Zamora等人(2018)对于青少年自身产生的身体不满意度与进食障碍症状与情绪智力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情绪智力能够帮助青少年处理与他们身体之间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身体问题。通过掌握一些情绪调节的技能,能够进一步帮助儿童与青少年解决饮食上的障碍问题。在对中学生的攻击行为的研究中也发现了情绪智力的作用(夏锡梅,侯川美,2019)。Inmaculada Méndez (2019)探究了情绪智力的一些维度能够多大程度上预测青少年的欺凌的表现。利用横断研究的方式研究,最后结果得出在情商教育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增加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教育,进而减少这样的行为出现。基于我国背景之下,有研究表明情绪智力与中学生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道德推脱这一中介作用的影响。在其他研究中,研究者还发现青少年的攻击性与个体情绪之间的关系,还可能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内的互动是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力量,它会影响儿童感知解释他们在社会环境面临的事件以及反应(黎志华等,2012)。
情绪智力在作为一种能力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常常与学生的学习有着一定的关系。由于具有较高的情绪智力水平的个体在解决相关问题的知识水平也普遍较高。在过往研究中就表明学习者的情绪智力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数学成绩,对相关概念的理解能力较高(Ugwuanyi et al., 2020)。在学生考试焦虑方面,情绪智力也在考试焦虑与学习倦怠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情绪智力在其中起到了“认知评价”的作用,该因素能够在考试焦虑与学习倦怠之间相互关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刘芳,2019)。Jolić Marjanović等(2021)研究发现,战略性的情绪智力能够有效地预测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建立了三种不同的模型,研究战略性的情绪智力中的语言智力和人格对于个体的学业成绩的影响。
作为另一研究热点,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也得到了很多的关注。首先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就探究了家庭功能在以自尊和情绪智力为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对初中生幸福感的影响(魏秀蓉,2019)。家庭功能能够通过情绪智力正向地影响初中生的幸福感。Luna等人(2019)也发现通过体育运动的教育,能够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与情绪智力产生影响。以此证明了该教学方案在教学中的应用。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了青少年早期的幸福感基于个人的发展,其中情绪智力与个人情感起着关键的作用。研究通过对自然群体的横向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三者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三者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情感中介了情绪智力与个人幸福感的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早期的个人情感技能的训练能够增加主观幸福感(Salavera & Usán, 2022)
青少年情绪智力研究目前相较于其他年龄阶段,是一个研究热点。由于青少年的情绪发展不稳定,所以他们的情绪智力的发展有助于他们在与他人相处过程处理好相关关系。对于以往的研究,我们也不难发现,大部分研究集中于该群体的问题行为进行探究,关注情绪智力与该阶段青少年出现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也促进他们在相关问题解决能力的提高。
4. 大学生情绪智力发展研究现状
4.1. 大学生情绪智力发展特征
根据大学生个体差异,情绪智力在不同的个体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总的来说,大学生的情绪智力总体发展水平是向好的(冯晓杭&龚丹丹,2018)。在不同研究中,大学生群体的情绪智力的个体差异也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一般来说,大学生情绪智力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学者王晓娟等人发现低年级大学生情绪智力好于高年级大学生。对于性别方面存在的情绪智力的差异,不同学者根据研究环境的差异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正是由于不同个体之间存在各方面发展的差异,不能单一地断定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具有代表性,仍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4.2. 大学生情绪智力与社会行为关系研究
近五年对于大学生情绪智力的研究较少,且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对大学生社会行为的研究。由于大学生初入社会,其社会性行为也刚刚发展。情绪智力在其社会性的发展中也是尤为重要的。从大学生对社会适应的角度来说,情绪智力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大学生的适应能力产生影响。在温兴盛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压力知觉能预测社会适应,而情绪智力与压力知觉显著相关。从而推断出,情绪智力能通过压力知觉的不同而影响社会适应(温兴盛,何培宇,李玉林,2019)。基于情绪智力的能力的角度,也有研究者指出情绪智力中的调节情绪的能力能够对个人求职成功产生影响(Mittal, 2020)。因此,该研究认为自我的情绪评估在求职过程中是值得被注意的,在毕业大学生对未来的职业规划与确定目标职业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于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感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大部分研究结果都表明了情绪智力会负向预测个体的社交焦虑,这其中也存在着自尊等因素的作用(王阿宁,2020)。在这些研究中,情绪智力因素常作为中介变量,且不仅仅从正面对情绪智力进行探究。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就从大学生负性情绪与状态焦虑之间的关系入手,探究情绪智力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情绪智力中的情绪注意与负性情绪对焦虑状态的作用(Guil et al., 2021)。这也体现了对情绪智力研究的多面性。
从总体来说,大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与个体的特征都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在身心发展也比青少年的发展更为成熟,所以大部分研究聚焦于其社会性发展,帮助大学生个体更好适应社会形势而提出了一些见解。
5. 职场员工情绪智力研究综述
情绪智力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领导的情绪智力对于外部各因素的影响,该研究在国外较多。首先是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在Hsu (2022)年的研究中探究交易型领导与情绪智力之间的关系,发现这其中员工的创新行为起到了中介作用。在对服务性领导的研究中,也存在与其情绪智力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型的领导中介了情绪智力与发展目标取向之间的关系(Lee, 2019)。该研究对于体育管理机构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该研究也表现出了情绪智力研究的广泛性,对情绪智力的研究涉及了多种职业。在领导性别的相关研究中,也有学者对于女性领导的情绪智力进行研究。总而言之,目前对领导情绪智力大部分都集中在不同类型的领导对于员工的各方面的影响,在对于改善领导方式对企业发展有一定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另一方面研究来看,大部分研究对不同种类工种的员工的情绪智力的探究,大部分集中在两类群体,教师与护士。由于教师与护士都是高情绪劳动要求的职业,他们都需要充分调配情绪资源从而应对不同的情境。而若个体所存有的与情绪相关的自身的因素不足以支撑个体面对职场上的不同的情况,就不利于个体的工作发展。大部分研究也集中在对个体情绪劳动,职业倦怠(张娇&程秀兰,2022),工作绩效(倪洁,2022)等方面。在陈也等(2022)的研究中,在资源增值视角下,研究护士的情绪劳动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在此研究中,个体的资源主要指的是情绪智力,心理资本,职业价值观等因素。研究结果也表明,情绪劳动在个体资源使用与患者满意度起到中介作用。护士拥有的相关资源越多,其情绪劳动所消耗的资源就会得到一定的补偿,从而正向预测患者的满意度。主要是情绪智力对生活的影响。情绪智力与情绪劳动的关系。
6. 小结与展望
从以往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聚焦重点。在幼儿时期,由于个体的情绪智力发展尚未成熟,主要集中在对儿童密切接触的家庭环境入手,探究儿童成长环境中各因素与儿童发展情商发展的关系。再根据该阶段儿童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的认知方式,研究有大多集中在娱乐活动与情绪智力的培养,对于学校的培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青少年时期,个体在情绪发展较为成熟,但仍然存在半幼稚性。因此在针对该群体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问题行为的探究上,同时,该时期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个性有关性的心里也逐渐成熟,各研究也开始这些心理因素与情绪智力之间的关系。
在大学生阶段以及职场员工的情绪智力发展的研究中,从大学生对职业选择,职业适应力,以及创业相关内容,过渡到职场员工产生的工作倦怠,工作满意度以及情绪劳动。这样的研究趋势展现了人一生的发展,从原来为踏入社会对于未来职业的规划与适应,到后来面对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可见,情绪智力在个人发展中也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我们的行为也有密切的关系。但过往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希望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实对情绪智力的相关研究。
第一,尽可能增加对与情绪智力的追踪研究,对存在一些相关问题的个体提供有力的帮助。再进行研究综述的过程中,不难发现目前有很多研究均集中于情绪智力与外界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且大都进行横向研究。在2022年的一项追踪研究中,探究情绪智力对青少年的心理适应的影响,研究注重时间因素,认为时间是个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情境之一,因此对12~16岁的初中生分别间隔三个月进行三次追踪研究(麦哲豪等,2022)。在未来的研究可以适当扩充对情绪智力的追踪,并能提出相关的发展建议。
第二,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丰富研究方式。在日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以调查问卷以及量表的方式进行。在问卷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个体主观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而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采用实验研究的方式,以更加严谨的方式探究情绪智力与个体各方面发展的关系。
第三,对于职工的情绪智力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领导的情绪智力或是特定的工作群体的情绪劳动与工作各方面的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丰富研究主体。从目前的就业形势与社会现状来看,个体在职场上出现的相关焦虑或是压力问题也可能与我们情绪智力发展相关。情绪智力与我们对社会的适应和处理情绪与生活上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多关注情绪智力与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促进其更好地面对现实困境。
第四,由于目前情绪智力的相关量表,结构并未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各研究使用的量表有所不同,导致结果也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人口变量上的差异上,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果有所不同。在未来研究中探究情绪智力的结构和维度,使得情绪智力量表的等值。同时,可以进一步探究情绪智力内部的结构以及各因素所处的水平,以期形成一个最佳结构,对于实践方面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