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门罗的短篇小说以日常生活中细微记录的形式，其中包含对生活的体悟和人性的思索，以小见大。门罗被称为当代契诃夫，她总能在短小的篇幅中提供纵深视角，通过对“时间的精妙处理使其总能在有限的叙事空间中展现出复杂的生命体验” [1] 。
短篇小说《逃离》讲述了女主人公卡拉厌倦了原生家庭的生活，而离家出走，嫁给了马术教练克拉克，婚后依靠经营马场维持生计。然而琐碎、压抑的婚姻生活，让卡拉难以忍受，并在西尔维亚的资助下逃往了多伦多。在逃往的路上，卡拉选择折返，放弃了逃离，回到了丈夫身边。国内外学者不乏有从女性主义、自传性特征、以及从叙事学等视角进行研究，但从双重叙事进程的视角去分析文本的较少。本文试图从双重叙事进程的角度去挖掘《逃离》中暗含的女性异化主题，即卡拉看似顺应了父权制，回归了琐碎的日常生活，但是父权制对女性的限制是无处不在的。同时暗含了门罗对女性逃离的反讽，逃离的最后是无处可逃。平行又隐蔽的隐性叙事进程提供了更多主题意义、丰富了人物形象和为读者带来更多的审美价值。
国内叙事学学者申丹提出“从亚里士多德对情节的关注到当代学者对叙事进程的探讨，批评家们往往聚焦于以情节中不稳定因素为基础的单一叙事运动” [2] 。国外学者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将叙事进程定义为“一个叙事建立其自身前进运动逻辑的方式，而且指这一运动邀请读者做出的各种不同反应” [3] 。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将精神分析与叙事学结合“将叙事视为阅读过程中，文本‘内部能量、在张力、冲动、抗拒和愿望’构成的动态系统” [4] 。申丹认为“迄今为止，在研究整个文本叙事运动时，关注对象是以情节中不稳定因素为根基的单一叙事进程” [2] 。同时，申丹创造性地提出了“隐性叙事进程”：在不少叙事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进程，一个是情节运动，也就是批评家们迄今所关注的对象；另一个则隐蔽在情节发展后面，与情节进程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义上与情节发展形成一种补充性或颠覆性的关系 [2] 。并认为在整篇文章中，显性和隐性叙事进程互相平行，情节发展本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 [5] 。挖掘隐性进程这一与情节并行的叙事暗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与主题。
2. 显性叙事进程之女性逃离主题
在门罗短篇小说《逃离》以卡拉的两次逃离为情节发展。卡拉在原生家庭中是被忽视的，她不受重视，她的父母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她的亲情关系淡泊。遇见克拉克后，卡拉希望逃离自己的家庭，嫁给克拉克去过一种真实生活，而不再依附家庭，她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但此时她还是涉事未深，这一次的逃离多少反应了她的幼稚和不成熟。正如她母亲说“他会伤了你的心的，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6] ？卡拉出走后，收到了唯一来自母亲的信，信中说“你都不明白你抛弃掉的是什么” [6] 。卡拉将第一次逃离视作是追寻“真实的生活”，“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 [6] 。
然而，卡拉在嫁给克拉克之后发现婚姻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幸福，小羊弗洛拉丢失后，卡拉再也忍受不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他什么时候都冲着她发火。就像是心里有多恨她似的。她不管做什么都是做得不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说错的。跟他一起过真要把她逼疯了。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疯了，有时候又觉得他疯了” [6] 。在得到西尔维亚的资助后选择了出走，开始第二次逃离，但在出走的大巴上，卡拉认为克拉克仍在其生活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无法真正的离开克拉克，于是其又选择了回归。在显性叙事进程中，卡拉的逃离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选择逃离父权制的掌控，去追寻自己心中理想的生活。
3. 隐性叙事进程之女性异化主题
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想要逃离父权制是《逃离》的显性主题，但当我们仔细研读，会发现另一隐性主题，即父权制下女性的异化，以及女性最后无处可逃的根本原因。
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是“某物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与某种曾属于它的他物相分离，以至于这个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于本来拥有它的某物相对立的一种状态” [7] 。当物质扭曲人性，使人性本质丧失，此时人就处于被异化的状态。马克思首次将“异化”这一哲学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并提出了劳动异化的四个方面：劳动对象(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质的异化、劳动与劳动者以及人与人关系异化。“当资本主义不断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造成的结果是情感与理智、个人与政治的分离” [8] 。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发展使得女性异化成为必然。
3.1. 女性作为妻子的异化，受困于男尊女卑的枷锁
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里分析了作为政治制度的父权制，她认为两性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男性运用父权制在各个方面对女性进行控制，资本主义的到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女性的自我意识也逐渐增强。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下，女性受到了压迫，女性作为妻子在无形中被异化了。“工人在异化过程中被迫同自己的劳动过程和产品相分离，而女性和工人一样，由男性控制” [8] 。
父权制让女性处于附属地位，卡拉为了从原生家庭中出走，投靠了克拉克。克拉克是男权社会的代表，对待卡拉一直用暴力和家长式命令的方式，统治着卡拉。克拉克所代表的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而卡拉就像小羊弗洛拉一样，一直顺从，听话。
卡拉在婚姻生活中逐渐被异化了，她编了一个关于贾米森先生的谎言，只是为了激发克拉克的兴趣。“她急切地想讨他喜欢并刺激他，同时也使自己兴奋起来” [6] 。而克拉克试图让卡拉利用此事起诉贾米森先生，以分得诗歌奖的奖金。“他(克拉克)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教导她，她试着转移话题，可是他紧紧咬住不放” [6] 。父权制试图控制女性，抹杀女性作为独立个体所拥有的价值，但是女性渴望证明自我价值。卡拉不愿意听从克拉克的建议，并且已经烦透了他这么说。小羊弗洛拉丢失后，卡拉再也无法忍受克拉克的火爆脾气，和一尘不变枯燥的婚姻生活。卡拉试图逃离充满野兽气息，没有公道的婚姻生活，这代表了女性意识对男权思想的挑战，是女性异化的一个象征。当卡拉决定逃离了以后，她开始意识到一味的依靠男人是行不通，她得自己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实现经济独立。她开始想摆脱“他者形象”，她的女性意识再次觉醒。
克拉克从来没有把卡拉当作一个独立完整的人，卡拉的回归更加使克拉克确信他自己这一观点，他只认为卡拉是他的妻子，是受他支配的。我们可以从他质问西尔维亚的对话看出：
“我来是要告诉你，我不喜欢你干涉我跟我老婆的生活。”
“可她还是个人呢，”西尔维亚说，虽然她知道自己最好是缄默不语
“不光是你老婆。”
“我的天，是这样的吗？我的老婆也是一个人？是吗？多谢提醒” [6] ……
《逃离》中对卡拉被异化的隐性叙事进程的描写，体现出门罗对当代被异化女性的关注以及对造成这种异化的男权社会的讽刺。
3.2. 女性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异化
在没有被异化之前。卡拉是一个天真、开朗、活泼、乐观的女孩，她与西尔维亚的相处中，她带给西尔维亚很多温暖。“卡拉正在精力充沛地喷着水擦着玻璃，当她见到西尔维亚在看她时，便停下活儿，将手臂大大地张开，就像贴在那儿的一个十字架，并且还做出了一个滴水檐怪石兽似的鬼脸。两人都笑了起来，西尔维亚直觉得这阵大笑像股嬉闹的溪流，贯穿她的全身” [6] 。西尔维亚很喜欢和卡拉一起交流，也与卡拉相处的很愉悦。
但是卡拉第二次逃离回归之后，逐渐与西尔维亚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漠和残酷。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使人异化为极端冷漠、残酷和以自我为中心的非人，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思想情感，是矛盾冲突的关系 [9] 。卡拉回归家庭后，面对西尔维亚·贾米森太太，不再有昔日的友情，仿佛是陌生人似的。她把贾米森太太的信捏成了一团，接着她在水槽里将它点燃。“她打开水龙头，然后铲起这些黑黑软软、让人憎厌的东西，放进马桶用水冲掉” [6] 。卡拉在人与人关系中，处于弱势，想要逃离，却无处可逃。
贾格尔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女性在各个方面承担了异化” [10] 。卡拉最终面对的是无法逃离的困境，无法真正实现自由。这说明必须彻底消除性别等级制度，尊重性别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女性的解放，才能使女性逃离于父权制的压迫。
4. 隐性叙事对显性主题的挑战
隐性叙事进程是与情节并行的一种叙事运动，是情节后面的一股叙事暗流。隐性进程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间接性，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些看上去琐碎离题的细节组成。“当我们发现有的文本成分从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足轻重时，不要轻易将其放置一边” [2] 。同时，“隐性进程不断挑战显性进程，引导主人公与其初衷逃离背道而驰” [11] 。隐性进程的发展在主题上构成了反讽性，并挑战了显性主题。
在小说的开头，描写的是西尔维亚太太从希腊度假回来的情节，“在汽车还没有翻过小山——附近的人都把这稍稍隆起的土堆称为小山——的顶部时，卡拉就已经听到声音了。那是她呀，她想。是贾米森太太西尔维亚从希腊度假回来了” [6] 。开头这一情节看似与主题无关，甚至颠覆了逃离的主题，暗暗构成了一股叙事暗流，与卡拉最后结局的“回归”相呼应。
在《逃离》中不乏有对一些看似离题的东西的描写，例如关于“活动房屋”的说法问题：“卡拉还从来没怎么看过活动房屋，对这种东西她也不这么称呼，像她父母一样，她认为这么称呼是装腔作势。还有人住在拖车里，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一辆拖车跟别的拖车还能有什么区别。可是当卡拉搬进来，选择和克拉克生活，她便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了。从那时起，她开始用”活动房屋“这个说法，而且注意起别人是怎么装修和布置的了。他们挂的是什么样的窗帘，他们是怎么油漆饰条，又是怎么搭出很有气派的平台、阳台和附属披屋的” [6] 。对活动房屋的描写，看上去对于情节发展无足轻重，琐碎离题，但是却暗含了门罗对女性逃离的反讽，卡拉想要逃离家庭，去寻找真实的、自由的生活，但原生家庭的观念却无时无刻印刻在她思维模式中，印在骨子里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逃离的。
小羊弗洛拉是贯穿《逃离》整篇小说的一个意象，门罗通过对小羊弗洛拉的描写，映射出卡拉的命运。弗洛拉出逃后又莫名回来，看起来温顺，实际上阴晴不定，难以捉摸。“山羊的脾气是很难捉摸透的，”克拉克说，“它们看着挺温顺，其实不真是那样。特别是在长大之后” [6] 。隐性叙事进程中，弗洛拉是卡拉在残酷的父权制社会下、枯燥的婚姻生活中唯一的陪伴。“她不开心的时候，马儿们是从不正眼看她的，可是那只从不拴住的弗洛拉却会走过来挨蹭她，而且那双黄绿色眼睛里闪烁着的并不完全是同情，倒更像是闺中密友般嘲讽的神情” [6] 。小羊弗洛拉是卡拉的化身，刚被克拉克带回来的时候它完全是克拉克的小宠物，在马厮里呆久了之后，弗洛拉更依赖卡拉，弗洛拉的结局暗含了卡拉的结局，对弗洛拉的描写，颠覆了显性的逃离主题。如果卡拉选择逃离，那必然走向毁灭。
同时，门罗在《逃离》中对天气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天气的变化，也暗含卡拉心态的转变。小说的开篇即描写了没完没了的下雨天，“早上醒来，你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雨声，很响地打在活动房子屋顶上的声音” [6] 。天气不好，卡拉和克拉克马场的生意也变差了。卡拉和克拉克生活的地方是“特别潮湿、特别没有生气的地角” [6] 。潮湿的天气使卡拉的生活变得沉重和压抑。婚姻的枯燥让卡拉忍无可忍，最终决定出逃。而值得读者注意的是，卡拉在决定第二逃离后，天气就突然变得很好。当卡拉回归家庭后，没完没了的雨便彻底停止，一直持续晴朗的好天气，同时马场的生也变好了，克拉克的态度也有所转变。门罗通过描写天气的转变，在隐性叙事进程中，挑战了显性逃离的主题，说明了女性终究无法逃离父权制的压迫，女性所谓的逃离家庭不是解决问题的原因，而回归现实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
5. 结语
本文结合申丹的叙事学的理论对门罗《逃离》的双重叙事进程进行了分析，隐性进程的背后暗含了女性“无处可逃”的命运。反映了门罗对女性生活的关注。对隐性叙事进程的关注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更加有助于探索作品的不同主题。门罗用她细致的观察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女性情感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试图捕捉生活的本质。同时，也暗含了对女性命运的哲思。正如门罗自己所说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只有直面生活，才能获得最终的安定。
致谢
感谢上海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我提供的优质资源，感谢我的导师张雯老师对我的悉心培养，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