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欧陆现象学解释学家,维特根斯坦是英美传统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二位在学理层面上的共同点是克服形而上学,其方法上的各有不同,维特根斯坦是语法分析,海德格尔是语言建构存在论基础。
2. 关于海德格尔对语言与存在关系的初期思考
自从存在主义的哲学潮流兴盛起,人也有了一个抽象的理性的本质,从而反驳形而上学的规定。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 [1] 用死亡来规定人,死为何如此重要?因为人类能够以死为死,这是一种筹划,人有了对未来的认知。为了探索“此在”与“在世”的源初遭遇,海德格尔曾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sagen的概念,中文通常译为道说,德语中的sagen的意思和英语中的say大致相同,句子中往往出现说话的具体内容,也就是由语言功能的多样化所决定的。海德格尔虽然在早期并没有对语言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但是他已经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道说”的存在,并且意识到语言的危险性。
《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上,海德格尔选用了《智者篇》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说的:“当你们用到‘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柏拉图:《智者篇》,244) [1] 存在问题在希腊时代振聋发聩。语词和语言包含着源初经验。源初经验和语言相关,它在语言的转译之中会丢失和变成另外一种形态,海德格尔希望这种力量能够迸发出来被所感知,于是将希腊文的原文呈现出来。“存在的意义问题”的表述和胡塞尔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意义和显现息息相关,讲意义的时候是源初的显现和源初的被给予,回到存在的源初经验上。曾经轰动的问题变成现在可有可无的问题,问题悬在那儿却不会使我们不安,所以海德格尔重提这个问题,时间,作为一个基本的视野,使得存在者在里面呈现出来。对存在问题的追问,最终得到的是时间性。
为了重提存在问题的顺利进行,海德格尔引入“此在”概念,并对此在的生存活动进行生存论分析,让此在自己“道说”出自身的存在。他指出,此在是通过语言抵达的存在,而沉默也是一种语言,沉默进行的是比语言更为有效的方式。他不强调从工具性上来理解语言的本质,因为工具改变了对象,而语言正是它的本质。我们谈论的不是语言,而是事物。语言会说话,但不会被说。思考语言的本质需要停留在语言之中,停留在语言中就是让语言说话。言而有物——人在说话,显现的是事物。本真的“道说”是显示,让万物各归其本是,因而,“语言的本质存在恰恰在对自己掉头不顾之际,才愈发使它所显示者得到解放,回归于现象的本己之中。” [1]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适当的”言说,也就是海德格尔提到的本真的言说中,语词消失之后出场的才是事物,我们听到的不是语词而是向我们显现的事物。言而无物,我们才觉得词藻堆砌,我们被无意义的语言压迫,只剩空洞且无意义的words。海德格尔文中的“方法”常常与“道路”(methodologie)相关,哲学家要走的不是敞亮之路,而是穷途末路、窘迫之路。恰在这窘迫之路(aporia)上,必要性(notwendigkeit)才能被激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就把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和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并提出“可能性优先于现实性”的思想。“首要的关系不是语词和事物的关系,而是:语词就是事物的关系;言词把每一物拥入存在并保持在存在里,就此而言,言词本身即是关联。” [1] 本真或不本真取决于是不是言之有物。
3.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界限”分析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论点是:“要述说整个世界的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能够说的必定是世界的有限部分。这种看法原来可能是用符号体系提示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它就更有利了,因为一种好的符号体系有时候就像一位活的教师一样有那种精确性和提示性。” [2] 于是,只有我们能够处在世界之外的时候,即,整个世界对我们来说不成其为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从能够谈论整个世界的事物。我们的世界对于某些能从世界之上来俯瞰的高级的存在物来说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无论它怎样有限,它不可能有限,因为在他外一无所有。“维特根斯坦拿视野来做对比,我们的视野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视觉的界限,正因为在此之外没有东西;同样,我们的逻辑世界没有逻辑的界限,因为我们的逻辑不知道在此之外的东西。” [2] 这些想法未免有一些唯我论的色彩,从原初的角度来看,没有“视觉的界限” [3] 未免是不可认同的,因为我们的视野决定了我们视觉的界限,但是对世界的界限是不存在的;同样,我们的逻辑世界由于主客观的存在而有了主体间的逻辑界限,而在探讨主题内部的逻辑的界限时,逻辑的界限又消失了。
语言与思想在本源的意义上是联系的,然而,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必须提出一个主体问题。所以对发出语言的主体的确定是对语言本身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内容。从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主体的看法着手,可以进一步理解二者对语言哲学解释的实质。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主体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无论是谈到语言表述,还是论及到思考与不能思考的东西的时候,都涉猎了一个主体设定的问题。语言的这个主语就构成了语言的主体。在他看来,能够表述的说与不能够述说的说的划分实质上是凭借语言的主体划定的界限。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主体就是指我或自我。划界是以自我为必要条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我的世界的界限。” [2]
世界可以说是我的世界,维特根斯坦把我的世界解释成是一个比通常意义上“世界”范围更小的世界。“自我不是指心理意义上的自我。” [2] 维特根斯坦再三强调了这一看法。在他看来,哲学上有价值的见解在于可以从非心理地去说明自我的意义。哲学上自我不是指人,也不是指日常心理意义上的灵魂,更不是指经验意义上的肉体。倘若自我是这样规定的话,那么这种自我就可以成为能够表述的存在了,继而也就失去了其必要的划界前提的规定,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哲学上的自我是界限。自我只能是形而上学的主体。他所提出的自我是超验的,只能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才能谈论,而不能在经验的层次上去把握。这种形而上学的主体是无法表述的。他曾以一个例子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当你说这里的事物和眼睛及视野完全一样,但是你没有看到眼睛本身。所以,形而上学的主体是无法表述的。只有据此,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坚持唯我论的底蕴所在。他指出:“实际上唯我论所指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它不能说出来,而是能表明出来。” [2] 唯我论是一种正确的哲学方法。唯我论完全适用于他所言之的主体,但是唯我论是不能够被述说的。
4. 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之比较分析
与维特根斯坦相似地一点,海德格尔也赞赏从唯心主义方面去研究语言的主体问题。他明确表示,只有凭借唯我论,才能完成对的语言现象学与解释学两者相结合的理论建构。他认为“人是自由的,人类的语言可以通过诗文来进行描述,人真正的自由不是在伦理生活中获得的自由,而是人本身就具有的,人只要存在,就有选择的自由尤其是使用语言的自由;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在说话,话在说人。” [1] 在相同的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表明本质(存在)表达在语法中;海德格尔表明本质和存在都在语言中说话。“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伸展多远。” [2] 这不仅仅是“唯语言主义”可以一语了得。他们二人的意思不是——我们怎么说,现实就成个什么样子。而是说,语言里所凝聚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语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只能那样来述说现实。海德格尔把这一思想结晶在“语言自己说话” [1] 这一警句里。我们首须倾听存在之言始能说话。海德格尔表明,通过此在是通过语言的方式进行的存在,而沉默进行的是比语言更为有效的方式,而沉默也是一种语言。就本质而说,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语言。
4.1. 维特根斯坦:警惕语言陷阱
维特根斯坦表示:“一种原始的哲学把名称的全部用法浓缩进了某种关系观念,同时这种关系也就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关系。” [2] 语词和对象相应,语词表达对象,这是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就像欧基里德空间一样。即使语言哲学家在原则上并不赞同这种成见,在思考具体问题的时候仍然可能经常套用这个模式。海德格尔也有类似的说法:“首要的关系不是语词和事物的关系,而是:语词就是事物的关系;言词把每一物拥入存在并保持在存在里,就此而言,言词本身即是关联。” [1] 本真或不本真全在于是不是言之有物。他在《存在与时间》里就把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和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并提出“可能性优先于现实性”的思想。维特根斯坦也从一开始就已经洞见,语言把世界转变成了一个可能的世界。“在命题里,我们仿佛用试验方法把世界装到一起。” [4] 现代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对意义理论的批判和对生活形式的强调所表达的只是语用学、语境学的关注。他对用语和语境联系的细致入微的注意迷惑了这些读者。事实应当是相反的情况,他对语用学语境学没有任何兴趣,通过几乎貌似琐碎的细节所考察的恰恰是高度形式化的规范问题。对灵感现象和遵行规则的现象做出区分之后维特根斯坦曾提醒读者:“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灵感的经验和遵行规则的经验,而是‘灵感’和‘遵行规则’的语法。” [2] 维特根斯坦的方法不单单体现了某种个人风格。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考实践——不再在概念之间滑行,而是在粗糙的地面上寻找路标。然而,发现规范,不就是在形形色色的表达后面、在语言的历史演变后面发现某种深层的不变的东西吗?我们不是最终还是要乞灵于逻辑的必然性吗?规范(logos)是给定的,因此它是先验、必需遵循的。这里体现的是语法和逻辑的本质区别。
语言是给定的,但不是超验的给定而是历史的给定。我们的语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我们把“绿”单单用作颜色词而不同时把它用作长度词?把“疼”限制为一种感觉而不同时包括引起这种感觉的东西?这里不是逻辑在起作用吗?是的,如果“疼”一会儿指一种感觉,一会儿指一种颜色,我们的语言的确会变得非常不合逻辑。而这首先是说,我们的语言将是一团混乱,不再是一种适合我们使用的语言。语法的逻辑来自生活的逻辑。语言给予我们的不是一堆事实,而是连同事实把道理一起给了我们。我们的语言如其所是,是有道理的。给定了这些道理,我们必须这么说而不那么说。但并没有什么逻辑必然性迫使我们的语言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另一个样子。
4.2. 海德格尔:回到语言自身
海德格尔后期语言思想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获得了进一步思考,试图突破西方哲学关于“语言”的思维定势——在语言哲学的发展中有许多理论派别,但仍没有将语言从工具的定位中解放出来。语言仍是用具式的附着在人的意识行为的使用过程中,而海德格尔试图追溯语言的源头,不再用一些概念和命题将语言的本质归纳出来。甚至在文本一开始就道出语言究竟是什么,重新给语言以“定位”:“人说话。我们在清醒时说话,在睡梦中说话。我们总是在说话。哪怕我们根本不吐一字,而只是倾听或者阅读,这时候,我们也总是在说话。甚至,我们既没有专心倾听也没有阅读,而只是做着某项活计,或者只是悠然闲息,这当儿,我们也总是在说话。我们总是不断地以某种方式说话。我们说话,因为说话是我们的天性。说话首先并非源出于某种特殊的欲望。” [5] 这里已经开始显露出海德格尔所提及的“道说(Sagen)”具备一种无声性的特点,也即“寂静之音(Gelaut der Stille)”, [5] 与以往对语言的论调是大不相同的。
海德格尔此处亦是受到老子“虚静”思想的影响,“圣人的虚静是排斥语言的。” [6] 海德格尔也曾多次在与其师的书信中提及《老子》原文中的选段,并且做了德文译文,可以感觉到这个“寂静之音”与老子思想中的“大音希声”有着惺惺相惜的联系。而“虚”与“静”是中国哲学中形而上之道与现实之间贯通的一条便捷通路,海德格尔亦借此试图突破西方哲学关于“语言”的思维定势。
4.3. 日常语言与诗意语言之区分
语言的建构概念与海德格尔解释学方法的“去先验化”特征的结合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语言的物化,相对主义,以及理论和世界观之间的不可比较性。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最终都源于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石:本体论差异,或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区别。如果存在决定着实体,那么,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意味着“意义决定着指称”, [7] 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对存在的理解的变化带来了这种理解所设想的实体的变化,因此,导致相对主义和不可比较性。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本质从逻辑转化为语法,海德格尔把语言的本质理解为具有历史性的存在之言,两者息息相通。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法是通过日常交往语言传给我们的;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之言是由思者和诗人承传下来的。这里二人分道扬镳。海德格尔从来不喜寻常。常人,常态,常识,都是他挖苦的材料。日常的种种话语,集合为Gerede,列为此在沉沦三种基本样式之首。后来他又明确断称“日常语言是精华尽损的诗”。 [8] 他之所欲强调诗,并非出于浪漫主义的遐想,而是从学理方面上,特别地强调基本言词的力量和语言的开启作用。
5. 小结
虽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二人的教育背景以及思想渊源都大不相同,方法与风格迥异,但他们的根本争论却能感受到一种共同的关切——对人类的存在和知识的有限性的关切:如果逻各斯是历史传承的遗产,我们仍然有绝对正确的认识论理解吗?如果意义是通过语境来解释的,那么生命有终极意义吗?“上帝”死了。这有什么关系?对与错的区别何在?如果是的话,应该由谁来做最后的决定?除了绝对之外,如何不陷入“相对主义”呢?从广义上讲,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的问题。
总体而言,海德格尔强调的是存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而维特根斯坦则强调生命形式和语言游戏的演化。当下宗教、道德、艺术、政治甚至科学面临着的挑战亦从两者的论证中获得启示。有限是现代人必须接受的一种命运,正因为此在的有限性才会产生意义的问题,也只有从有限出发意义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我们不再用上帝无所不知的眼睛、从绝对的角度看世界,而是用人类的眼睛去看世界。
致谢
感谢为本文提供指导的李红霞副教授、何宝申副教授。
感谢苏州大学哲学系诸位前辈和同侪。
感谢所引用和所提供研究思想的资料、文献的所有者。
最后,将最深沉的感谢献给我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