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老龄化趋势变得逐渐严峻，“创建积极老龄社会，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受到了学界和全社会的重点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有三大发展方向：健康、参与和保障。
对生活满意程度进行评价，可以作为评价老年人生活品质与幸福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可以将老年人的生活状态、目标等反映出来，实现各方面的综合判断，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与良好的社会参与等显著相关，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参与会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进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所以，本文在探究老年人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自评健康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在理论上有益于揭示老年人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内部作用，在实践上可以通过对自评健康进行干预，从而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对建设积极友好型老龄社会具有显著的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老年人社会参与界定及特点
近几年，随着“积极老龄化”这一理念的出现，老人的社会参与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成为热点话题之一。邬沧萍、王高(1991)将“老有所为”界定为：老年人在其自身能力范围内，主动参加社会发展活动，并对其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1] 。杨宗传(2000)认为社会参与能够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发展带来经济价值 [2] 。在Aleksej等(2002)的研究中，社会参与被认为是老年人生活品质的一个主要指标 [3] 。Cai(2021)研究表明，社交参与能够改善老人的认知水平，缓解老人的社会及家庭压力 [4] 。
综上所述，本文将老年人“社会参与”定义为老年人根据自己的愿望和能力，选择各种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益的、与生活交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活动。本文所研究的社会参与包括政治参与、志愿参与和劳动参与。
2.2.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自21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多是针对老年人等群体上，并在心理学、老年学等领域受到广泛关注，调查结果显示，有很多因素会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与国内相比，国外学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起步更早，国外学者首先提出了老年人比年轻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Cummins RA (1997)把生活满意度和精神生活联系起来，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对精神生活品质的综合评估 [5] 。孙鹃娟(2008)将生活满意度界定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态度，从本质上讲，生活满意度是一种对老人精神生活状态的概括，也是一种对满意程度的表达 [6] 。根据姜晶梅和张承训(1999)的研究，对老人生活满意程度的影响最大的是经济收入和孤独 [7] 。张竞月、许世存(2021)研究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8] 。李建新与刘保中(2015)的研究表明，通过对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调整后，城乡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仍然有较大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来自于城乡老人的社会心理特征，也来自于城市与乡村的宏观政策背景 [9] 。
因此，通过学者们的研究可知，老年群体会比年轻群体有着更高的满意度，本文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定义为一种可以真实地反映出老年人目前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一种比较稳定的情感态度。
2.3.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本文的自评健康包括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刘灿泳和罗娟(2020)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参与度的提高，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也随之提高 [10] 。丁志宏(2018)调查结果显示，各类活动对农村高龄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且参与种类愈多的农村高龄老年人，其身体状况愈好 [11] 。赵涵、向远、裴丽君(2021)的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家庭交往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均有一定的相关性 [12] 。陈洁瑶、方亚、曾雁冰(2021)指出，不同形式的社会参与对于老人的精神健康有一定的作用，并且具有一定的交互作用，因此，通过增加老人的社会活动，增加老人的家庭生活，可以改善老人的正面情感，减少负面情感的产生 [13] 。何文炯，张雪，刘来泽等人(2022)发现，个人中心型能够显著减轻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但其改善效应还不够大，并不能对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个人中心型对于乡村老年人的改善效果更加显著；家庭中心型的城镇老人相对于低参与性养老模式更有可能产生抑郁等 [14] 。
综上，虽然学界从不同的方面研究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一致，社会参与能够显著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2.4.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学界多从年龄和特定群体等角度探讨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效应。Min (2008)的研究表明，在工作中，老年人的自尊、生活满意度、情感稳定性等都会得到明显的提升 [15] 。Almedom (2005)的研究表明，社会参与能够降低老年人的认知障碍，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16] 。Croezen等(2013)发现，社交参与能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情绪，较多的社交介入可降低忧郁感 [17] 。李宗华、张风(2012)对农村空巢老人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参与差异是影响这类群体生活满意度的第二大主要因素 [18] 。成红磊(2018)研究结果表示社会参与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 [19] 。刘庆(2020)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参与能够显著提升我国流动人口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自我效能感也起到了中介作用 [20] 。李丹(2019)研究结果表明，空巢老人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非空巢老人 [21] 。因此，学界认为社会参与会显著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并在不同的群体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围绕老年人社会参与、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三者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大多数集中于两两关系的研究上，基于此，本文以2018年CLASS数据为基础，基于活动理论，将中国老年人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将社会参与分为劳动参与、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主观健康分为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从这三个部分中，提取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本论文尝试运用中介效应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探究自评健康在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影响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促进积极老龄化。
3. 理论基础及假说提出
本文选取活动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老年人活动理论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提倡老年人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当老年人离开熟悉的社会集体和工作岗位之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能够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它是响应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方式，基于前文分析得出，社会参与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本文的社会参与分为劳动参与、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因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H1a：劳动参与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H1b：政治参与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H1c：志愿参与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结合老年人活动理论，本文进一步认为社会参与能够通过影响老年人的自评健康进而影响其生活满意度，自评健康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即老年人通过积极的社会参与，能够有效促进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而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因此提出第二和第三个假设：
H2a：自评身体健康在劳动参与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H2b：自评身体健康在政治参与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H2c：自评身体健康在志愿参与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H3a：心理健康在劳动参与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H3b：心理健康在政治参与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H3c：心理健康在志愿参与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下面为中介效应关系分析框架图，如图1所示。
4. 数据、模型和方法
4.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以下简称CLASS)，本研究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全国134个县(区)的462个村庄进行调查，共收集了11,418份个体问卷和462份社区调查问卷。在此基础上，根据本论文的研究目的，通过对变量的筛选、缺失值的处理，得到了7733份有效样本。
4.2.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生活满意度，问题为“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答案采用李克特量表来测量，对变量进行重新赋值，很不满意和比较不满意合并为1，一般赋值为2，满意和很满意合并赋值为3，无法回答的样本已做缺失值处理。
4.3.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社会参与，主要分为劳动参与、政治参与以及志愿参与三个维度来进行测量，所有答案皆为二分变量，不参与赋值为0，参与赋值为1。其中，在劳动参与部分，采用问卷中的“目前您从事有收入的/活动是什么?”这一问题；在政治参与部分，采用问卷中的“近三年您是否参加过本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投票选举？”这一问题；在志愿参与部分，本文将其定义为老年人的志愿参与活动，采用问卷中的“请问过去一年中，您参加以下活动的频率是？”这一问题，问卷回答包括社区治安巡逻、照料其他老人/小孩(如帮助购物、起居照料等)、环境卫生保护、调解邻里纠纷、陪同聊天、需要专业技术的志愿服务(如义诊，文化科技推广等)活动。在上述活动中，只要过去一年参与过一个，就可视为参加了志愿行动。
4.4. 控制变量
本研究以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年收入、文化程度为控制变量。年龄按照出生年份进行计算，年收入取对数处理，性别、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编码为二分类变量。其中，在“性别”变量中，0为男性，1为女性；在“婚姻状态”变量中，“无配偶”编码为0，“已婚有配偶”编码为1；在“受教育程度”变量中，原始变量是不识字、私塾/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按照1-6的顺序进行编码。
4.5. 中介变量
本文所涉及的中介变量为自评健康，其中包括“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而“自评身体健康状况”的使用问题则是“您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以李克特5分量表为测量工具，分值越高表示被调查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满意。“心理健康”使用问题为“接下来想了解一下最近一周您的心情”中的12个小问题，将所有问题得分进行汇总，其中，对1、4和9个问题的选项号做逆序处理，使得所有回答得分越高都代表老年人心理状况越严重。
4.6.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分层回归方法检验社会参与对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分析软件为Stata17软件。
5. 研究结果
5.1.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整体上讲，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者占68.51%，生活满意度低者仅占6.01%。如表1所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占比不高，其中，在社会参与中，劳动参与比例占调查总体的23.51%，政治参与比例达到最高，但仍然没有超过半数，占调查总体的41.58%，志愿参与比例占调查总体的34.01%。
在劳动参与方面，男性参与率明显高于女性；政治参与方面，男性参加政治选举比女性稍多；在志愿服务方面，男性和女性所占的比率几乎没有差别，这或许与中国“男性为外，女性为内”的传统观念有关。男性需要劳动来获得家庭收入从而维持整个家庭的日常开销，同时，他们也想要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女性也更乐于参加一些社会志愿活动等。
城市老年人政治参与与志愿参与所占比重均显着高于农村老人，但在劳动参与中乡村老人所占比重高于城镇老人。这可能是由城市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多参与社会志愿活动的机会，更想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城镇老人更多地选择参与政治和志愿活动，以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而农村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更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使是老年生活，也想通过工作获得更多的收入。无论在社会参与的哪一个方面，已婚有配偶老年人的参与率都高于无配偶老年人，这可能是因为有配偶帮助分担家庭，才得以有空闲的时间进行社会参与。
Table 1.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older persons
表1. 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
5.2. 社会参与、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三者间的关系
在7733名老年人中，自评身体健康与劳动参与、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成正相关；心理健康与劳动参与成正相关，与政治参与、志愿参与及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生活满意度与劳动参与不相关，与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呈正相关，因此假设H1a被否定，假设H1b和H1c得到验证，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social participation, self-rated health and life satisfaction
表2. 社会参与、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三者间的相关性分析
***代表1%的显著性。
5.3. 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分层线性回归的方法探讨老年人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两种模型，在模型一中，加入了劳动参与、志愿参与、政治参与三个变量；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之上添加了控制变量。当模型1不考虑控制变量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志愿、劳动及政治参与有显著相关。模型2中，加入控制变量后，劳动参与并不显著，控制变量中的居住地区、婚姻状况以及年收入都呈相关关系，如表3所示。
在模型1中，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志愿参与、劳动参与和政治参与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皆有显著性相关。在模型2中，老年人劳动参与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现不显著性。这可能是由于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纠正了劳动参与虚假的显著性。进行了劳动参与的老年人可能更愿意专注于好好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不愿意像年轻时候那么劳累地工作，实际上，只有那些做着相对来说轻松且工资相对可观工作的老年人才会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对生活的满意，因此在模型没有得到改进之前，才会显示出虚假的显著性 [19] 。根据相关和回归分析的结果，自评身体健康、志愿参与、政治参与、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均存在显著相关，符合中介效应的前提条件，而劳动参与的分析结果均不显著，因此在中介效应分析时剔除此变量，假设H2a和H3a被否定。
注：*p < 0.05，**p < 0.01，***p < 0.001。
5.4. 自评健康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如何对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本文按照判别中介变量的三个标准程序，采用逐步回归法分别检验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否具有中介效应 [22] 。
回归结果如表所示，在对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是否能够提高生活满意度进行单独回归时，两者都对提高生活满意度具有强显著的正向影响；把自评身体健康放入同一模型中进行回归时，志愿参与、政治参与和自评身体健康仍然具有强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参照的中介变量的检验程序，在检验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是否对促进身体健康进行单独回归时，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对促进身体健康具有强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自评身体健康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参与志愿和政治活动不仅对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通过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以间接的方式对其产生影响，因此假设H2b和H2c得到验证，如表4所示。
根据参照的中介变量的检验程序，在检验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是否对促进心理健康进行单独回归时，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对促进身体健康具有强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越多，心理越健康，心理健康也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参加志愿与政治活动既直接作用于个体生活满意度，又通过作用于心理健康而间接作用于个体生活满意度，因此假设H3b和H3c得到验证，如表5所示。
Table 4.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s on physical health
表4. 身体健康中介效应结果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5. Results of mental health mediating effect
表5. 心理健康中介效应结果
***代表1%的显著性。
5.5. 异质性分析
不同地区、性别、婚姻状况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可能都不相同。为了研究社会参与对不同年龄、性别和户籍居民生活满意度产生的影响，本文将整个样本分成3个子样本，即男女、城镇和农村、婚姻状况，并分别对其进行了回归检验。表6报告了不同性别、地域和婚姻状况下，老年人在社会参与方面的回归结果。
Table 6.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表6. 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
***代表1%的显著性。
结合公式
计算可以得出，无论是在政治参与还是志愿参与方面城镇老人对生活满意的程度均高于乡村老人，但是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越多，生活满意度的涨幅要比城市老年人大，这有可能是因为城市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而农村老年人参与较少。但当农村老参与了更多的社会活动，他们可能就感觉到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因而生活满意度会变高。在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方面，老年男性比女性对生活的满意程度高，这有可能是因为男性老年人日常需要通过工作来支撑整个家庭，而日复一日的劳动过于单调，志愿参与和政治参与能够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在精神方面给予慰藉。同上，有配偶的老人比没有配偶的老人更满意，这与以往的调查结果相吻合。由于劳动参与与生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关系，只将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进行回归。
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老年人社会参与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劳动参与，二是政治参与，三是志愿参与，研究不同的社会参与方式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并探讨自评健康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得到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能够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自评健康在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越健康，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越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老龄化人口战略，让老年人享有健康幸福晚年。利用新闻媒体、抖音等平台适度宣传老年人进行志愿和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为老年人营造积极友好的社会氛围，提高老年人参与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和持续性。大力发展“老年志愿者”事业，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志愿者体系，增加老年人与社会交往的机会，实现老年人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将志愿服务与社区相结合，让老年志愿者们更好地参加到基层的社会管理中来，推动建立一个和谐、文明的社区，帮助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发挥余热，降低老年群体的消极情绪，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实现老年群体的社会性和“老有所为”的真谛，社会要为老年人增能，推动老年人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的公共决策，做好充分宣传，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做到让老年人知情选择，发挥老年人的政治作用。
第二，在不同地区、性别、婚姻状况下，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对提升生活满意感之影响有显著差异。与农村老年人相比，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对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女性相比，社会活动参与对男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大；与无配偶的老年人相比，政治和志愿参与对有配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更大。
首先，应创造更多的农村老人参加社会生活的机会，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我国农村基层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会参与程度远低于城市，但由于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因素的影响，乡村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也会有所提升。因此要不断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该协助村委会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提供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活动设施和器材，偶尔组织适合老年人的活动，为老年人提供棋牌室、阅读室、舞蹈室等，大力培养农村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带动农村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其次，进一步打造适老化娱乐空间，创造老年人生活舒适圈，大力开展无障碍升级改造，建设各种类型的老年人活动场所，适度组织适合老年人的活动，创造社会参与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