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否会影响子女成为“城市隐形贫困人口”?——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Does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Influence the Likelihood of Children Becoming “Invisible Urban Poor”?—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21 Data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仍有城市人群存在非理性消费倾向,致使自己成为“隐形贫困人口”。他们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父母受教育程度与他们是否为城市“隐形贫困人口”存在关系?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21年的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是否为城市“隐形贫困人口”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为城市“隐形贫困人口”的概率越低。研究认为,为避免子女成为城市“隐形贫困人口”,一方面,父母要加强子女的思想建设,为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父母要引导子女理性消费。同时父母也要加强对子女投资理财行为的正确引导。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greatly improved.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a group of urban population with irrational consumption tendencies, thus making themselves part of the “invisible urban poor”. What is the level of education of their parents?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and their status as “invisible urban poor”?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2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on whether their children become the “invisible urban poor” through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education of the parents, the lower the probability of their children becoming “invisible urban poor”.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o prevent children from becoming the “invisible urban poor”, parents should, on one hand, strengthen their children’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set the correct values for them; on the other hand, parents should guide their children to consume rationally. At the same time, parents should also enhance the correct guidance of their children’s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behaviors.
文章引用:张骞. 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否会影响子女成为“城市隐形贫困人口”?——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J]. 运筹与模糊学, 2023, 13(4): 3136-3142.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4315

1. 引言

消费主义思潮在当代社会非常流行,从文化研究观点上来说,消费主义被视为是一种获得愉悦、让人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活动形式。超前消费、过度消费、攀比消费等都是其表现形式,而符号性实际上是消费主义的特征之一。在符号性消费的影响下,现代青年的消费不单纯是为了自己需要,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和欲望。如今,越来越多的商品被附上了各式各样的标签或者说是符号,青年群体购买的实则已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背后的各种符号。如此,他们可以寻找到自己的同伴,与自己地位、身份相同的人群。而在这之中,他们仅仅只是要获得来自社会的普遍认同。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当代国民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价值观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普遍认为当实现高档消费时,自己的身份地位就会有所不同,为此他们会选择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等非理性的方式。可以说他们是消费主义观念上最主要的接受者,若一个人在自身观念上首先认同某样事物,那么大概率就会为之付诸行动。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明显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反对铺张浪费的思想逐渐弱化,并在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个性化、多层次化消费理念正慢慢形成。2018年“隐形贫困人口”一词的出现让国内的某些人群感同身受,他们看似收入稳定或较高,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储蓄甚至是背负各种贷款,在购买商品时,他们对商品的符号价值会更为看重。“隐形贫困人口”作为网络热词,其被定义为:指那些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但实际上非常穷的人。隐形贫困人口大多都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夹心层”中,它无法和享乐主义社会画上等号。而在当前社会,人们对隐形贫困的评论也普遍呈现了贬义的趋势,其主要体现的就是当代中国国民在消费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对此,有不少人对此做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些人指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购物观念,还有一些人批判这是一个畸形的消费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也出现了转型,从原先的“生产型社会”转变为了“消费型社会”,我国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消费主义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人们的消费动力似乎被他们自身的欲望所充斥着。老旧的勤俭节约的理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脑海,渐渐被遗忘。取而代之的便是消费,享乐至上的理念。人们的生活被消费所主导,并且消费的不再仅限于自身的需求,而更多的是欲望,人的需求是有限的,但欲望是无限的。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被这种观念所绑架。

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将家庭教育由传统的“家事”上升为新时代重要“国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为促进其子女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除学校外,家庭作为个人成长的重要空间,对子女形成健康的消费观念举足轻重。家庭背景中哪些因素会对个人的消费观念产生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家庭从哪些方面可以对个人的消费观念产生引导作用以避免其成为“隐形贫困人口”?这些问题值得关注。

2. 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隐形贫困”早在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们在消费社会贫困人口的研究当中就已提出。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对消费社会的穷人来说,最关键的社会定义为不完美或是暗含缺陷。换句话说,通常所谓贫穷的消费者实际上是那些条件准备不够充足的消费者” [1] 。鲍曼认为体系中的“穷人”并非绝对的,而是在消费过程中在综合资源方面表现出相对不足的人 [2]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在其著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在传统生产社会中,消费能力是阶级地位的体现,然而当今社会中,消费是对下层阶级的安慰剂:“物,成为对那些无法改变(阶级地位)个人或群体的一种补偿”。隐形贫困人口是一种精神上和价值上的“自我泅渡”。2018年4月24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隐形贫困人口”是社会夹心层的自我美颜》,该文章指出隐形贫困人口可理解成一个人的消费水平走在了他的收入水平之前 [3] 。罗峰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隐形贫困人口”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特质:第一,工作生活于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之中,这一类人有着相对丰富且较高的生活质量;第二,支出与收入之间相对而言不均衡,因此尽管收入水平中等偏上(高于或者接近平均收入),但资产及存款近乎为零,甚至负债。第三,一般保持着未婚或单身的生活状态 [4] 。学者李莲等人从社会、文化、经济三个角度分别对“隐形贫困人口”展开分析,他们一致认为当代国民是社保制度的受益者,他们把自己挣来的钱“毫不吝惜”地都花在了自己身上。人们的态度、观念变为了时光易逝,要把握当下,及时行乐。不可否认的是“符号消费”让青年混淆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 [5] 。

家庭背景通常是指父辈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因素。徐伟民从政治、经济、文化3个角度解读家庭背景,其中政治背景用家庭社会地位、个人威望等衡量,经济背景用职业、收入等衡量,文化背景从受教育程度、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等方面衡量 [6] 。李丽等人的研究发现家庭阶层地位、父母教育程度及家庭经济条件都对认知及非认知能力有显著影响 [7] 。蔡蔚萍的实证研究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 [8] 。宋爽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学历、受教育程度、家庭资源会对个人的数学学业产生影响 [9] 。在实际情况中,家庭背景因素不仅包含上述因素,还包含亲子关系、家庭氛围、管教方式等内容。

综上,上述学者们的研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许多启发性的观点,探究家庭背景对个人学习、认知、社会地位影响的研究较多,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从不同角度切入,但探讨家庭背景对个人消费习惯的影响较少。实际情况中,家庭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氛围,对子女身心健康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父母在与子女日常相处、交流的过程中会影响其消费观念的形成。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子女是否为“隐形贫困人口”。

2)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子女是否为“隐形贫困人口”。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中的城市“隐形贫困人口”,本文对于“隐形贫困人口”的定义为:收入难以覆盖支出的人群。在剔除无效样本和缺失样本后,最终得到1287份有效样本。

3.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通过研究假设来设置理论模型,将城市“隐形贫困人口”(即是否为城市“隐形贫困人口”)设置为被解释变量,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分类变量,本研究选择二元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建模,模型表达式为:

ln ( P i 1 P i ) = α 0 + β x + γ j j = 1 n Controls + ε

其中 α 0 为常数项, β 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x为解释变量(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γ j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Controls为控制变量。模型中,各类变量定义见表1

Table 1. Explanation of model variables

表1. 模型变量说明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Stata15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研究对象“隐形贫困人口”数占总数的15%,多为男性,年龄大多为40几岁,政治面貌多为群众,最高学历多为技校毕业,其家庭经济状况多处在平均水平。研究对象的父亲最高学历平均处在初中毕业水平,而母亲的最高学历平均处在小学毕业水平。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2. 相关性分析

本文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表3显示,父母最高学历与子女是否为“隐形贫困人口”的相关性显著,且为负相关。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3.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注:***p < 0.01。

4.3.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的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父母最高学历与子女是否为“隐形贫困人口”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皆为负,说明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是否为“隐形贫困人口”具有显著的负影响,支持研究假设。父亲最高学历的回归系数(−0.091),母亲最高学历的回归系数(−0.131),都在0.1%的水平上显著。

Table 4. Analysi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4. 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

注:***p < 0.01,**p < 0.05,*p < 0.1。

5. 结论与建议

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综合当下城市“隐形贫困人口”消费倾向的实际情况,为了让城市人口理性对待消费,我们需要健全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同时父母应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对非理性消费应有的认知,建立起理性消费的长效机制,才能将城市“隐形贫困人口”的消费倾向向积极方向发展。

1) 父母加强子女的思想建设,为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基于人的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做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辨定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从而体现人、事、物一定的价值或作用。因此人们的消费观念与他们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价值观会影响消费观。年轻人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可能会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父母加强子女的思想建设,打好基础。当下,由于消费主义仍然对我国产生较大影响,它扭曲了青年人的价值观,使得原本我国传统的节俭、量入为出的观念逐渐被遗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青年消费也确实逐渐从简单走向复杂,即便这是反映社会的进步,但是当代青年也需要深刻意识到消费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消费主义所倡导的享乐、拜金等思想是与我国发展理念相违背的,因而绝对不能够忘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定要将其不断的传承下去。

2) 父母引导子女进行理性消费

当代年轻人在消费时很多情况下不会考虑自身的收入情况,会无节制地进行消费行为,循环往复便会使得他们养成盲目、冲动的消费心理。加之信用卡、花呗、借呗等借贷平台让其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仍旧敢于进行高消费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欲望。然而结局往往是发现自己无法还清债务而导致的恶性循环。因此引导父母青年理性消费非常有必要。何为理性消费?消费者在消费能力允许的条件下,按照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则所进行的消费。理性消费就是消费者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所做出的合理的购买决策,当收入不充裕时他们会去追求商品的性价比。众所周知,我国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这一天是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剁手”去购买商品的节日,通过各种直播来了解商品,从而很可能会出现盲目、过度的消费,甚至消费那些远离自身需求的商品。在这种提倡高品质生活的同时,也应当引导青年一代树立起理性消费的意识,比如远离自身需要的产品就无需购买、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且并非必不可少的产品可以不去进行购买等,通过确定合理的消费结构来约束自己。

3) 父母加强对青年投资理财行为的正确引导

当子女意识到投资理财的重要性后,他们对投资理财的风险防范实则是不够了解的,甚至是一无所知。对于每个青年来说,投资理财需要谨慎对待,虽然理财能够让财富保值增值,但若运用不当,也会出现投资失败而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因此,父母有义务让子女意识到收益与风险并存的概念,以投资理财“过来人”的身份告诫子女去学习更多理财知识,方能避免投资损失。

参考文献

[1] 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消费、新穷人[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
[2] 刘凯强. 被预支的账单: “隐形贫困”青年的消费群像及发展呈现[J]. 学习与实践, 2021(11): 118-128.
[3] 武晓伟, 王成龙, 吴枋泠. “隐形贫困”与青年群体生活态度的转变[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12): 19-25.
[4] 罗峰. 城市青年的幸福与忧愁: “隐形贫困人口”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9): 85-90+36.
[5] 李莲, 王韫梅. 我国青年“隐形贫困人口”的成因及伦理对策初探[J]. 今日财富, 2019(9): 202.
[6] 徐伟民. 家庭背景释义与教育程度细分[J]. 当代经理人, 2006(17): 208-209.
[7] 李丽, 赵文龙. 家庭背景、文化资本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J]. 东岳论丛, 2017, 38(4): 142-150.
[8] 蔡蔚萍. 家庭背景中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4): 63-69.
[9] 宋爽, 郭衎. 家庭背景因素对初中生数学学业成就的影响[J]. 数学教育学报, 2018, 27(1): 52-5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