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各行各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因此翻译人才不断增多。虽然各大高校能够为各大翻译公司提供一定的翻译人才,但其质量参差不齐。实践证明,翻译质量的高低取决于译者的专业技能和力量。因此,为了确保翻译质量,以及更有针对性地培养翻译人才,必须对译者的专业技能和力量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要求。翻译能力始终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所在。目前,国内编译学术界对于翻译能力的定义、构成和培养存在分歧,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有必要对目前的研究进行整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本文参考了知网最近二十年国内外学者对于翻译能力研究的文献,在综述翻译能力概念、构成的基础上,重点阐述PACTE小组提出的翻译能力的内涵与构成要素,简要梳理了国内外基于PACTE小组提出的翻译能力培养的研究现状,并就翻译专业教学中翻译能力的培养提出了些许建议。
2. 翻译能力的概念
翻译能力研究的发展历经了多个阶段,从最初受语言学理论的限制,逐渐转向多元要素应用的观点。近年来,研究又回到了简洁概念的方向。
(一) 翻译能力双语语言观
在国外,学者们对翻译能力的研究早于国内,早在翻译能力被提出之前,就有多种相关概念出现,包括转换能力、译者素质、译文表现、译文技能等(Orozco & Albir, 2002: p. 375) [1] 。这些概念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翻译能力的挑战。Wilss (1976: p. 118) [2] 是一位德国学者,他首先提出了“翻译能力”的概念,即翻译能力即双语能力。在《编译科学》一书中,Wilss进一步提出,编译力量不仅仅是“语文学习的集合观念”和“超语际能力” [2] ,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跨单语综合力量,它建立在作者对原版和译本的综合知识(包括文本–语用知识)之上。他认为,当一个人拥有了双语知识时,他就具有了认识原版并以自身的话语进行翻译的能力。与Wilss持相同或类似观点的还有美国著名语言学家Harris,以色列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Toury。根据Harris (1977) [3] 的观点,翻译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语言技能,它能够帮助人们在学习和使用两种语言时取得成功。而Toury (1984)则认为,拥有双语能力的人更有可能实现翻译和语言转换的目的。除“理解能力”外,“表达能力”和“双语能力”的概念也被广泛应用,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译员更好地理解原文,并且可以互相补充,从而使译员的翻译能力更加完善。
(二) 翻译能力多元应用观
此后在对翻译能力的界定上出现了模糊定义的倾向。为了纠正这一倾向,国内外学者对“翻译能力”这一概念的内涵作了进一步划分(祝朝伟,2015) [4] ,即演化出了翻译能力多元要素化的应用观。
根据Delisle (1988: p. 127)的观点,翻译者的能力应该包括语言技巧、百科知识、理解能力和重新表达能力等四个方面。Neubert (2012) [5] 则认为,翻译能力应该由语言技巧、文本处理、百科知识、文化背景和转换能力五个方面组成。PACTE小组在巴塞罗那自治学院建立了多种翻译能力模型,其中“知识四因说”将翻译能力划分为四个方面,即专家型知识、程序性知识、相互关联的子能力和策略性子能力(2005: p. 610) [6] 。
中国学者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将语言翻译力量界定为五大层次:语句分析和运用才能、历史文化辨别和表达才能、社会审美评判和表达才能、双向转化和表达、逻辑解析和校正才能 [7] 。文军(2005) [8] 指出,翻译能力的构成主要由语言文本技能、策略思维和自我评估三个方面组成。苗菊(2006) [9] 则认为,翻译能力应该包括认知技能、语言技能和交流技能三个方面。金萍(2011) [10] 认为,翻译能力应该由语言技能、社会文化素养和认知才能三个方面组成,这三方面是决定译者成功的关键因素。
(三) 翻译能力极简观
Wilss (1976) [2] 提出,译者力量是一个跨越语言本身的能力,这一概念在后来的定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些学者将翻译问题分为“译者力量”和“接受–产出问题”两类,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翻译问题。Koller (1992) [11] 认为,译者不仅仅需要语言能力,还包括在各种文本中搜寻和挑选翻译背后需要的知识的能力。Shreve (1997) [12] 在讨论“绘制映射”时也提到了Koller的观点。尽管这一观点未被明确提出,但它在多元观中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Pym (2003) [13] 指出,目前尚无一种概念能够完全涵盖译者所应该掌握的所有知识,也毫无必要觉得翻译能力应该是一套完整的语言和音系规范。我们要求的并非一套完整的能力列表,而是一种能够描述译者独有特点的概念,这个概念应该界定为翻译能力。根据Pym (1991) [14] 的研究,译者培训的重点在于培养其创新能力,包括提出一系列目标语文本,并能快速准确地从多种目标语文本中选择最佳译文。他指出,这两个方面是翻译能力独特的特征,是与语言不同的方面。根据Hatim (2013) [15] 的研究,句法、修辞、用语乃至译者市场因素都能够反映出翻译能力的特征,但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多元化的过程,要求从多种备选目的语文本中进行筛选和选择。翻译能力的多元观指出,翻译的本质应该是一种更加具体的概念,而并非一种能够无限地扩展的概念。因此,翻译能力的极简观提倡一种更加具体的概念,以便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
研究翻译能力一直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提高的过程,我们试图从不同角度来理解翻译能力,以便更好地了解它。翻译能力的内涵在不断变化,这与当前的研究模式和发展趋势相一致。鉴于其分类相对系统、完整,且对翻译学界关于翻译能力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笔者将选择西班牙研究小组PACTE“六成分说”这一分类观点进行讨论。
3. 翻译能力的构成
(一) 双语子能力(bilingual sub-competence)
学者对双语子能力的解释在早期是比较简单的图里(Toury) [16] 指出,双语学习能力是翻译转换实践活动的基石,但并不包括翻译转换实践能力的所有,还需要更多的技能和知识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最近,中国学者对于双语能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李思龙(2018) [17] 指出,专业性双语能力是一种重要的语言技能,它可以帮助翻译人员更好地理解专业内容,并且这种能力对于他们的翻译服务至关重要。因此,公司的翻译人员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本科或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具备了有效的解读专业材料的能力。韩淑芹(2020) [18] 对于双语能力有更为深入、全面的阐述。她认为,双语子能力是一种复杂的流程性知识,它关系到话语基础知识、社会语言学基础知识、文本基础知识、语法及单词基础知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完整的语言交流能力,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二) 语言外子能力(extralinguistic sub-competence)
陈朗和徐志萍(2019) [19] 认为,言外能力主要指有关世界的显性和隐性陈述性知识。韩淑芹(2020) [18] 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即言外能力指的是一种能够理解世界的能力,这种力量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含的,它关系到源语和目标语的双语文化认知、有关社会的百科认知以及特殊区域的主体认知。总之,言外能力是一种综合的能力,了解世界上任何一种领域的知识都可以被称作言外能力。作为译者,有意识地从外部获取知识能够更好地理解源文本,从而译出质量更高的文本。
(三) 翻译知识子能力(translation knowledge sub-competence)
翻译能力包括翻译知识能力,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知识能力。李伟、骆潇洋等人指出,翻译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概念、范式和转向,这些都构成了翻译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屈文生(2018: p. 23)指出,翻译技能是人们在实践中对翻译对象和现象的理解和掌握的结果。韩淑芹(2020) [18] 对翻译知识则有更为细致的阐述。她认为,译者技能不仅仅包括对翻译过程的了解,还包括对各种类型译者单位的了解,包括对翻译策略和技巧的掌握。此外,她还会涉及译者职业行为方面的知识,例如对翻译市场的了解,包括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译出要求和目标阅读。
(四) 工具子能力(instrumental sub-competence)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能力研究以多元子能力为主,其中,西班牙PACTE (2011) [20] 认为,工具子能力包括职业译者所需要的信息技术和检索资源等。接下来,有中国学者对工具子能力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张新玲(2017) [21] 指出,工具子功能是指作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够熟练运用各类资源,包含双语词典、搭配词典、平行文本等。此外,作者还需要具有运用先进翻译工具的技能,例如计算机辅助编译程序、语料库、网络词典、质量检测方法、消息检索、译后编辑方法等,以便更好地完成译文任务。韩淑芹(2020)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精炼的解释,即“知道怎么做”(know how)的操作性和过程性知识,包含各类文献资料、消息及交流技术,如词典、百科全书、语言书、样书、平行文本、电子语料库、搜索引擎等,这些专业知识都可以用于译文,从而提高译文效率和质量。
(五) 心理生理要素( psycho-physiological components)
最初,学者对心理生理要素在翻译过程中影响的认知较为浅显。根据Bachman (1990) [22] 的观点,心理生理机制指的是人们在交流时所经历的神经和心理过程。然而,PACTE (2000) [23] 的研究发现,心理生理能力不仅仅包括语言技能,还包括认知技能和其他心理活动技能。而后,学者对于心理生理要素进行了进一步定义。西班牙PACTE小组(2011) [20] 提出,生理心理组成包括认知元素和态度元素,涵盖记忆力、感知、注意力和情绪、求知欲、耐力、批判意识、自信心、创造力、逻辑推理以及分析综合能力等。之后,有学者基于PACTE给出的心理生理要素定义进行了更加全面清晰的阐释。根据严明(2012) [24] 的研究,心理生理机制指的是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神经和生理活动,包括记忆、想象、思维、创造、情感、意识、识别、注意力、偏好、决策和认知等。
(六) 策略子能力(strategic sub-competence)
有关于策略子能力的探讨在学界从未停止过,众多学者也纷纷给出了他们各自的理解。起初,学者们对于策略子能力提出了简单的看法。根据Bachman (1990: pp. 81-107)的观点,策略子能力是指学习者在语言能力不足时,能够通过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来弥补缺失的能力,从而形成策略知识。PACTE小组(2003) [25] 将策略子能力阐释为能够保证翻译效率和解决翻译难题的程序性方法。之后,PACTE小组提出了新的观点。PACTE小组(2011) [20] 提出,策略子能力可以有效地整合各种子能力,从而控制整个翻译过程,包括制定译者计划、确定不同阶段的译者战略、评价译者成果、发现译者缺陷、激发他人译者子能力以及提供失败弥补等。随后,有中国学者对策略子能力给出了全新的看法,为翻译学界研究子能力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李瑞林(2011: p. 49)指出,决策技能是翻译者在翻译流程中最重要的技能,它不仅能够帮助译者做出综合的选择,还能够帮助他们培养出更高层次的思维能力。
4. 国内外基于PACTE翻译能力培养研究现状
(一) 国外翻译能力培养研究现状
Presas (PACTE小组成员)提出,翻译能力的发展是一种从“联系译员”开始,经过“从属译员”“综合译员”的不断深入,最终达到“协作翻译家”的高度(Presas, 2012: pp. 22-25)的流程。PACTE在“六成分说”中提出,双语交际能力就是掌握翻译能力的基石,而转换能力则是译文知识的核心,它与语言外子力量、工具子力量、心理生理要素等都是相辅相成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策略子能力是在不同文本、题材和方向的译文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它们双方影响、作用,最终决定了译文的成败。因此,在译者翻译能力的培养过程中,侧重提高译者的翻译策略能力,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作者的翻译能力,从而提高对应的译文质量。在后续的研究中,Presas (2012: p. 29)指出,学习者的心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将新认知与已有知识融合的过程中,更体现在认知的重新组合和转化的过程中。学习技能不仅仅是掌握陈述性知识,而是要学会如何运用这种专业知识来解决。所以,要提高翻译能力,需要经历三个阶段:1) 学习新的技能,并将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2) 重新组织已学到的技能,以提高转换能力;3) 学习翻译策略。
(二) 国内翻译能力培养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也对翻译能力培养做了许多相应研究。王胜利(2021)强调,毕业论文是一份重要的考核标准,它不仅可以检测学习者了解的知识、分析和解决的能力,更是大学生从事科研工作的起点,因此,毕业论文是决定大学四年本科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其始终在努力建议毕业生使用《教学指南》中的专业文章、实际汇报和研究汇报三个方式来撰写翻译BTI毕业论文。然而,其也在努力将《国家标准》中的译文文章和实际汇报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翻译作品 + 实践报告”的形式可以有效地将PACTE成员的双语技能、语言外技能、翻译知识、工具使用、策略技能以及心理生理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检测和提升学员的翻译技能。
仲伟合和许勉君(2016: p. 4)建议,在CATTI测试中,应该加大与专业知识点有关的客观题比例,包括更多的上机实操部分,以考查学生的工具子能力。此外,应该将国际化、管理、技术写作、译后编辑、排版等语言服务有关专业列入资格考试范畴,以更好地考查学生的实践能力。吴萍和崔启亮(2018: p. 48)提出,为了更好地满足语言服务行业及国家需求,应该设立法律翻译二三级、医药翻译二三级等专业的测试,并且单独制定考试大纲和题目,以便更加有效地考查言外子能力。
许春翎和郭琦(2018)指出,传统的译者方式往往是将知识机器的灌输给学习者,并让他们选择教材中的习题进行实践,然后由教师进行讲解和评析。然而,这种方式并不能显著提高学习者的翻译水平,也很难让专业教学取得一定的成果。传统的翻译课程缺乏趣味性和实用性,根本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对复合翻译人才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可以从课程设置和要求入手,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创新和自主性。随着“互联网+”时期的到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教师和学生应该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将其创新成果融入到学习和研究中,以提高学习效率,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造性,最终实现提高学习者翻译能力的目标。“互联网+”时期,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各种资源,如TRADOS翻译记忆库等,以及各类多媒体工具,以及大量的软件资源和数据库系统,来进行学习研究,以提升他们的翻译能力和开发工具子才能。这正是PACTE编译小组所提倡的理念,旨在全面提升学习者的编译技能和开发工具子才能。
根据韩淑芹(2020)的研究,目前国内对MTI学位论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模式、形式、格式和结构方面,而忽略了工具子技能、策略子技能和心理生理要素的重要性。韩淑芹(2020)提出,MTI院校毕业生的翻译能力测评应该包括3个步骤:入学前翻译技能诊断、翻译学习过程中翻译能力的测评和学生毕业前回顾性测评。为了更好地衡量MTI院校毕业生的翻译水平,她建立了一套“课堂教学评”统一系统,以PACTE模式为基础,帮助学生更好地评估自己的译文水平。这种综合性的框架为翻译能力的定义和培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参考框架,为未来的教育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很重大的参考意义。
(三) 针对国内外基于PACTE翻译能力培养研究现状的反思与建议
本着批判性态度,笔者从搜集到的国内外基于PACTE翻译能力培养现状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后,发现在培养双语子能力、语言子外能力、心理生理要素三个子能力的过程中,无法判断是否拥有这三种能力。大多数学者对此只是泛泛而谈,并不具有实操性。据此,笔者发现无法对以上三种能力的培养进行定量分析,所以重点研究了策略子能力,工具子能力和翻译知识子能力三方面。随着语言服务行业的兴起,译者需要面对更加多样的市场需求,因此翻译知识能力,诸如译者的道德素养、职业要求等是译者的必备技能。此外,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工具子能力则是译者的主要抓手,熟练地使用翻译工具,尤其是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可以使译者的翻译工作变得更加便捷。而对于策略子能力,不仅在整个宏观层面把握整个翻译工作的方向(大到项目的进展,小到具体翻译句子所使用的策略),更能解决一些重难点句的翻译问题。例如,对于死板的机器翻译,译者可以对译出文本进行修饰与润色。
最后,作者认为,在翻译资格考试和课堂教学方面,应该改革CATTI考试内容,将其与当前流行的机辅翻译、语料库和语言服务相结合,以全面考查考生的翻译能力。1) 目前,国内翻译能力的界定主要依靠CATTI考试,但CATTI考试主要侧重于语言能力的考查,不能面面俱到地反映考生的翻译水平。2) 笔者认为可以把项目引进课堂,在培养学生协同合作精神的同时,让学生提前了解翻译市场需求,能够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和环境变化。此外,有些项目需要运用CAT和语料库,通过该方法可以让学生提前练习操作,培养其工具子能力。综上,在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翻译,更要引导学生如何去翻译,为什么要这么翻译。要以具体的难点实例进行课堂教学,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决策子能力,工具子能力和翻译知识子能力。
5. 总结
纵观以上研究可知,目前翻译学界对于翻译能力的概念及构成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定义。而针对基于PACTE翻译能力培养的相关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只是泛泛而谈,理论研究偏多,缺少实证研究,从而对翻译能力教学的实施少有借鉴意义。在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了解翻译的本质,还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翻译实践活动。要以具体的实例进行课堂教学,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策略子能力,工具子能力和翻译知识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