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人类社会存有三种状态,只有财富正在增长的社会是对工人唯一可能有利的状态,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于工人的需求超过市场供给,工人的工资提高,但是两者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和阶级属性对立,在“资本–雇佣劳动”下的劳动者依旧会被异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总体上处于不断增长状态,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抗力量也在随之不断增强 [1],而“资本–雇佣劳动”下的雇佣劳动者制至今依旧是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主导关系模式,劳动者仍没有达到自由解放的目标,探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关于“资本–雇佣劳动”的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2. “资本–雇佣劳动”的对立
劳动是自古就有的一种生存手段。在原始社会时期,劳动者在自然界中进行生产活动,自然界为劳动者提供加工对象和空间,劳动者通过自然界创造劳动产品,并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这些劳动产品一方面用于生存和繁衍后代,一方面可以进行交换。进入封建社会后,马克思认为存在一种地产统治,赋予了土地更多政治性,领主的权势是和土地占有结合在一起的,农奴是土地的附属产物,是领主的财产,所有劳动和产品都属于领主,这时候已经存在异化劳动,存在领主和农奴的阶级对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社会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资本–雇佣劳动”发展成为两者的主导关系模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和谈到的资本定义存在四种:1) “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依据实在法)”;2) “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是资本所有者)”;3) “一定量的积蓄的和储存的劳动”;4) “资金只有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 [2], p. 18-20)。这四种定义总体是从政治、经济上对资本作不同方面的阐述,但都看出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不对等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下,资本家依靠资本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并对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和支配权,由于资本只有给所有者带来利润时才叫做资本,这也一定程度决定了依附资本的资本家的逐利性,经营决断的依据就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又是一定积蓄的劳动,但这种劳动归资本家所有,这就决定劳动者要出卖自己去换取工资,“从肉体上说,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 [2], p. 61)。所以工人成为时代中一种活的、贫困的资本。资本家资本的一部分要作为工资付给劳动者,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会驱动资本家延长劳动时间,显性或隐性让工人进行高强度劳动,生产更多的劳动产品,但同时使得工资和资本利润保持不平衡的增长比例,只想要支付维持劳动者最低生存标准和繁衍后代的费用,所以“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的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的”( [2], p. 13),两者的对抗性随着社会中的资本累积不断增强。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们,口口声称“劳动的全部产品是属于劳动者的”( [2], p. 11)。“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 [2], p. 12)。马克思揭穿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虚伪面孔,国民经济学家本质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为资本家们发声和伪装。在现实生活中,国民经济学家将劳动者当做低等的劳动牲畜,只需要维持最低肉体生存需要,并没有去改善大工厂里的劳动者悲惨境遇。在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强迫下,劳动对劳动者来讲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不能从中感觉到肯定和幸福,而是不幸和否定,一旦雇佣停止,劳动者就会立刻停止劳动。这种异化劳动主要表现在: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人同劳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劳动者越是想借助自己的劳动去占有外部世界,越是加剧自己的异化和奴役,最终劳动者只有依靠出卖劳动换取的工人身份和资本家支付的微薄工资才能勉强存活,如果肉体丧失工作能力就会被抛弃驱逐。在“资本–雇佣劳动”下,劳动者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种可供资本驱动的商品和工具,资本家和劳动者本质上只存在剥削和被剥削、占有和被占有、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由此,劳动者的自由解放成为“资本–雇佣劳动”的内在诉求,要重新实现劳动者对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对人类本质的回归。
3. “资本–雇佣劳动”的消除路径
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对立关系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2], p. 47),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人的异化已经成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消除异化是人类解放的前提,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必然环节。
3.1. 异化劳动的扬弃
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2], p. 47)。劳动者越是为资本家生产更多的劳动产品,就越加贫穷,越被异化成一件廉价商品,失去对自己本质的占有,成为一种非现实的抽象存在。但是,马克思也指出最初的劳资对立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资本–雇佣劳动”在一定历史时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异化劳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消除异化劳动并非完全否定已有的成果,而要建立在已有的社会财富基础之上。
“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 [2], p. 110)。异化劳动的扬弃要废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要让劳动回归到劳动者自身,而不是为了生存和工资出卖劳动。这时,社会物质财富必须极大丰富,人人才都可以按需分配,进行的劳动也不再是外在强制性的劳动,是劳动者自觉自主的意识活动,劳动者在进行劳动中感觉到幸福和快乐,自由舒畅,劳动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各项才能,在劳动创造中感受到成就感和肯定,劳动不再是一种异己性活动,而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劳动者自主意识和创造性的外化劳动 [3]。
劳动者要消除自己的异化就要重新占有和展示自己的类本质,成为“社会人”。从个体来看,每个人都是特殊的,是一种“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 [2], p. 81),但是,人也是一种类存在,是一个总体,“人是社会的动物,个体是社会存在物”( [2], p. 81),异化的人是一种抽象和非现实性的人,处于割裂和物化状态,人与人之间缺乏交往,陷入机械的工作之中,人应当回归社会,摆脱孤立的原子形态,与他人建立起积极交往的社会关系。
3.2. 私有财产的扬弃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存在本质联系,国民经济学们并未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做出深层次的分析和解释,更多是当做已知事实和理论前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此做了大量研究,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2], p. 57)。马克思在《手稿》中将外化劳动等同于异化劳动 [4],所以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另外“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 [2], p. 58),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马克思认为两者任何一方的衰亡都会带来另一方的衰亡,异化劳动的消除也会带来私有财产的消亡。
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 [2], p. 41),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也就意味着私有财产的起源其实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密切联系,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瓦解,资产阶级经过与地主的长期斗争,成为社会统治力量,土地从地主手中又落入资本家手中,成为资本的一种来源和形式,土地所有制的形态变化对私有财产的走向有巨大影响,要推动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或者公有,破坏私有财产的依附基础。
“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 [2], p. 63)。对于私有财产的扬弃离不开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处理,在异化劳动下,劳动者成为一种资本,被资本生产。“对象的一切自然地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 [2], p. 63),两者存在敌对性的根本性对立,必将进行长久的抗争和最终的对战。
3.3. 走向共产主义
《手稿》对于共产主义的表述主要集中在笔记三中,其中最完整的定义是“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 [2], p. 77-78)。走向共产主义需要经过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达到人性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
走向共产主义也应是自然主义的共产主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2], p. 53),人通过劳动去改造对象世界,进而日益支配自然界,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也从统一逐渐走向了对立,但是人是从自然界而来,依赖自然界为自己提供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人从根本上讲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主人,需要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确定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走向共产主义并非一切共产主义思想都是正确的。马克思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以所谓的“完全平等”的方式废除私有财产,本质上是在强调占有,否定人的个性,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劳动变成天职,资本统治一切。马克思还批判了具有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民主的或专制的”( [2], p. 77),这种共产主义依旧是尚未完成的,仍没有摆脱私有财产和异化的影响。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 [2], p. 90)。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符合社会规律的科学思想,才是未来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
4. 无产阶级是消除“资本–雇佣劳动”的根本力量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德国的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 [5], p. 466),这个特殊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脱胎于市民社会却区分于市民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备受资本的锁链束缚和资本家的剥削奴役,具有天然的革命特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渴望打破现存的一切,将自身从现有社会中解放出来,同时解放整个社会,解放全人类。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不会求助已有的国家机关和权力,因为正是这些压迫奴役着劳动者,让劳动者甚至无法保证生存,失去对自己本质的占有,被异化割裂,除了去市场出卖劳动力,一无所有。但无产阶级绝不会软弱,会奋力打破社会中的不平等和特权阶层,却不会要求获得特权,因为无产阶级备受苦难,追求“无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达到人类自由解放的目标。资产阶级只会借助各种手段去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维护现有制度和政治国家,无产阶级才是消除“资本–雇佣劳动”对立的根本性力量,只有借助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劳动者的自由解放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
“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 [2], p. 87)。劳动者要想取得自己的自由解放,不能幻想资本家的怜悯和施舍,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抗争。劳动者首先必须清楚明白无产阶级从诞生的那一刻就和资产阶级存在本质性的对立,存在阶级属性的尖锐对抗,“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 [2], p. 63)。马克思在《手稿》中谈论社会第三种形态,财富积累达到顶点,工资和资本利息极低,这时劳动者竞争最为激烈,工资仅仅够维持最低生存,国家的人口数达到饱和,比起资本家,超过这个数量的一贫如洗的劳动者注定死亡。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政党和同盟,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起更大的自由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由发展 [5]。
劳动者依赖自身力量取得自由解放首先要打破锁链取得政治解放,政治解放是消除“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保障,无法取得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就无法推进国家层面的各项制度变革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诉求,最终实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达到自由解放。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谈到实现政治解放,一方面要把宗教和国家分离,使宗教成为个人的私有事务,不再作为国家政治力量干预国家政权。另外一方面要使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要打破封建专制特权,消除市民社会的政治特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使人拥有二元角色,过着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和市民社会的双重生活。市民社会的个人可以去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如履行个人权力,也可以回归到个人的私人生活,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政治解放的目的依旧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政治解放是当今最为实在实际的先进解放,但不能达到最终的人类解放,如果在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在政治上贸然废除私有财产,强制推行共产主义社会,政权往往会走向失败灭亡。因为现代政治国家正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脱胎于市民社会,拥有等级、出身、财富等差异和对立才得以存在。政治国家是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要选择和必然阶段,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成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成政治力量把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5], p. 443)。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做了预判,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依旧保留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痕迹,因为它“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而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6], p. 21)。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间难以判断,依旧存在很多不平等,无产阶级要做好长期奋战的心理准备,绵绵用力,久久之功,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外在的强制性劳动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消失,劳动不仅仅是劳动者谋生手段,而成为个人实现自我发展的需求,劳动者可以全面发挥自己的才能,生产力极大丰富,财富充分涌流,这时候才真正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6], p. 23),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切的实现都要依赖富有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消除“资本–雇佣劳动”的对立,最终实现人类自由解放。
5.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扩张依旧不断加强,中国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国家,《手稿》中的“资本–雇佣劳动”思想具有跨时代的先进性,进一步研究其现实意义和价值,对于当今世界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5.1.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大力发展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艰难道路,实现共产主义是我国发展的远大理想和不竭动力之源,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资本–雇佣劳动”的分析让我们明白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己发展壮大才是硬道理,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确的世界观,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建设未来美好愿景。
根据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思考,对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要建立在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之上,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财富要充分涌流。如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从生产力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我国依旧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并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依旧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痕迹,要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必须要充分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我国已进入“十四五规划”时期,要坚持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期经验得出一个真理,必须要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自身基础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获得长远持久发展。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又面临着疫情和更加严峻的外部发展环境,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做强自身经济基础,增强国家各个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坚持多边主义,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5.2. 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始终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服务人民群众。消除异化,人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是马克思在《手稿》和整个思想的追求,也是中国发展建设的目标追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不断满足人民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把人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在发展中倾听人民的声音,切实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巨大积累,劳动依旧是人们生存的手段,劳动者需要为了工资出卖劳动给资本家,无法自主地完全支配自己的劳动和时间,无法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当社会进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阶段,劳动者不用为物质生活需求而担忧,才可以逐步实现对自己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实现人性的复归。我国打赢了“三大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了至今人类世界历史难以完成的壮举,实现共同富裕并非空想,需要绵绵之力、长久之功,不能一蹴而就。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35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要朝着这个目标奋斗前进,努力取得实现共同富裕阶段性胜利。
5.3.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深化经济转型
在《手稿》中,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马克思认为工业大发展的历史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史,人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和各种手段去改造自然界,但是人不是自然的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各种资源和空间,人应当树立正确的观念,实现共产主义不仅要实现人和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统一,也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能任意挥霍自然资源,不能唯经济增长论去发展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生态问题也是各国要携手面对的共同利益问题,比如全国178个国家签订的《巴黎协定》,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还由此制定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绿色低碳目标。中国正在实现由粗放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中共十九大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计,明确提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国家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建设和完善生态环境和绿色经济的法律政策,推动经济向高质量转变,政府要严格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的方针路线,公众应当自觉保护环境,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5.4. 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权益
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家依靠资本和契约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产品,如果没有保护措施,劳动者往往处于严重的剥削和奴役状态,身体和精神都处于严重异化状态,被资本家当做工具人和商品对待。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应当回归到自主自觉的劳动,劳动者为了有尊严的劳动和资本家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地斗争,建立工会,罢工游行,实现更大范围地联合对抗,资产阶级为了保护和实现自身利益才和劳动者取得一定妥协,给予劳动者一定的话语权。劳动者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消除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才是根本路径。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劳动者作为人民的主体,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和至高的政治地位,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司企业和劳动者依旧存在劳资工资的对立和矛盾。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中经常出现农工讨债难、压榨公司员工等新闻和案例,劳动者的权益需要得到有效保障。随着《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劳动者权益得到一定保障。但是,随着短视频等平台经济的火爆,“996”“886”工作制度的鼓吹,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作形式和制度,国家应根据社会劳资情况变化,不断推进和完善劳动者保护和非公有制经济管理的法律体系,政府应切实落实劳动者保护措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将劳工保护落到实处,加强市场宏观调控,做好对企业的监督,同时做好劳资关系引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资关系。
《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早年著作,书中许多认识和思想依旧带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色彩,但是,《手稿》中的“资本–雇佣劳动”思想在资本主义依旧生命力顽强的当今世界依旧具有现实意义,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推动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