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急速加快,根据2020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已达到19,064万,在总人口中占比13.5%,从全球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通常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发展程度,而通过将我国国情与国际各经济体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尚未达到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国家的平均水平,明显存在未富先老问题。
2. 老龄化程度的国际对比
2.1. 概况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统计数据,2019年,我国的老龄化程度在全球各国家(或地区)中位于第61位;同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约占总人口的9.1%,而高收入经济体的老年人口占比为18%、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老年人口占比为10.4%;其中日本、意大利、葡萄牙三国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3个经济体,老年人占比分别达到28.0%、23.0%、22.4%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aging levels when per capita GDP reaches $10,000
表1. 老龄化程度(人均GDP达1万美元)
Table 2. Comparison of per capita GDP when aging levels reaches 12.6%
表2. 人均GDP (老龄化为12.6%)
2.2. 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横向比较
横向对比各国的老龄化程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美国于1978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老年人口占比11.2%;日本于1981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老年人口占比9.2%;韩国于1994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老年人口占比5.8%;中国于2019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老年人口占比12.6%,见表1。而美国1990年老年人口占比已达到12.6%,人均GDP为2.4万美元;日本1992年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2.6%,人均GDP为3万美元;韩国2015年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2.6%,人均GDP为2.7万美元,见表2 [2]。由此可见,发达国家达到老龄化社会所用的时间相比我国较长,在经济水平到达一定高度后,已经积累到足够的资本、科学技术,拥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因此能够适应劳动力结构的老化,并不会因劳动力规模下降而产生经济下行现象。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老龄化程度尚未同步,未富先老问题亟待解决。
3. 未富先老的主要成因
3.1. 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我国起初是因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锐减,开始老龄化进程。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该政策出台之前我国的社会观念是“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但人口增长过快会为社会发展造成压力,因此根据当时的人口年龄分布结构和社会观念,进行计划生育是合理的。但计划生育政策在二十一世纪一直执行了十多年,当社会人口年龄结构有所改变的时候,并未及时进行调整,所以才会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于二十一世纪袭来。在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劳动力市场饱和,适龄劳动力数量冲击顶点,由此产生了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是近二十年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
3.2. 年轻人群生育率下降
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目前年轻一代的本科教育率和硕士教育率不断上升,完成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业后,多数年轻人的年龄都已相对较大。而此时,毕业生因从未踏入社会工作,并没有太多的积蓄,面对高房价、高物价的生活成本压力,首要任务由成家转变为立业,生育意愿普遍偏低。此外,年轻人群的职场压力也不容忽视。初入职场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这无形中积压了人们的社交生活,面对巨大的工作生活压力,情感需求逐渐压缩,年轻人面对婚恋感受到的压力多过于幸福,从而对待婚恋及生育态度逐渐消极。
3.3. 不婚主义及独身主义浪潮兴起
随着时代的进步,年轻人群对生育的看法发生转变,部分人认为孕育后代会对于自己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尤其育龄女性、已婚未育女性。生育问题带来的就业困境难以避免:社会上普遍存在对择业女性的职场歧视,以及对职场中孕期女性和产假女性的隐形歧视。随着时代发展,思想意识改变,女性的独立性得到提升,有些女性认为终身不婚不育能够更好的生活。并且孕育下一代对个人的生活和发展也会带来压力,不仅需要将大量的收入投入到后代的养育过程中,而且还需承担教育成本、置业压力,男性群体中对独自生活的追求也逐渐增多,所以造就一批不婚主义者、独身主义者,导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
3.4. 生产力发展造成平均寿命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公共卫生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同时全球的医疗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导致新生儿的存活率大幅提高,同时世界范围内及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均大幅下降,造成了平均寿命稳步显著增长。同时,生产力发展、整体科技水平不断进步,人们的温饱物质水平得以保障,精神文明需求也逐渐丰富,为良好地养育新增人口创造了条件,因此保证了人们的健康长寿,总体上使得人均寿命不断增长 [3] [4] [5]。
4. 未富先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4.1. 养老基金缺口扩大
人口老龄化问题将直接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扩大,因此国家财政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 [6]。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统计,2020年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9,229亿元,基金支出54,656亿元,实际盈余为−5427亿元,相较于2018年的−4504亿元,缺口明显扩大 [1]。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会不断深化,养老金缺口只会逐渐凸显。同时老年人口的增多,且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居民患病率逐年上升,老年人口尤甚,这些原因亦导致使得医疗需求扩大,财政压力上升。
4.2. 中青年人群家庭养老压力过大
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家庭养老压力激增,底层中青年人养老压力过大,进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我国自古以来的社会传统是由子女赡养老人,导致我国传统家庭模式中夫妻二人既要保障自身、养育子女,还需为双方父母养老,同时八九十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大量家庭的夫妻两人需完全承担四位老人的赡养义务 [7]。并且在农村或偏远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有大量老年人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而家庭子女经济水平偏低,养老压力更大,导致家庭中青年人和儿童发展资源受限,由此恶性循环下会导致城乡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造成隐患。
4.3. 缺乏对心理健康的正确认知
受经济发展程度的限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目前无法得到科学全面的管理和照料。人民精神需求的重视程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是息息相关的,目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层面对于心理健康、精神生活的重视程度不足,由于老年人随着岁数增长,身体健康情况变差及其社会角色发生改变,他们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例如悲观、抑郁、孤独和焦虑等。而如上文所说,未富先老导致中青年人生活压力巨大,子女忙于工作无力陪伴在老人,也无充足的时间与父母进行深入的精神交流,空巢老人的心理问题无法得到重视和解决。
5. 应对未富先老负面影响的对策建议
5.1. 以经济发展为根本任务
未富先老,重点在于“未富”。通过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随着社会发展、经济水平提高,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无法避免,但发达国家达到老龄化社会所用的时间相比我国较长,在经济水平到达一定高度后,已经积累到足够的资本、科学技术,拥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因此能够适应劳动力结构的老化,并不会因劳动力规模下降而产生经济下行现象。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老龄化程度尚未同步,因此经济发展为应对“未富先老”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技创新,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社会财富的创造效率。发展经济要以提高劳动力素质为核心战略,通过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增强劳动人口的综合素质,以“人才红利”弥补由于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人口红利”的缺失。
5.2. 多途径扩大家庭养老资金来源
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问题,最直接的途径是开源。在这方面,有专家表示,应巩固现有的融资渠道不变,在此基础上适当拓宽,例如,可通过提高国企央企对养老保险的缴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养老金的缺口;比如完善国有股转持办法,将上市公司国有股的10%划转社保基金持有,用于填补养老金缺口等。此外,也可考虑鼓励企业为职工建立个人养老基金,以缓解国家财政的压力 [7];同时,政府层面对提供养老服务的企业以及机构有所扶持,支持企业开发养老服务,并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对社会资本注入老年健康服务产业的支持力度,将筹资渠道扩大到国家、企业、社会等多个层面,全面增加养老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的供给力度 [8]。
要解决家庭养老造成的经济压力,也需要充分发挥财政的再分配功能,政策上,鼓励各地的地方财政针对经济困难的有老年人口的家庭,设置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补助。由于农村老人对国家政策的了解程度较低,以及经济状况的限制,很多都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应根据地方财政水平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适当增加欠发达地区的养老补贴,缓解这部分老人及其家庭的经济压力 [9]。
5.3. 全方位改善社会就业环境
目前,我国年轻人生育意愿偏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就业压力以及职场压力,面对巨大的生活生存压力,适龄男女认为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加强对就业环境的规范治理,以及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设。
首先,面对疫情的复杂性且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宏观经济不免会出现下行趋势,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因此需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灵活就业的支持力度。对重点人群例如高校毕业生、大龄劳动力等,完善配套的就业服务工作,通过规范相关职业技术培训,健全劳动用工的保障制度,以及加强对各就业单位合法合规履约情况的监管。
第二,要着力于改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环境和职场环境。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劳动者,因已婚未育而在择业时面临一定的困难,用人单位因考虑到生育带来的隐性成本,在选择劳动力时有所倾向。应通过完善相关政策,由政府对企业承担的女性劳动力的用人成本进行兜底;完善产假政策,提倡父母双方错期休假,平衡由性别带来的用人成本差异,减少就业压力和职场压力,以促进生育率的提高。
5.4. 正视心理健康问题,发挥老年人的社会价值
老年心理健康问题根源在于社会氛围对心理健康的忽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提高人民的基本认知开始,使人们意识到,生活的意义不仅是追求物质层面的富足,精神愉悦也十分重要。另外也需加强对心理疾病的重视程度,目前我国仍有大量人民群众认为抑郁、焦虑等情绪是个人思维所导致,因此有很多老年人患有心理疾病,却无法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可以建立定期走访普查制度,由政府提供人力物力资源进行老年人心理健康普查,建立基层心理咨询机构、加快心理医生的队伍建设,这不仅是老年人群面对的问题,更是全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老龄化趋势下,平均寿命增长,过早退休造成了一定劳动力的浪费。社会观念会认为退休老人的工作能力已经下降,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将他们视作就业市场的边缘人 [10]。但经过数十年的积累,这部分人的工作经验和职场技能都优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能够在相关领域更好的“发挥余热”。因此,需要完善对老年人才再次就业的配套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引导社会观念正确认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重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11]。
6. 结论
通过对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总结和国际对比,可以看到我国存在未富先老问题,并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要缓解未富先老现象,需要平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社会层面,应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向老年健康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加强对老年人的关怀意识,营造老龄友好的社会氛围。国家层面上,应将缓解老龄化作为目前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战略,实施与老龄化问题相协调的经济发展策略;要强调政府的重要性,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是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我国目前受限于经济发展程度,无法为老年人提供完美的保障,应不断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为老年人群提供必要的生活支撑、医疗支撑等社会福利,保障老年人健康无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