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严修是士大夫中较早钻研西学者,其治学以实用为主,他督学贵州时,劝诫学子的三十二箴言:“义理之学,孔孟程朱。词章之学,班马韩苏。经济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 [1]。最能体现他的思想,此时严修认为:“中国之学,万劫而不可磨灭者,唯义理乎。洋货虽极流通,布帛菽粟之利,不能废也。西学虽极明备,孔孟程朱之道,不能畔也。义理之学愈深,西学之用愈实。孔孟程朱之道愈明,泰西之法愈见其可行于此” [2]。所以甲午战后,他在贵州学政期间做出的努力,也是基于他对中西学关系的思考,“以老树嫁接新枝” [3],希望将西学纳入考试之中,重新激发旧制度的活力和生机。
2. 督学黔中与奏请经济特科
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时任翰林编修的严修,提督贵州学政。时甲午战争爆发,严修在上折接印中曾表示:“严去取以覆真才,慎关防以祛诸弊,揆圣贤立教立意,有行重于有文;体朝廷眷士之心,所习必课诸所用” [4]。这段话成为严修督学黔中变革士风的要旨,表明了他欲以“经世致用”的思想教育黔中学子。
严修一到贵州就发出《观风告示》,其言:“查历任下车伊始,首举观风,最为良法美意。无如相沿日久,名存实亡,教官既视为具文,士夫更嫌其赘设。往往迟至按临,敷衍数卷。揆之初意,当其不然”。其策论共四题:一、辨志;二、明师;三、平文;四、匡时,他要求学子“勿空言、勿耳食物”,各举所知“军国富强之策,民物利病之源”,以相讨论。他告诫诸生“读书将以致用也,方今时事,急须才矣” [5],强调诸生要通晓经世致用之学,不可以不通今世之务。继《观风告示》之后,严修又发出劝学文告,略谓:“五千里外,奉使而来”目的是“窃欲得朴雅之才,不愿浮华之士”,并且指出:“方今之士习之弊,大要有二:朝而习文,夕而试律,迂道德而不谈,束经史不观,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其弊一也;口则诗书,心则货利,身则痒序,行则穿窬。言不能顾行,行不能顾言,其弊二也”。所以严修认为必须要“讲求为学之本原,推究读书之实用”,这样才能“敦品励学,以副余望” [6]。在严修的倡导下,黔中“士林蒸蒸向风,见闻一变,非复前之固陋矣”,“士林知敦实践而风气又为一变” [7],学风逐渐得到转变。
严修到任后一直想在贵州开办具有新式教育内容的书院。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提到“书院、书局事宜,以纸记出,待绍光面议”。同年他又提到:“所论中华人士,困于帖括,自蔽见闻,及困坐不揣其本等语,尤为切中时弊。能本其意培养人材,不特稗益地方,实可挽回此运” [8]。希望能培养出通时务的人才,以应对时局,于是严修聘西南巨儒雷廷珍为山长,改革学古书院,在学古书院开办“准齐课额,经算兼课”中西学堂式的专修班。
严修亲自授算学课,其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记写到“月课算学,是为第一次。生、监、文童共三十人。辰至午、未至酉,俱在堂上监视之”。《誓学碑》中记载“(严修)又以士生今日,不通中学则体不立,不兼西学则用不周,中学之本在经,西学之本在算。特每月朔,创设算课,捐廉重奖,以开风气,黔士通代数微积者,至今遂彬彬焉。丙申秋,复建议变通书院,捐廉购置中西学书八十余种,创立科条,学兼中西,调四十人肄其中,无闻风雨寒暑,日亲督课,十越月如一日焉。黔士于中学西学,遂有日进之机” [9]。概括说出严修改造学古书院,兼课算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另有黄炎培的评价更为准确:“贵州学政严修将南书院改办经世学堂于贵阳,聘贵阳名儒雷廷珍为堂长,调各县优秀生员四十人肄业,讲授以经史算学为主,还教授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风气” [10]。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在离任之际,严修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向朝廷提出仿照康熙、乾隆年间两次举鸿词、一次举经学的特科先例,“请破常格迅设专科”,对那些“周知天下郡国利病”、“熟谙中外交涉”、“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格致制造能创新法”、“堪游历之选”、“工测绘之长”及“统立之专名”的人才,予以量材取用 [11]。一时掀起惊天涛澜,梁启超认为严修奏请经济特科是戊戌新政的最初起点,他说:“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 [12]。严修的门人王文光后来也称其“丁酉清设经济特科,胪列陈述,本育才兴学之意,为穷变通久之谋。而先生规划,从西南以及全国” [13]。
3. 奏开经济特科前关于变革科举的讨论
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引起了朝野震荡,遭守旧大臣阻挠,迁延观望,就连其座师徐桐也言:“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 [14]。其自订年谱中也说到“因经济特科奏,见绝于徐荫轩师” [15]。而他翰林院职务,也因此悉被免去,空留一编修。此时严修虽然认识到了科法之弊端,但科举既不能骤变,所以严修也只是希望将西学纳入科举考试之中,在体制内变革科举。而关于变革科举的讨论,在戊戌变法之前,晚清朝野早已有之。
在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就曾提出改革武举的建议:“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 [16]。时任两广总督祁贡也曾提出类似建议,请在文试第三场中调取制器通算、熟谙舆图情形等学子,分别酌用 [17]。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运动的逐渐兴起,改革科举的呼声渐长。薛福成在同治三年(1864)著《选举论》一文中始倡开特科例,“然则今之取士宜如何?曰:常科之外,宜开特科,常科以待天下怗毕之士。试策论,论仍以四子五经命题,特易其体格而已。策则参问古今事,问之古事,以觇其学;问之今事,以觇其识”。并且提出特科举无定岁,取无定数。略谓:“其举之也,或一二十年,或五六年,凡俟有大政事则举之,大谋议则举之,大恩则举之,灾异则举之。举无定岁,取无定数” [18]。
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提出“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养人材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 [19] 明确提出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引起激烈的讨论。光绪元年(1875)《万国公报》称李鸿章奏请别开一科,以试天文、算数、格致、翻译之学,与正科并重,“此乃中国转弱为强之机,而怀抱利器者处囊脱颖之会也”。时任道政使的于凌辰大骂李鸿章“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认为“开洋务进取一格”实际是“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并且认为“今日乏才,岂不学洋学之过哉?” [20] 时任大理寺少卿的王家璧也激烈反对李鸿章开洋务一格,他认为“洋人在中国者,尚请中国文士教习经史,是能用夏变夷。李鸿章何乃欲胥中国士大夫之趋向,尽属洋学乎?” [21] 这场争论直到光绪元年奕䜣上《择要条议海防诸议折》才熄止,奕䜣认为“李鸿章请开洋学及请设特科,原与科目并行不悖,并非如王家璧等所称以洋学变科目”。但又提出“尚非仓猝所能举行”,所以这增设洋学的建议,实际仍未得以实施。能否开设专科的讨论由此开始,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琇莹上了著名的《奏请将算学归入正途考试疏》,算学 [22] 才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他认为“(算学)不必特设专科”,但是建议“将明习算学之人归入正途考试,令由科甲出身之处” [23]。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商议后,也认为“欲尽取西学之所长,殆必以算学为先导”,但认为科举取士,“未容轻易变更”,但是“求才之格,似可量为推广”。进而提出办法,各省在岁科时,生监中有报考算学者,在其考试经古场时另出算题学题目试之。
在严修奏请开设经济特科之前,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西潮冲击,朝野面对科举改革的讨论也愈加深入,并且逐渐从改革科举内容到向废除科举制度转变。如严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发布《救亡决论》,认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而变法从何处开始?他说“莫亟于废八股”,他认为八股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24]。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撰文《科举》,认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 [25]。
4. 诏开经济特科及其停罢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朝野上下痛定思痛。“信哉言乎,吾国四千馀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 [26]。梁启超的话发人深省,科举改革在朝野上下已成化民成俗之势,此时变法与兴学成了相连的关系。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修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请破常格迅设专科”,他认为“前岁军事甫定,皇上尝诏中外举人才矣”,但两年来“风气仍多未开也,为今之计,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材,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所以建议朝廷破常格以搜才。为此他提出六条建议:“一是新科宜设专名也”,“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或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专名,以别旧时之科举。由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与各省学臣,各举所知,无限人数,请旨定期考试;凡录用由于此科,皆比于正途出身 [11]。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总理衙门会同礼部议复经济特科,认为请设特科,“窃恐难行”。给出的理由是“既曰特科,事固不能岁举,而岁举之事,行之科目,亦断不能概加超濯,与以破格之迁除,朝廷立贤无方,议法必通而后久,非特科无以动一时之耳目,非岁科举无以供历久之取求,二者兼资,可分办而不可合办”。所以总理衙门主张分为特科、岁举两途,先特科而后岁举。特科仍由“京官三品以上,外官督抚学政,各举所知,无限疆域,无论人数,咨送总理衙门,定期考试。此为特科”。特科不设定举行期限,“或十年而一举,或二十年一举”,不为常例。岁举则是“每届乡试年,分由各省学臣调取各书院各学堂高等生监,乡会试皆以策问试之”,中试者另为一榜,名曰经济正科,此为常科,三岁一举 [27]。
当日光绪帝就颁布圣谕特科与岁举并行:“该衙门所议特科岁举两途,洵足以开风气而广登进,著照所议准行,其详细章程,仍著该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 [28]。经济特科诏下,很快在朝野之中引起共鸣,康有为代宋伯鲁拟上《请催经济特科片》,认为经济特科之设,实为因时审变在得通才。《申报》发文称:“自特科之设,文武兼资,网罗海内人材,国家自强之本其立于此乎” [29] 《湘报》也发文建议:“专以经济为科举,不必再事时文,庶几心无泛鹜,学有根抵,数年而后,人才得以崛起也” [30]。
举行经济特科,遭到守旧大臣的阻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记载:“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乃下诏数月,而大臣迁延观望,不肯荐人,盖意欲阻挠也” [12]。如严修座师徐桐,呵斥其子副都御史徐承煜:“汝若举人,可勿见我” [31] !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光绪帝再次下旨敦促,相关行动才陆续展开,保举四起,据统计经济特科保荐“凡二百三十五人,重荐者十二人” [32]。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湘报》称经济特科将在本年秋天举行 [33]。然而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等来的却是慈禧一道谕旨:“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经济科特尚未举行即着停罢。
5. 余论
晚清以来关于变革科举的讨论并不少见,为何独严修奏请经济特科暴得大名?这与当时士人思想观念的普遍转变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后,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来说,十九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34],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开始从沿海的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内地扩展,从数量有限的一批洋务官员向广大的士绅阶层渗透,士人普遍有了思想观念的转变。
如吴汝纶,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曾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长期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光绪二十二年与友人牛蔼如论及书院变革时认为:“天算、格致等学,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土,何谓礼失求野!……今之欧、美二洲,与中国自古不通,初无君臣之分,又无僭窃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国相交,安有所谓夷夏大防者!此等皆中儒谬论,以此边见,讲求西学,是所谓适燕而南辕者也” [35]。这种对西学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对光绪元年《万国公报》所称“西学源自中国”等传统夷夏大防观点的批评,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再比如蔡元培,光绪二十年来京应散馆考试并被授翰林院编修,正值甲午战争拉开序幕,从此其再也不埋首于传统旧学之中,据《蔡元培年谱》记载,“自此时起,开始涉猎译自外国文之术报刊物,并留心世界事物” [36]。
戊戌维新时期的吴汝纶、蔡元培可能远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言辞激烈,但吴汝纶“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中外,唯是之求”,是同光年间的古文大师 [37],而蔡元培是新科进士,被时人称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隽材” [38]。同时作为一省高官的学正严修,在光绪二十二年给其子写信指导读书门径,略谓:“总而计之,有当熟读者,有当常看者,有当备检者,有当精习者。……《通鉴》、《明史》、《十朝圣训》、《经世文编》、西洋格致诸书及近事汇编、岁计政要之类,当常看也。……西洋各式之图、各类之表,当备检者也。古文、算学、化学、洋文,当精习者也。准此为之,十年之后,规模亦略具矣。……极而言之,时文、试帖、律赋,不学亦可也” [39]。在其所列四种应该精习的科目中,仅古文一项为传统旧学,其余皆为西学,可见西学在其心中地位之重。以上三人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个人阅历,却有着同样的思想变化,更广泛地反映了十九世纪90年代中国传统士人的思想动态,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知识界思想观念已逐渐实现普遍的转变。
开设经济特科,是朝廷破格求才以维时势的重要举措,也是戊戌变法步入高潮的肇始。经济特科对于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了直接作用,社会上关于变革教育的讨论已成化民成俗之势。“戊戌六君子”的刘光第称:“近因开经济特科,各省京官亦多立有学会……如此风气渐开,将来必有人材挺出为国家之用” [40]。梁启超也认为:“振起教育之精神,实始于此” [12]。
尽管由于“戊戌政变”的发生,此次经济特科戛然而止,但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急剧转变。梁启超后来谈到戊戌变法时说到:“诏遂下,于是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为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虽仅数月,八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故此数月废八股之效,其于他日黄种之存亡,实大有关系也” [41]。在这里概括点出了“戊戌变法”于当时思想解放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作为戊戌变法“最初之起点”,严修及其奏请开设的经济特科,开启了戊戌变法,促成了汹涌的社会变革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教育的面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