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极其重要,在教育不普及的古代,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长洲(今苏州)彭氏家族就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典范。
彭氏家族堪称“科举世家”。从明朝正德年间彭昉考中进士开始,彭氏在科举之途上一路亨通,大放异彩。其中,彭汝谐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565)进士,彭珑是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彭定求为康熙十五年(1676)状元,彭宁求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探花,彭定求的孙子彭启丰为雍正五年(1727)状元,彭绍谦是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彭绍升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彭希洛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彭希涑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彭希郑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彭蕴章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彭慰高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彭祖贤是咸丰五年(1855)举人。其余副贡生等达130余人。
彭家之所以出了这么多举人、进士,与其家风、家教是分不开的。探求其家庭教育,对于我们今天培养人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2. 崇文好学,清白相承的家风
据《彭氏宗谱》 [1] 记载,彭氏始祖彭学一是一名军人,家境贫寒。到第四世彭淳(1441~1488)时,经商致富,但商人在封建社会地位不高,一般家庭有钱以后都会让孩子走读书出仕的道路,彭家也不例外。沈周在给彭淳写的《墓志铭》中说,彭淳生性简朴,但在儿子的教育上则毫不吝啬,肯出大钱延请名师教育孩子,并从早到晚严格督促子孙学习。正是在这样重视教育,崇文好学的家族理念下,彭氏开始走上科举发家的道路。
由明入清,彭氏家族底蕴日益深厚,为了寻根留本,承前启后,彭氏一族开始撰修族谱。从万历年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一直有人增修。族中名人,如彭行先(1612~1689)、彭定求(1645~1719)等都曾参与族谱的编定。修族谱,可以提高家族凝聚力,承前启后,增知育人。从彭氏家族的宗谱,我们可以看出彭氏一族的家风,从中或可探求彭氏成为科举世家的缘由。
彭氏家风首重“德行”。据宗谱记载,彭绍升(1740~1796)乐善好施,时常周济穷人,举办放生会。彭希洛(1758~1806)则是一个见义勇为的热心人,经常帮助族中贫困的人娶妻、立嗣、求学,对家族以外的人,也常常施衣施棺,还曾经办理育婴堂,饥岁平粜米粮等等。
除“德行”外,彭氏家族也非常重视“文学”。彭家读书之人,无论科举与否,常有诗文留存,同治光绪年间,彭祖贤(1819~1885)以家族为单位,辑刻了《长洲彭氏家集》9种150卷 [2] ,这套集子收录了彭氏几代人的学术与文学著作,比较著名的如彭定求的《南畇全集》、彭启丰(1701~1784)的《芝庭先生集》、彭蕴章(1792~1862)的《彭文敬公全集》等。值得一提的是,彭氏家集中还收录了儿媳的著作,如彭希涑(1761~1793)妻子顾蕴玉的《芸晖小阁吟草》,彭翰孙妻子吴清蕙的《写韵楼》诗1卷词草1卷、儿媳吴毓荪的《意兰吟剩》1卷等,可见其家族整体的文学水平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些家族深厚的诗文传统,培养熏陶出了一个个状元、才子。
需要注意的是,彭氏的读书,并不完全以科举显达为目的,相反,在家族兴盛,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时常有“畏满”的心态,保持着低调的作风。很多子弟没做多少年官就归隐地方,安心地做一个教书先生了。
修隐以砥砺气节,是彭氏祖先彭时(1464~1552)传下来的良好家风。彭时的学问很好,但并不参加科举,每天在楼中读书写作,修炼道德学问。他的侄子彭年(1505~1567),在当时,是仅次于文征明的吴中隐士,享有很高的声望。彭定求的祖父彭德先(1590~1665)、堂祖父彭行先,处在明清之际,也是有名的隐士。这种精神上的高贵感,使彭氏根基深厚,免于成为昙花一现的暴发户。
彭氏的这种家风,不仅使子孙受益,几百年里人才辈出,而且流衍乡邦,惠及地方。之所以屡修宗谱,其所要维系的正是这种优良的风气。康熙年间彭定求在《续修宗谱序》中说明宗旨,希望后代子孙熟悉前辈的事迹,要发奋求学,不可令祖宗蒙羞。秉承家风,绪德先祖,正是彭定求续修宗谱所寄托的厚望。
道光年间,彭氏家势与以前比稍有不如,彭翊在《续修宗谱后序》中说,虽然彭家科举出仕的人少了一些,但德行和文学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求取得到的,只要能够秉承祖训,克勤克俭,砥砺节操,后辈中就一定能够继续涌现人才。可见其所在意的还在于“德行文学”,只要家风不坠,就有重新发达的可能。
到了民国年间彭杰续修宗谱时,虽然时代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他仍然以清白相承的家风劝勉子孙。他在《辑修宗谱序》中说,彭氏一族,清门素业,不涉浮夸,虽然富足,但崇尚简朴,子孙清白相承,至今不改。劝导后世子孙,重视德行文学之本原。
百年而下,正是这种崇文好学,清白相承的家风,使得彭氏一族衣冠绵延,诗礼传家,人才辈出。
3. 制度完备的家庭学校
为了保证家中的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彭氏开办了族学。
仓廪实而知礼节。彭氏一门虽然出了很多隐士,但深知金钱对于读书的重要。从先祖彭淳经商发家开始,就有一支子弟专事持家理财。彭淳的儿子彭暐,就是一位经商好手,他诚信经营,善于理财,在他的精心操持下,家资数倍于前。
彭氏为了保障子弟读书的公共经费,赈济贫困,在族中特设润族田。据《彭氏宗谱》记载:润族田一共有三百余亩,除了用来补贴鳏寡孤独之外,其余都用在教育方面。润族田的收入,保障了族中贫困子弟的基本教育。
《彭氏宗谱》中有《谊庄规条》一项,明确族中子女必须读书,并制定了许多扶助读书,鼓励应举的措施。如:
在选择主讲教师方面,首重人品和学问,不论亲疏,不讲关系。对于讲课效果好的教师,还有额外奖励。如果学生在书塾读书期间能够“入泮、食饩、中式”,不但学生可以获得奖励,塾师也可以得到同等奖励。
在学校建制方面也有明确规定:“学徒不及五人不设塾。”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使教育资源得到合理分配。
对于家境贫寒的学子,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采用住读、走读等灵活的读书方式,不但供其免费读书,还可以免食宿费,并根据其读书的进度和水平,提供相应的奖学金资助。一年分六节,谊庄规定对初识字的每节“助钱一千文”,并免费提供学习材料;能诵经书的每节“助钱一千五百文”;开笔作文至二十四岁为止,每节“助钱二千文”。
族学还有定时的考核制度,有专人按时至族学检查,根据考核结果,对学生分别进行奖励和惩罚。如果学生“书能熟背,文理清顺,字画端正”就额外奖励纸笔钱;如果学生有“不率教者”,学业荒废,无故不到,就会被停止补贴,甚至逐出学校,交回给他的家人管束;如果学生接受教育但能力有限,不能继续学下去的,就让他学到十五岁,然后另外传授一些谋生的技能;如果学生值得培养,就提高资助比例,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授以《儒门法语》,弟子箴规,熟读深思,务期文行交修”。
彭氏族学尤其重视科考,对于参加考试的族人有加倍的补贴。对于参加不同等级考试的学生,安排有不同等级的补贴。考试结束后,凭考试结果领取奖金,“入泮贺四千文,乡试助十千文,中式贺十千文,解元倍贺”,会试“中式贺二十千文,会元倍贺,状头两倍贺,榜眼、探花、传胪倍贺”。对于要赴京赶考的人还提供路费资助,“会试助三十千文”,“赴试北闱者,倍送。留京应试者,乡、会俱减半。”
在岁试之年,族学还常常集中备考,举办模拟考试,对成绩好的学子进行奖励。庄中每月举办“文会”,提供免费的食宿,邀请有经验的老师出题,并根据答题评定优劣,对表现优异的学生还要赠送“花红”以资鼓励。
从以上各条可见,族中的私塾,制度完备,层次井然,完全是一个成熟的小型学校的规模。从延请教师,招收学员,到考评与奖励的制度,一应俱全。在国家正式的考试之前,更有家庭之内的模拟考试。种种措施,为子弟的成才提供了极好的环境。
此外,《义庄规条》还允许女性进入私塾,享受和男子平等的教育。这些饱读诗书的闺阁才媛,在提升整个家族的文化内涵,教育涵养后代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
彭氏一门,之所以能在科举考试中屡屡得中,其家庭传习,濡染熏陶极为重要。父子、祖孙、母子之间,同时也是启蒙、传道、授业的师徒关系。
状元彭定求,从小就跟随父亲彭珑(1613~1689)学习。彭珑是顺治16年的进士,曾与徐元文等人订慎交社。晚年好讲学授徒,在乡里有很高的声望。据《彭氏宗谱》卷5徐元文给彭珑写的墓志铭上记载,彭珑每月两次邀请乡里的读书人在文星阁聚会,一起讲经论文,研讨科举时文,如遇人有疑问,一定要详细解说,务必要让人明白才肯停止。于是,他名声在外,声望日隆,发展到远近三百多名学子慕名来向他求学。凡是他指导过的学生,进步都很大。有人劝他年纪大了,不必如此辛苦。彭珑的回答是:我不忍心这个人就此埋没啊。可见,彭珑是一位悔人不倦的老师,培养了很多人才。
彭珑亲自负责彭定求从小的教育,据《彭氏宗谱》卷5中彭定求所写的《封国子监司业显考一庵府君行实》一文记载,在彭定求为诸生时,父亲彭珑对他“日夕提撕,每课一义,既从师评论,必亲加指授,务绳削当意乃止”,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彭珑还常带彭定求去无锡等地拜会名师,“过锡山,谒道南祠,会讲东林,益大感发” [3] 。这种携子四处游学的教育方法,不但使彭定求增广了见闻,开阔了视野,还使他有幸拜入著名学者汤斌门下,为彭定求科举、治学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彭定求也继承了父亲求学问道,扶掖后学的传统。他奉旨担任《全唐诗》总裁,与汪士鋐、徐树本等一起编纂《全唐诗》,成书后,便回到家乡,在苏州葑门“志矩斋”后筑“南畇草堂”,课读子孙,并修建了长洲学宫和先贤祠庙,以广德弘学。虽然有状元的高才,彭定求仍然不忘为家族的教育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他曾编撰了一些用作家庭教育的读物,如《明贤蒙正录》,就是一本针对幼童的启蒙教材。这本书摘录了明代的贤人小时候的嘉言善行,是在家塾给学童启蒙用的。他编辑的《儒门法语》也被用作家塾中的教材。
彭家的另一位状元彭启丰,敏而好学,处事低调,这与祖父彭定求和父亲彭正乾对他从小的教育不无关系。他曾经在《芝庭文稿》卷8 [4] 《惕斋府君行述》中回忆祖父治家谨严,如果孩子有过错就会严加惩罚;父亲则时常教育他“畏盛满”,要低调谨慎行事。父亲对他的谆谆告诫,他不仅自己做到了,而且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儿子。乾隆二十二年(1757)会试,他的儿子彭绍观与彭绍升同榜,彭启丰因为盛满之惧,让绍观入翰林,而让绍升托辞生病回到家乡,没有参加考试。直到二十六年(1761)补殿试,彭绍升才得以成进士,但彭启丰又不让他去做官,只要他在家闲居,可见彭启丰的谨慎和低调。
彭启丰从官场致仕后,十余年间,任紫阳书院山长,积极扶植后进,为家乡培育了不少人才。
除了男性长辈对子弟的悉心栽培外,彭氏家族的女性也往往知书达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孩子的启蒙老师的责任。
彭启丰的母亲周氏,出生于书香门第。她对彭启丰的思想影响很大,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女性。彭启丰在《芝庭文稿》卷8《显妣太夫人行述》中曾经回忆自己从小体弱多病,母亲对其关爱有加,日夜照拂,不眠不休。彭启丰的启蒙教育也是母亲亲自教导,“自授书读”。彭启丰的科举之途一开始并不顺利,考试接连败北,母亲就以“义命”宽慰他,令他放开怀抱,并教育他“名无难也,所以居之为难耳”。彭启丰出仕为官后,母亲又常给他寄送钱财,担心他因为缺钱而为难,甚至犯错误。母亲的教导,使彭启丰不易受外界诱惑,能坚持独立的人格与操守,不趋炎附势,进退从容,不斤斤计较于一时的得失。乾隆皇帝曾御题“慈竹春辉”四言,赐给彭启丰的母亲。
彭启丰的妻子也是一位非常贤惠的女性。《芝庭文稿》卷8《亡妻宋夫人述》中曾经引用母亲的话夸赞宋夫人,说她自嫁到彭家,十余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治家有道,上下和睦。宋夫人为彭启丰培育了四个儿子,她平时对孩子异常疼爱,亲自抚养,但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又异常严格,比老师更甚。在宋夫人的教养下,彭启丰的四个儿子,除了早逝的绍咸外,两个考中进士,一个考中举人。其孙辈又出了好几个进士与举人。
除直系亲属外,彭氏世家,与其来往的朋友姻亲也多为大族世家。如苏州状元吴宽、申时行,名士文征明、王世贞等。彭启丰的女婿庄培因(常州府阳湖县人)也是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状元。这些姻亲外戚,家庭外围成员,彼此之间交相往来,相互提携,对彭氏家族后辈的成长同样功不可没。
5. 结语
纵观彭氏家族的家庭教育,对我们今天不无启示。
首先,家庭教育的目标当志存高远,而不应该是功利的、短视的。彭氏家风以德行为第一,而非功业。彭时、彭年、彭德先、彭行先等,彭氏家族每一代中都会有一些隐而不仕,专心著述的人才。读书,是为了求真道德、真学问,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正如彭启丰的母亲所说,人贵在名实相符,才能问心无愧。读书以立学,而立学是为了立身。只有立身正,才能行事有度,根基深厚,不易摧折。彭氏一族固然重视科举,以举业光耀门楣,但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家风,才是其本源所在。正是这种清白相承,固守道德,读书不缀的家族精神,使彭氏一族绵延不绝,不断从老枝上开出新花来。如果彭氏以一时荣辱来评定子弟,在古代科举制这样竞争激烈的考试制度中,恐怕早就因一时甚或一代人的落选而败落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今日的家庭教育,也应以培养孩子高远的志向为目标,使其充分彰显天性,不以一时的成绩来评价孩子,以功利的目标来左右孩子的选择,这样才能使求学成为他发自内心的自我完善的需要,才会促使他终身学习,不断成长。
其次,家庭教育当努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现在的父母,大体上能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物质方面的环境,但人文环境可以就重视不够了。从彭珑对彭定求的教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学习气氛浓厚的家庭环境、互相砥砺的师友团体,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么巨大。我们不可能做到每个人的身边都有名师和学霸,但现在的科技条件也为我们提供了古人无法企及的便利。网络和电视等媒体为我们提供了与众多大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并不需要太大的成本,就能享受到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当然,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学习彭氏游学的传统经验,以开阔眼界,增广见闻。
最后,家庭教育中,榜样的作用永远不能被低估。彭氏一族中,父子相承、祖孙相继,哪一个不是勤学苦读之人?耳濡目染,书香熏陶,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很多读书种子,这种不言之教永远比耳提面命的垂诫式教育更有效果。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家风。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家风?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家风,影响着一个人的品质和行为,而国风之本则在家风。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彭氏家族家风,研习家庭教育的意义所在。
基金项目
2014年上海市浦江人才项目(14PJC05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