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宽恕的概念和类型
1.1. 宽恕的概念
宽恕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着丰富的内涵,但两者存在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恕道”“仁爱”、“慈悲”、“包容”侧重于从“伦理道德”、“修己安人”、“心性修养”、“回归本真”的视角来审视和看待宽恕(李兆良,2011),把它看作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人际观或方法准则,它不完全等同于西方“forgiveness”,即强调宽恕在解决人际冲突中的作用。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中都有关于宽恕的论述,宽恕在中国被理解为宽容饶恕,宽大能容人、有气量,通常被理解为宽恕他人,使他人免于责备与惩罚,孔子强调“忠恕之道”,佛家所讲的“慈悲喜舍”以及我们常见的“宰相肚里能撑船”以及面对人际冲突时,提倡回避忍让,“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丁小斌,赵庆华,2014)。都可以阐明宽恕并非是我们选不选择的问题,而是特有的文化环境下每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西方文化中,宽恕更多的是圣经中神的宽恕,是上帝对于人类犯错的保密、净化和消除,可以理解为自我宽恕与饶恕,向上帝忏悔以减轻犯错人本身的心理负担。通过宽恕使生命重新获得至善力量。宽恕长期以来都是东西方文学和神学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罗春明,黄希庭,2004),直到20世纪后期,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出现,宽恕才慢慢被心理学研究者发现,进入心理学领域,受到关注并开始研究,逐渐成为心理健康和治疗领域的热点。大部分临床干预研究表明宽恕对于解决人们的情绪问题很有效,例如我们个案中常见的抑郁、内疚、悔恨、焦虑、愤怒、和恐惧等(Denton & Martin, 1998)。
因宽恕兼具复杂性与宽泛性,当前学术界关于宽恕的理解众说纷纭。Enright认为宽恕是受害者虽然受到不公正的伤害,但对冒犯者不存在情感、认知与行为上的消极状态,而进一步在情感、认知与行为上伴随着积极反应的出现过程(Enright & Fitzgibbons, 2012)。North认为宽恕是个体从内心减除对冒犯者的憎恨和愤怒,并出现积极情绪的整个心理过程,他认为宽恕包括两种心理成分:防止消极情感和展现积极情感(Subkoviak, Enright, Wu, Gassin, Freedman, & Olson, 1995)。McCullough等人也将宽恕定义为一系列的动机改变过程,该过程降低受害者报复的动机,增加其理解、善待冒犯者的动机(Mccullough, 2001) (Mccullough, Bellah, Kilpatrick, & Johnson, 2001)。Pingleton认为宽恕是被冒犯者受到冒犯者伤害后依然放弃自己想要报复和惩罚的需求与还击的权力(1997)。Hargrave认为宽恕就是受害者对侵犯者的愤怒与憎恨彻底消除,是一种和解的表示(Hargrave & Sells, 1997)。Exline和Baumeister将宽恕界定为:受到伤害和冤枉的人放弃对罪过的追究。
心理学研究对宽恕的定义主要采用Denton等人的概念:宽恕牵涉到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人在身心、情感以及道德方面受到另一个人深层、持续而长久的伤害,宽恕是使受害者不在持有愤怒、憎恨、和恐惧,并完全消除报复侵犯者的一个内部过程(Denton & Martin, 1998)。
同龄效应的提出最初来源于面孔识别的研究,是指要求学习者学习一系列面孔材料,在随后的再认测试阶段,个体对与自身年龄相仿的面孔识别和再认成绩显著好于异龄面孔的现象(Wright & Stroud, 2002)。而宽恕中的同龄效应是指在冒犯事件中,相比于年老的冒犯者,年轻人更加愿意宽恕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冒犯者;相比于年轻的冒犯者,老年人更加愿意宽恕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冒犯者。宽恕中的同龄效应研究,首先将研究对象拓展到了冒犯者,为研究宽恕提供新的视角;其次,揭示宽恕中的同龄效应,可以为我们有效利用这效应,改善和恢复消极的社会氛围,减少攻击行为和增加亲社会行为提供帮助。
1.2. 宽恕的类型
依据划分的标准不同,宽恕也被不同的研究者归为不同的种类。但都统一认为宽恕包括冒犯者、冒犯事件和受害者三个基本要素。通常说来,宽恕一般包含宽恕他人、自我宽恕与寻求宽恕三个层面。也有根据宽恕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两种:一种宽恕是在受到人际冒犯时发生的状态反应,即状态宽恕:另一种为特质宽恕,是人格中特有的稳定特质。
Enright和他的科研团队基于社会认知发展进程,根据年龄阶段性的发展特点与对宽恕理解水平的不同将宽恕分为以下几个层次:1、报复性的宽恕,表现在儿童早期:宽恕他人的前提必须条件是对伤害过他的人施加同样的伤害后。2、条件性宽恕:只有冒犯者对受害者在冒犯事件中损失的东西进行相同或高于损失程度的补偿后,亦或是因为没有原谅冒犯者而感到内疚、自责时,为了不再有这种痛苦的消极情绪,宽恕才会发生。3、期待的宽恕主要发生在青年早期:年轻的受害者只有在感受到别人给其施加的压力或者强烈期待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宽恕。4、合法要求的宽恕:出于宗教信仰和要求而宽恕。5、社会和谐的宽恕:宽恕不仅可以减少社会中的摩擦和直接冲突,同时还可以修复人际关系、恢复社会和谐。6、爱的宽恕通常在青年晚期或成年期出现:是受害者发自主动、积极、无条件的发自内心的宽恕,因为它能促进真正的爱心(Park & Enright, 1997)。
Trainer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宽恕:角色期待宽恕、内在的宽恕和利己的宽恕(Park & Enright, 1997)。角色期待宽恕是指受害者并没有从内心情感真正宽恕冒犯者,宽恕的发生仅仅是表面上应付外界的行为;内部的宽恕是指被冒犯者从内心真正的对冒犯者不在怀有敌意与报复的情绪,宽恕是被冒犯者主动积极发自内心的仁慈与无条件的爱的过程;利己的宽恕不只是内心的隐秘活动,同时也会伴随外显行为的发生,但外显的宽恕仅仅是一种自我形象维护的过程,是为了向周围的人展现个人的美好与亲和,被冒犯者通过宽恕他人肯定、提升自我价值,体验道德优越感。
也有研究者从宽恕对象着手将宽恕分为对他人的宽恕和对自己的宽恕(Thompson, Snyder, Hoffman, Michael, Rasmussen, Billings et al., 2005; 舒敏,饶夏溦,2007)。同时也有将宽恕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决策宽恕,是一个行为意向声明,如果未来的冒犯伤害是可以避免的,就会消除报复,决策宽恕可以降低敌对状态,并且改善关系,与健康间接相关,然而这种宽恕同时仍然怀恨在心或者有一个心结在;另一种是情感宽恕,指降低面对侵犯者的消极认知、情绪和动机,从内心真正的宽恕冒犯者(Lichtenfeld, Buechner, Maier, & Fernández-Capo, 2015)。因为情感宽恕不仅可以消除消极情感和紧张反应,同时还可以不断积累积极情感。因此与健康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决策宽恕有改变情绪和最终行为的能力,而情感宽恕涉及情绪、动机、认知和最终行为的改变(Worthington, Witvliet, Pietrini, & Miller, 2007)。
此外,McCullough还将宽恕分为倾向性(气质性)宽恕和状态性宽恕。气质性宽恕是指个体内在具有稳定性特质的宽恕倾向,而根据特定的冒犯情境产生的宽恕称为情境性宽恕。
2. 宽恕的研究方法
目前,关于宽恕的研究方法主要涉及到三类:问卷法、叙事法和实验法。
测量宽恕研究方法中问卷法是最常见最常用的工具,也是种类最丰富的工具,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针对特定情境冒犯事件中冒犯者宽恕的测量,即情景宽恕量表;第二类是对特定人际关系中出现的冒犯者对其特定的伤害的宽恕。代表性的问卷有与侵犯有关的人际动机问卷(Tansgression-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Inventory)和Enright宽恕问卷(Enright Forgiveness Inventory) (Rye, Loiacono, Folck, Olszewski, Heim, & Madia, 2001);第三类是对发生在不同人际关系中不同种类的侵犯事件,受害者宽恕水平的测量,即宽恕倾向性量表,其指导语大都为“请根据以下冒犯情景想象:如果是你的经历,按照每个场景所提供的信息,回答你宽恕侵犯者的可能性有多大”。代表性的量表为宽恕意愿量表(Willingness to Forgive Scale)。以上宽恕量表评分一般都采用利克特式五点量表法(Rye, Loiacono, Folck, Olszewski, Heim, & Madia, 2001)。
叙事法即研究者要求被试回忆过去自己经历过的冒犯事件,不仅要求被试尽可能详细完整的叙述冒犯事件,同时需要整合事件中对自己有重大意义以及改变与影响其认知决策的重要方面,最终将其内容根据冒犯事件的伤害程度、道德谴责与否、胁迫程度、时间坐标、侵犯所产生的后果、侵害行为的意愿、受害者的情绪情感反应、共情和宽恕等进行分析。叙事法不仅有助于人们对宽恕的内在动机有更明了的理解,还可以进一步探明宽恕的含义及其过程,同时明确宽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各种因素对宽恕的作用。但该方法要求对被试的描述性话语进行编码分析,在实际操作中对研究者要求比较高,无法准确分析叙述内容,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
实验法是人为假设一个特定的冒犯情景,为了更加精确地探究影响宽恕的因素与其心理机制,研究人员要求被试在将情景中众多变量的不同水平进行严格把控与监测的环境下进行报告。认知函数和宽恕干预是宽恕的主要实验研究,研究人员常用认知函数的研究以明确宽恕的各个影响因素间的本质关系,探究人们在发生宽恕的过程中是如何加工整理复杂繁多的信息。而宽恕的干预方法与干预主要是在临床上验证其对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及达到的效果。另外,一些学者还对宽恕的实验研究进行了大胆的拓展,包括对不同宽恕水平个体通过内隐联想测验法(朱婷婷,2012),点探测任务和情绪stroop任务探究其注意偏向和知觉加工偏向(Feng, 2014),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一系列生理指标(心跳、皮电、血压、激素等)来测量宽恕(Friedberg, Suchday, & Srinivas, 2009)。这些方法目前尚处于摸索、完善当中,尚未形成成熟的实验范式。
3. 宽恕的影响因素
不同的因素决定宽恕的不同水平,目前,研究者主要聚焦在以下几方面:
3.1. 关系因素
关系因素主要指冒犯者与被冒犯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关系满意度、关系的质量、关系的亲密度。宽恕更加容易发生在满意度高,亲密感强以及忠诚度更高的关系中(熊春燕,2014),人们更加喜欢宽恕那些与自己相处时间长、空间距离近、相处机会多、相互比较满意的冒犯者,这可能是因为冒犯者与被冒犯者不是单纯的冒犯关系,而是多重的人际关系,里面涉及到共同的利益,双方有很多融合的、交叉的地方,被冒犯者为了避免损害自己的利益、维持关系而选择忽略、宽恕冒犯者。
但也有研究表明亲密度及社会距离没有在老年人中发挥作用(不管冒犯者是朋友还是熟人) (Cheng & Yim, 2008)。
3.2. 情境因素
情景因素主要是指特定情景下的特定因素,包括冒犯事件的严重程度、道歉与否、冒犯事件的性质等,有研究表明,道歉行为是影响被冒犯者宽恕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冒犯者对自己的冒犯行为表示越多的愧疚、道歉态度越诚恳、道歉行为越多,越容易被宽恕,道歉不仅可以减少受害者的消极情绪,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共情,促进宽恕。共情是指被冒犯者可以通过共情换位思考,站在冒犯者的角度上考虑、体验冒犯者情绪的一种心理倾向。它可以促进更多的利他与助人等亲社会行为,减少攻击与报复行为,增加宽恕的选择,因此,被鉴定为影响宽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直接影响宽恕,同时间接影响着道歉、关系的亲密程度与宽恕的关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Mccullough, Worthington, & Rachal, 1997;孙晓凯,2015),同时宽恕的临床干预研究也发现共情是宽恕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Enright, 1996)。冒犯者事件的厉害程度、伤害事故的性质会直接影响宽恕中的仁慈动机。冒犯事件对被冒犯者伤害程度越深,越不容易消除伤害后果(精神上的损害、身体上的创伤、经济的重大损失等),进而越不容易宽恕。被冒犯者更加愿意从主观角度而不是客观角度来评估侵犯的严重程度,而那些被冒犯者赋予意义的、精神上的伤害比起物质上的伤害,更不容易挽回与消除、补偿,因此会阻碍被冒犯者宽恕的产生(Fincham, Paleari, & Regalia, 2002)。
3.3. 认知因素
认知因素也称社会认知或认知活动,主要是受害者对冒犯者和冒犯事件思想上的认识、觉知与理解,包括沉思、归因、道歉与冒犯意图等。冒犯者以一系列社会认知因素为依据,对冒犯事件给出自己合理的解释、认知与归因,例如被冒犯者对自身责任的察觉、对冒犯者做出冒犯事件的整个过程的辨别,包括心理状态与行为意向以及内在动机的知觉等。被冒犯者改变他们对冒犯事件的归因,改变对冒犯者的消极态度,更加理智与公正的看待冒犯事件,不重复的去思考冒犯事件,不沉浸在冒犯事件中等,都有助于宽恕的发生。而继续沉浸在被伤害的愤怒情绪里与不断反复沉思在冒犯事件里是阻碍宽恕的最大敌人。同时,个体强烈的主观侵入对过去冒犯事件沉思的愿望(比如有关冒犯事件的思维、情绪和画面的沉思)与回避、报复动机有及高的相关(Mccullough, 2001)。当个体反复持续沉思于某种冒犯行为并强化感受自己经历过的伤害时,就会增强其抑郁、愤怒与自责等消极情绪,变得更加暴躁且具有攻击性,甚至长期处于这样的消极状态中。沉思使个体不断回忆冒犯事件过程,进而一次又一次持续体验冒犯事件过程中的愤怒、悔恨与害怕等消极情绪,使得受害者一直处于充满报复的想法与认知当中(Barber, Maltby, & Macaskill, 2005)。无论是重复体验消极的充满危险的情绪还是持续的执迷不悟的报复心理,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个体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Mccullough, Bono, & Root, 2007),降低报复动机与激发攻击行为,使被冒犯者心理状态保持冷静,而没有一直处于紧张、亢奋状态,意识到冒犯者可能比自己失去的更多,都会有助于宽恕的发生。
4. 宽恕与年龄
年龄是影响宽恕的重要因素之一,关于宽恕与年龄之间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但大部分集中研究青少年、大学生宽恕的特点与发展水平,被试群体年龄较小,且被试年龄范围涉及到老年人与儿童的较少。Enright认为,宽恕在年龄上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个体在各个年龄阶段对宽恕有着不一样的解析,年龄影响着宽恕的态度与水平。总体而言,老年人比中年人、中年人比年轻人更加愿意宽恕(Toussaint, Williams, Musick, & Everson, 2001)青少年与成人得宽恕动机、理由都不相同;并且发现他们的宽恕水平与态度容易受到周围人,尤其是同伴的影响,他们看待宽恕的态度经常会因同伴的劝说而改变(Spidell & Liberman, 1981; Diblasio & Proctor, 1993)。这大概是由于年轻人在一些追求与信仰或价值观念上与年老的人有差别,且年龄的增加,伴随着日渐丰富的社会阅历,每个个体在对待他人与事物上都慢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解、认识与感悟,有自己独立的原则与方式方法,当受到同等程度的伤害时,对积极情绪状态的追求优于其他目标,可以做出有利于自己情绪的判断与管理(Swickert, Robertson, & Baird, 2015; Steiner, Allemand, & McCullough, 2012)。相反,年轻人没有形成成熟、完善的处事原则,没有足够经验处理冲突事件以及冲突后的宽恕。且老年人觉知高兴表情的能力衰退的程度最小,觉知恐惧、愤怒的能力衰退的程度最大,他们容易识别开心的情绪,而忽视消极的情绪,因此相比于年轻人在冲突事件中体验到更少的消极情绪(李甜甜,吕勇,2015),因此,在宽恕水平上,年轻人的低于中年人,中年人低于老年人,被冒犯者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宽恕。也有从纵向研究角度出发,研究老年人的宽恕,发现老年人自我报告自己相比于中年的时候更加愿意宽恕(Lawler-Row & Piferi, 2006)。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知觉到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为防止自己沮丧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开始精简自己的人际关系,更加关注积极情绪,避免与其他人发生消极接触,避免和忽视消极情绪(Steiner, Allemand, & McCullough, 2011; Ghaemmaghami, Allemand, & Martin, 2011),倾向于削减休闲社会关系和相对更加重视小范围的感情亲密的关系,老年人越来越关心建筑小范围的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将感情收益最大化,而宽恕的能力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Krause & Hayward, 2015)。相比于老年人,年轻人知觉未来时间较多,关注遥远的未来,且处于人生奋斗初期,竞争较大,为了长远的发展,注重追求信息目标最大化。因此,目标追求的差异,促使老年人比年轻人越发愿意宽恕。有研究指出,更加宽恕他人的人比起那些不愿意宽恕他人的更愿意宽恕自己(Idler, Musick et al., 2003)。并且发现,中年人和老年人对他人的宽恕与健康有着比年轻人更加紧密的联系,他们比年轻人更加的受益,体验到更多的生活满意度与更少的生活压力(Toussaint, Williams, Musick, & Everson, 2001; Maltby, Day, & Barber, 2004),他们完全追求于情感上爱的宽恕,对老年人有降低血压和心率、心血管疾病、慢性病、抑郁以及死亡的风险,可以弥补过去的过错与遗憾、修复伤痛,实现自我救赎,起到缓减老年人的死亡的焦虑的作用(Hayward & Krause, 2013),有益于老年人健康老龄化,因此老年人更愿意宽恕他人。
5. 研究述评
总的来说,虽然心理学领域对于宽恕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涉及到老年人以及同时探讨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年龄差异的寥寥无几。而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年龄影响着宽恕:1) 不同年龄阶段宽恕的水平不同;2) 一个人一生中不同成长阶段宽恕的水平不同。而这些对宽恕年龄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青少年、老年人与年轻人宽恕的年龄特点,以不同年龄阶段为线索,横向、纵向探讨宽恕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发展水平与特点,但忽略了从这些方面探讨宽恕:1) 从主观因素出发,探讨老年人与年轻人在各自已有的宽恕水平上,对待不同年龄的冒犯者持有的宽恕水平与态度是否有差异;2) 没有深入真实生活环境,结合生活实践,把宽恕更多的看作是人与环境、人与人互动的产物,从个体自身宽恕水平出发使其从内部心理机制领悟宽恕、理解宽恕,在其基础上提高宽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