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信用的概念阐述
信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古人用“民无信不立”、“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去说明信用的重要性;而国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如阿米尔也曾说过,“信用就像一面镜子,只要有了裂缝就不能像原来那样连成一片”;近代我国的文学家、思想家如鲁迅先生也写过关于信用的名言,“诚信为人之本”。因此,无论中外、无论古今,强调信用都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核心之一,诚实守信亦是品德教育的核心之一。
信用在不同的学科中有着不同的解释,现代社会的信用概念,包含经济信用和道德信用两种不同范畴的内涵,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信用的内涵(吴可,2009;杨文礼,2013;秦安兰,吴继霞,2014)。吴继霞对中国人的诚信结构进行本土化的探索,提出了诚信的4因素结构模型,认为诚信是由诚实、信用、信任和责任心四个因素构成的(吴继霞,黄希庭,2012)。其中“信用”不仅是一个经济或社会层面的概念,也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这种道德品质上的信用可以用他人对个体整体行为的诚信评价来客观评价,一般而言可以用“信用度”来表示。
按照不同主体对信用进行分类,可以把信用分为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李新庚,2002)。个人信用是个人进入市场的许可证,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市场主体都倾向于和个人信用较好的对象完成交易。因此,对个人信用进行评价,于交易双方而言都显得尤为重要。在市场经济诞生较早的西方国家,个人信用评价的方法也较为成熟,主要采用主观评价和数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而相对于西方,我国的个人信用评价制度发展的相对较晚,也不够成熟完善,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缺乏法律支持和约束。2013年,国务院发布《征信业管理条例》,标志着我国的信用立法正式进入起步阶段,并且《合同法》、《公司法》等专门法律中也散见关于个人信用的条文,但是相对于市场经济对信用立法的诉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信用法律体系,例如美国就出台了诸如《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平等信用机会法》(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等多部相互配套的法律法规来形成信用法律体系(Barber, 1983; Levi, 1998; Scholz & Lubell, 1998)。当前,我国在个人信用评价上出现的诸多问题,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有关。
缺乏信息沟通机制。当前我国的征信行业存在着信息不透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信息难以共享的困境。现在,个人信息被多个政府部门掌握,但政府部门之间没有沟通机制,造成各个政府部门变成了一个个孤岛。而相关的开放信息共享信息的法律还没有建立起来,征信机构不能依法获取完整的个人信用数据,只能从现有的、少量的数据中盲人摸象(Oldfield & Santomero, 1995; Scholz & Lubell, 1998; Goense et al., 2014)。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更好地顶层设计,让信息在各个政府机构之间自由流通并且让征信机构能够合法的获得所需的数据。
民众的信用度较低。虽然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崇尚诚实守信的国家,但是当前社会民众的个人信用品质则处于较低水平。个人失信事件较多,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盗版作假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有强烈的个人利益驱动,信用的约束变得越来越脆弱,所以如果没有硬性条文的规定,人们的个人信用观念自然淡薄(李自维,张维贵,2007;薛强,2014)。个人信用品质的缺失,导致了全社会范围内对信用的忽视、漠视甚至无视,这是导致我国个人信用评价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1.2. 个人信用度现状及研究意义
古人云: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如果诚信不是发自内心,那诚信行为也就无从谈及。当前,我国个人信用发展的现状与社会层面个人信用品质的缺失息息相关。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同物质资本一样的重要作用(弗兰西斯・福山,1998;马克斯,韦伯,1987;西美尔,2002)。个人信用品质的缺失,使得人们轻易的做出失信行为,而失信惩戒制度的不完善,更给了人们可乘之机,肆意妄为的轻言寡信,践踏诚信。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800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价造成的各种损失约2000亿元(许华荣,2010)。如此势头如不遏制,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乃至社会稳定,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信用品质在心理学中被认为是人格特质的一部分(赵子真等,2009;陈松林,王重鸣,2006)。人格特质对个体行为有非常大的影响,在心理学领域,很多问题行为,如网络成瘾、敌意性的攻击等都是通过调节人格因素来改善或根治的。因此,对于民众信用度低的问题,亦可以通过信用品质的养成和培育来解决。一般而言,信用品质的养成可以通过自我教育和他人教育两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自我教育即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自我同一性水平等提高信用品质,而他人教育主要依赖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各方的影响来进行(吴继霞,2009)。
了解民众的信用品质是信用教育的第一步。目前,对于民众信用品质的调查研究数量较少,少数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使用的测量工具也相对较为简单,缺少科学客观的设计,得到的数据也相对较为简单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安康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0)对大众征信知识及信用意识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社会大众对征信的认知程度及社会信用意识虽有所提高,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建立征信体系的要求;牛聪(2010)对60余所高校在校大学生的信用调查表明,大学生信用意识薄弱,违反诚信的现象常有发生;白云(2012)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700余份,调查民众对个人信用信息保护的意愿,结果表明民众希望政府加强对个人信用信息的保护,希望完善我国的征信制度和法律建设。但是,上述研究多存在着以下问题:1)研究工具过于简单,其使用的调查问卷没有经过严格的信效度检验,得出的结果的可靠性不高;2)调查样本量过小;3)调查对象过于单一,如主要对象是大学生群体。因此,本研究针对之前信用研究的缺陷,从心理学的学科角度出发,使用科学的调查工具,从客观的、量化的角度,对民众的个人信用度进行了解,把握江苏省民众的个人信用现状,并分析在职业、地区等不同的条件之下,个人信用度的差别,以推进全社会范围内个人信用品质的养成和培育。
2. 调查工具与对象
2.1. 调查工具
使用张锐坤编制的《个人信用量表》(张锐坤,2013)。该问卷根据吴继霞以质性研究方法得到的中国人诚信结构为理论基础,形成了本土化的信用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内部一致性信度等检验,得到最终问卷。
最终问卷共15题,分为“承诺”、“践行”、“利他”、“利己”四个维度,该问卷15个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3,理论模型的4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82~0.811之间,也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达到了测量学的要求,因此可以用于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同时,在原有问卷的基础上,增加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有无贷款等。
本研究使用的统计工具为SPSS22.0,数据预处理内容包括反向计分题转换、替换缺失值和去除极端值等。
2.2. 调查对象
本研究在江苏省全部13个城市范围内共发放问卷2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103份。调查对象条件是满18岁以上的成年人。表1为调查对象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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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basic information of credit investigation objects
表1. 信用度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统计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被试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是可以接受的,大多数为大样本,可以为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提供基础。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等原因,在某些项目,如年龄在55岁以上,职业为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上的被调查人数相对较少,在之后的统计中将和其他项目合并等手段进行处理。
3. 实证分析
3.1. 江苏省民众个人信用度整体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民众总体信用水平如下:总得分平均数M = 57.78,SD = 6.42,而对总得分与其均数进行单样本t检验,t = −1.58,p > 0.05,说明民众的得分普遍较均数略低,信用水平一般。
而在各分量表上,民众的得分如下:承诺维度均分M = 12.71,SD = 2.67,践行维度均分M = 21.44,SD = 3.30,利己维度均分M = 13.76,SD = 1.94,利他维度均分M = 9.87,SD = 2.54,各维度得分与其均数进行单样本t检验的结果都表明民众的得分较均数较低,部分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p < 0.01),总体分数亦处于一般水平。具体见表2。
3.2. 江苏省民众个人信用度的差异分析
从性别的比较上看,民众在《个人信用量表》总得分和各分量表得分上存在差异。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我们可以得出:在总分上,男性和女性的得分平均数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t = −6.33,p < 0.001,女性在总得分上要显著高于男性;在“承诺”维度上,男性和女性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t = −4.10,p < 0.001,女性承诺维度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男性;在“践行”维度上,男性和女性间的差异不显著,t = −1.74,p > 0.05;在“利他”维度和“利己”维度上,男性的得分平均数都要显著地低于女性。
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划分上,我们根据林崇德《发展心理学》(第二版)中的年龄阶段划分,结合调查数据的实际分布情况,将被试划分为四个年龄段:18到22岁、23到35岁、35到55岁和56岁以上(林崇德,2009)。鉴于56岁以上组人数较少,该组将与35到55岁组合并进行统计。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民众在《个人信用量表》总得分和各分量表得分上的差异:不同年龄段民众的个人信用度水平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总分、践行、利他和利己上不同年龄段民众存在显著地差异(p < 0.001)。事后多重比较检验结果表明,在总分和践行维度上,18~22岁和23~35岁年龄组的得分显著地高于36岁以上组(p < 0.01)。而在利他维度上,36岁以上组的得分要高于其他两组,其他两组中23~35岁年龄组得分要高于18~22岁组。最后,在在利己得分上,18~22岁组的得分显著的高于其他两组(p < 0.01),36岁以上组的得分次之,23~35岁组最低。具体见表3。
从不同职业《个人信用量表》总得分和各分量表得分上的比较来看:在总分上,不同职业组间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 = 13.80,p < 0.001,η2 = 0.028;在承诺、践行、利他和利己维度上,不同职业组间得分差异显著(p < 0.01)。事后比较检验表明,机关、事业单位组在承诺、践行维度上要显著地高于其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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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ersonal credit scale Statistics descriptive scores
表2. 《个人信用量表》各维度得分描述性统计表
学生组在利他维度上要显著低于机关、事业单位组(p < 0.01),在利己上要高于企业员工和其他组,个体工商户在承诺维度上得分稍低。详细见表4。
从有贷款或者贷款经历与无贷款或无贷款经历的对象,个人信用品质差异的结果表明,有贷款的民众在《个人信用量表》上的平均得分M = 57.43,SD = 6.50,无贷款的民众平均得分M = 58.06,SD = 6.38,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总分上有贷款和没有贷款的民众之间存在显著性的差异,t = −2.02,p < 0.05,说明无贷款组的个人信用度要高于有贷款组。而在各维度得分上,二者在利己维度差异显著,t = −3.94,p < 0.001,说明无贷款组的利己度要高于有贷款组。
从不同受教育程度,即不同学历下,民众个人信用度的比较来看,不同学历在信用度上基本不存在差异。在本研究中,将调查对象划分为:初中学历及以上,高中学历(含中专),本科学历(含大专),硕士研究生学历及以上。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结果如下:在总分上,不同学历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F = 1.674,p > 0.05,事后多重比较检验也未发现各组之间的得分高低存在差异性;在承诺维度上,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F = 1.425,p > 0.05,事后多重比较检验也未发现某一组显著高于或者低于其他组;在践行维度上,依然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F = 2.04,p > 0.05;在利他维度上,还是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F = .798,p > .05,事后多重比较也未发现差异性;最后,在利己维度上,不同学历间的差异存在边缘显著,F = 2.40,p = 0.066,η2 = 0.004,事后多重比较检验本科、大专组得分要显著高于高中、中专组。
鉴于F检验的结果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在本研究中,对受教育程度和个人信用度的相关性也进行检验。使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把总分和四个维度的得分分别按照分数高低分转换成适合进行等级相关分析的称名变量,结果表明:学历高低与总分及四个维度的得分高低基本呈零相关或接近零相关,说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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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average number of F test of personal credit scale on different age groups
表3. 不同年龄对象《个人信用量表》平均数的F检验
***p < 0.001;†不存在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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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average number of F test of personal credit scale on different occupation groups
表4. 不同职业对象《个人信用量表》平均数的F检验
***p < 0.001;**p < 0.01.
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和个人信用度水平间没有相关性。
4. 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江苏省民众《个人信用量表》得分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民众的个人信用度总体处于平均数之下,信用水平一般。而在设置的5个人口学变量上,情况如下:
在性别这一因素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是显著地,在总分和除“践行”之外的其他三个维度上,女性的得分都比男性要高。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女性与男性相比,情感体验更加深刻,情感更加丰富细腻,道德感也更强。因此,她们会更多的受社会公德和内心道德准则的影响,在行事时更守信用(薛静华,2011)。
在年龄阶段这一因素上,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在得分上也表现出了差异性。具体来看,18到22岁年龄段的对象在利己维度上的得分相对最高,其差异性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这些刚进入成年期的年轻人在对待利益冲突时与更年长的对象相比,会出现轻微的利己偏向,这和他们独生子女的身份特征和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息息相关。
在职业因素上,不同职业的民众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性。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在信用品质和诚信教育上走在了社会前列,而个体工商户在除利己之外的得分都相对较低,表现出较低的个人信用度,这和他们大多经营小本生意或者中小型企业,必须积极投身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有关。有时他们可能会难以顾及信用或者有意失信,造成了个人信用品质普遍较低。
在有无贷款因素上,无贷款的民众,其个人信用度要高于有贷款的。这一结果并不符合研究者的预期。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有贷款的民众对于不讲信用的行为的宽容度更高,特别是自己做出的失信行为,所以他们在做调查问卷的情景下可能表现出较低的信用度。并且,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常年居高,每年给银行和其他放贷机构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正是由于借贷者的个人信用品质不高造成的。本调查之结果,可能为这一疑难痼疾的成因做出说明与解释。
在不同受教育水平上,民众的个人信用度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在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上均没有出现差异显著性。一方面反映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民众,其个人信用度水平比较接近;另一方面,也说明信用教育或者诚信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割裂,学校信用教育的匮乏。
5. 对江苏省信用建设与诚信教育的建议与展望
自2004年以来,江苏省加快了信用建设的步伐,取得了众多成果。但是本调查,暴露出民众信用品质水平一般的问题。信用品质的养成是信用建设的助推器,如何增强民众的信用度,除了信用教育方面的努力,还要在制度建设和信用管理上做文章。因此,本文根据研究之结果并综合了其他文献资料,提出以下四点建议:1) 完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王璐,2004)。企业是市场经济最活跃的主体,其信用是否良好关乎整个市场的稳定。企业的信用管理要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进行:自下而上的方式是指企业从自身入手,通过账目管理、设置信用管理部门等方式进行内部信用管理;自上而下的方式是指政府通过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严格企业的信用管理制度。2) 加快信用立法步伐。我国的信用立法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条文很难满足征信业的迅速发展和市场对信用立法的要求,因此,形成完整、有针对性的征信法律体系,在立法、执行两方面双管齐下,补缺补差,最终,形成适合我国征信业特点的法律体系。3) 完善征信数据环境。数据环境的改善需要政府和征信机构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应该循序渐进,通过改善法律条件和社会文化促进政府信用信息公开;另一方面要有政府牵头,征信机构和公司推进,形成具有专属性、完整性且有序管理的信用信息数据库。4) 加快信用文化培育。信用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讲求信用的文化氛围,有了人人守信的社会风气,信用建设会事半功倍。除了进行信用教育提升民众的信用品质,还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提高民众对信用的了解和认识等不同手段,使讲信用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而针对调查结果,我们发现,民众总体的信用度一般,并且在多个人口学变量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我们应对表现出差距或差异的群体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以期提高他们的信用度水平,其中:1) 要重视青少年利他主义的培育。调查结果表明18~22岁组的利己水平较高,利他水平略低,而利他水平的提高和信用水平的提升有直接关系。因此,提高青少年,特别是男性青少年的利他水平,将会对信用教育带来积极的作用。2) 要重视个体工商户信用教育。当前个体经济是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正在涌入这一领域。因此,提升个体工商户的信用品质,对于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经济的转型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3) 要加强借贷者的信用教育。加强借贷者的信用品质,可以有效的保护经济安全和稳定,防止类似美国“次贷危机”事件的发生,而对借贷者的信用度进行考察,也会有效的避免不良贷款的存在,因此,在银行决定是否给予客户贷款的时候,可以使用信用度的问卷对其进行考察,其信用度高低亦可以成为信用评价评分的标准之一。
针对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信用度水平相当的现象,我们认为这反映出他人信用教育的缺失。在此提出以下意见:1) 要营造充满信任的教育环境(傅维利等,2010)。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信用存在的基础,没有信任,所谓信用、所谓诚信都不太可能存续。因此,营造充满信任的教育环境,包括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给予学生或孩子充分的信任,是信用教育的基础。2) 要加强师德建设,培养教师的守信行为。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要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通过教师的守信行为加强学生的信用品质。3) 开设征信课程和信用宣传。通过开设征信课程,让学生学习基本的征信知识,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健康完善的信用观。而通过开设如“信用宣传月”、“信用知识竞赛”等活动,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信用教育,培养信用品质。4) 弘扬学术诚信,严惩学术失信。对于作弊、替考、抄袭等学术失信或学术不端现象,我们要严格惩处,提高失信成本,使学生明白失信之代价。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日常生活中诚信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研究”(14BKS080)的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