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列昂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是近代语言学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被誉为“美国语言学之父”。布龙菲尔德出生于美国芝加哥,曾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芝加哥大学,1909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09年至1927年间,他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之后担任芝加哥大学日耳曼语言学教授(1927~1940)和耶鲁大学语言学教授(1940~1949)。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语言论》(Language, 1933)、《供语言科学研究的一套共设》(A Set of Postulates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1926)、《语言科学的诸方面》(Linguistic aspects of science, 1935)等。其代表作《语言论》为美国描写语言学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1] 。布洛克(B. Bloch)也指出:“毫无疑问,布龙菲尔德的代表作是1933年出版的《语言论》,这是一部讨论语言科学的著作,没有别的著作可以与之相媲美” [2] 。《语言论》详细阐述了语言描写的许多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书中制定了描写语言结构的原则和方法,如内部结构与绝对位置、粘附形式和自由形式、向心结构与离心结构、完整句与小句、零形式、短语词、直接成分分析、配列学说等。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理论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对大多数美国语言学家的态度和语言观起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3] ,在美国语言学史上,1933~1950年被称作“布龙菲尔德时代” [4] 。然而,经常有学者批评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在语言分析中不仅忽视意义 [5] ,而且排斥意义 [6] 。公允地说,确实不能认为布龙非尔德忽视甚至排斥意义,因为结构主义学者在语言研究的意义的问题上观点不一致,因此应该区别看待。布龙菲尔德虽然认为语言分析应该从形式出发,但并不否认意义因素在语言分析中的作用,他在《语言论》第九章和第二十四章以及其他论著中也讨论了意义。鉴于此,深入分析布龙菲尔德的意义观对我们全面了解他的语言哲学思想至关重要。
2. 布龙菲尔德的行为主义语言观
西方语言学界普遍认为布龙菲尔德的《语言研究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1914)是基于冯特(W. Wundt)的构造心理学理论来阐释语言的 [7] 。但到了1933年他成为了一个行为主义者,他的《语言论》是基于魏斯(Albert Paul Weiss)的《人类行为的理论基础》(A Theoretical Basis of Human Behavior, 1925)中“行为主义理论”来阐释语言的 [8] 。其实早在1926年,布龙菲尔德就在《语言科学的一套公设》一文中指出,他的言语刺激–反应的理论是受魏斯的影响 [9] 。布龙菲尔德说他接受魏斯的观点是因为行为主义心理学考虑到了语言学上的一些问题 [10] ,这个理论符合并且证实了他之前对语言工作的基本态度,并且行为主义理论中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观点,即摈弃内省,主张用可观察、可验证的方法来对实验对象进行研究。桑普森(G. Sampson)指出,“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布龙菲尔德的语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为主义” [11] 。海姆斯、弗特(D. Hymes & J. Fought)说:“布龙菲尔德从魏斯那里所获益的并非某种心理学,而是科学的理念” [12] 。伍铁平也认为,《语言论》的心理学基础是属于机械唯物论范畴的行为主义,这种观点贯穿于《语言论》的许多方面,特别是贯穿于布龙菲尔德对意义的看法 [13] 。
布龙菲尔德在魏斯的“Mr. A and Mr. B”例子基础上提出了“Jack and Jill”的故事 [14] 。他说,假如杰克和吉尔(假定他们是恋人或兄妹关系)正沿着一条小路走着。吉尔饿了,这个时候她看到路边的树上有个苹果。于是她用喉咙、舌头和嘴唇发出声音。杰克就跳过篱笆,爬上树,摘下苹果,把苹果给了吉尔。吉尔就这样吃到了这个苹果。布龙菲尔德用这个故事说明语言是刺激–反应过程,他把整个过程分为“语言行为”与“实际事件”。根据时间顺序,故事包含三部分:
A. 语言行为之前的实际事件。
B. 语言行为。
C. 语言行为之后的实际事件。 [7]
布龙菲尔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来表达这个刺激–反应过程:
S→r…s→R
这个公式里的S指外部实际刺激,r指语言的代替性反应,s指语言的代替性刺激,R指外部的实际反应。这个公式可以解释为:外部的实际刺激通过语言行为的中介达到外部的实际反应。在A语言行为之前的实际事件,说话人的刺激(S)包括说话人,吉尔感到饥饿,吉尔的胃里分泌胃液,她看到了红色的苹果,她和杰克的关系等。所有这些促使吉尔发出语言行为,这是她对外部世界(饥饿)的反应,是语言代替性刺激(r),对于杰克来说这是语言代替性刺激(s),杰克听了以后做出实际行动,叫说话人的反应(R)。
行为主义对布龙菲尔德语言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语言的社会功能,即一个人受到刺激时,语言会使另一个人做出反应 [7] ;2) 意义的本质,即说话人说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景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里所引起的反应 [7] 。这一行为主义的意义观成为他得出“语言研究必须从形式出发”这一结论的原因之一。布龙菲尔德坚持“语言研究必须从形式出发”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描写语言学产生的实践背景,即调查者面对的美洲大量印第安土著语言没有文字记录,没有书面文献,结构类型跟欧洲语言不同,而且是初次接触这些语言,传统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付不了,需要创立新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对这类语言的调查研究只能从形式出发;二是因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理念坚持可观察性、可证实性、可检验性原则,因此他认为语言研究只能是从形式出发。
3. 布龙菲尔德的意义观
3.1. 语言分析中意义的使用
1940年代至1960年代后期,不同学术背景的语言学家批评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在语言研究中不仅忽视意义,甚至排斥意义。其中有三种批评具有代表性:
有些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认为在科学语言学中可以排除他们称之为“意义”的因素,但是只是有意地排除了“意识”,“心智”,“思想”,“感觉”等概念。“心灵主义”被抛弃。 [6]
今天,美国描写语言学家在进行语言分析时的一大特点是分析语言结构但不考虑意义。 [5]
意义,至少有一个语言学家认为它是“讨厌的词汇”;如果不讨论意义,毫无疑问每一位语言学家都会使用这个概念,尽管有些语言学家不愿意承认这种说法。的确,没有意义语言学就不会存在。 [15]
论者常引用布龙菲尔德《语言论》中下面三点批评他在语言分析中不重视意义因素:
引起人们说话的情境包括人类世界中的每一件客观事物和发生的情况。为了对每个语言形式的意义进行科学、准确地定义,我们要对说话人的世界里每一件事物都必得有科学、精确的知识。人类的知识跟这种要求比起来,实际的范围太小了。 [16]
语言研究中对“意义”的说明是一个薄弱环节,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人类的知识远远超过目前的状况为止。 [16]
符号是可以分析的,但它所表示的事物却不能分析。这种情况肯定了这样一个原则:语言研究必需从语音形式开始而不是从意义开始。……意义……只有无所不知的通才才能分析或加以系统地排列。 [16]
然而,在处理语音体系时,布龙菲尔德竭力结合语义因素将“音位”定义为“区别性语音特征的最小单位(a minimum unit of distinctive sound-features)” [7] (英文原文为斜体),更为清晰的是,他把语言中最小操作单位定义为“一个语言形式,如果跟其它任何语言形式在语音–语义上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就是最简形式(simple form)或叫作语素(morpheme) [7] 。
弗里斯(Charles C. Fries)指出,那些指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排斥意义的说法并不是源自布龙菲尔德对意义的论述,而是批评者对布龙菲尔德关于心灵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讨论的认识比较肤浅而得出的推论 [8] 。《科学的语言学诸方面》(1939)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布龙菲尔德的科学语言观。他提出了科学的语言研究中的四项原则,即行为主义、机械主义、操作主义和物理主义。布龙菲尔德的德物理主义论(机械论,反心灵主义),既不是经验哲学也不是心理学方法,而只是科学的表述的方法。布龙菲尔德说:“笔者相信,无论对世间万物的科学描述价值有多大,都不需要借助于心灵主义的术语,因为这些术语试图填补的空白只有把语言排除在外时才会存在” [17] 。他认为,“心灵主义的整套理论空洞无用” [18] ,所以他竭力避免使用“意识”、“心智”、“思想”和“感觉”等术语。他说对每个语言形式的意义进行科学、准确的定义十分困难,也曾说过语言研究中对意义的说明是一个薄弱环节,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人类的知识远远超过目前的状况为止。这是因为他认为每一个科学的说明都应该用物理主义的术语而不是心灵主义方面的术语,但这并不说明他在语言分析中忽视意义或排斥意义。布龙菲尔德在其论著中将意义视为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语言论》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意义。他在其他论著(1935 [18] ; 1970 [19] ; 1974 [17] )中也讨论了意义。限于篇幅,仅举《语言论》中三例:
只有找到那些话语在意义上是相同的,那些话语是不同的,语言研究者才能识别音位的区别。 [16]
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实用语音学和音位学都得以意义的知识为前提:没有这种知识,我们就不能肯定音位的特征。 [16]
只有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才可以得出最终的语素构成成分的正确分析(也就是把意义也考虑在内)。 [16]
实际上,布龙菲尔德坚持认为语言研究必然要考虑意义、使用意义,他说:
人能发出很多种语音而且利用这些不同的语音。在一定类型的刺激下,他发出一定的语音,他的同伴听到了这些声音就做出相应的反应。简单地说,在人类的语言里,不同的声音具有不同的意义。研究一定的声音和一定意义如何配合,就是研究语言。 [16]
当一种语言的音位学建立以后,剩下的任务是说明甚么意义附着在不同的语音形式上。 [16]
布龙菲尔德认为,“研究人类的语言是不能,也不会忽视‘意义’的” [8] 。因为他强调对一种语言形式的意义进行完整的科学分析比较困难,并认为应从语言的形式而非意义上对语言进行分析,这一点被误解为他忽视意义的存在。同时,他坚持认为一种语言形式的意义对其音系学发展没有影响,这一点也被曲解了 [20] 。布龙菲尔德意识到了这些误解,竭尽全力消除这些误解。他在1945年给朋友派克(Kenneth L. Pike)的信中还做出如下声明:
“许多人认为我,或者说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研究语言的学者不重视或忽视意义,甚至认为我们打算研究没有意义的语言,即研究无意义的音的堆积,这使我感到特别伤心。[……]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问题。如果让这种意见任意发展下去,言语学家就会人分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承认意义的;另一类是排斥或否定意义,这会阻碍我们这门科学的发展。据我所知,后一类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20]
至于布龙菲尔德的追随者,科纳(E. F. K. Koerner)根据他们对意义的态度将他们分为两派:一派是“温和派”,包括霍尔(Robert A. Hall)、霍凯特(Charles F. Hockett)等学者,他们认为在语言分析时应该从形式入手,有控制地使用意义;另一派是“极端主义学派”,包括布洛克(Bernard Bloch)、哈里斯(Zellig S. Harris)等学者,他们认为在语言分析中应该使用分布理论,不需要把意义作为分析的标准 [21] 。布洛克说:“我们的研究方法与布龙菲尔德的不同,主要是因为他提出意义是一个基本的标准……” [2] 。哈里斯说:“在实际描写语言学的分析工作里,对意义的考虑只能启发式,也就是作为启发的源泉,决定性的标准还是按照分布的方式来说明” [22] 。
综上可知,以弗思(Firth, 1950) [6] 、卡罗(Carroll, 1953) [5] 和艾伦(Allen, 1957) [15] 为代表的批评是有欠公允的,因为美国结构主义学者在“语言分析中意义的使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因此应该区别对待。布龙菲尔德虽然认为语言分析应该从形式出发,但他根本没有否认意义在语言分析中的作用,正如海姆斯、弗特所指出:“这个问题(意义),对布龙菲尔德来讲,在语言分析中不是使用或不使用的问题,而是如何恰当使用的问题” [12] 。
3.2. 对意义问题的具体论述
布龙菲尔德将“意义”界定为“说话人说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景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里所引起的反应” [7] 。他把意义分为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有时还涉及语用意义和方言意义等。
3.2.1. 词汇意义
布龙菲尔德把词汇意义分为正常(或中心)意义和边缘(隐喻或转义)意义 [7] 。在一词多义的情况下,有一个词义是正常(或中心的)意义,其他的是边缘(隐喻的或转义的)意义。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的是词的正常(或中心的)意义,除非有某种实际情景的某种特征迫使我们去寻找转义意义。
(1) There goes a fox. (那边来了一只狐狸。)
(2) Old Mr. Smith is a fox. (老史密斯精于世故。)
(3) She’s a real fox, I just can’t resist her. (她太迷人了,我简直无法抗拒她的魅力。)
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说(1),我们可能就想是一只狐狸,如果不是真狐狸,那就可能是有人把这段话语当作转换言语,比如假装的狐狸或者讲童话里提到的狐狸。很多时候某种实际情景的某种特征迫使我们去寻找转义的意义,如例(2),老史密斯不可能是一只狐狸,我们不可能称呼一只狐狸为Mr.,这里我们需要按隐喻的意义或转义义来理解:老史密斯精于世故。例(3)中的fox如果理解成一只狐狸,那是只想到了fox的正常(或中心的)这一意义,可是后半句中resist (无法抵抗)和第一句意思连不上(如果对方太狡猾,不是她的对手也许还可以说得通,但是resist一词却没有这个意思)。实际上fox一词的含义很多,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个俚语,把时髦的迷人女郎称为fox (性感迷人的女郎)。因此,我们要用这个词的隐喻义或转义义(也可叫作语用含义)来解释这句话:她太迷人了,我简直无法抗拒她的魅力。
有些情况下,转义义在语言学上是由伴随的形式所决定(同上:p. 150)。如当pussy (小猫儿)这个词跟willow (柳树)构成复合词的时候,有一个转义义,pussy-willow (柳絮);当eye(眼睛)这个词后面加后缀-let时也有一个转义义,eyelet (小孔)。
3.2.2. 语法意义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第九章(意义)中讨论形类和形类的类义实际上就是在讨论意义的语法因素。布龙菲尔德指出:“语言学家……根据某些可识别的语音特征或语法特征,将该语言里的一些形式归并成不同的形类(form-classes):在任何一个形类里面,每一个形式都包含一个成分,即类义(class-meaning),它对于这个形类的所有的形式都是相同的” [7] 。他举例说somebody、someone有名词、单数和人称的类义。他提出:“一个语音形式加上这个语音形式的意义构成语言形式;一个结构形式加上该结构形式的意义构成语法形式(grammatical form)” [7] ,这后一种意义就是语法意义。他还提出各种形式的有意义的配列构成了这种语言的语法。语言形式有四种配列方式:词序、变调、变音和形式的选择,这四种形式中的意义就是语法意义。除此之外,他把语言的语法形式分为句子类型、结构和替代三类,这为语言研究者研究语言形式不同层面的语法意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十章和第十六章结合形类讨论了语法意义,这不仅对语言分析,而且为语言学者理解语法研究中的语法形式与意义的关系提供了帮助。
3.3. 小结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分析中强调意义的复杂性,但不否定或排斥意义,他的本意是要从形式入手,谨慎对待意义 [23] 。布龙菲尔德强调:“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不能分开,只研究语言的声音而不考虑其意义,不仅枯燥无味,而且没有什么较大的意义” [19] 。他认为语言研究应该基于实际的观察和描写,遵循语言描写与分析中的精确、客观和缜密,立足于形式,使语言学走上科学的道路。正如布洛克所指出:“布龙菲尔德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使语言研究成为了一门科学” [2] 。
4. 结语
布龙菲尔德认为,在语言分析中,意义具有多层次性和多义性,主张应从形式入手研究语言,但他没有忽视或排斥意义,而是反对心灵主义对意义的主观阐释,强调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不能分开。在谈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对“意义”的认识时,我们应该把布龙菲尔德与其追随者分开来看。在布龙菲尔德看来,语言研究不能忽视意义,意义在语言分析中不是使用或不使用的问题,而是如何恰当使用的问题。由此可知,绝对地认为布龙菲尔德在语言分析中忽视意义是有欠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