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文明，其关注指向的是人类与其他生物间，生物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存在与发展是否和谐的状态，这就体现了生态文明要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生之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思想在今天仍焕发光彩。当今世界生态危机频发，各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蕴含的生态智慧，内涵丰富，是古代儒学大家们通过顿悟和长期劳动实践积累而成，与当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核有共通性，同时也为当今解决生态难题提供了不同视角和启发。研究儒家生态思想，可以从三重维度进行，即生态关系维度，生态伦理维度和生态实践维度。儒家生态思想的三个维度分别从思维角度，社会角度和实践角度出发，旨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质，讲求泛爱精神，仁德精神，最终实现社会的欣欣向荣。儒家从生态视角关心调适人的道德修养和整个社会的幸福和谐永续发展。这种带有大局观的生态价值追求，正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情怀，最清晰的发展传承脉络 [2] 。
封建社会里曾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看作儒家开山鼻祖的孔子更是被评为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儒家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可见一斑。农耕时代背景下的儒学并无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但在其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情怀以及现实实践原则中都表明了儒家的生态智慧。儒家生态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家生态思想，佛教生态思想相异又互补，深究其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引马入中，引儒入马”，它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启发，是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2. 生态关系维度：“天人合一”的生态观点
“天人合一”观点指明了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即人与自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人和其他万物同属大自然这一“母体”，人对自然万物应有泛爱情绪。这说明，儒家生态思想核心不同于传统文化中道家或佛教，它以人为出发点，相比道释的生态思想，这一思想内核与当下人们三观融合更加容易，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也有相似之处，可以称之为“仁爱型人类中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划等号，这是表明儒家生态思想的侧重点在人，并非忽视自然生态。
儒学大家们大多重视生态关系，看得到自然价值，从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观点可以窥见一斑。儒家崇尚道德，归根结底更加关注人，强调“以人为本”，但同时通过关注人与生态的关系从而更好治理社会，因此儒家生态思想为我们当代生态治理提供了独特的思想。学者钱穆曾言：“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3] 。“天人合一”思想初现于《周易》，后经由儒道发扬传承，流传至今。儒家认为“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等同于“自然界”，“人”相当于“人生”、“社会”，折射出来的生态思想整体来讲就是人与自然一体化，自然生态好人类生活就美满，保护自然是为了人们更好的生活。
儒家内部对待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凸显了儒家学派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的哲学思索。《孟子》有言：“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说的“存心”与我们现在理解的意义不同，生态层面可以解释为保持对自然万物的善意，存的是对万物的善心，其有仁心保护生命乃至无机物的至高觉悟，方能“事天”，达到“天人合一”。孟子认为圣人就有“天人合一”的境界，圣人作为儒家学者最推崇人物，代表他们自身对人生的追求，对“大人”的追求，这种“大人”就是将万物视作一体，善待自然，以期人在自然中和谐生活，自然被人爱护得以生生不息的场景；“天地者，生之本也。”这种生态理想状态同样遵循儒家生态主流思想，用以保证人的美满生活。荀子认为在“天人合一”的结构中，人与天地自然协同演化，相互持养，如果不能做到爱护自然，生之本就会遭到破坏。从根本上告诫人们要敬重自然，对待自然树立“仁”爱之心，这是从反面举证保护自然对人生存的重要意义。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观点讲人作为天的“副本”出现，与天是同类，因此可以有相互感知的功能。如此一来，如若生态环境以百姓受灾的情形出现，就是天对人的警告，需要人改变做法，保护环境。人类生活与“天”，自然息息相关，关注点依旧在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后期新儒家代表人物张载，二程，王阳明等人在前人基础上，又赋予了“天人合一”新的生态内涵，不变的是对儒家对“圣人”的追求，亦是对人的自我更新的追求。王阳明在孟子生态哲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 [4] 。阳明先生认为天人关系在人心，重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心怀万物而后对其观照，在内心“完成”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共生，如此，“心外无物”，即“夫圣人之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表明儒家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又深一层，同时说明儒家在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从人的角度出发，看到自然对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体现了“仁爱型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在观念。
儒家生态思想中重视天人相合亦或重视天人相分，从生态角度看，都不是将“天”与“人”完全割裂开或是看成对立状态，而是相辅相成，统一的和谐整体。天人合一思想是以三才，即天生，地养，人成，创造性地将三者合一，天地作为哺乳人的根源，人要用“仁”心滋养天地，折射着儒家对生态伦理的观点。
3. 生态伦理维度：仁的生态智慧
仁爱为本是儒家的核心观点之一，体现着儒家在生态伦理维度上的哲学思考。儒家学派是治世哲学，对生态的哲学思考往往始于对人的关注，从现实角度出发，主张积极入世。儒家在生态方面提倡“仁爱”，追求天人合一，善用中庸之道，凡事成人成己。儒家在生态伦理方面由“亲亲”延伸到“爱物”，赋予自然万物与人的“血缘”关系，把生态中的一众生命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自然要多加关照，凸显伦理关怀情结。《礼记》云：“仁者人也”，用“仁”规定人类的本质，“仁者爱人”，意在强调从伦理关系上把握人的社会性本质。孔子认为人与自然心有灵犀，互相融通，“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将智者，仁者与自然山水联系。由“仁”延伸出来的“仁民爱物”思想彰显着儒家的生态思想。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首次出现儒家的“爱物”观点，表明儒家生态仁爱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同时也表明了孟子理想的生态社会，先爱自己的亲人，才有可能推己及人，最终指向终极的“爱物”。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二程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和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 [5] 等说法将“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精神贯穿到底，他们把人与环境，与宇宙众生看作和谐的整体。对比西方生态学发展的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内核，儒家在生态上的“仁”心立足整个人类社会，着眼于人们是否生活的幸福，给予人类在宇宙中以明确地位，即人是宇宙自然的组成部分，与自然万物共存，尽显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关怀和对万物的道德情怀，对比“深绿”及“浅绿”思潮更加适用于愈发重视人的发展的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儒家的“仁”从对妇孺延展到花鸟石虫，对万物有怜惜和爱护之情，这种仁爱之心与“天人合一”思想构建起儒家的生态大厦，同时开始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建设。
儒家对与伦理道德的建设尤为重视，这亦在践行儒家生态思想对人的关注，道德修养是人的道德。从人的角度出发看待和解决生态问题，这是未来生态社会发展的前提，从这一层面看，儒家生态思想确有重要借鉴价值。《论语》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用“礼”为道德规范要求人们在社会中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培养高尚的品格，更好地在社会中生活。“仁”与“礼”的伦理规范也为生态发展提供价值。人要在社会中好好生活，首先要有舒适的外部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理念油然而生，克己可以理解成向环境索取资源时的节制，对待除人以外的生命甚至无机界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与人交往表现出的君子之“气”融于社会，整个社会和谐友爱，与自然和睦相处，仁的生态智慧得以展现。牟宗三先生在研究儒家的生态思想时就阐明儒家相较于道家与西方的生态思想，侧重于道德培养，人的德性亦是对生命厚度的涵养，怀揣道德考量自然界，儒家的圣人对万物能否各得其所也有忧患意识，对万物有悲悯之心，这就是儒家讲的“仁” [6] 。由此观之，“仁”人方能治世，统治阶级用“仁”心对待万物，百姓亦会效仿，人与人之间谦逊有礼，人与自然和合共生，不破坏既得的生态环境，不肆意伤害自然界，给予大门足够休养生息的时间，自然亦会回馈人类，如此正反馈循环，万物得其所，“得其生”。
4. 生态实践维度：适时节用的生态方式
儒家的生态思想不光体现在理念上，更是在实践中得以沿用，对农业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儒家生态思想侧重人的方面，在实践上体现为适时节用的生态方式，不似道家对待自然的“无为”，而是强调可以利用自然，但需加以节制，遵循规律。这点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发现规律，顺应客观规律观点相似，在今天生态文明建设中也有体现，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对待自然的馈赠应当“适时节用”。
作为封建时代多数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家生态思想对政治统治，经济发展多有裨益，统治阶级中更有一批儒家生态思想的追随者身躬力行，儒家生态思想得以更好传承。适时节用有三层含义，分别是“适时”，“节”和“用”。孔子用“以其时”来衡量一个人的孝道，“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呼吁要“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这样的话，生活才能五谷丰登，“材木不可胜用”，这是孟子期待的生态王道。荀子把“时和”视为国家兴盛，经济发达的必要前提和缘由，“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
“节用”，一是“节”。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个人乃至社会的不同欲望和要求，儒家生态实践原则便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竭泽而渔不可取，节而有续是智慧。“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认为在允许范围内可“钓”，不可全部捕获；可以射杀飞鸟满足口腹，但不可射杀幼鸟或是归巢母鸟。这告诫我们不可为了自己的欲望无节制的伤害或是竭取自然之物，要给它们持续发展的空间和机会，这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代谢更新。孟子提出的“不违农时”原则，同时拿“牛山之木”举例，对爱护自然生态的道理加以说明，说明若不重视甚至轻视生态的重要作用，会对个人乃至一国造成不可避免的危害，自然对人类有价值的前提是要保证自然本身的“完整”和“活性”，不可短视，要保证子孙后代们的生存环境不被破坏甚至更好，这是儒家向往的和谐的社会发展状态，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之一。
二是要“用”，这与当代西方极端环保主义者和道家完全“放任自流”的观念不同，儒家本身出发点就是人，整个社会不只有生态环境，更需要有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革完善和文明的提升，需要生态与其他方面协调稳进，才能推动社会发展的顺利运行。这就是说，儒家赞成对生态进行适当开发并加以利用的生态原则，整体而言，个人具备“仁”心，从自身和社会发展与爱护生态角度出发，审视自身和社会需要向自然索取之物的度，在一定范围内好好利“用”自然，变通寻求周全之法，必要时要“忍而为之”。《二程集》中讲：“周茂叔窗前草不除。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在对待小草时激发了他的“仁”爱之心，不忍去除。阳明先生却持相反观点，认为草有碍，可除。这并不是亵渎生命或是残忍，而是在更大格局上尊重自然界规律的做法。对于生长成熟的万物，儒家讲求尊重食物链原则，对其加以利用以满足个人或社会，帮助社会朝着更文明方向进步，这亦是爱护自然，尊重生态的体现。也是儒家提出的人“最为天下贵”观点在实践中的表现。
5. 小结
从人与自然关系，生态伦理关系以及实践层面解读儒家生态思想是对照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层面，汲取其中精华，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独特视角。就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儒家看待天人关系彰显了整体论特点，给出了“天人合一”的智慧锦囊，多从帮助人的视角下思考天人关系，认为人成是由天生，地养，是以三才，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观点深有启发；儒家从“仁”角度规定人类要用自身力量保护自然，回馈自然，可以有效教育人们培养仁德之心，提高生态觉悟；在实践方面，儒家发挥了它作为主流文化思想的作用，对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小到对人们无声的教化作用，大到影响君王的治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儒家生态思想仍然有重要作用，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学习。
儒家的生态思想光芒闪烁，在今天的生态学发展遇阻情况下，工业文明影响下的人们对经济的重视远超其他文明时代，亟需发生观念意识向绿色发展，以适应迎接生态文明时代到来的转变。儒家“克己复礼”，在尊重自然，浸润自身的观念引导下努力帮助社会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我们需要借鉴儒家以人为本，对待自然界及其万物，并非抱着“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态度，而是有原则地加以利用以满足个人或社会需求，帮助社会朝着更文明方向进步，这亦是爱护自然，尊重生态的体现。这种生态思想从古自今对人民都有教化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社会的文化作用，更是给生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浸润，发掘儒家的生态智慧可以有效帮助整治生态问题，治标又治本，保证了人类自身和自然环境的良性发展。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儒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生态文明建设视角，借鉴其中生态文化精华，探究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有助于发挥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价值，在新时代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得更紧密，更有利于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基金项目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创新文化的实践路径”(2023ESD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