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教学过程中,笔者观察到中国学生似乎很少在口头和笔头表达中输出含有西班牙语简单条件式的句子。为了验证这一观察,我们检索了相关文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已经存在关于中国外语学习者外语习得过程的多方面研究,但在中国西语学习者对简单条件式的使用方面的研究还是空白。因此,为了验证笔者的观察,我们对比了中国西语学习者和西语母语者笔头输出简单条件式的频率。中国西语学习者的语料来自中国西班牙语学习者语料库(CACE),西语母语者语料来自西语国家社论库。两个语料库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学院教师构建。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 中国西语学习者是否真如笔者在教学中观察到的那样,比西语母语者使用简单条件式的频率更低?2) 中国西语学习者使用简单条件式的每个用法的频率是否都比母语者更低?3) 如果以上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即中国学习者真的回避使用简单条件式,那么其产出的语料中是否过度使用可以替代简单条件式的其他表达方式?
检索结果表明,中国学生和西语母语者在使用简单条件式的频率上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来说,中国西语学习者比西语母语者使用简单条件式的频率更低,而且使用简单条件式的各个基本用法的频率都更低。同时,通过对比两个语料库的语料,我们观察到,中国学生比西语母语者更多地使用可以替代简单条件式的其他表达方式。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语言迁移造成的,可以视为中国西语学习者中介语的特点之一。
2. 语言迁移和语用迁移
语言迁移是一种“跨语言影响”,它包括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和母语向第二语言的借用(Odlin, 1989) [1] 。语言迁移研究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Lado (1957) [2] 指出,在第二语言习得中那些与母语相似之处比较容易学,而那些与母语不同之处则比较难学。语言迁移研究在对比分析时期成为焦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对比分析假说认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困难和容易犯的错误可以通过对比分析跨语言的差异来预测。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证研究兴起。实证研究发现,第二语言习得的困难不总是源于跨语言的差异,学习者所犯的错误也不总是能够被对比分析预测到。对比分析因此遭到了质疑,语言迁移研究也随之进入低谷。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来自母语的影响不是二语学习者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犯错误的唯一原因,这一认识使得研究者从关注语言对比分析,到关注错误分析,即关注外语学习者产出的错误。
Selinker (1972) [3] 首次提出中介语这一术语,中介语一是指学习者在某一阶段所建立的目的语知识系统;二是指由这一系列目的语知识系统相互连接而形成的连续体。中介语研究比错误分析研究更加完整和丰富,因为其研究对象涵盖二语习得者的全部产出,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Selinker (1992) [4] 指出,中介语理论概念的精华是语言迁移,强调了语言迁移对学习者建立目的语知识系统所起的作用。语言迁移研究是中介语研究的重要内容和聚焦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语言迁移由影响外语学习的自变量逐步演变为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因变量,语言迁移研究在几经起伏之后,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盖飞虹,2022) [5] 。时至今日仍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为语言迁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国内使用较多的前五种理论为语言可加工性理论、类型学、标记理论、语言相对论和接口假说(吴柳,2022) [6] 。从语言迁移方向来看,“母语向二语的顺向(负)迁移研究居多”(袁华,2017) [7] 。
语言迁移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Odlin, 1989) [1]:1) 正向迁移。指母语与目的语的相同之处会促进第二语言学习。2) 负向迁移。即母语干扰,母语干扰会导致错误出现,延长学习者犯错误的时间。许多实证研究(Ellis, 1985: p. 29) [8] 表明,母语干扰是第二语言习得中普遍存在的现象。Odlin将负向迁移的结果概括为“过少运用”、“过度运用”、“运用错误”和“误解”。“过少运用”指学习者很少或根本不使用某一目的语结构,因此又称回避。回避可能是因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某些结构与母语中相对应的结构差异大而感到困难所致,也可能是因学习者对母语与目的语间的相似表示怀疑所致。“过度运用”往往是回避行为的结果,学习者为了回避某些结构而过度使用其他结构来替代。“运用错误”主要有3种:一是“替代”,即在目的语中使用母语形式;二是“仿造”,即用一种语言结构直接翻译另一种语言结构;三是结构修改,即一种反映纠正过度的错误。“误解”是指母语结构影响学习者对目的语信息所作的解释,这种解释与母语者的解释差距很大。3) 习得时间不等。语言学家发现,儿童习得母语所花的时间基本相等。但成人习得第二语言所花的时间却相差很大,这表明语言本身有难度差异。语言难度差异与语言距离有关。一般来说,语言距离越近,难度越小,习得所需的时间越短;距离越远,难度越大,习得所需的时间就越长。
语言迁移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从语音、词汇,到句法、语篇和语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介语语用学的兴起,人们开始从语用习得的角度研究二语学习者如何用目的语理解和实施二语言语行为及如何习得二语语用知识。结果发现,虽然学习者可能已经习得了目的语的语法/语言形式,但他们并不一定能理解制约目的语使用的社会文化规则,在交际中往往把自己母语的社会文化准则应用到了目的语中,产出了不合适的目的语言语行为,导致语用失误。Kasper (1992) [9] 认为,学习者这种表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语用迁移,并将其定义为“学习者已有的语言和文化语用知识对二语语用信息的理解、产出和学习所施加的影响”。从二语学习者言语行为的实现角度,语用迁移也可定义为“将第一语言的社会文化交际能力迁移到实施第二语言言语行为中去”(Takahashi & Beebe, 1987) [10] 。
从表现形式上语用迁移可分为语用语言迁移(Pragmalinguistic Transfer)和社交语用迁移(Sociopragmatic Transfer)。语用语言迁移主要是指外语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套用母语的语言形式,社交语用迁移指的主要是外语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套用母语文化中的语用规则以及语用参数的判断。当二语学习者想用目的语的言语行为表达意图时,两种类型的语用迁移总是同时表现出来,在学习者的交际能力的表现中共同起作用。从作用或方向性上语用迁移可分为语用正迁移和语用负迁移(Kasper, 1992) [9] 。语用正迁移是指以母语为基础的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知识迁移到二语语境中,这种迁移产生的感知和言语行为与二语使用者的一致,母语和二语展现出相似的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特征。语用负迁移是指以母语为基础的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知识迁移到二语语境中,这种迁移导致的感知效果和言语行为不同于二语使用者。无论是正向还是负向语用迁移,都是外语学习者在习得目的语时受其母语文化的影响,倾向于模仿母语的语言或文化方面的语用知识去习得目的语,并将母语中的文化和语言知识复制到目的语中去产生的结果。
3. 研究方法
为了对比中国西语学习者和西语母语者使用简单条件式的情况,我们使用了两个语料库,第一个是中国西班语学习者语料库(Corpus de Aprendices Chinos de Español,简称CACE)。本研究中,中国西语学习者的语料来自该库的子库之一测试库(即专八作文库)。为了对比中国西语学习者和西语母语者在使用简单条件式方面的异同,我们使用西语国家社论库作为参照库。
中国西班牙语学习者语料库(CACE)是中国大陆建设的第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西班牙语学习者语料库,以中国高校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为语料采集对象,库容约105万词,其中包含学习者语料100万词和本族语者语料5万词。学习者语料包含测试库(专八作文库)和非测试库(命题作文库)。其中,测试库的语料来源为2013~2016年全国西班牙语专业八级水平测试(简称专八)的作文语料,库容约75万词。专八测试于大四上学期举行,是中国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的最高水平专业测试。自2005年全国西班牙语专业八级考试正式实施以来,考试最后一题均采用命题作文的形式,作文题目对写作的字数进行了规定,一般为200~250字左右。专八测试题型相对稳定,除个别年份外,作文字数要求也比较稳定,因而构成中国西班牙语学习者语料库测试语料库的可靠和稳定来源。中国西语学习者语料库课题组按照水平测试考试成绩的等级标准(不及格、及格、良好和优秀)进行分层抽样,建立了中国西班牙语学习者语料库中的测试子库。2013、2014年专八作文题目为议论文,2015、2016年为记叙文。本研究选取了2013、2014年作文的未赋码语料和赋码语料单独建库(下文简称为学习者库),即作文库生库和赋码库,各包含文本2081篇。其中,生库容量(即总形符数或单词总数)为503,235词(何晓静、刘元祺,2018) [11] 。
西语国家社论库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学院刘元岐老师创建于2014年,其语料采集于来自九个西语国家的十家媒体,分别是:阿根廷La Nación、玻利维亚El Diario、哥伦比亚El Tiempo、墨西哥La Jornada、尼加拉瓜La Prensa、委内瑞拉El Nacional、乌拉圭El País、智利La Tercera和西班牙El País和ABC。该库共有1387篇文章,体裁均为议论文(社论),文章采集方式为定期抽样。之所以选择该库作为参照库是因为该库语料和2013、2014年八级作文一样均为议论文。
首先我们使用AntConc软件对学习者库和社论库进行了简单条件式动词搜索,得出简单条件式在两库中的频数和每千词标准化频率,以便比较简单条件式在二者中的使用情况。为了了解中国西语学习者是否比西语母语者更少使用简单条件式的各个基本用法,我们从两库的生库中随机抽取含检索项的文本各100篇,找到其中出现的含有简单条件式的语句并对其按照简单条件式的基本用法进行分类,并对比简单条件式的每个用法在学习者库和社论库中出现的频率。在阅读了中国学生的作文内容后,我们发现,虽然简单条件式出现的频率不高,但是作文中表示推测、委婉提出建议、请求、表达个人观点的语段却并不少,由此我们推断,中国学生使用了其他表达方式来表达简单条件式可以表达的语义和语用含义。例如,除了使用动词的形态变化(包括将来时和条件式)以外,西语中还可以有以下几种表达推测的方式:1) 使用情态动词,例如puede que;2) 使用副词或副词短语,后接虚拟式或陈述式,如:quizá + 陈述式/虚拟式、a lo mejor + 陈述式;3) 使用es probable/posible (que + sub.)句式。为了验证我们的推断,我们通过引入词表的方式对上述每一种替代方式进行了分类检索,检索文本为学习者库和社论库中的全部文章。每种表达方式都对应一张词表,其中包含该类表达中的常见结构(例如副词词表中列有a lo mejor、posiblemente、probablemente、quizá、quizás、seguramente、seguro que、tal vez)。由于两库总形符数差异较大,不能直接对比每类表达方式在两库中的出现次数,在完成上述检索过程后,我们计算了每种表达的千词标准化频率用于对比。
同样地,为了验证中国学生是否更倾向于使用简单条件式之外的方式来表达礼貌或缓和语气,我们制作了西语中:1) 可以用来表达个人想法的动词词表,包括“creo que”(我认为)、“imagino que”(我猜想)、“parece que”(我觉得)等表达;2) 表达建议的词表“es + adj. + que”,包括“esaconsejable (que)”(建议做某事)、“es recomendable (que)”(建议做某事)等表达;3) 其他可以表达想法和建议的动词词表,包括convenir (做某事是合适的)、hacer falta (有必要做某事)等。在检索后,我们对比了两库中用上述每种方式表达礼貌和缓和语气的频率。
4. 检索结果
通过AntConc对学习者库和社论库的检索,简单条件式在两库中出现的频数和千词标准化频率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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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Frequency of use of simple conditional in the two corpora
表1. 简单条件式在两库中的使用频率
从表1可以看出,简单条件式在学习者库中的出现频率远远小于其在社论库中的出现频率。为了解中国学生是否比西语母语者更少使用简单条件式的每个基本用法,笔者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两个语料库中分别抽取了100篇包含检索项的文本,并把其中出现的简单条件式用法按照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编纂的《西班牙语新编语法词典》(Nueva Gramática de la Lengua Española,以下简称NGLE)对简单条件式用法的解释分成四大类。根据NGLE (2010: §23.15) [12] ,简单条件式的基本用法如下:1) 站在过去的角度描述将来:Dijo que en una semana se levantaría un nuevo centro commercial (当时他说一周后这里将建成一个新的购物中心);2) 表达虚拟情况下的假设:Estaríamos viajando si no hubiera sido por la anulación de vuelo (要不是航班被取消了,我们现在已经在旅行了);3) 表达可能性:Cuando caminábamos él ya estaría en casa (当我们还在外面走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在家里了);4) 缓和语气:Diría que no se trata de la mejor solución (要我说啊,这不是最佳解决方案);5) 表示礼貌:Desearía ver al director (我希望能见主任)。由于缓和语气和表达礼貌都可以减弱表达请求、提出看法或建议的语气,我们把这两种用法归为一类。检索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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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Various uses of simple conditional in the two corpora
表2. 简单条件式各种用法在两库中的使用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学习者库抽样文本中,简单条件式的各个基本用法均明显少于社论库抽样文本。
之后,我们引入了三个表达可能性的词表,通过AntConc在两库中检索,结果如表3所示。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3. Number and frequency of occurrences of each type of expression of possibility in the two corpora
表3. 各类表达可能性的方式在两库中的出现次数及频率
从表3可看出,中国学生在作文中表达可能性时,使用情态动词、副词和副词短语以及“ser + posible/probable que”句式均多于社论库。
最后,我们引入三个委婉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的表达方式的词表,在两库中的检索结果如表4所示。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4. Number and frequency of occurrences of various euphemistic expressions of personal opinions in two corpora
表4. 各类委婉表示个人意见的表达方式在两库中的出现次数及频率
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学生比西语母语者更频繁地使用简单条件式以外的方式(如使用可以表达想法和建议的句式等)来委婉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
综合表3和表4可以看出,中国学生在想表达可能性和缓和语气的时候,更倾向于用其他表达方式替代简单条件式。
5. 对结果的讨论
以上检索结果验证了我们的观察,回答了引言部分提出的三个问题:中国学生确实比西语母语者使用简单条件式的频率更低,且使用简单条件式的各个基本用法的频率都更低,同时可以观察到中国西语学习者比西语母语者更频繁地使用可以替代简单条件式的表达方式。出现上述现象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
1) 学习者库中用简单条件式表达过去将来和假设情况较少或与作文题目相关。
在分析具体语料后,我们认为学习者库中,中国学生较少使用简单条件式表示过去将来或假设情况与作文题目有关。2013年专八作文要求考生围绕题目中给出的名言进行论述,2014年的考题则要求学生以“阅读”为主题展开讨论。根据题目要求,考生们答题时应以阐述观点为主,也就是说,作文应该写成议论文,这大大降低了使用简单条件式表达过去将来或假设情况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学生较少使用简单条件式也与其用法的复杂性密切相关,我们接下来将展开叙述。
2) 简单条件式用法的复杂性导致学生采取回避策略。
简单条件式对于中国学生来讲很复杂,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时态,也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式”。简单条件式用法很多,且每种用法对应的时值不同。当它表示相对于过去某时刻将要发生或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如“Dijo que nos ayudaría”(当时他说会帮助我们),简单条件式ayudaría是一个相对时态,其时值因语境而异。当用简单条件式表达可能性的时候,其时值也因语境而异,如在“Tendría yo entonces doce años”(当时我大概12岁)中,tendría是对过去的事情的可能性的判断;“Me quedarían unos cien euros”(我大概还剩100欧元)中的quedarían是对当前状况的可能性的判断;在“Nadie lo convencería”(或许没人能说服他)中,由于缺乏具体语境,则既可能是表达对当前情况的判断,也可能是表达对未来情况的揣测。简单条件式表达委婉语气的时候,其时值相当于一般现在时,如在“Yo diría que no se trata de la mejor solución”(要我说这不是最佳解决方案)、“Me gustaría probarlo”(我想尝尝)中。但是即便是相当于一般现在时,在“Me gustaría que me hablaras de la comida mexicana”(我想让你给我讲讲墨西哥饮食)中,从句中的动词仍然要使用虚拟式过去时hablaras,而非虚拟式现在时,这一点令很多中国学生感到困惑。总之,简单条件式的各种用法和时值对于中文母语者来说比较难以理解和运用。
Kellerman等(1992) [13] 指出,回避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学习者意识到自己在使用外语时能力不足。他对能力不足的程度作了以下区分:1) 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某些使用规则完全不掌握。2) 学习者对目的语某些使用规则只掌握一部分。3) 学习者完全掌握目的语的某些使用规则,但在特定情况下对使用感到困难,例如在对话的时候。中国学生回避使用简单条件式很可能正是由于其意识到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足。简单条件式的用法很多,每种用法对应的时态也不同,这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是很大的难点;另外,本研究语料是专八考试作文语料,学生在考试的情况下为避免出错,比平时放松状态下更倾向于使用有十足把握的表达方式。这种回避行为同时导致了其他可以取代简单条件式的各种说法表现出过度运用的状态。
3) 母语与目的语的差异导致的语用迁移。
影响语用迁移的因素既有社会语言文化本身内部的结构性因素也有外部非结构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包括母语与目的语在语言语法规则、社会语用模式上的异同点。非结构性因素包括学习者外在因素(学习环境及在目的语社区居留时间)和内在因素(对目的语社区的态度、对两种语言距离的感知、二语语言水平以及学习态度等)。这些影响因素相互交叉,共同对语用迁移的发生起作用(卢加伟,2010) [14] 。
语言结构包括语言语法规则以及各种言语行为的语言实现形式(语用策略)。当母语的语言知识与目的语某些语言现象相矛盾或冲突时,学习者经常将母语的社会语言常规用来实施二语中的言语行为,即将母语中的语用策略直接迁移到目的语中去(卢加伟,2010) [14] 。汉西两种语言距离较远,语言结构(语法规则和语用策略)差异明显。简单条件式在西语中可以用于表达推测、请求、拒绝、建议、邀请、提供等多种言语行为。汉语动词没有屈折变化,但简单条件式所表达的各种意义可以通过很多其他手段表达出来,如在表达推测时,汉语主要借助语气副词,如“大概”、“也许”、“可能”、“想必”等,和情态动词,如“会”和“要”(李琪琨、龙涛,2017) [15] ;在礼貌地表达拒绝时,汉语是通过语气词实现的,常见的表达拒绝的语气词为“吧”和“呢”。“吧”用于缓和拒绝语气,可接在表达拒绝的词、短语或小句之后,如“不必了吧”、“算了吧”。“呢”主要出现在以客观事实作为理由的情境中(李影,2024) [16] ;在表达建议时,汉语说话人使用祈使句、施为动词 + 祈使句、认识立场标记 + 祈使句的比例相当高(66.8%) (徐晶凝、郝雪,2019) [17] 。此外,汉语里经常通过动词,例如“(我)建议”、“(我)认为”、(我)希望等,或者通过副词,例如“不妨”、“最好”;或通过语气词,如“吧”、“呗”等,和某些固定句式,如“要是……就好了”来表达建议;在缓和语气时,可以通过语气词“啊”(汪敏锋,2022) [18] 或者“呢”、“吧”、“呗”等(王斯静,2023) [19] ;在委婉提出请求时,可以加上“一下儿”、“一点儿”等等这种表示“少量、轻微”意义的词(王斯静,2023) [19] ;再如,表达“提供”这一言语行为时,中国人可能会通过使用敬称来表达礼貌,如服务员为顾客点菜时会问:“您想吃点儿什么?”或“先生/女士想吃点什么?”,售货员会问顾客:“您要点儿什么?”,学生在用西语表达上述意思的时候,由于对目的语的语用策略掌握得不好,极有可能把母语直接翻译成西语,如“¿Qué quiere comer usted?”、“¿Qué quiere comer, señor/ra?”、“¿Qué quiere usted?”,而想不到去使用“¿Qué querría?”或“¿Qué le gustaría comer?”等含有简单条件式的句式来表示礼貌。同样地,在表达请求的言语行为时,中国学习者很可能会直接翻译中文语句,如“¿Puedes abrir la ventana?”(你可以开下窗户吗?),而想不到用简单条件式“¿Podrías abrir la ventana?”,因而造成语言语用迁移。也就是说,西班牙语中的动词可通过添加功能语素直接体现说话人使用动词的方式(即“式”),而汉语动词由于没有屈折变化,在表达推测、请求、拒绝、建议、邀请、提供等多种言语行为时必须通过添加词语的方式。正是由于汉西语言结构的差异,中国学生受到母语影响,用西班牙语写作时更倾向于在目的语中复制母语的语用习惯,使用添加动词(包括情态动词)或副词、使用敬称或固定句型等手段来表达西语中习惯用简单条件式来表达的各种言语行为。
6. 结论
通过考察两个语料库中简单条件式的使用情况,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1) 中国西语学习者使用简单条件式的频率比西语母语者低;2) 中国西语学习者比母语者更少使用简单条件式的各种用法;3) 中国西语学习者比母语者更多使用其他说法来替代简单条件式可以表达的各种语义。上述情况的出现可能是语言负迁移和语用负迁移造成的。同时,语料使用的作文题目也是上述情况出现的部分原因。简单条件式用法复杂,对中国学生来说是个难点,因此中国西语学习者回避使用它,回避行为的结果就是简单条件式的替代手段呈现出过度使用状态。教师在教授简单条件式的过程中,应将其用法作为重点和难点进行细致的讲解并反复练习,教会学生掌握其用法。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中国西班牙语学习者语料库的构建与研究”(17BYY1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