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最重要的伦理观念，《孝经·三才章》中有孔子的一段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包罗万象，地孕育万物，人的孝道是百行之首。家庭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单位，需要孝作为秩序来维护长幼秩序和家族延续，这种秩序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伦理规范，保证了社会的稳定运行。古人又将这些伦理制度化规范化，表现为种种“礼制”，形成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1] ”可见孝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在社会治理方面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2. 传统孝的内涵
2.1. 孝是为人之本
当父母年迈体衰，失去劳动能力时，子女应该主动承担起照顾和赡养的义务，这是一项基本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要求，也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准则。在《礼记·内则》中，古人便已提出“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要求人们从物质上满足父母的需求，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衣食住行，即“养父母之身” [2] 。《礼记·祭义》中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说明对孝顺的子女，在照顾父母时，一定是蔼然可亲、怡声下气的。在侍奉父母的过程中，必须心怀感恩和尊敬之情，只有保证父母精神上保持愉悦，自身的心灵才可得到满足。孝道文化通过培养谦虚的心态和严格的行为准则，对人们的品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导人们见贤思齐，在道德修养品格操守遵守行为规范。
2.2. 孝是齐家之要
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内部存在着父子、兄弟、夫妇三对关系，外部包括亲戚和邻里等关系。“齐家”的本质在于整治好家庭内部关系，作为一种家庭伦理观念，能帮助各家庭成员找准自己的位置，完成本份工作。儒家向来重视“齐家”，用孝来“整治、治理家庭”，《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有丰富的齐家思想，颜之推《颜氏家训》、司马光《家范》等著作中详细阐述了儒家“以睦亲为上”的齐家思想。《孟子》强调了家庭秩序和礼仪的规范性，将“孝”和“仁义”联系在一起，以“孝”齐家，家庭和睦。“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在伦理道德方面强调孝悌之道对于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用仁义作为联系父子、兄弟伦常的纽带。也体现了这一观点 [3] 。
2.3. 孝是治国之本
“礼”是顺应人性的善行和规范，才能做到“有耻且格”，其中“孝”又是德之“德”、要、礼之本。道德准则是维护国家秩序的基石，它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促进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国家安宁。《三才章》所说“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将“孝”从家庭伦理推广到“爱天下之民”，与“为政”“治国”密切相关。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年(486)，诏令：“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 [4] 。这些政策都体现了用孝治理国家的理念 [5] ，改变了民族野蛮、落后的精神面貌，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思想和政策基础。
3. 新时代孝的内涵
3.1. 赡养父母
赡养父母，是谓“能养”。无论是传统孝还是新时代孝都将赡养父母作为最基本的要求，差异主要体现在赡养方式上。以前家庭的规模较大，一个家庭通常有多个子女，形成了多个年轻人赡养少数老人的格局，养老的压力较小。现代社会却与之相反,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快，年轻人承担的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面临力不从心的困境，养老问题也越来越被大家乃至整个社会所重视。
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迎合时代背景，对赡养老人的责任提出新的见解。一方面，家庭养老仍是最普遍的形式，这种以家庭亲缘为纽带，满足中国家庭三代同堂、承欢膝下的美好夙愿，保留了传统的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但是，社会的高度竞争，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使得许多年轻人没有余力去照顾老人因此，我们需要推动社会化养老事业的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不断完善制度，还需丰富符合现代养老制度的新时代孝内涵。社会上许多传统的人认为社会养老和临终关怀等是“弃亲不养”，但其实这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看法，“分而不离”则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即老人和子女各自独立生活，但保持紧密的联系并互相照顾。社会养老需要政府、社区等多部门的联动和支持，这些就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2. 尊重长辈
尊重长辈，是谓“尊亲”。在传统的孝道中，尊敬长辈是一项重要的价值观念。这种现象通常被描述为“顺从”，权威性孝道强调子女对长辈(或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怀疑和争辩是不能允许的，即孩子们接受对父母的安排，这与近代所提倡的科学和创新并不相同。但是当代的孝的“敬”不应该是表面的、虚伪的敬，而是一种真正的、有形有意的敬。新时代的孝则应成立在亲子关系中实现平等和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不再是人格上的屈从和对自由的牺牲。在传统的孝观念中，对于父母的关心通常表现为对他们生活细节的关注，要求子女“随侍在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孩子需要应付繁忙的学业，青壮年需要忙于生活，不可能时时刻刻呆在父母身边。在这种情况下，关注长辈的心理状况变得尤为重要。给那些无法与父母亲身相伴的人来说，通过电话或发送短信来沟通奉献关心父母的各种方式，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安慰。
3.3. 付出行动
付出行动，是谓“践行”。在日常生活中，对待父母的关怀和照料应该以行动来体现，尤其是在父母生病时，更应该竭尽全力地照顾，无微不至地关心，力图让他们没有忧虑。在传统孝道中，对于患病父母的照顾，越是表现出超乎常人的举动，就越能够引起广泛关注而被人们记住，例如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的哭竹、卧冰、尝秽、割股等行为。在这样特殊的孝道影响之下，对长辈的悉心照料和情感鼓励，看来似乎过于平凡，难以达到孝的标准。然而社会在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例如，有些故事中提到的牺牲自我、盲目服从等观念可能与现代人的独立、自主和追求个人价值的理念有所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摒弃这些故事。相反，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比如孝顺、尊敬长辈、关爱他人等美德。同时，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去理解和传承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4. 孝在推进基层治理方面的作用
4.1. 孝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
当下，中国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新阶段，进程明显加快，程度不断加深，规模日益扩大。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上一次相比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不断加剧着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市场到社会，从家庭到个人，从有史以来的年轻社会到前所未有的老龄社会，一场多维度、深层次的历史性转型正在全面展开。
在社区中，一线救助和社区防治中处处体现着关爱老人、呵护老人的救助理念，这正是孝老爱亲美德的体现。国家卫健委为照顾老年人健康，提出做好对老年人的健康监测。要构建网格化布局医联体，对老年人进行分级健康监测，二级以上医院发挥技术指导等作用，牵头医院要建立绿色通道、快速转诊机制，帮助重症老人可经绿色通道转诊到高水平的医院。但许多年长者不具备上网和使用智能手机的技能,在生活中遇到出行、看病、消费等方面的困难，无法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所以多地选择完善医院老年友善服务，包括多渠道挂号、设立老年人绿色窗口、专属通道等。在智能自助终端设备增设导诊、导引服务。对医院互联网应用进行适老化改造，根据老年人需求优化栏目设置，推出大字体、大图标显示，提供全程语音提示等功能。汇聚合力，将对老人关怀和照顾融入社会氛围当中，大力弘扬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孝老爱亲”精神。基层社会治理中这些优秀的思想源泉,在很大程度上凝聚了民众的价值共识，从而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气，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润滑剂”。可以说以孝为首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源泉，使人们的判断和行动存在共同的基础，影响了对老人做到包容和友好的行为取向，使社会协调发展。
4.2. 孝有助于缓解矛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生活和养老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化，这就意味着社会治理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矛盾。其中很多公共事件中都少不了网络的推波助澜，这些冲突延伸到社会当中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成年子女有责任赡养父母。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承担对老年人在经济、生活和精神方面的支持责任，同时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因此，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解决这种不履行赡养义务的问题却十分棘手。首先，父母常常考虑到子女的面子，所以他们认为家事不应该被他人知晓。其次，即使父母因养老问题向法庭寻求帮助，最终判决子女承担赡养责任。子女能够顺利履行这一责任，父母的经济状况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会破裂。中国的传统“孝”文化有助于维持家庭关系的和谐。在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和谐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孝”文化主张最重要的孝道就是要孝敬父母，这种观念富有深厚的情感色彩。在构建和谐社区的当下，家庭和谐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子女在温馨和谐的家庭中成长，能够始终感受到家人的关怀，彼此之间相互支持和友爱，他们通常具备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并且对他人持有同情心。传统的“孝”文化强调家庭成员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等，也尊重了家庭成员的独立性。它强调子女应对父母负有物质和精神上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孝”道德教育，强调家庭成员团结互助、尊重老年人和相互容忍等概念。此种传统文化对伦理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培养，不仅可降低家庭间的矛盾冲突，还为社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指导。
4.3. 孝有助于推动社会和谐
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这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康佛特生物学家直截了当地指出：“老年歧视是种看法：由于存在很长时间，人们不再是人，也不再是同样的人，或者变成了一种下层的人群。”换句话说，老年人被隔离出来，成为不同于“我们”的“他们”。在我们的社会中，老年人歧视问题频繁发生。虽然媒体和网络上时常出现老年人“霸占”公共场所的新闻，但这并不代表老年人没有受到歧视。相反，这些事件往往引起了年轻人的不满和抵触，表现出了对老年人的偏见和不尊重。前不久，有媒体发起了关于“早高峰是否应该禁止老年人使用公交卡”的投票。结果显示，76.4%的参与者支持禁用老年人公交卡，评论中甚至出现了“早起上班够辛苦，还要给老人让座”的抱怨声。这些言论表明了一些人对老年人的不满和抵触，认为老年人在高峰期“没正事也要出门跟年轻人挤”，应该为此付出代价。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所有人都会老去，老年人也应该享有尊重和关怀。老年人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对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尊重老年人，不仅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自尊心，也会失去他们的贡献和潜力。
老年人歧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解决。孝作为以亲子关系为核心，需要外部社会力量的维护，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孝道受经济社会发展、文化融合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个人的约束力量越来越弱，就容易出现不孝事件。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尊严尽一份力。只有通过加强对老年人的尊重和理解，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服务，教育和提高公众对老年人的认知和意识，以及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我们才能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尊重和公正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引导和培育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既发扬传统，又结合时代新发展孝的内涵。
5. 将孝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路径
5.1. 基层精英领导
选出一个好的领头人是基层治理中的重要环节，基层社会的许多事务依赖于基层精英的参与和组织，利用自身的声望和影响力，组织和引导互助组织，解决民生问题，实现基层秩序的维持。根据韦伯的观点，人们服从于支配者并不仅仅是出于功利计算。在日常生活中，
服从是基于对支配者的“合法性”的信任。权威是一种获得内心认同和自愿服从的“合法性”权力。韦伯将权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或称为卡理斯玛权威)和法理型权威 [6] 。根据韦伯的观点，基层精英被视为具有魅力型权威，他们获取权威地位并不依赖于外部权力的授予，而是源于他们个人魅力的合法性，从而获得了他人的自愿顺从。具体来说，基层精英获得权威的基础是建立在自己的道德品质之上。“基层精英可以提高精神层面的收益，通过自身对基层的内聚力和控制力，设置村规或民约，通过非正式的手段提出具体的规定，将孝道融入到共同约定的行为守则当中 [7] 。基层精英作为乡贤新时代在社区基层的表现形式，有助于以孝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的传播和扩散，“关爱父母”、“尊重长辈”、“缅怀先祖”的美德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的传播提供了环境。
5.2. 法制手段引领
制度作为一种规范、规则和惯例的集合，为人的个体行为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从而影响个体的基本偏好和自我身份的认同，以此形塑个体的持久行为模式。人的内心中的道德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很多时候是来源于习惯上的养成，而人的行为习惯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而道德上的养成就需要制度上的规范，相对而言，法治就是最好的抓手 [8] 。传承孝中的法治思维，完善制度的构建，提高它的导向强化和监控作用，使之成为自治、德治、法治相融合的中国特色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比如将“常回家看看”入法，就是将孝伦理性和法治性相结合的案例。尊重老人的精神需求，将老人赡养问题拔高到法制的层面，把探望和问候老人也作为明确的法律要求。法律的强制性使得子女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观受到限制，不能冷落和忽视老人。但是法律只是进行一种引导性的规范，并没有对探望的频率、时间以及怎样问候进行要求：也没有对违反法律后要承担怎么的责任进行确定。所以将孝编入法律就是在风向上进行引导的作用，引导并教育社会对老年人的重视，主动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
5.3. 舆论方面引导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基于熟人的交往准则，容易建立起相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舆论是一种隐性的伦理文化，也是道德规范的传播机制和渠道，达到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治理效果。在交流中，增进了居民间的日常交流和互动，强化了彼此之间情感上的联系，大家对孝有不同的理解又互相融合，最终达成一致的看法，让思想上回归到行动中，培育出良性的治理资本。另一方面，居民之间将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通过语言表述出来，并用以表达自己看法，判断出事件的是非曲直，这是一种强大的道德批判和社会权威。因为当道德规范被违反时，社会往往会通过表示不满或者不悦的方式来做出反应，为了避免自身成为舆论的中心，维护自己的脸面，人们选择遵守孝道和道德规范，舆论就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着重打造舆论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不仅为基层提供了社交场所，也是舆论产生的重要场域。比如在休闲广场内设置文化宣传墙 [9] ，通过文字、图片及雕像等形式展示孝的故事和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人们孝的观念，塑造优良的精神品德。在社区内开展孝道讲座、标语宣传、孝道模范评优等多种方式营造基层孝老爱亲的舆论氛围。通过舆论来约束每个人的行为，让孝道成为大家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成为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柔性治理方法之一。
6. 结论
孝是一种伦理道德，更是一种真善美，历来被视为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基石 [10] ，是规范中华民族日常行为的重要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积极推动孝道与社会治理相融合，让孝道在社会治理中焕发出新的活力，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需求，为构建更美好的家庭、社会和国家发挥积极的作用。
基金项目
2022年广西哲社规划课题《极老龄观视角下青年群体孝老观念与行为的变迁和调适研究》(项目编号：22BRK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