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富人”是后税费时代村治主体之一 [1] ，指的是本村人在外乡积累资本，具有“企业家”或者“老板”的身份 [2] 。“富人”参与村治是城乡融合发展策略以及基层政府推动的结果。从乡村治理结构的路径上，富人治村在资源下乡政策和乡镇治理能力衰弱的双重背景下，具有必然性。“富人”对资源下乡非常敏感，能迅速捕捉到国家政策信息并迎合政策，乡镇在财政匮乏的约束下也需要依赖富人的资源以完成治理任务 [3] 。富人治村能够推进村庄产业和促进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使得富人治村具有显著的收入带动效应 [4] ，但也会带来垄断、排斥和村庄公共性瓦解，形成“权力利益网络”，掠夺村庄公共资源的弊病 [5] 。
在实践中，富人治村的内容和模式多样，乡村更新是其中一类。乡村更新可以实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产业升级，从而达到城乡融合的目标。乡村更新通过对旧有乡村生活环境、总体布局、建筑功能、产业结构中的一方面或多方面进行的翻新建设 [6] ，将区域中已经不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乡村作必要的、有计划的营建 [7] ，而旅游开发更新是其模式之一。
由于乡村要素综合了生态、生活、产业和文化、治理等类型的有机体 [8]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更新成为一种必然。在过程导向视角下，政府、新乡贤、研究团队以及村民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更新的协作过程，扮演不同的角色 [9] 。但存在经营管理机制相对粗放，协同力较弱的困境 [10] 。因此，主体培育、动力激活、党建引领、政策保障、创新驱动机制协同，推动多维整体更新，是其调适路径 [11] ；此外，探索以村民为使用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协作的乡村更新机制，村民人才组织建设是持续内生动力的保证 [12] 。
目前研究中对“富人”身份参与乡村更新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Y村富人书记带领乡村更新、发展农旅产业的案例，分析富人治村对乡村更新建设的影响。
2. 富人书记主导的乡村更新
2.1. Y村简况
江浙地区富人治村现象较常见，Y村就是其中之一。Y村位于H市区南郊，全村村域面积2.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300亩。由于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于种植水稻和小麦，Y村长时间处于贫困状态，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周围的其他村庄。甚至2013年以前，村庄道路还只是一条3米宽土路，交通极为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村庄中的大多数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留在村内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这也导致村庄的治理资源短缺。
2.2. 富人书记简介
Y村富人书记C某，是Y村本村村村民，其名下有七家企业，注册资本达伍仟万元，是名副其实的“富人”、“能人”。Y村所在乡镇通过“能人议事”机制邀请C某参与乡镇发展规划与建设工作。期间正值Y村委换届，C某于是继任村书记，在Y村成立企业，主要经营生态农业项目开发、农业技术研发生态农业观光服务及初级农产品销售等业务。
2.3. 富人主导的乡村更新历程
乡村更新涉及环境、布局、产业等多方面的有计划的改造，必然需要多方资源。相较于其他村书记的治理资源，富人村书记的经济资源和商业能力是突出优势。在任职期间，富人村书记通过成立旅游开发公司和农业公司，进行农业旅游为主题的乡村更新，在此基础上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发展村庄。这意味着对Y村进行物质空间上的改建，以及村内生产的重新组织方面的治理，乡村更新成为了富人治村的核心。
乡村更新历程规划分为两期。一期项目建设100亩，总投资5000多万元；二期项目建设民宿项目，由农业公司与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修建Y民宿，新建、改建农村空闲房屋30幢，新建商业街面积1万平方米。与此同时着力于道路改造、园区建设、商铺招租等。
富人村书记还牵头进行水果采摘园的规划和建设工作。成立了农业开发公司，与多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对农业旅游、果园种植与研发进行规划。在专家的指导下，规划建设草莓园160亩，草莓苗圃20亩，葡萄园180亩，桃园200亩，高标准草莓大棚98个。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来观光，富人村书记对村庄房屋进行美化和改造。通过在村民楼房墙体表面涂抹3D彩画，增加村庄的艺术气息，还拆除乱搭乱建以及影响村庄面容的建筑。着力提高绿化覆盖面积，进行绿化种植和村庄环境的改造。此外，还在村庄入口处及道路两侧安装了稻草雕塑，显示了村庄独特的风土人情。
富人村书记在回村担任村干部期间具有多重身份，他利用各种身份所形成的便利解决村庄规划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富人村书记作为本村人，利用与村民的亲属关系解决村庄土地规划引起的纠纷；作为Y村的村书记，富人村书记在采摘园区建设时更好的协调各方的利益；作为企业老板，富人村书记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村庄提供资金支持和项目注资。富人村书记在任期间的治理作为不仅实质上改善了村容村貌，还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内的经济收入，得到了村民的认可。Y村作典型，还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表扬和支持，以及当地媒体的报道。
3. 富人书记主导下Y村更新的成效
3.1. 改善村容村貌
Y村在富人村书记的带领下，经过多方讨论、规划，修建了采摘观光园区，占地1600亩。改善了村内道路状况，修建了3公里沥青路和4公里的砂石路，还有村民活动中心南侧7米宽的沥青路以及1至5组9支渠路，15组门前路，中心村3条南北路和古路拓宽，共计15公里的水泥路。规划新建、改建农村空闲房屋30幢，新建商业街面积1万平方米。
在此基础上，富人村书记牵头将Y村建成新型农业农村一体化综合示范区，主要功能分区包括三个：一是以村庄水乡文化为特色，打造城市农业休闲区；二是以果蔬采摘为支撑，进行观光规划，打造生态农业示范区；三是通过美丽乡村规划，打造生活宜居的配套生活片区，以观光农业产业发展作为支撑，构建生态环境优美的农业旅游发展模式。
3.2. 增加村民收入
富人村书记上任以后，改变以往村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提出“政府引导、公司运作、农民参与”的模式。一方面，村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由公司负责规模化种植，村民每年能够获得土地流转费，也能将村庄闲置的土地资源利用起来；另一方面，公司招聘村民在草莓园采摘、剪枝，既能为村民创收，又方便村民照顾家庭。此外，村庄观光农业的发展也吸引了更多游客来消费。富人书记在上任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村集体经济逐渐步入正轨，村民收入也逐步增加，村庄逐渐脱离贫困。
对村庄而言，在富人书记的规划下兴建的，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新渠道。村庄闲置土地被利用起来，村民的收入形式业发生了变化。采摘园建成以后，村民的收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是村民种植水稻及小麦销售后的收入；第二是土地流转费；第三是村民的劳动工资，村庄在修建采摘园后会雇佣村民进行采摘园的美化、剪枝等工作，分为固定工和散工，根据工作量和强度来定，另外村民也可以通过帮忙饲养园区内的观光动物、维持路面清洁等工作获取一定的收入。
3.3. 更新产业模式
传统乡村以农业种植为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少乡村的产业结构和村民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富人村书记上任后，主要着手于乡村综合示范区的开发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公司运作、村民参与的形式，大力发展观光旅游。园区成立农业开发公司，负责园区的运营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家庭农场(基地)的运作模式，充分实现公司与村民的联合互动。在园区完工正式投入使用后，村书记通过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村庄进行宣传，吸引更多游客到这里观光。
4. 富人治村对乡村更新的影响
在乡村治理资源不足的背景下，富人治村具有必然性。富人村干部一方面能够凭借其个人能力助力村庄建设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能依靠其所拥有的经济及社会关系资源吸引项目和投资来促进乡村更新。富人治村可以获得良好的治理绩效，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村庄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农民的致富愿望，也成为了乡村更新机制改革的一个路径选择 [13] ，而以乡村更新为基础的乡村规划、产业重组，也成为了富人治村的核心。富人治村对乡村更新无疑具有助力作用，但在富人离村后村庄能否持续发展，决定了乡村更新的最终效能。
4.1. 积极影响
4.1.1. 丰富乡村更新资源
目前，村庄的治理需求与村庄的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富人群体所具有的大量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具备弥补这种差距的能力 [14] 。在乡村更新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富人直接将经济资源投入到村庄更新中；第二是富人村干部利用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引进资源到村庄。富人群体想要参与到村庄政治，就必须将自己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地位，通过私人注资、吸引项目等以私济公的方式来满足当前乡村治理需求就是最好的举措 [15] 。
富人在担任村干部后往往会用个人的经济资源来促进村庄的公共设施建设、提供公共产品。笔者在Y村调查发现富人村干部主要将个人资源用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乡村更新：第一是利用个人经济资源补贴村庄的公共设施建设，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庄道路、房屋改造及美化等基础设施方面；第二是补贴村庄的品牌宣传费用，包括农副产品的网上宣传。
从富人村干部的角度来看，他们每年的企业收入都比较客观，自己也有能力先垫资搞建设，这样在资源协调上也更方便，富人村干部的资源也能更有利于乡村更新。
4.1.2. 有助于引进政府项目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村庄发展因为缺乏资金而不能付诸实践。因此，争跑项目资源成为村庄治理环节中的一个核心工作。村庄争跑项目资源的能力有限，但村庄可以通过与社会资本合作来减轻自己的压力，社会资本的加入将一定程度上解决村庄财力不足的问题。在乡村更新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欢迎富人群体回村当干部，他们就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村庄发展的希望”这一具体指望 [16] 。
在“项目制”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靠争取项目，这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村支书社会关系的质量和广度，如果村支书与县市相关部门有私人关系就容易将将项目引进村庄，其本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也能为争取项目提供砝码；第二是村庄要有项目落地的基础，主要是指物质基础。物质基础就是村庄之前发展得如何，项目资源具有天然的“嫌贫爱富”的偏好，所以，村庄公共建设有基础能更加容易获得项目。
富人村书记上任以后，因为个人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再加上Y中心村的地理位置和村里有大量闲置土地，有助于政府项目的引入。Y村在富人村书记上任后凭借其拥有的经济资源争取“先投入，再给付”的项目，这不仅给村庄带来了投资，也吸引了相关产业，解决了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村民收入。
4.2. 消极影响
4.2.1. 普通村民的边缘化
富人群体担任村干部后，村庄公共资源向富人村干部集中，村里大小事都由其决策，这也让其有机会借此重新建构新的村庄规则。在村庄集体经济薄弱、资源匮乏、村庄发展困难的状态下，村民对“村干部贴钱办事”也变得习以为常。当村民逐渐对这种以“以私济公”的方式参与村庄更新达成共识时，逐步提高的经济门槛和“贴钱办事”的共识会导致村庄选举标准大幅提高，普通村民因不具有丰厚的经济资源而被阻隔在村庄更新建设的大门之外 [17] 。
富人村干部作为乡村更新的领导者，可以说富人村干部凭借个人资源控制了村庄的更新方向。他们凭借着丰厚的经济资源不断吸引项目和投资，借此扩展社会关系，进而巩固自己的权力主体地位 [18] 。由于村两委的岗位有限，很多心系村庄发展的村民被排除在村委会之外，不能为村庄发展建言献策。从自治制度的实践目的来看，村民应该是村庄更新主要参与者，但在富人治村的现实情境中，普通村民由于在经济基础、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劣势而经常处于村庄更新中的边缘区域。
4.2.2. 未能培育持续发展能力
Y村在富人村书记上任后凭借其拥有的经济资源争取到“先投入，再给付”的项目，这不仅给村庄带来了投资，也吸引了相关产业，解决了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19] 。但富人村干部离任以后，新上任的村干部所拥有的资源不能使其在争取基层政府项目时获得领先，这就导致村庄资金链的断裂，村庄建设速度减慢。
富人村书记在离任以后，村庄的资金链出现断裂，采摘园出现了很大的经营危机，采摘园由于长时间无人管理，采摘园产量减少，盈利减少。虽然后面将采摘园分包给村民，由村民负责种植，但由于村民缺乏技术的指导，也不懂经营之道，采摘园又回到原来亏损的状态。采摘园建设过度依赖富人村书记的资源，在富人村书记离开以后，村庄内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采摘园的建设，村庄内的经济缺乏了持续发展的能力。村庄会过度依赖富人村干部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缺乏了村庄自身的“造血”能力，一旦富人村干部离任，村庄就会因为失去“输血”式救济而减缓发展。
5. 结语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Y村旅游人数直线下降，农业旅游产业停滞不前。由于新上任的村书记并未拥有像富人书记一样的经济资源，富人书记离开村委会后，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也离开，伴随“名人”效应的消失，其他投资者也纷纷减少投资，导致村庄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支撑观光旅游的发展，维持现状都很困难。
虽然富人村干部能够使用个人资源给村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推动村庄更新，但从长期来看，村庄会过度依赖富人村干部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输血”式发展带来了乡村更新仅仅停留在表面。对于乡村更新而言，如何获得“造血”式发展能力，获取新的发展资源，才是重中之重。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的乡村社区更新研究(2019SJA1647)”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