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现实中的道德情境中,个体对其所做出的选择、评价、行动等方面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道德判断的参与,而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对个体道德水平来说是制约因素。道德判断能力一方面可以认为是个体在已有道德素养的基础之上对具体的道德情境做出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指个体对某种现象能否正确表达自身态度的能力(顾海根,李伯黍,1997)。直观来说,就是针对一件事,是否能从道德的角度来正确判断它。比如,背后说别人坏话是否道德,对于这种问题你怎么看?也有学者认为,道德判断能力是指个体基于内心的道德原则,对哪些是道德进行决策和判断的能力,以及能够根据这些判断付诸行为的能力(张静,2013)。
道德研究必须具有生态性,必须和人的道德生活紧密联系,考虑道德行为的具体情景(杨韶刚,吴慧红,2006)。道德在其形成和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例如社会文化等,所以众多研究者都对道德以及道德判断等进行了跨文化研究(王云强,郭本禹,吴慧红,2007)。有学者研究发现,积极情绪本身会对个体的思维过程产生积极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逻辑思维活动创设条件,并且,积极情绪还可以促进个体在处理新信息时更好的利用已有知识经验,对大脑中已有的认知资源进行更合理的整合,进而使个体在道德判断时更为顺畅。但情绪与道德判断关系的研究仍存在一定争议。比如,Fataneh等人认为,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对于已有信息尤其是对于那些简单和较为零碎的信息的使用和加工更为顺畅,所以个体在积极情绪下道德判断能力更低。相反,消极情绪下,个体对信息的处理和加工更为仔细和全面,能够更加系统的对新信息进行联结和处理,进而判断能力更强(Fataneh, Martin, & Stephanie, 2000)。而Vanden Bos等人的研究认为积极情绪反而是因为对个体的认知加工过程有所帮助而使得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更高。相反,悲伤情绪下个体的认知过程更为全面而会使道德判断能力相比较低。而评价倾向框架理论认为,特定情绪影响特定评价。例如恐惧影响人们对不确定性、风险以及伤害的评价,但不会影响对公平和责任的评价(吴宝沛,张雷,2012)。
人们通常认为,当面对一些压力事件或沉浸消极情绪时,自身会对当下事件进行思考,会考虑导致该事件或情绪产生的原因,将会产生的影响等。总体来讲,人们认为这种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个体有益的,适当的反思有利于自身发展。但是其中不免反思过度的个体,他们并不能及时从消极情绪中得到舒缓,进而对自身产生伤害,将有利的反思发展成不利的反刍(王妍,胡金生,李松泽,2016)。
反刍思维是指个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或者面对压力事件时,自发性的重复思维的现象(韩秀,杨宏飞,2009)。Nolen-Hoeksema把反刍思维视为一种反应风格,所以用反刍反应(ruminative response)来描述,并且主要将反刍思维应用于抑郁情绪领域。研究者认为,反刍反应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具体来说就是对于反刍思维较高的个体,其思维方式相对而言是较为消极的,并且高反刍思维者感受到消极情绪时会对该情绪反复思索而沉浸之中,不断思考与之有关的内容,比如原因、后果等。同时反刍思维会使个体多次对消极记忆内容进行反复回忆同时引发不良认知偏向,如一些消极的图示、记忆、思维、认知等,而激发的这些不良认知又会导致个体的消极情绪更加强烈(马鑫,赵晴雪,王觅,杨寅,钱铭怡,戴赟,王文余,戴广南,张妩,2013)。Michl (2013)等人研究表明,反刍思维是抑郁情绪的认知易感因子,会引发、延长或加重个体的抑郁情绪。并且当高反刍个体表现为消极情绪时,遇到问题会采取更为不积极的方式看待问题(郭素然,伍新春,郭幽圻,王琳琳,唐顺艳,2011)。
Lyubomirsky & Tkach (2004)等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会给个体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高反刍思维的个体很容易在消极情绪中不断沉浸和反复,当面对问题时会产生更多的压力和紧张感,那么不可避免的在解决问题时也不能够采取较为积极的方式和做出理性的判断。而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动机,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反刍思维个体,即使有较为积极的想法也可能不能有充足的执行动机去付诸行动(来水木,韩秀,杨宏飞,2009)。
综上所述,具有高反出思维的个体更容易关注事物的负面信息进而影响个体的思考和判断。所以反刍思维会对个体的情绪产生影响并能够进一步影响个体解决问题。反刍思维对情绪的影响能够反映在行为方面,已有研究证明高反刍思维个体更容易不自主的进入反刍状态,对情绪的接收和保持的时间更长,进而会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导致对个体的行为判断和认知功能造成一定损害(Watkins & Brown, 2002)。而道德判断能力是以理性的道德认知能力为前提进一步发展的,是一个理性的开端。道德判断能力不仅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同样会受到主体人格特质、认知能力、情绪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王永春,任慧娟,2014)。那么不同反刍思维水平的个体在积极和消极情绪下对道德判断能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本文以反刍思维和情绪为自变量,以道德判断能力为因变量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大一、大二、大三年级学生,共300人进行施测,尽可能保证调查学生在各个方面的均匀分布,剔除无效问卷40份,回收有效问卷260份,回收率为86%。
2.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2 (反刍思维:高反刍、低反刍) × 2 (情绪:快乐、悲伤)被试间实验设计。其中反刍思维、情绪为被试间变量,道德判断能力为因变量。由计算机呈现实验材料,减少人为干扰因素;使用SPSS对数据结果进行分析。
2.3. 实验材料
2.3.1. 情绪评定量表
采用1988年由Watson D等人编制的积极及消极情绪量表(PANAS),对积极情感的判断由解释积极情感的10个形容词(有趣的、精力的、活跃的、热情的、自豪的、害羞的、有灵感的、坚决的、集中的、精力的)组成。对正性情绪词语得分相加,分数高代表被试活力高,表现为快乐和专注,分数低代表冷漠;负性情绪的判定同样由10个形容词组成。形容词描述负面情绪,有伤心、坐立不安、内疚、恐惧、烦躁、警觉性高的、坐立不安、恐惧、神经质、敌对。负面情感词的总分高,实验者悲痛欲绝。低分数则表示沉着。
2.3.2. 反刍思维评定量表
反刍思维量表是由Nolen-Hoesksema教授编制,经韩秀、杨宏飞等人修订之后的RRS中文版。RRS中文版总量表α系数0.90,重测信度0.82,各因子α系数在0.68~0.85之间,重测信度在0.63~0.80之间。该量表由22个项目构成,分为三个因子: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反省深思。按1~4评分(1 = 从不,2 = 有时,3 = 经常,4 = 总是),得分越高表明反刍思维倾向越严重。
2.3.3. 中文版的道德判断测验(MJT)
道德判断测验(Moral Judgment Test,简称MJT)是由德国心理学家林德编制,林德教授所提出的理论知识和测验方法对与中国德育教育的启发是非常大的。并且在林德教授编制的测验基础之上,我国学者也对该测验进行了适合我国教育对象的进一步改进以及必要的跨文化效度验证。本研究采用我国学者进行修订的中文版本。该测验由以下两个故事构成:
工厂风波:
一个工厂中部分工人被辞退了,但是被辞退的工人并不知道被辞退的具体原因。这些工人都怀疑工厂的经理非法利用监控监视他们的活动,但是当他们与经理核实时,经理坚决的否认了。工人们想要采取措施以反对经理的不正当行为,但是他们需要明确的证据。于是工人们商议后,两个工人私自撬开经理的办公室,偷走了可以作为证据的录像带。
医生的困境:
一个患了癌症的病人,被癌症折磨了很长时间。她每天都要经历难忍的疼痛,一剂大量的止痛药就可以使她死亡,她已经没有力气和愿望继续与疾病抗争。当她清醒时,她恳求医生能够给她注射止痛药,使她得到解脱。她对医生说,她受不了疼痛的折磨了,反正最后都是要死的。于是医生就给她注射了大量止痛药。
每个故事的后面有13个问题,要求被试在“−4”到“+4”的9级评定量表上做出相应的判断。最后,以计算出的C分数作为道德判断能力的指标,C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越高。
2.4. 实验程序及统计处理
2.4.1. 施测程序
首先对300名大学生进行反刍思维问卷调查。依据问卷分数高低随机选取性别、年级人数均等的被试120人,其中高分数者60人,低分数者60人。通过预留手机号的方式联系被试,实验当天,与被试约定好时间、地点,提前到达指定地点,待所有被试到达指定地点后,适应好周围的环境,进入施测阶段。情绪诱发后,让被试完成情绪评定量表和道德判断测验。
2.4.2. 数据处理
对全部回收问卷进行整理,剔除无效问卷。整理数据后,采用SPSS26.0版本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多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相关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情绪状态诱发的效度分析
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情绪条件对情绪状态具有显著的影响:快乐(F(1,118) = 41.357, p < 0.001),悲伤(F(1,118) = 48.899, p < 0.001)。进一步分析显示,积极情绪诱发条件下,被试的积极情绪显著高于消极情绪,p < 0.001;消极情绪诱发条件下,被试的消极情绪显著高于积极情绪,p < 0.001。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1. Analysis of emotional induced effects of college students
表1. 大学生的情绪诱发效果分析
3.2. 反刍思维分数数据分析
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高、低反刍思维组的反刍思维分数存在显著差异(t = −13.78, p < 0.01),高反刍组被试反刍思维分数显著高于低反刍被试反刍思维分数。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2.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for rumination scores
表2. 反刍思维分数独立样本t检验
3.3. 情绪状态对不同反刍思维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
统计结果见表3:在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行为上,情绪的主效应显著,这表明不同情绪的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3.630, p < 0.05),快乐情绪下的道德判断能力显著高于悲伤情绪下的道德判断能力。反刍思维的主效应不显著。情绪和反刍思维的交互效应边缘显著,如图1:在快乐状态下,高低反刍思维个体在道德判断能力上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低反刍思维个体道德判断能力分数显著高于高反刍思维个体;在悲伤状态下,高低反刍思维个体在道德判断能力得分上无显著差异。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3.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state on the moral judgement of high and low rumination thinking college students
表3. 情绪状态对高低反刍思维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
![](//html.hanspub.org/file/7-1134495x7_hanspub.png?20240410095605264)
Figure 1.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motional state and rumination type on moral judgment ability
图1. 情绪状态与反刍思维类型在道德判断能力上的交互作用分析
4. 讨论
4.1. 情绪状态对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
结合本研究结果进行分析,以往情绪对道德判断能力的研究观点中,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被试在快乐状态下道德判断能力低于悲伤情绪下道德判断能力。研究者对该观点解释为,个体受到快乐情绪的影响,快乐情绪使个体的思维方式更加活跃,给予个体在道德判断时一定的空间,使个体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时以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进行加工,所以同样使个体的认知加工过程更加迅速。因此认为做出的道德判断相比悲伤情绪下较为简单,水平更低。那么在悲伤情绪下,研究者解释为悲伤情绪造成个体进行道德推理时进行更为缜密的逻辑方式,处理接收到的信息时方式更为复杂,进而进行更为深入的认知方式而使道德判断能力更高(赵抒,2017;Decety & Porges, 2011)。另一种观点恰与上一种观点相反,认为快乐情绪下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高于悲伤情绪下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支持该观点的学者与上一种观点的支持者相同,他们均认为快乐情绪使个体思维更活跃,能够进行更为简单的认知加工。但与前一种不同的是,该观点支持者将个体进行简单的认知加工进而可以提高判断质量解释为高道德判断能力的原因,将进行复杂认知加工解释为低道德判断能力的原因。个体在进行道德推理时,调动已有认知图示,联结记忆中所存储的信息对新信息进行加工进而做出选择。而已有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该过程,在个体进行推理时,有助于调动已有图式并激活信息进而帮助个体对信息进行处理,采用更加简单的策略,从而能够做出更正确的选择(Van den Bos, 2003)。本研究中对被试进行情绪诱导后让被试填写情绪评定问卷和道德判断测验,其中悲伤视频长15分钟加之两份问卷可能使被试疲倦,因而可能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4.2. 反刍思维、情绪与道德判断能力的综合讨论分析
本研究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得分上,情绪状态的主效应显著,反刍思维的主效应不显著,情绪和反刍思维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所以反刍思维对道德判断能力没有显著影响,个体的反刍思维高低对其道德判断不会产生影响。就本研究而言,参与筛选被试人数较少,筛选结果中高低反刍思维组被试分数差距不够明显,很有可能造成实验结果不显著。反刍思维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至今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缺少一定理论支持,需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情绪状态与反刍思维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在悲伤状态下高反刍思维个体道德判断能力分数高于低反刍思维被试,但得分无显著差异。从已有研究结果可知,反刍思维与情绪相关,高反刍思维个体对悲伤情绪更敏感。所以悲伤情绪诱发下,高反刍被试的悲伤情绪更为持久和显著,进而对道德判断产生一定影响。所以悲伤状态下高反刍思维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分数会低于低反刍思维被试。就本研究结果而言,悲伤情绪诱发组所观看的视频相比快乐诱发组过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被试实验结果。根据已有研究分析,也可能存在悲伤情绪下被试的情绪造成过多的影响,而使高低反刍被试受情绪影响相似进而无明显差异。快乐状态下,高低反刍思维被试在道德判断能力上得分差异显著,高反刍思维被试道德判断能力分数显著低于低反刍思维被试。与已有研究相符,高反刍思维个体相比低反刍思维个体具有相对消极的反应方式。低反刍思维个体对快乐情绪的敏感度要高于高反出思维个体,所以在快乐情绪诱发下,低反刍思维被试的情绪诱发效果更好进而道德判断能力得分更高。但本研究中并未对反刍思维的维度等进行展开研究,所以反刍思维及其各维度的影响仍需做进一步的判断。
5. 结论
(1) 情绪对道德判断能力影响显著,快乐情绪状态下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显著高于悲伤情绪状态下的道德判断能力;(2) 反刍思维对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