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长久以来，在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话语表述中，“原始”“贫困”“落后”似乎成为边缘地带少数民族群体的代名词 [1] 。因此，这些操持着不同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边缘群体，总会被贴上“落后”“贫困”的标签，也总是被“扶持”“改造”的对象。各级政府都急切地要求“落后”的少数民族群体朝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方向追赶。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当中或主动或被动地都挤身于城市之中，被卷入市场经济的汪洋里。但值得深思的是，一味强调一元化的“进步”价值判断，忽视文化的多元性，一定都会导致文化的冲突 [2] 。运江古镇坐落在广西中部象州县北面的一座岛屿上，村落一侧是柳江，另一侧则是柳江支流罗秀河；柳江河与罗秀河将其环抱，使其成为大江之中独特的江心孤岛，面积达八万多平方米。由于地理环境与气候的原因，古镇没有大片合适的土地适宜种植，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基本上靠柳江河为生，水中打渔、跑水运维生是他们早期的生活日常。但，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运江古镇开始悄悄地在发生变化，从生计方式到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于公路的建设，水运开始淡出运输舞台，原先以水运为生计的村民不得不另谋他路；工业化使得河水生态受到了影响，人工对河流的采挖与填埋，以及过度捕捞等，柳江河支流开始枯竭，不仅水量与河道边小，河中的鱼虾资源也逐年减产。因此，靠水为生的运江人，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代生存的岛屿，挤身于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前两种原因，已经使得运江古镇开始变得“空心”化。96年的大水灾，更是加速了这座岛屿的终结。古镇的大部分人在这次水灾之后都搬离此地。当初那个繁华的岛屿，现如今只剩下零星几户，以及斑驳的建筑和城墙。
渔猎经济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济文化类型。但往往人们把渔猎–采集经济视为“原始”的存在，而看不到这一经济文化类型与我们各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是一个共生的存在 [3]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生产”已经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第一法则。在这样的话语统治下，诸如河流捕鱼这样的一种生计方式，是否只是一种历史遗留？那么，他们在水里求生的本事是否可以替代？抑或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是否对于我们今天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本研究以此为例，探讨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建设该何去何从，才能让乡村振兴更有活力，更有本地特色。
2. 向水求生：运江人的水上生计
2.1. 运江人家的捕鱼生计
2.1.1. 古早捕鱼工具与方式
古镇四面环水，运江古镇的民众没有土地可耕种。河堤四周虽有空余的土地，但由于沿河土质疏松，不适宜耕作。因此，运江古镇的先民刚迁徙过来时主要以捕鱼为生。他们的作业水域主要集中在流经此地的柳江流域。运江古镇的祖先都是划小木舟，撒网捕鱼、随波逐流。民国前，柳江河段缺乏整治，滩多流急，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运江的渔夫，有的时候采用的是潜钓，潜钓没有装备，也没有外部的帮助，技能的掌握全靠自己的训练，身体素质和经验。每个渔夫都有自己独特的深度，不同的深度，不同的时间，也会影响到他们在水上工作中的收益。
2.1.2. 民国前期捕鱼工具与方式
民国时期，村民们开始发展制造帆船，借助风力拖引船网，可以到更远处捕鱼作业。运江渔民最初用的是手网，传说他们学着是看到蜘蛛织网捕虫子吃，就学着用麻线织出一块块圆形的网，面积约六七平方米大。网的四边条线也就是网脚上绑着无数小石子，称为手网。手网只能在水浅的地方使用。捕鱼时，人站在小船上或是浅水处，看到鱼群靠近时，用力将网抛出去，网就像一把伞张开从上往下包住鱼群，沉入水底。此时捕鱼人抓住网的中部，慢慢提起，把网拉上水面，挣扎的鱼群就缠在网里了。运江人家以他们的生存智慧，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生活充实而美满，老百姓怡然自得。
2.1.3. 解放后的捕鱼工具与方式
解放初，渔民仍以户为单位进行捕捞。1956年合作化时，运江渔业合作社，劳力193人，1980年劳力增至257人。1982年后，改为以渔户为单位分散捕捞生产，当年劳力减少至174人，1990年专业捕捞劳力仅145人。50年代，江河捕捞产量每年约13万公斤。1958年后，在江河非法电鱼、炸鱼、毒鱼逐步增多，加上柳江河上游工业废水入河污染，水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鱼源减少，捕捞产量显著下降，1962年捕捞产量仅4.6万公斤。1975~1981年，年捕捞产量降至2万公斤；只达到50年代产量的15.4%。此后，一些渔民采用绝灭性方式捕鱼、电鱼，捕捞量增加，1985~1990年，年均捕捞10.2万公斤。1由于河流环境遭到破坏以及渔业资源的逐年减少，祖祖辈辈依靠着河水为生的运江人，不得不寻求其他的谋生方式。于是，趁着改革开发的春风，村子里走出去了大部分的青壮年。
2.2. 水上贸易与交通运输
2.2.1. 以水为媒的贸易
运江镇地处柳江、运江汇合处，水路交通便利。80年代之前，贸易中转和货运是运江古镇经济的支柱，而货物运输则是其发展的基础。从事运输的运江人家主要工作内容：一是把木材、菜等货物托运到古镇上进行交易；二是把古镇上购买的货物送到村庄。有一部分村民还通过运江河，经由珠江把货物运到各渡口甚至港澳地区。《运江古镇族谱》：大房后辈……主要从广东、柳州运来的茶油、花生、桐油运到运江渡口，再把盐、煤油等物品运往柳州、广东 [4] 。旧时运江古镇老街热闹非常，不分圩天闲日，人们分别从柳州、金秀、鹿寨、桐木、罗秀四面八方赶来。古镇上什么都有卖，从绫罗绸缎到香火纸马、油盐海味、犁嘴牛绳、礼品杂货及农副产品等，应有尽有。在这个时代，人们用的是木船。这是一艘长达十多米的木船，上面铺着五六个竹篷，可以让人在上面休息。清光绪年间(1875~1909年)有“电生”、“电财”、“电贵”等10余艘电船不定期航行于梧州至柳州之间，陆路搭载象州外运的货物，也有古镇民船(帆船)作短途运输。民国时期，象州货物运输以水路为主。民国30年年，柳州、鹿寨、江口、梧州航至石龙的民船共10艘；其中柳州至运江4艘。外运的货物主要是稻谷、大米、玉米、烟叶、黄糖、生猪等农副土特产品，运回布匹、煤油、食盐等工业品 [5] 。
2.2.2. 水运交通的兴起
由于运江古镇逐渐成为“做生意”的风水宝地，贸易给当地带来了客流量，由此，运江的交通运输逐渐兴起。
“以前这条街人车水马龙非常繁华。”老街中间，70多岁的老人LZX爷爷说，他自幼生活在古镇，见证了古镇兴衰。赖爷爷还带我参观了古镇昔日的运输社。“以前在这里买票，然后从这个门口下到河边坐船。”LZX说。据历史记载，运江古镇有宏源、沙街、东街和古石门四个码头，其中地处古镇商业中心地段的古石门码头属重要港口码头，渡口流量颇大，每逢圩日至少有三四千人，上下购买货物的人川流不息。2
此外，鸦片战争的爆发，梧州门户被迫开放，珠江水运兴起，黄氏发挥水上优势，许多人“渔转运”，从事水上运输。除了货物贸易运输，还有一部分村民从事着客运和邮件运输的业务。民国伊始，就有柳州至梧州的客轮于运江搭载旅客。直到80年代前，载客量都是逐年增加。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石龙、象州邮政代办所设立，开辟了象州–石龙–武宣–桂平–梧州水上邮路，并由商船代运。其中运江古镇担负至梧州的运输。民国时期，邮局设有邮差3~4人，间日来往于县城、石龙及来宾县大湾圩之间转递信件包裹 [6] 。
运江古镇作为一个交通枢纽，与西江流域的支系相互交织，水路运输起着重要的作用。运江是运江古镇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古镇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渔家兴盛到以水路运输为中心，运江古镇居民就业方式多样化，收入来源广泛，既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运江古镇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3. 从水到土：运江人的生计转型
3.1. 搬迁与寻求多元谋生
到了民国后期，由于铁路、公路的修建等等社会原因，运江古镇开始走滑坡路。水路交通方式的被边缘化，运江古镇也因此从繁荣走向了衰落。据象州县志记载，1958年6月，柳河河面修建了截流工程，此后，河道越来越窄，到了1959年，中平–罗修河段停航。1973年以后，运江河道停止通航。1978年，受改革开放的激发靠河而生的古镇运输人员、商人等不得不另谋他处，因失业等客观原因这部分人先后迁出了运江古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年后，一场洪涝直接摧毁了古镇人民的美好家园。象州县境地处柳江与红水河下游，发源于大瑶山的众多河流多处于暴雨中心区或大暴雨边缘区，年雨季大雨、暴雨频繁，洪水汇集侵袭县境。运江因地理位置原因，四周环水，因此，每年必少不了遭受洪水的侵袭。据当地人回忆，1996年夏，全县暴雨，山洪暴发。24小时内，古镇持续降雨，先是淹没河滩等低洼处；伴随持续大雨，村落内大街小巷全被洪水冲刷，一部分房屋倒塌。剩余的运江古镇村民当晚全村撤离，前往河对岸救助站。同年在政府的政策指引下，大部分村民在河对岸安置下来。迁往河对岸镇上的居民，大部分村民在镇集市上从事不同的生意买卖，粉葛生意、服装买卖生意、小摊生意、餐饮生意等等从事着他们本就熟悉的业务。有一部分选择在镇中附近的村子重新起新房，融入当地的种植劳作的农耕生活。一少部分人因外地亲戚的帮助选择远走他乡外出打工，前往的目的地大多数是广东和浙江两地。
进入21世纪后，运江镇将“农业”作为经济和工业发展的首要任务，确立了“稳粮食，扩蔗，固桑，兴畜，丰林”的农业产业化战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运江古镇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利用低矮的山坡地，实现了“荒山糖化”的目标。柳江河，罗秀河，水晶河横贯全乡，沿河种植的水稻，甘蔗等经济作物，常遭大水淹没，绝收。为了对这些水渍田进行改造，镇上还鼓励村民在低洼的农田中种桑养蚕，一度成为了沿河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现今，运江镇坚持发展优质谷、果林生产。运江镇以蔗糖、桑蚕、优质粮食、林业等四大特色产业为主体，由过去的单一产业向以农业为重点的方向转变。运江古镇的村民们也由以水为生的生计方式转变到视土如命上来。由此，水上生计的地位逐渐淡化。3
3.2. 坚守及旅游业的发展
1996年那场特大洪水的浩劫，在政府的扶持下，许多居民在新建的镇上安了家，留下20多户生于斯长于斯，终生难以割舍家园的一百多位老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直在这片生活的热土上守望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捕鱼、养蚕、养鸡养鸭、编竹具，不离不弃地守护这片土地。如：
近80岁的民间根雕老艺人LZX，祖籍福建，自幼生活在这里，见证了近代古镇的繁荣和衰落。他家老屋存放着他雕刻的孙中山、邓小平等伟人头像及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还有栩栩如生的关公、济公、观音、达摩、大肚笑佛等等根雕，令人钦佩。至今还吸引来不少客商前来定货。4
80来岁的老理发师GGM说，镇上在解放前就开有理发店了，以前还留有许多西洋的工具，记得在20世纪60、70年代，一家理发店店，12个人，都忙不过来，足见其规模。5
迄今三天逢圩的新集镇，古镇上的阿公阿婆都习惯过河去“赶圩”，他们过着自己的慢生活，乐观知足、休闲自在。
虽然如今，运江古镇已没有往日的辉煌，曾经的“桂中商埠”繁华街道。但是，骑楼虽然陈迹斑斑，但是依稀可以辨认出千年老墙上残留的店铺商号字样，有客栈、饭馆、百货、酒肆、衙门、银行等。残留的店铺商号、古老的房屋建筑、厚实的青石板路面等，为古镇积攒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当前，象州县正抓紧对古镇整体开发进行招商引资，壮族文化、航运文化、根雕文化、水文化、奇石文化、等为运江古镇旅游开发提供了很多切入点。象州文旅力争尽快使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变成象州旅游经济重要的品牌产品。2019年9月28日，“原乡——象州运江古镇”国际摄影大展在运江古镇举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宿志刚亲临现场指导、致辞。摄影展周期为半年，吸引了许多游客、摄影人和群众前来打卡留影。时隔三年，古镇修好了防洪堤铺好了石板路，新开了几家民宿，游客越来越多。2022年12日1日，“第二届原乡–象州运江古镇”国际摄影大展如期在运江古镇举行。多次举办摄影展为古镇增添了一丝生机。以影像为媒介可以助力古镇重生、助力乡村振兴和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4. 村落经济变迁的内外推动力
4.1. 环境、资源的约束力
象州县境地处柳江与红水河下游，发源于大瑶山的众多河流多处于暴雨中心区或大暴雨边缘区，每年雨季大雨、暴雨频繁，洪水汇集侵袭县境。洪涝多发生于每年4至8月，以6月最多。运江古镇因地理位置特殊，四周环水，因此，每年必少不了遭受洪水的侵袭。据当地人回忆，最严重的有三次，一是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柳江陡涨大水，淹没运江埠及象州下沿河一带村庄；二是大概1976年5月中旬，境内部分地区暴雨成灾，7月上旬柳江大洪水，象州镇最高水位72.94米，运江古镇街道被淹。最后一次，1979年夏，全县暴雨，山洪暴发。24小时内，各公社降雨量达92至200毫米 [6] 。由于多次的自然灾害袭击，给当地居民的打渔捕捞的生计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也就是现代性迅速发展的时代，资本的统治，以市场化的手段，破坏了古镇的水生态系统中能源替代和自我恢复的平衡，它将古镇包裹在一个更大的、跨越地区的外在体系之中。古镇的水面上，出现了电子触鱼器、炸药等捕鱼手段，而且迅速在柳江流域内蔓延开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古镇的渔民，他们原本可以依靠简单的工具，分散的人口，以及多样的技术，就能维持他们的渔民的基本生活。但现在，在资本的控制下，运江古镇被卷入了一个更大的外界体系之中，再加上过度的捕捞，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匮乏，使得他们的渔民生活水平大不如前。
不仅如此，运江河水流量的减少直接约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据象州县志记载，1958年6月，柳河河面修建了截流工程，此后，河道越来越窄，到了1959年，中平–罗修河段停航。1973年以后，运江河道停止通航。鱼量的减少以及河道环境的日益恶化，捕鱼业和运输业的收入直线下降，运江人开始逐渐走出岛屿，走进市场经济大浪潮中。一般说来，外力介入性的经济转型多表现为整体性的突发转型，而内生力量性的经济转型多为个体选择性的渐变转型；如，在面对当前中国民族村寨中日益突出的资源约束矛盾时，虽有一些由政府组织的“整体搬迁”但它并不排斥大多数在市场选择多样化的条件下而导向的个体差异性转型，甚至可以说，正是后者成为了当前中国民族村寨资源约束强制性转型的主体实现方式( [7] p. 11)。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古镇一部分人选择走上了背井离乡的道路不足为怪。
4.2. 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民国15年(1926年)，柳石公路竣工并通车后，县城开始有了汽车交通运输。解放以后，交通运输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1956年开始，政府开始动员群众修建铁路，70年代初期，所有的乡镇都有了公共客车。80年代，石龙柳江公路大桥、象州柳江公路大桥相继竣工通车，使当地的道路交通得到了极大地改善。陆地运输兴起后对运江河水运的“夺势”效应，为运江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可回避的困境和难题。并且，在现代性的理念之下将水上生计象征成一种落后和贫困的标志之后，特别是在人们无条件地接受了这种理念之后，他们选择了相对于“进步”“发展”的生计手段。因此，古镇中，水上生计曾经是最常见的一项生活技能，如今却是被搁置了下来，这种珍贵而又丰富的资源，也因此与人类的生活隔离开来。
现代经济的目标指向是价值，这也就隐含了把“占有”塑造成幸福的要旨 [8] 。无论村民在经济转型中，自愿还是强制的参与或是卷入到市场之中；目前，他们已存在于市场之中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民族村寨的诸多经济问题，如“落后”、“贫困”等等，其症结不在于“传统”与“现代”，而在于他们在市场参与中的地位和方式，在于他们对市场的边缘性参与的基本事实( [7] p. 9)。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体系中，这种单一的经济系统只会把与它大相径庭的生计方式边缘化。但是否是说这种单一的经济系统就是一家独大呢？因此，需要先从经济这一基础定义来定夺。“如果把经济定义为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活动系统，那么，经济就不是一个自主的系统，而是一个受制于自然适应与社会文化选择的可变函数系统，并表现为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和过程的制度化两个层面上的构造。”( [7] p. 10)可见经济是一个可变函数，但反观市场经济似乎可“操控”的。就如佩罗曼学者说的“如果在一个非集体主义的秩序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也只是在一个精心制定的法律和秩序框架下发生作用。” [9]
4.3. 政府政策的牵引力
从土地改革到合作社再到市场经济都对运江古镇人的生计带来不同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举国上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制度，正逐步走向合作化的道路 [10] 。1956年，运江镇建立了运输合作社，原本私营的水上渔业和河流运输被国有化，船舶被纳入了合作社的管理范围，运江人成为了合作社的劳力，他们按照原来的路线，分为了第一个社、第二个社等。合作社的形式给本就各自为营的运江人带来了收入上的差距。因而逐渐的有一些居民则分别进入了合作社中的生产队、搬运队、车缝社等等。开始挥别水中作业的生计方式。
从1979年起，人们迁往河对岸，准备建立一个新的运江集镇。1982年，运江旧街改为运江新街。因水灾影响，村民基本上搬离了古镇。越来越多的运江人家参与到了劳动力市场之中。农村更多的参与到了市场经济中，并逐渐向农村社区转变。在农村，新型劳动力报酬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内部分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等问题。政府根据搬离定居、土地制度的变革来完成有组织的改造，并用发展政策和市场经济来指导他们选择其它的生计和生活方式，从而逐渐把他们纳入到了民族国家的体制中。
虽然运江人生计转型已然成为事实，但是，不可忽略掉的是，国家对运江古镇水中社会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引导这个社会实现发展和现代化，这一举措会带来的一些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矛盾与被边缘化等；其次，为了在现代世界生存下来，水上居民必须以各种方式做出改变；最后，他们也逐渐对水上经济的有效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的质疑，往往在这种因素之下，人们认为河边的居民是导致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以上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水上经济系统的崩溃，使河岸上的人们不得不从事高强度的劳作，从而更深地卷入了世界的经济系统中。
5. 结论与讨论
作为国内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学者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农村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途径与方法，以及取得现代化发展重大成果的经验借鉴等方面。因此，对现代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变迁的分析以及由此而引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等问题仍值得探讨。
综观运江古镇水上生活的起起落落，我们可以看出：在60年代之前。当地居民以水为生，维持着当地生物圈的均衡和循环，使得水上生计成为一种长期的历史现象。从50年代开始，随着运江古镇的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当地生物圈的自然规律被纳入到全球生态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此，自然灾害、水资源的衰减甚至枯竭成为运江人水上经济衰退的致命一击。运江人也卷入到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之中。大多数居民是在市场经济的驱使下，寻找更多生存的可能性。而原本这个富饶的岛屿，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变成万人空巷的破败古镇。虽然，运江古镇成为一个“空心”村落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但值得思考的是，在传统时代，人们生计多元化背后的支撑点﹐是其历史形成的社会文化。如今，公路已经取代河运，汽车取代了船只，现代化给人们美好生活的同时，也正在带走古镇特定时期的“水”文化与其背后社会历史文化。
发展少数民族现代农村﹐振兴农村经济是实现少数民族乡村经济转型，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因初期现代化发展经验与实践不足，不仅摧毁传统村落、带走当地传统文化，也带走了现代发展中的本地特色与底气。运江古镇的兴衰个案值得我们思考，它不仅能体现我国在现代化发展中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提供了乡村振兴的一些经验与教训。现代化发展确实给广大民族地区带来福祉，但无需盲目地发展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本身丰富多彩的历史社会文化，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NOTES
1上述数据来源于运江镇政府办公室提供的内部资料。
2资料来源于对运江古镇老人LZY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为2022年7月13日。
3资料来源运江镇政府办公室资料。
4资料来源于对运江古镇老人LZY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为2022年7月13日。
5资料来源于对运江古镇老人GGM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为2022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