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内生治理是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数字乡村治理需要协同好国家行政力量与乡村内生力量的耦合调适，不能以数字嵌入取代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延续的灵魂。通过现代村民的可行能力提升来切实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乡村治理才能更好回应“乡村为谁而兴”的问题。数字赋能乡村治理起到了催生资源、强化参与和丰富精神的作用，但激活乡村内生要素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农民数字素养较低、乡村性流失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待加强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加大乡村教育力度、加快乡村文化振兴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三条优化路径，旨在以数字应用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切实保障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
Abstract:
Endogenous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model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side.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needs to synergize the coupling and adaptat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forces and endogenous force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digital embedding should not be used to replace the play of the main role of farmers. Farmers are the main bod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soul of rural continuity. Through the enhancement of the viability of modern villagers to effe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the main body of farmers, rural governance can better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of “for whom the countryside prospers”. Digital empower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has played a catalytic role in generating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participation and enriching the spirit, but the activation of endogenous elements of the countryside still exists in the process, such as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is low, the loss of countryside and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optimization paths: increase the strength of rural education, accelera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iming to activate the countryside endogenous with digital applic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wer of the countryside by digital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play of the main role of farmers.
1. 问题的提出
为了更好提升数字乡村的建设成效，国家出台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和《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重要文件，数字技术已然成为优化乡村治理的关键因素，乡村数字治理的成效也越发成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一环 [1] 。目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乡村呈现出“半熟人社会”的现实样态 [2] ，农业内卷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原子化的现代化困境 [3] 也让乡村数字治理饱受争议。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工具，在嵌入既有乡村治理生态的过程中，要使技术理性与乡土逻辑共融共生，否则就容易导致“乡村性流失” [1] 、“基层自治悬浮” [4] 和“数字歧视” [5] 等治理风险。我们怎样才能有效应对数字嵌入带来的治理风险并促使乡村实现自主且可持续发展？内生性治理旨在培养具有良好抗逆力、复原力和自我纠错力的韧性乡村 [6] ，强调乡村的自我运行能力和农民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农民是回应“乡村为谁而兴”的关键要素 [4] ，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数字下乡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参与主体的行动能力和治理成效，但是我国乡村的多样性使得数字嵌入不能千篇一律，因此要加快探索乡村数字治理的内生路径，以技术嵌入激活乡村内生要素，从而更好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激发基层群众自治的新担当。
2. 数字技术激活乡村内生治理的基本维度
2.1. 催生资源：增强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动力
数字技术不仅催生了农村经济发展新业态，也带动了农村经济提质增效。一方面，“互联网 + 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民宿经济、农村电商等乡村新业态蓬勃兴起；另一方面，数字农业的应用与推广实现了农产品的优质高产，“互联网 + 农产品”的营销模式也成为农产品的主要宣传与销售渠道。数字技术的应用更新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模式，大大提升了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为村民增加了大量就业机会。当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本地就能赚取生活所需时，乡村便留住了人；当数字乡村建设让村民有更多致富机会，乡村便留住了人心；当村民现代化素养不断提升，乡村便有了长久的发展动力。
2.2. 强化参与：增加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渠道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一些乡村逐渐出现空心化、原子化和离散化等问题 [1] ，这使得乡村面临着自治悬浮的困境，诸如政治参与层面的“系统性缺失”和村民共同行动层面的“合作性缺失” [7] 。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则有效弥补了参与不足的自治困境。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村民能在新的应用场景下通过数字化的参与渠道和方式了解乡村事务的具体情况和完成动态，这一公共性的再提升不仅体现在村务综合服务平台大大提升了村务参与的积极性、便利性和凝聚性，还体现在村务信息公开透明使得村民成为知情者、参与者和建言者，改善了从前盲目参与基层治理的情况，也打破了传统的精英治理格局。“智慧乡村”不仅增加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和深度，也有效提升了政府公信力和群众获得感。
2.3. 丰富精神：强化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幸福感
数字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障碍，给村民们带来了智能化、精准化和多样化的生活体验。“互联网+”模式不仅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交通和养老等日常需求，而且加速了农村的普惠金融服务发展。平安联防、乡村宣传、便民服务等村务工作在数字化运作下也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在日常休闲中，村民不仅可以通过抖音、快手、微博等数字APP分享日常生活甚至以乡村为题材进行剧情创作，而且还可以通过在官方账号留言和参与话题等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随时随地就能进行知识互通和情感交流。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和沟通渠道，有效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激发了更多群体重视精神生活的塑造。
3. 数字技术激活乡村内生治理存在的问题
3.1. 农民数字素养有待提升
乡村数字治理的直接受众是广大村民，但村民受传统观念、文化程度、“等靠要”的性格特征 [8] 影响使得数字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认可不多、使用不足、成效不高。农民数字素养直接关系着其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自主自觉，也从根本上影响着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和乡村数字治理能力的整体改善 [9] 。农民数字素养主要包括农民对数字媒介的使用能力和判断能力 [10] 。一方面，乡村与城市的数字化应用水平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数字接入鸿沟”、“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资源鸿沟”三个方面，农村的数字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滞后 [11] 。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在网络世界中存在失灵现象 [12] ，不明真相和科学素养较低的村民容易被各种谣言和虚假信息欺骗，各类不良信息被盲目转发和轻信会严重影响乡村的治理生态。所以，在提升农民的基础数字知识素养后，不能忽略了培育深层次的数字安全意识与隐私保护意识 [13] 。在传统村民向数字村民 [5] 转变过程中，传统思维也在向数字思维转化，村民要不断顺应时代变化提升数字综合素养，并积极且持续地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才能更好协同乡村治理中的“善治”与“数治”。
3.2. 数字嵌入过程中乡村性流失
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秩序与现代元素的交融加大了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复杂性 [14] 。乡村社会的情是和谐、友善、团结、共生等乡村精神生活和人情往来的结晶，它是乡村自治有效运行的关键 [15] 。但是数字治理的非人格化和标准化会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造成潜在的削弱，“唯技术论”只重物不重人的工具理性也挤压了传统乡村社会内生伦理秩序的生存空间，即造成了乡村性的流失。乡村空巢化和老龄化的现实样态使得留守村民多为数字素养较低的老人和儿童，这不仅降低了传统守望相助的乡村自我运行和防护能力，也使得留守村民在数字乡村治理中面临“有心无力”的参与困境。以传统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乡村共同体中村民们保持着亲密的协作关系，但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熟人社会”逐渐过渡成为“半熟人社会”，邻里关系陌生化，村民之间的情感认同被淡化，村规民约的乡土性和继承性也逐渐流失，个体难以在乡村共同体中获得情感慰藉和互助支持 [16] 。传统的乡村共生秩序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关键，如何化解乡村性与数字性的矛盾冲突，塑造充满乡土风情的现代化村庄是乡村数字治理亟需解决的问题。
3.3. 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待加强
乡村数字治理需要政治权威与内生力量协同共生 [7]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也与基层自治的有效落实息息相关。基层平台化治理发挥集成、协同和联结三重作用于一体 [17] ，大大提升了治理规范性和有效性。但仍需警惕诸如数字形式主义挤占干部时间、数字鸿沟分化干群关系和技术崇拜抹杀共情意识、滋生权力傲慢 [1] 之类的数字风险侵蚀党建引领。村民自治悬浮 [4] 、“党建悬浮”和“党组织干、群众看” [18] 的治理困境抑制了多元主体治理效能的发挥 [12] 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双治融合 [4] 。一是基层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村民参与和村务监督。数字村务平台虽然弥补了传统张榜通知的不足，但信息公开的数量和内容仍易受基层干部的个人选择影响，而且仍多为单向度的数据传递，这往往导致“自上而下”的村务工作与“自下而上”的村民治理诉求很难实现双向互通 [19] 。二是基层党建忽略了对乡土社会的融入和既有资源的利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以政府主导为主，忽略了对乡村能人的吸纳和培养，缺乏继续下沉并有效联系群众的适应机制 [18] 。基层党组织如何利用数字化机遇激活内生资源、强化村民认同、形成治理合力，这需要基层干部因村制宜，以党建引领的民主性、透明性和专业性切实提升乡村治理的内生活力。
4. 数字技术激活乡村内生治理的路径优化
4.1. 加大乡村教育力度，提升内生主体的可行力
农民数字素养直接影响乡村数字化治理的进程，但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农民群体难以自主自觉地适应数字化治理模式，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数字化教育。一是要邀请专家进村开设科普讲座和数字课堂，并定期开展数字农业技术培训，不定期开设以数字知识为主题的有奖竞猜活动，让村民在数字化的实惠中主动学习和持续学习。二是要通过乡贤示范、村规约束和能人引领来推动村民融入数字乡村建设，并以“最美乡村治理人”评选 [12] 和“乡村督导员”竞聘激发责任意识和参与效能，切实提升村民的综合素质和对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满意度。
4.2. 加快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建设凝聚内生认同
乡村是以人情伦理凝聚起来的共同体，各地不同的乡土文化有其内生逻辑，也维护了乡村社会的内在秩序。乡村数字治理不能抹灭优秀乡土文化的“教化”作用，而是要在数字嵌入时选择性吸纳并创造性转化其文化内容与展现形式，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感召 [18] 的有效融合。一是要增强农民的乡土文化自信，提升文化价值认同。基层干部要大力宣传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纠正乡土文化不如城市文化的思维偏差，大力推广贴近生活和价值一致的文艺表演、主题演讲、文化下乡等文化活动，以多种形式的文化熏陶增强农民的内生认同 [20] 。二是要充分利用既有资源，发展特色乡村文化产业。结合当地的生态资源、风俗习惯、传统民居等地域特色，创建地方文化品牌，同时要做好乡村空间的数字化改造 [13] ，并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宣传文旅亮点，以文化产业的广阔前景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和建设动力。
4.3.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乡村自治提供政治支持
一是要完善制度建设，保持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首先，切实贯彻权责清单制度以破解基层队伍的组织涣散难题；其次，要强化村民选举的过程规范以应对“一肩挑”的权力集中问题 [4] ；再者，构建“向下负责”的绩效评估机制 [1] 以强化协商议事与民情回应；最后，加快健全基层队伍的监督问责机制以整治和防范基层“微腐败”问题。二是要巧用数字技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时代引领。技术应用能够突破空间壁垒，切实提高党建引领嵌入基层治理的智慧化水平 [21] 。农村“互联网 + 党建”使得党建工作流程化、便捷化、公开化，尤其是互动实时化 [12] 。基层干部要善用数字化工具实现精准化“直联群众”完成问题闭环处理 [21] ，以“智慧平台 + 管理者 + 经营者 + 居民”的联动响应机制 [22] 切实提升党建引领的组织效能。三是要重视基层党组织嵌入乡村的适应能力培养。基层党组织要根据不同乡村的具体情境，灵活调适正式制度与以村规民约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内在张力 [14] 。充分挖掘乡村既有资源，主动吸纳乡贤和村民小组代表 [18] 等内生主体进入乡村治理体系，推动“政治引领自治、行政助推自治”的双向赋能 [23] ，以党建引领激发乡村内生主体的自主自觉与责任意识。
5. 结论
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经济的兴旺发达，也是村民现代素养的提升。内生治理对实现乡村振兴至关重要，农民现代素养的培育和主体作用的发挥则是乡村内生发展的关键。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可以催生资源、强化参与和丰富精神，但是数字风险也随之而来。农民数字素养较低、乡村性流失、基层党建能力不强等问题不容忽视。只有实现数字资源与乡村要素的有效适配，培育向上的乡村内生环境，乡村数字治理才能行稳致远。为此，要通过教育赋能、文化振兴和党建引领切实提升农民主体的内生活力，警惕“消极或附庸的乡村”成为现实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