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这是一个‘他性’的空间，一个‘超越’已知的和理所当然的空间之外的战略性的和异类的空间” [1] 。作为正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空间正义思想研究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二战后西方国家资本的高速发展极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却也引发空间占有、空间剥夺、空间隔离等一系列不正义现象，生活场所内的剧烈阶级矛盾引起人们对正义空间的现实渴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学者列斐伏尔于1974年发表的《空间的生产》 [2] 、大卫·哈维于1973年发表的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社会正义与城市》) [3] 、皮里(Gordon H. Pirie)于1983年发表《论空间正义》和爱德华·苏贾于2010年发表的《寻求空间正义》 [4] 等一系列著作则为正义的“空间转向”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城乡关系渐渐迈向融合阶段，“空间”的协调发展逐渐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2022年刚刚出台的《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为推进乡村振兴伟大工程的重要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仁人志士逐渐意识到，空间正义思想这类把人文社会学与地理学科紧密结合的研究是我国人文学界着墨不多，研究相对不足的领域，而这一范围的研究却是正义思想研究维度扩展的关键所在，更是我国区域平衡发展、城乡空间良好融合的理论利器。同时，对有关空间正义思想形成过程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探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前沿课题。本文以空间正义思想为主题，试图整理和分析其形成原因、发展状况以及未来趋势三个方面，为后继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2. 空间正义思想的问题缘起
空间正义问题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现实问题和空间正义理论缺失共同作用下生成的。西方社会学研究热点角度之所以出现“空间转向”，一方面源于二战后西方资本高速发展过程中都市出现的空间占有、空间剥夺、空间隔离等一系列空间危机所提供的社会机遇。另一方面，西方传统都市理论因为时代和理论本身的局限，难以解决日益尖锐的都市矛盾。面对都市理论缺失的现状以及不协调的空间发展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学者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准，反思性继承并创新性发扬马克思伟大思想的空间维度，推动了空间正义思想的形成发展。
2.1. 现实问题：空间占有、剥夺以及隔离等不正义现象频发
20世纪60年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主导作用下，西方社会秩序和都市结构发生极大的变化，这一转变可以用“双刃剑”来形容。首先，资本的丰富积累带动了城市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以及科技的极大进步，改善了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但城市也逐渐成为资本矛盾的集中地和社会问题的爆发点，空间占有、剥夺以及隔离等非正义现状便是城市危机的现实影射。
1) 空间占有：资本权力运作的目的
空间占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追求的目标。资本主义生产要求自身“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 [5] , p. 377)，因此资本权力运作的根本目的是尽可能多的生产剩余价值，要实现这一愿望需要两个条件，首先，资本运营规模的扩大需要把人聚集到特定的区域进行集中的生产，以降低商品生产成本和延长剩余价值劳动时间。其次，资本家倾向于通过扩大商品的销售场所和把空间中的商品生产转为对空间本身的资本生产等手段来缓解剩余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而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均需要占有一定的空间，由此可见，资本占有更多的空间就意味着资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追逐剩余价值，占有空间则成为资本权力运作的目的。这种占有具体体现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空间的占有、一定区域内城市对乡村空间的占有以及城市内部的空间分裂及占有。上世纪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城市在不断创造资金财富，促进高新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宅不足等诸多社会问题。资本家为缓解生产压力和美化城市环境，对内选择在空气质量良好且地租成本较低的郊区居住，并把大部分高科技产业迁离都市中心，对外则把重污染低利润的工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较落后地区的低成本生产优势，并使得“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5] , p. 559)。
2) 空间剥夺：资本权力运作的手段
资本家会通过空间剥夺的手段来达到占有更多空间资源的目的，空间剥夺总体可分为社会空间的剥夺和心理空间的剥夺。社会空间的剥夺主要体现在对“存在于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公民空间权益方面” [6] 的剥夺，从而引起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恩格斯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幅极度向资本家倾斜的天平景象，无产者的实际生活在这样的天平作用下也只能显露出极端被动的一面，因此“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 [5] , p. 375)。本具有公共性质的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逐渐被私人剥夺并使用，无产者则需要付出高额的生活成本来分得稀缺的空间资源。被剥夺的社会空间一方面导致都市空间内部两大阶级生活的两极化，对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造成恶劣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把空间中“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 [5] , p. 566)的做法催生了“同质化意识形态”的诞生，这种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难以为大多数艰难生存的无产者的价值理念提供政治保障，进而使民众产生心理空间剥夺感，对无产者物质的无底线剥削和心理防线的攻击“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人们像追逐野兽一样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得到安宁，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 [5] , p. 411)。这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和贫困现象，引发更多空间不正义现象。
3) 空间隔离：资本权力运作的结果
有限的空间资源与资本持续性空间扩张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这样的发展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表现为区域内阶级经济、政治、文化层面差距的无限扩大，进而引发空间隔离的问题，这也成为21世纪以来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然而，空间隔离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产物，据恩格斯考察，早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前期，城乡之间就有着非人为的空间隔离现象，从事手工生产工作的“他们和城市完全隔离，连住在城市近郊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直到最后机器剥夺了他们的生计，迫使他们到城里去寻找工作”( [5] , p. 389)。城市乡村各有自己的发展模式，恰恰是机器的出现将人们推向城市工作。资本把文明从城市带向乡村的同时也打破了城乡最初的自然隔离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是打破城乡隔阂的天使，恰恰相反，资本消除城乡之间、国家之间交往障碍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领下的社会空间，并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构建人为的、有等级的隔离空间，这种有意识且难以打破的空间隔阂是资本权力运作的最终结果。著名的1968年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运动便是对这一系列空间问题的现实反抗，这一爆发具有必然性的运动也成为引起社会问题的“空间转向”的因素之一。人们意识到研究空间问题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这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拓展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空间维度提供了现实背景。
2.2. 理论缺失：空间长期被视作正义问题探讨的“背景板”
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空间占有、歧视、贫苦等诸多现实都市问题引发了学者对传统都市理论适用性的反思，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都市研究之中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随着列斐伏尔、大卫.哈维、苏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围绕空间正义一系列书籍的发表，人民逐渐意识到空间在正义问题研究中长期充当“背景板”的角色，空间在本体论层面的消失、在认识论层面的僵化是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正义理想的极大路障，而恢复空间在都市问题研究中的本体地位则为重唤都市活力和实现空间正义提供可能。
1) 消失的空间本体论
本体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最基础的框架，是构建我们世界观的桥梁，而“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 [7] 。本体论如果只包含时间而不包含空间，则容易造成我们对事物理解的偏差。要在本体论中召回空间的角色，实现空间与时间的同等地位，就需要打破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霸权地位。这一地位的确立既有人们偏好历史叙事结构的因素，也离不开“单向度社会发展趋势”的思维定式的影响。这种思维可以理解为“把现代化看成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单线演进过程” [8] ，单线演进规律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视作由低级向高级形态不断推进的单向历史过程。以这种演进规律为理论背景的西方发达国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普世价值，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好的社会制度。苏贾指出：“至少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时间和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中，已占据了宠儿的地位”( [9] , p. 1)。时间作为单一的划分制度优劣的标准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作为各个国家现代发展模板，这为资本的世界霸权提供看似合理的理论依据，这一理念的形成是空间在本体论中的长期缺席的显著后果。恢复空间的本体论地位是重塑我们认知思维的需要，更是打破西方垄断中心地位的需要。
2) 僵化的空间认识论
空间认识论的僵化主要体现在“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 [6] , p. 254)。为了纠正人们对空间持有的长期偏见，列斐伏尔首次把空间与社会生产联系起来，他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10] 。自然空间经过社会关系的改造转变为社会空间，社会关系塑造着空间，而空间在被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生产。首先，社会关系作用于空间。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就必须尽可能建立原材料基地以及扩大商品销售市场，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各个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理念的各有差异的地区逐一建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种分工的后果做了预测：“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11] 。这里的空间不再是客观的承载社会关系的容器，而是在社会关系的影响下，转变成具有差异、等级化的社会空间。其次，空间也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关系。资本对自然空间的改造以及新一轮的区域划分表明：空间已经成为新时代缓解资本生产固有矛盾、维持其发展活力的工具。资本家利用这个工具实现经济的垄断和意识的同化，进而稳固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空间可以成为资本生产的工具，同时也可以成为推翻资本统治，实现空间正义的助手。现有的都市矛盾已经表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国家在赋予空间权利和政治功能的同时，其区域内部却逐渐被空间分裂。辩证地认识空间作用有助于构建更加合理的空间正义思想。
通过对西方都市不正义、空间叙事领域缺失现象的分析以及空间认识论的建构，空间从历史长河的遮蔽中逐渐显现出来，将原有的时间–社会的叙事逻辑转为时间–社会–空间三位一体的本体论构建，引领我们在新的平台重新认识空间。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让我们意识到现有的都市景观是空间和社会双重作用下的结果，空间作为动态且充满辩证的因素，深深影响着社会问题，它为我们提供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社会不正义现象，空间成为可能实现社会正义的新维度。
3. 空间正义思想的现实发展
空间与正义内涵的结合是当今社会逻辑演变的必然产物。正义是构建美好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空间则是打造美好社会的实践场所，正义理论只有落实在空间中才具有社会意义，不断出现的空间剥削、隔离、贫困等现实问题同样需要正义理念的引领才能得到解决。针对空间正义如何阐释其内涵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以列斐伏尔、哈维以及苏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学者根据自身经历和叙事风格各有侧重的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应有的探索，他们所积累的学术成果不仅展现了空间正义思想的演变逻辑，更充分证明了当今空间正义实践发展的合理性。
3.1. 争取城市权利的空间正义
空间正义的实现前提是空间意义的社会转向。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领头人，列斐伏尔在目睹法国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大量工人失业、经济衰退、文化缺失等诸多社会问题后开始了对都市问题的思考，群众为反抗这些社会危机现象所发起的“五月风暴”运动更是使他意识到都市空间从来不是中立科学的，恰恰相反，“他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 [12] , p. 37)。空间从单纯的物质容器转化为包含社会意义的载体，这一转变也为正义在空间范围内探讨成为可能。在明确空间的社会属性后，列斐伏尔把拥有社会权利视作实现正义的条件，因此他的空间正义思想重点关注在争取都市权利。列斐伏尔把这种权利描述为“有待实现的总体性”( [12] , p. 13)。“总体性”既可以理解为享有权利的对象面向全体成员，也可以视作权利主体对社会资源的总体支配。在列斐伏尔看来，正是都市中存在的一个充满歧视、隔离的组织“将群体、阶级、个体从‘都市’中排出”( [12] , p. 13)，让他们远离城市中心，无法分享政治特权，难以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最终失去了进入都市的权利。这些被驱逐被歧视的群体想要重新进入城市中心并扎根生活，就必须夺回他们的都市权利。列斐伏尔主要通过空间产品的全体分配和空间规划的全体参与两方面来描述如何通过争取都市权利实现空间正义。首先，在都市公共产品的实际分配层面，空间正义要求侧重都市产品的使用价值属性，给予都市主体在合理公平的分配机制下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权利，不能以经济地位、阶级差异等理由剥夺他人的城市权利。其次，在实际的都市发展规划层面，城市发展规划要面向大众，都市主体拥有都市规划的参与权、规划实施的表决权以及实施过程的监督权，充分发挥都市全体人员的智慧，增强他们的参与感，把空间正义落到城市的具体规划中。列斐伏尔实现了正义理念与城市危机的紧密结合，他的空间正义思想从揭示空间的社会属性出发，以争取都市权利为最终归宿，此外他对空间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探讨，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关注，都使他成为空间正义思想当之无愧的奠定者。
3.2. 拓展生态维度的空间正义
身为地理学教授的哈维同列斐伏尔一样长期致力于都市问题研究，但哈维更侧重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危机，由此也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哈维认为地理环境和城市构造都是资本权力运作过程中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资本运作产生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方式又塑造出新的空间，新的场所难免会引起周围地理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着生态环境的呈现方式。以获得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将自然资源视作可支配资源并占为己有，有限的资源难以满足无限的生产需求，这势必造成生态污染问题，而发达国家“对于污染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那就是把它们移来移去” [13] 。这种处理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全球生态系统被破坏，资本主导下的空间失衡现象进一步加剧。哈维敏锐地捕捉到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对生态问题应对方法的局限，更深刻意识到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他主张通过扩展空间正义思想的生态维度来探索新的替代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包括树立生态保护原则和号召集体运动两个方面。首先，哈维主张把关注城市社会工程的生态影响视为维护城市空间正义的原则之一。他指出“所有的社会工程同时也是生态工程，反之亦然” [14] ，相比起到处转移污染物的处理方法，提出原则有助于树立预防环境恶化的意识，从源头减少生态问题。此外，哈维主张把现有的地方生态治理活动与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他认为当大家都有一个特定的生态目标时，忽视地方差异的集体运动能凝结更大的社会力量，这样才能把空间正义的范围由地方扩大到全球。哈维与列斐伏尔都从空间的社会生产角度出发来分析都市问题，不同的是，哈维把分析问题的视野扩大到生态领域，不仅坚持把生态正义原则引入都市规划，还主张通过集体的生态保护行动来实现更大范围的空间正义，从生态维度进一步丰富了空间正义思想。
3.3. 坚持时空统一的空间正义
在吸收了前两位学者各有侧重的空间正义思想的基础上，苏贾意识到前期社会问题研究的空间转向是必要的，有助于恢复空间的本体论地位。然而当人们过度地投入空间正义理论研究的热潮中后，这个理论探索显现出与都市现实危机脱节的风险。为了让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重新步入正轨，苏贾提出时空统一的空间正义理念，这个理念的重点是将两极化的空间地位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与时间相统一，在合理的范围内“让空间正义的内涵不断演化和扩展” [15] 。苏贾还重点考察了空间不正义的现实原因，他表示我们所处的原始空间本身就具有不平衡的属性，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加剧了这种不平衡现象并最终导致都市危机。既然空间危机是原始地理环境和资本运作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同样可以通过改变这种环境和运作方式来实现空间正义目标。在理清空间正义的概念和范畴后，苏贾力图把这一理念运用到社会、政治实践的新领域中。苏贾认为“跨区域的联盟”是实现空间正义的斗争手段，然而区域联盟的建立要以统一的空间意识为前提，把正义作为目标的空间意识既要尽可能的把正义范围扩大到经济、政治、生态、权力等核心领域中，还要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各阶层力量的联合，打破充满贫困、剥削的空间隔阂。他把“洛杉矶巴士联盟”视作一次成功的区域联盟案例，这是一次非裔与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的联合行动，也是城市中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的集体反抗，抗议的结果是原本用来满足上层阶级出行需求的，耗资几十亿的交通规划，转为改善城市内部底层人民工作出行乘坐的公交设施，这次反抗是空间正义思想运用在实际运动中的先锋示范。苏贾在批判性继承列斐伏尔和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空间与时间的辩证统一，回归了它的本体论地位。此外，他还设想出空间正义的实现方式——跨区域联盟，实现了空间与正义的进一步联合，继而引发了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热潮。
4. 空间正义思想研究的演变趋势
作为自上世纪延续至今的活历史，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在当下也迎来了属于它的郁勃时代。回顾它的既有发展是延展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维度的需要，也是了解国外相关研究进展的举措之一，而分析这一领域研究的演变趋势则为中国空间正义的实践工程明确方向。空间日益成为正义概念中的基础要素，尤其是面对资本统治下的区域协调失衡、生态环境失调、网络环境失序的诸多困境时，空间正义思想如何做到识破混乱的空间表象，如何秉持为人民寻求空间正义的原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应该思考的问题。目前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正显现出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分化、研究对象越来越关注城乡规划领域、研究视野逐渐拓展到更微观的大众领域的演变趋势。
4.1. 从研究内容来看，空间正义的实质内涵正在不断地拓展分化
在空间正义的经典研究中，把空间正义与社会正义内涵紧密结合的探究方式一直被奉为主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空间研究分支的不断细化，越来越多的正义理念被引入空间正义的研究领域，极大延伸了空间的内涵。例如，大卫哈维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一书中对21世纪城市化的未来发展途径的研究，并提出社会政治与环境正义相结合的都市发展模式，也就是把生态可持续工程嵌入空间规划中。基于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思考和基于生态问题的解决措施成为近年来学者们着力关注的研究主线。而卡斯特看到了网络社会的崛起趋势，也看到了“新信息技术与当前社会变迁过程之间的互动对城市与空间确实有实质的冲击” [16] 。因此他提出把空间正义的实质内涵延伸至虚拟空间，强调构建网络空间正义的必要性。此外，有学者认为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是空间正义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带有差异的政治诉求可以将阶级政治取而代之，他们把号召性别、种族平等的运动视为对空间问题的现实反抗，而团结这些分散群体的力量则是实现空间正义的有效途径。王文东、王志刚、曹琳琳等人认为，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空间正义思想能够拓宽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空间维度，促进空间正义理论在中国大地上的实际运用，形成更加系统、合理的空间正义思想体系。与此同时，把空间正义思想与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联合的新颖方式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兴趣。虽然有部分学者对这种联结研究的方式提出质疑，但李少霞、左路平等学者都同时指出“未来要实现全球空间正义，就必须持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17] ，这有助于构筑充满正义的生活空间，形成全球共同体意识。
4.2. 从研究对象来看，以城乡规划为对象的空间正义研究逐渐涌现增多
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发迹于西方，西方都市危机一直是空间正义思想研究的对象，部分学者会形成疑问，即空间正义思想的发展会不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空间正义思想落地到中国本土是否会有排斥反应。通过梳理国内有关空间正义的期刊发现，国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经历了“外引”到“内化”的过程。所谓的“外引”指的是早期察觉到国内空间正义研究这一模块缺失现象的学者，主要通过翻译国外诸多学者有关空间正义的书籍或发表简要概括西方个别学者空间正义思想的期刊来介绍国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随着引入的空间正义思想足够成熟，足以形成体系时，空间正义研究转入“内化”阶段，结合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融合目标确立的相关背景，以城乡规划为对象的空间正义研究逐渐增多。这类将城乡规划与空间正义思想相联合的研究研究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在于西方国家同样具有城乡规划方面的问题，他们的城乡空间建设历时较长且经验丰富，能够给中国的城乡发展提供借鉴。当然东西方的不同思维方式背景下也显示出城乡空间规划理念的差异，中西方城乡融合的实现方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方的城乡融合方式是大力发展城市，把城市打造成完美都市景观并形成可复制的规划模式，然后吞并乡村。因此，无论是列斐伏尔、大卫·哈维还是苏贾，他们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都是围绕都市这一范围的，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解决都市空间危机就会实现社会正义。而我国的城乡空间融合体现更多的是“双向奔赴”的发展模式，即城市给予乡村支持的同时全力激发乡村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城乡有差异化的、良性互动的空间正义。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化的空间正义思想以城乡差异化的融合为目的而展开，如围绕城乡公共空间的治理研究、乡村空间振兴研究以及城市内部治理研究等项目有效地推动了空间正义思想的中国本土化以及东西方的跨文化研究。
4.3. 从研究视野来看，空间正义研究正逐渐拓展到更微观的大众领域
随着空间正义思想研究的时限增长，学界探究的重点逐渐从宏观的空间规划层面转向更微观、更日常的大众领域。部分学者意识到，“以世俗与微观为基点思考正义问题，将为我们打开一扇理解当代社会问题的新窗口” [18] 。以“微观”为基点意味着，空间正义研究的未来走向应当从传统的单纯宏观秩序的把握，拓展到对更微观多元的空间视角进行分析，这包括共在共享共治共创的正义要素、利益多极化的空间主体以及自觉的微观正义构建等方面。列斐伏尔空间体系的形成受到法国的“五月风暴”运动的影响，哈维希望用空间正义思想解决巴尔的摩的种族歧视问题，苏贾的空间思考集中于洛杉矶现代化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可以说他们对于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初衷是为了“以此来达到推动现实社会运动和实现更多正义和民主的目的” [19] 。与此同时，国内一批学者开始借鉴他们的思想，集中空间正义的微观内核，并通过梳理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相关问题来深入地了解空间正义思想的适用范围，挖掘大众领域与空间正义思想之间的通道。在国内的核心期刊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围绕大众层面的空间正义研究的成果，如城市社区赋权的空间研究、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再生产权能研究等。中国学者一方面应该扎根中国本土的空间区域规划，认识到我国仍存在空间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实现空间正义思想由抽象理论到具体计划的转变。另一方面还应该打开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视角，多多了解国际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甚至开展全球联合的空间正义研究，尤其是国内外空间正义思想的对比研究，更好地把握空间正义的时代内涵，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正义思想的向外推进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