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济公活佛的形象深受民众喜爱：他破帽破鞋破衣，尽管一副邋里邋遢的诙谐形象，却能扶危济困除暴安良；他洒脱癫狂半人半神，把快乐与慈爱带给人间。济公的丰满形象离不开八百多年来民众的艺术创造。其原型是道济禅师(不详~1209年)，南宋台州人(今浙江省台州永宁村)，俗名李修元，号湖隐、方圆叟；曾居住在杭州灵隐寺，圆寂于净慈寺；被列为禅宗第五十祖，杨岐派第六祖。据记载道济禅师不守比丘戒律，嗜好酒肉，举止似痴若狂，被僧团视为一个疯和尚；实际上他学识渊博智慧过人，拥有大慈悲心使他不拘小节，喜好打抱不平，除暴安良主持正义；他擅长医术，为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渐渐地声名远播，成了民众敬仰的活菩萨，尊为济公活佛。我们从道济禅师的出身、性格、经历以及佛教戒律等不同角度，探讨他的双重形象及其内在根据。
2. 历史上的道济
2.1. 出身与性格
济公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不仅仅因其在传说中神通广大救世济民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要，关键在于它具备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不是完全的艺术虚构。
济公的家乡浙江天台是五百罗汉的道场，也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发源地。道济俗名李修元，天台永宁村李茂春之子。其父母是虔诚的佛教徒，由于在佛教信仰浓厚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长大，他深受佛教文化影响。永宁村李氏为显赫的官宦之家，家财盈厚。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修元，受了比较系统的启蒙教育，其人生道路的展开，可以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一样，遵循着“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何况李家拥有利于仕途的社会资源。可是在李修元十八岁的时候，由于父母相继去世毅然选择出家为僧。从他的选择来看，显示他性格果断，超凡脱俗。
关于道济禅师最早的历史记载见于南宋净慈寺高僧居简禅师撰写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居简是济公的师侄，在《舍利铭》中说道济是天台临海李都尉文和远孙。李都尉即李遵勖(988~1038)，原名勖。由于娶了宋真宗赵恒的妹妹万寿公主，他加了“遵”字，称为遵勖。居简禅师描述济公：“狂而疏，介而洁，……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荡、康庐、潜皖题墨尤隽永。寒暑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游族姓家，无故强之不住。……谐谑峻机，不循常度，辄不逾矩，白足孤征萧然，蜕尘化门，既数一日，千古迥，超尘寰于谭笑间。……叟名道济，曰湖隐，曰方圆叟，皆时人称之。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死于净慈。邦人分舍利，藏于双岩之下。” [1] 从记载可知，道济出生于官宦之家，谐谑机智，多才多艺，为人热情狂放豁达，幽默潇洒清高，非常热心帮助别人。几十年来象游侠一样行走天下，在天台山、雁荡山、康庐山、潜皖山留下的诗文墨宝令人赞叹。无论寒暑都穿着一身破烂衣服；若有人给他新衣服转眼就被他用来换酒喝了。尽管他喝酒吃肉举止疯癫，不拘泥于寻常之道，其行为总是不违人间慈爱大道。
2.2. 出家后受到排挤
有证据表明道济早年的寺院生活并不如意，也许是青灯古佛的寺院生活与道济的活泼天性格格不入，或是他的多才多艺遭人嫉妒。李修元出家的寺院是国清寺。由于其卓越才华和强烈个性，未能获得当权僧的认同，屡次遭受刁难。有一个事例生动显示了刚刚出家的道济在寺院中所受的排挤：住持性空为李修元剃度，成了一位小沙弥。国清寺的智清和尚担任监院职务，看到道济专心研习佛经勤奋进取，备受上下器重，因此妒火中烧。他以修元逃婚出家为借口，诬陷济公六根不净，故意挑拨僧众要求他从一条矮凳下来回爬六次，声称只有这样才能净化罪身皈依佛门。这种无理的侮辱行为被道济坚决拒绝了，他深知智清不能容忍他的存在，打算不再寺内长居，选择了云游四海行脚参访 [2] 。
道济的个性是“狂而疏，介而洁”，个性张扬而直率，内心豁达而不受拘束。即便道济不被僧团所接纳，也不会变得唯唯诺诺，他会不忘初心坚持原则，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2.3. 疯癫的人设
开始到处行脚的道济到了杭州灵隐寺，他遇见了人生的一个贵人：灵隐寺主持瞎堂慧远成了他的保护神。据《净慈寺志》：道济天性好动，不喜念经，难耐打坐，经常和那些顽童在一起，作呼洞猿、斗蟋蟀的游戏，甚至蘸大蒜吃狗肉。僧众告到方丈室想把道济赶走。慧远却说：“佛门之大，岂不容一颠僧。”遂不敢摈，自此人称济颠 [3] 。济公那时候已经在灵隐寺当和尚了，他不守佛门律仪的行为引起了出家众的不满，想赶走他，没想到慧远对道济爱护有加。慧远圆寂后，道济失去庇护人，被迫转到净慈寺。先是替人念经兼作火化工，后来升了书记僧，却依然出入歌楼酒肆，乐于助人，广结善缘。
令人疑惑的是，道济既然选择了出家当和尚，为何成了破戒僧，纵情于喝酒吃肉呢？按照常理判断，很难想象一个来自上层社会，具有雄心壮志的年轻僧人，会因为无法忍受口腹之欲而违反清规戒律。如果他真的追求口腹之欲，不出家更容易获得满足。从这一侧面说明，初入佛门的道济可能表现出色，严格遵守佛门戒律，否则不会受到大众尊重而引起监院和尚的嫉妒。在道济早期的寺院生活中，他应该做到了不食酒肉。不饮酒是五戒之一，不吃肉是梁武帝以来汉地佛教一直遵守的规矩。那么，道济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忌口了呢？我们猜测从他受到僧团的排斥之后，美好的理想遭遇残酷的现实，心中的苦闷一时难以消解，于是借酒消愁。另一个原因是道济经常离开寺院行踪不定，吃饭就成了一个问题，出入酒楼只是乞食的一种方式，客人给什么就吃什么，为了填饱肚子没有太多选择，荤素随缘，并不是为了贪图美食享受。
无论采纳何种解释，我们认为道济与酒肉结缘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出于无奈。一个出家为僧的人竟然衣衫不整喝酒吃肉，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何况他出身官宦之家却似乎成了一个失败的疯和尚，年轻的道济心理承受能力超强，否则就被流言蜚语压垮了。
“济癫”这个称号，标志着主流佛教与道济划清了界限，疯和尚的所作所为，与佛门无关。僧团若再与疯和尚过不去，显得太没有慈悲心了。因此，对道济而言“疯癫”最初是一个保护伞，为他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和更大的行动自由。
更难得的是，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利益大众，不忘初心。当道济逐渐自觉地利用“疯癫”来实现自己的救世抱负时，他实现了自我超越：透过“疯癫”的自由形式，践行大乘菩萨道。正如道济在《自述》中所言：“宿慧神通三昧，今修语具辩才。理参无上，妙用不穷……倔强赛过德州人，跷蹊压倒天下汉。尼姑寺里讲禅机，人俱笑我颠倒；娼妓家中说因果，我却自认疯狂。” [4] 济公毫不掩饰自己的杰出才能，不仅天生智慧，后天也辩才无碍，内心强大不畏世俗嘲笑讥讽，只求自己的所行符合善因善果大道。
3. 不同的群体看到了不同的道济
道济禅师以其独特的处世和修行方式而闻名，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疯僧和菩萨。“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不同的群体看到了不同的道济，孰真孰假？
3.1. 僧团眼中的疯子
对一个宗教团体来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些规矩就是宗教戒条。佛陀初转法论时也没有佛教戒律，但随着僧团的扩大，为了个体修行和社会影响的实际需要，因时因地制定了一些行为规范。戒律很有必要，它是止观修行的基础。但是戒律不应该一成不变，应该从佛陀制戒本怀去理解戒律精神。佛陀涅槃前告诉阿难以后小小戒可以舍掉，但阿难没问佛陀小小戒具体指代哪些戒条。由于僧众对小小戒的理解不一样，最初僧团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就与此有关。
可见，传统佛教戒律非常重要。如果用传统出家僧人的戒条来衡量，道济禅师的表现极差，简直是佛门败类。他穿着破衣烂衫，整天嘻嘻哈哈，没有体现出僧人应有的威仪；更恶劣的是，他竟然喝酒吃肉吃大蒜，连五戒中的不饮酒戒也不守，别说是出家僧人，连做一个在家居士都不配了。所以，当时很多僧人想把他赶出寺院一点也不过分。瞎堂慧远大师出于慈悲，用疯僧的借口保护了道济。僧众也就不再与一个疯子计较长短了。
但是，佛教僧团只看到了道济没守五戒以及某些僧人戒条，却看不到自己没守大乘菩萨戒；同样是破戒，谁的罪过更大呢？
也有人认为道济没有破戒，认为济公有大神通。民国时期高僧印光大师关于济公对大众有开示：“道济禅师，乃大神通圣人，欲令一切人生正信心，故常显不思议事。其饮酒食肉者，乃遮掩其圣人之德，欲令愚人见其颠狂不法，因之不甚相信。否则彼便不能在世间住矣。凡佛菩萨现身，若示同凡夫，唯以道德教化人，绝不显神通。若显神通，便不能在世间住。唯现作颠狂者，显则无妨，非曰修行人皆宜饮酒食肉也。世间善人，尚不饮酒食肉，况为佛弟子，要教化众生，而自己尚不依教奉行。则不但不能令人生信，反令人退失信心，故饮酒食肉不可学。彼吃了死的，会吐出活的。你吃了死的，尚不能吐出原样的肉，何可学彼吃肉。彼喝了酒，能替佛装金。能将无数大木，从井里运来，汝喝了酒，把井水也运不出来，何可学他。” [5] 印光大师认为道济禅师喝酒吃肉是菩萨住在世间的方便手段，凡人不应该效法这一点，因为凡圣有别。我们认为印光大师的开示回避了关键问题：佛门为什么容不下破戒僧道济，即便是他热心助人广行菩萨道。如果不是遇见瞎堂慧远，道济被驱逐出佛门是大概率事件。如果道济被逐出寺院，就没有了后来的济公活佛。佛教寺院几乎容不下一位大慈大悲的圣者，请问佛门的慈悲和智慧何在？而印光大师在开示中把历史上的道济禅师与传说中的济公活佛简单地画了等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忽略了济公双重形象的深刻内涵，他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喝酒吃肉，而不是大乘菩萨道。
3.2. 民众心中的菩萨
信仰济公是民众对菩萨精神的崇敬和期盼。在大众心目中济公不仅是一位幽默诙谐富有正义感的侠士，更是一位救苦救难的菩萨。明清时期涌现了一系列以济公为主角的小说，包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济公全传》等等。这些作品生动描绘了许多关于济公的神奇故事，深受民众喜爱并广泛传播。济公形象不断得到艺术加工，在小说、戏曲、书画、雕塑、影视等领域都得到广泛运用。这些传说以济公的生平经历为主线，主要包括罗汉投胎、癫狂济世、惩恶扬善、扶危济困、戏佞降魔等内容。在当今影视传媒时代，济公故事焕发了新的生机。中国大陆1985年推出了《济公》电视剧，济公形象家喻户晓深受喜爱，传遍整个华语世界。
近千年来民众对济公的信仰，既是民众对大乘佛教菩萨精神的信仰，也是对传统僧团佛教的一种委婉批评。一个几乎被开除教籍的疯和尚，竟然被大众封神，这说明什么，是民众疯了吗？当然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佛教在践行菩萨精神方面存在不足。
传统佛教也许在遵守比丘戒比丘尼戒方面做的很好，信奉“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水月道场，空花佛事”，侧重宣讲万法皆空，但忽略了实践众善奉行，没有融入大众普度众生，离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期待差距很大。正如太虚大师批评传统中国佛教：教在大乘，行在小乘。只在口头上弘扬大乘教义，在担当社会责任方面却消极避世，漠视人间苦难，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的教导，其中含摄了戒定慧三学。自净内心普度众生是菩萨精神的核心内涵。历史上的佛教僧团几乎失去了对菩萨精神的践行，很少关心社会公平正义并身体力行，在社会历史演变中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很有限。济公表面上并未遵守比丘戒，成了一个喝酒吃肉的破戒僧，实际上却坚守了无我利他饶益有情的菩萨戒，修行成了顶天立地的活菩萨。济公深入民间爱管闲事，爱打抱不平，体现了他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关心；他不仅仅注重个体解脱，更关心大众利益。正是大慈大悲之心，让济公形象的教化力量超越时空，成为佛教历史上的璀璨之星。济公信仰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给予他们在纷繁世事中寻找欢乐和智慧的启示；他的事迹激励着民众，在信仰中一定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济公信仰不仅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尊崇，更是民众对大乘佛教菩萨精神的渴望和追求。
4. 现实意义
道济禅师的双重形象具有深刻内涵。他一个侧面是颠狂放纵的疯和尚，以不拘礼法不拘传统的行为示人，有时甚至表现得像个疯子。他的另一侧面，道济禅师于红尘中济世助人，被民众尊崇为活佛活菩萨。民众崇拜他在实际修行中的卓越成就。
这两种貌似截然不同的形象，其本质是一致的，反映了道济禅师的独特个性和对佛法教义的深刻把握。他的行为突破了传统的教条，以一种超越常规的方式实践了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核心理念。
道济禅师在八百年前关于大乘菩萨道的实践与探索，在当今仍然富有启发意义。迄今还有很多人认为僧装和素食是佛门两大法宝。这有一定的道理，不可盲目摒弃传统。但是，在吃饭穿衣之外，应该强调还有更重要的原则需要坚守。对于传统佛教信仰者来说，有的一生都在计较是不是不小心吃了肉沫葱蒜韭菜，却忽略了对世人的关爱，忽略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勇敢追求。如果丧失了菩提心和社会责任感，不能积极回应并参与解决民众普遍关切的核心问题，佛教将会日益被边缘化为一个小众的民俗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