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游园惊梦》是白先勇于196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讲述了曾是昆曲名角的国民党将领遗孀钱夫人应邀到窦公馆参加宴会,席间的觥筹交错让她陷入对前尘往事的追忆。该小说被收录到小说集《台北人》中,1980年白先勇与叶佩霞合作完成该篇小说的英译,1982年随小说集《台北人》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所讨论的英译文本出自2013年10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英汉对照版《台北人》(Taipei People)。
在中国知网(CNKI)上检索可以发现,目前有关小说《游园惊梦》的研究尚少,已有的研究从美学视角、功能对等视角、阐释学视角、自译策略等方面对译文语言进行了探讨。莫娜·贝克的叙事理论于2010年左右才开始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至今不过10年有余,不过已有学者从该理论入手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如:胡宇珩、赵琦和符洁(2023)从莫娜·贝克的叙事理论入手,结合具体例子研究了小说《风声》英译本翻译策略,论证了该理论对于文学翻译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1] ;宋改荣和李芝蓉(2020)从叙事理论入手分析了葛浩文如何在《浮躁》英译本中构建叙事 [2] ;宋燕青(2018)从叙事理论视角探讨了《飘》英译本在中文语境中的叙事重构 [3] ;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韩金(2017)从叙事学角度对林纾《迦茵小传》中译本的叙事重构进行了探析 [4] ,等等。通过查阅文献,笔者认为从叙事理论分析小说的翻译策略,探讨译文中的叙事重构是可行的。因此,本文意在讨论译者是如何从叙事理论角度塑造译作来对原文叙事进行重构,以期对文学翻译研究有所贡献。
2. 叙事理论概述
叙事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1969年,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首次提出了“叙事学”这一概念。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学科之间的交融发展,叙事学这一概念被引入了翻译研究领域。2006年,英国学者莫娜·贝克(Mona Baker)在自己的代表作《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述》(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中首次将叙事理论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用叙事理论对翻译现象进行了阐释 [5] 。关于如何在翻译过程中构建叙事结构,莫娜·贝克提出了四种翻译叙事建构原则,即时空建构、选择性挪用建构、标示性建构和参与者重新定位。
“时空构建”(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指“将特定文本嵌入另一个时空背景中来强调该文本所叙述的故事,从而引导目标语读者将该文本中的叙事与现实生活中的叙事联系起来。”( [6] p. 112)简单来说就是将原文本的叙事语境映射到目标语的叙事语境中,这种时空上的构建可以为读者创造一个熟悉的阅读环境,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内容,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选择性挪用构建”(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指“通过省略或增加的方式来抑制或强化内嵌于文本中的叙事或该叙事部分中的某方面内容。”( [6] p. 114)由于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法实现完全对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增加或删减。这不光是为了弥合语言差异所造成的鸿沟,同时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实现原文信息与目标语读者接受程度之间的平衡。
“标示性建构”(framing by labeling)指“译者可以使用与原文本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识别人物、地点、群体、事件或叙事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关键因素,从而重新构建叙事。”( [6] p. 122)任何在叙事中出现的关键因素或参与者都代表着叙事的立场,也会影响读者对叙事的反应。而“标示性构建”就是通过构建话语来配合叙事的立场,引导读者的反应。
“参与者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指“在翻译过程中,参与者可以通过对时间、空间、方言、称谓及自我和其他身份的语言管理手段来重新定位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6] p. 132)对参与者重新定位,将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放在同一语境之内,拉近彼此的关系,促进参与者参与叙事重构。
3. 叙事理论视角下白先勇《游园惊梦》的翻译策略
3.1. 时空构建
上文提到,“时空构建”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到作者与读者处在不同的时空,有着不同的身份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也就是说,要将原文本的叙事语境映射到目标语的叙事语境中,为读者创造一个熟悉的阅读环境,拉近读者与原作者的关系。
白先勇先生十分推崇《红楼梦》,从《游园惊梦》中也不难看到《红楼梦》的影子。同林黛玉进贾府一样,白先勇采用“移步换景”的手法,顺着钱夫人的足迹,展示了窦公馆的显赫。在英译时,白先勇与叶佩霞仍然沿用这种手法,通过对叙事空间的构建,引导目标语读者将自己带入到钱夫人的角色中,使目标语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更好地感受叙事情节。这种时空上的构建在译文语言上层面的体现也不在少数。
例(1):
原文:“客气话不必说了,五妹妹,连你蓝田玉都说不能,别人还敢开腔吗?”( [7] p. 445)
译文:“Don’t be so modest, Fifth Sister. If the famous Bluefield Jade can’t sing, who else would dare utter a note?” ( [7] p. 444)
白先勇与叶佩霞采用直译法将“蓝田玉”译为“Bluefield Jade”,而并未采用音译法,目的是将读者置于熟悉的阅读环境。“蓝田山”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以盛产蓝田美玉而闻名。在大洋彼岸,美国弗吉尼亚州塔兹韦尔县(Tarzwell, Virginia)有一个名叫“布鲁菲尔德(Bluefield)”的城镇。译者取“Bluefield”的字面意思作为“蓝田”的翻译,将浓郁的西方风情嵌入译文,不仅保留了原文的风格美,同时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社会背景,把目标语的时空与原作的时空嫁接起来。通过时空构建使小说的背景更贴近目标语读者的现实叙事,帮助读者理解译文所表达的内容。
例(2):
原文:“程参谋,人人说你懂戏,钱夫人可是戏里的‘通天教主’,我看你趁早别在这儿班门弄斧了。”( [7] p. 461)
译文:“Colonel, everybody says you ar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theater, but Madame Ch’ien is All-Knowing First Lady of opera. If I were you, I’d stop sounding off in front of a real pro.” ( [7] p. 460)
“通天教主”是中国神魔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法力无边,收徒弟奉行“有教无类”的准则。在中国戏曲界也有一位“通天教主”。“药不过樟树不灵,艺不过王门不精”之说曾广为流传,而这“王门”指的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瑶卿。王瑶卿因表演艺术登峰造极且桃李满园,而被称为戏曲界的“通天教主”。作者在这里将“钱夫人”比作“通天教主”,凸显了钱夫人戏曲表演技艺炉火纯青,受人敬仰。为了寻找中英文化的切合点,译者将“通天教主”译为“All-Knowing First Lady”。在西方,“First Lady”指的是国家元首的夫人,受国民敬仰与爱戴,常随国家元首出席活动,风光无限。译者将原文的叙事语境嵌入到目标语的叙事语境中,通过构建时空为中西文化架起一座桥梁。这使得小说中充盈了浓郁的西方文化氛围,更符合目标与读者的阅读习惯,小说的叙事场景更加贴合目标语读者的现实叙事。
3.2. 选择性挪用构建
文本的选择性挪用是译者为满足翻译目的,有意识地增加或删减原叙事,通过重新构建原文叙事,在解决语言差异造成的翻译障碍之余,挖掘文本背后隐藏的叙事,最大程度上实现原文信息与目标语读者接受程度之间的平衡。
例(3):
原文:临离开南京那年,自己明明还在梅园新村的公馆替桂枝香请过三十岁的生日酒。( [7] p. 443)
译文:The year they were to leave Nanking, she’d thrown a party at her own villa in Plum Garden, hadn’t she, in honor of Fragrant Cassia’s thirtieth birthday. ( [7] p. 442)
钱夫人曾是秦淮河畔得月台的名角,嫁入侯门,做了钱将军的填房夫人后尽享荣华富贵。而钱将军过世后,钱夫人迁至台湾,地位则大不如前。这日,受窦夫人之邀来窦公馆赴宴,她看到在场的夫人、太太们或花枝招展,或珠光宝气,不禁触情生情想起过去。在这句话的翻译中,译者将“在梅园新村”翻译为“at her own villa in Plum Garden”,增译了“at her own villa”。此举是为了强调了“梅园新村”曾是钱夫人在南京的私人住宅 [8] ,而如今这个宅子与过往的荣华富贵都已成了旧梦,进一步阐释了钱夫人对故国的眷恋与对往日的怀恋。译者通过增译对文本素材进行选择性挪用,在传达文本字面含义的同时又进一步点明了钱夫人曾经的盛名与显赫已一去不复返,暗含了盛宴难再,浮生若梦。
例(4):
原文:南京那起夫人太太们,能僭过她辈分的,还数不出几个来。她可不能跟那些官儿的姨太太们去比,她可是钱鹏志明公正道迎回去做填房夫人的。( [7] p. 465)
译文:Of all the ladies in government circles in Nanking not many could be numbered among her superiors. Of course those officials’ concubines couldn’t compare with her. She was Ch’ien P’eng-chih’s second wife; he, a widower, had taken her in marriage with all due ceremony. ( [7] p. 464)
译者在翻译“钱鹏志”时增添了“a widower”的表达,采用增译法对文本素材进行了选择性挪用,表明钱夫人与钱鹏志是合法夫妻。“填房夫人”指的是男子原配夫人亡故后扶妾室为正房或另娶她人为正房,原文本中意思较为模糊。译者将其具体化译为“second wife”,同时增添了“a widower”对原文本的叙事内容进行了重新构建,突出了钱夫人与在场的其他夫人、太太的不同。这样的突出更显示了钱夫人此时显赫不再的孤单与悲凉,紧扣主题,使得目标语读者更够更好地了解原文本的叙事。
3.3. 标示性构建
标示性构建由于对于理解文本中的叙事具有重要意义。任何在叙事中出现的关键因素或参与者都代表着叙事的立场,也会影响读者对叙事的反应。那么就需要“标示性构建”策略来构建话语,以配合叙事立场并引导读者反映。
例(5):
原文:《游园惊梦》 [7]
译文: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7]
译者将小说的题目译为“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将“惊”译为“醒”,意在进一步强化与构建小说主题。译者直言“从梦中惊醒”,是想告诉读者,众人在“游园”,“惊梦”而醒的是钱夫人。对钱夫人来说,她因得月台上的《游园惊梦》而红遍南京;又因桂枝香生日会上的《游园惊梦》而顾影自怜;最后在台北从窦公馆的《游园惊梦》中醒来。时代阴影交错着个人悲剧,着实令人唏嘘。译者从题目对小说主线进行构建,目的是为了配合叙事立场,引导目标语言读者对小说叙事的思考与反应。
例(6):
原文:“五阿姊,该是你《惊梦》的时候了”。蒋碧月站了起来,走到钱夫人面前,伸出她那一双戴满了扭花金丝镯的手臂,笑吟吟地说道。( [7] p. 493)
译文:“Fifth Sister, it’s time for your ‘Waking from a Dream’” Chiang Pi-yueh rose and advanced on Madame Ch’ien, beaming, stretching out her gold-bangled arms. ( [7] p. 492)
宴会席间众人唱戏助兴,天辣椒蒋碧月张罗徐太太和钱夫人分别演《游园》和《惊梦》两出戏。徐太太《游园》中的《皂罗袍》将钱夫人的思绪拉到了与钱将军相处的日子,拉到了与钱将军的副官郑彦青相遇相知的日子,拉到了与瞎子师娘在得月台说话的日子。原文中的“惊梦”运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一是提醒钱夫人轮到她表演戏曲《惊梦》了,也是在告诉钱夫人是时候将思绪拉回现实,从梦里醒来了。
同例(5)一样,译者将“惊”译为“醒”。此外,译者并没有在“Waking from a Dream”前增添多余的动词,来点明“唱”或“表演”这个动作,而是沿用中文句子的表达形式,保留了这句话中的双关修辞。这样的处理在完美传达原文本信息的同时,也对文本叙事进行了重新构建,能够有效将读者带入到小说情节中,引导读者的反应。
3.4. 参与者重新定位
参与者重新定位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对原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构,平衡中西语言习惯与环境,尽量将其置于同一语境之内,最大程度地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叙事构建过程中,可以从两种形式来实现参与者重新定位,一种是副文本的再定位,即引言、序、尾注等部分的重构;另一种是文本或语内的再定位 [9] 。引言、序、尾注等这些附文注释的呈现都是为了让读者熟悉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以缩短原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促进读者参与叙事构建。本节主要对副文本的再定位进行分析。
《台北人》这部小说集的扉页上所提的《乌衣巷》一诗由诗人刘禹锡所作,映现了整部小说的故事情绪,在《游园惊梦》中的体现尤为突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是钱夫人蓝田玉的现实写照。译者除了对这首诗进行了翻译外,还在诗后增添了一段对该诗背景的介绍:
“Early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 barbarian invaders from the north brought the Western Chin Dynasty to an end, seizing and destroying the capitals of Lo-yang and Ch’ang-an. The Imperial Household, the noble families, and numberless commoners fled south across the Yangtze and re-established their capital in Chien-k’ang (modern Nanking). At Chien-k’ang, they carried on the Chin Dynasty, later known as Eastern Chin. Among the most powerful and cultural emigre families in Chien-k’ang were those of Wang Tao and Hsiehs An, who lived in Raven Gown Alley by the Vermilion Bird Bridge.”
王导和谢安是东西两晋时期功勋赫赫的人物。王导尽心辅佐朝政;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苻坚百万大军。而后西晋灭亡,昔日的皇权贵族穿过长江来到建康(今南京),王导和谢安住进了乌衣巷。诗人刘禹锡写这首诗时唐朝盛势已去,目睹着乌衣巷的破壁残垣,联想到那段历史,不禁感慨道:荣华富贵难以常保。而《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也曾集荣华富贵、万千宠爱于一身,可那只是曾经。译者在翻译时对扉页诗的背景进行了扩展介绍,尽量减少中西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最大程度让目标语读者与原文作者处于同一语境,拉近彼此距离。
此外,在白先勇与叶佩霞合译的中英对照版《台北人》的前言译文中增加了“汉英对照版弁言”、“编者序”、“合译者的话”等部分,内容包括小说的问世背景、中英对照译本书名的敲定过程、编者对作者的介绍、译前准备、翻译策略的选用与取舍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发生的有趣的故事。有了这些内容,目标语读者会对作者和译者有进一步的了解,更容易让自己站在作者和译者的视角来理解文本,促进读者参与叙事构建。
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在译文正文后增添了注释和十处尾注来填补文化空白。注释对昆曲和戏剧《游园惊梦》的故事情节进行了介绍;尾注则对“副官”、“笙”、“蓝田山”、“青衣”、“戏白”、“瞎子娘”、“胡琴”、“吃醋”、“黑头”、“金霸王”等内容进行了补充说明。这样详尽、深入的补充可以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人物形象、跟踪故事情节,缩短原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促进读者参与叙事构建。
4. 结语
本文以莫娜·贝克(Mona Backer)的叙事理论为基础,通过实例分析,探究了白先勇和叶佩霞英译本《游园惊梦》的翻译策略,并详细分析了译者是如何从时空构建、选择性挪用构建、标示性构建和参与者重新定位这四个方面进行叙事重构。通过上述分析与探讨可以发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将目标语读者置于中心地位,将原文本的叙事嵌入到目标语读者的现实叙事中,迎合了目标语的社会文化,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语境下再现了原文本的情节;又通过重构原文叙事,缩减了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增强叙事效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