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于译者而言,翻译之难多体现在因所属国家民族不一致而导致的相应语言文化迥异所引起的表述阻隔、思维相异以及理解障碍;于文学著作作者而言,其本质思想动向乃是以文述意,将基于当世民情观察所得之个人感悟、情感走向埋于字里行间。此时的文字已不全然是单一形式的载体形式,作者为其赋予了深厚的思想情感。基于此,译者对文学著作的翻译更像是为提高译入语受众对译本作品的接受度而进行的一场目的性显著的改写活动。勒菲弗尔 [1] 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改写即操纵,任何翻译都是在特定的接受环境中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操控而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改写 [2] 。根据勒菲弗尔所提出的改写理论,翻译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语言转换行为,而是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制约。
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文化行为、文化造物、文化景观,中西方之间的文化接触、交流、传播与影响,其主渠道和主媒介无疑是翻译 [3] 。较之其他文学体裁,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更高——且不论由文言文到现代汉语的语内翻译过程中存在信息缺失的可能与现实情况,古典文学作品的外译存在更多客观挑战:原著作者撰写背后蕴含的思想感情、人物鲜活的性格描写、从原著到译本两种语言所属文化的表现风格相异,以及译者“人”的主观影响(译者对原著采取的翻译策略、处理技巧与其所处成长环境、接受教育程度、所属文化,即其长期形成、已然固定的诗学观及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可以说前者就是后者的具化显性表现),都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外译产生持续影响。
2. 诨名起源
诨名,即自身姓名之外的称呼,亦称绰号、诨号、花名等,一般为他人所取随即得到公认,是他人依据相貌、性格特点、姓名、生理特征、行为举止等多重条件,对被赋名者的言行德性、人物特征所进行的外观与内涵的有机统一的概括。诨名之由来蕴含着赋予者对被赋予者强烈的个人情感,富有强烈的公共舆论的褒贬性。在文学作品中,诸多人物的诨名往往最直观地将该人物的核心特征以精炼的文字呈现,使得人物形象丰满立体,以便读者加深对人物的了解。在众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水浒传》较之其他作品显著的特点便是书中人物几乎均有与其性格特征、行事风格相匹配的诨名,这种现象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是鲜少出现的。于外国读者而言,欲要读懂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水浒传》中“源头”不一的诸多诨名具有相当的理解难度——每个人物角色的诨名都具有独一性,其源头囊括颇广,不消说因文化差异而产生阅读理解隔阂的外国读者,缺乏一定背景知识与理解能力的中国读者对各式各样的诨名亦有不同程度的阅读难度。赛珍珠版《水浒传》英译本对于助推广大英语受众接受、理解《水浒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次于美国出版便获得一致好评,掀起了“好汉浪潮”。据《南大逸事》记载:“这是《水浒传》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在美国很是畅销,从中国杀将过去的这批‘梁山好汉’一下子就‘蹿’上了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的排行榜。” [4] [5] 本文以改写理论入手,对赛版《水浒传》英译本中个性鲜明的人物对应的诨名英译进行分析,探赜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英译的合理路径,为推进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略尽绵薄之力。
3. 改写理论
得益于生生不息的各类实践基础,人类的认知水平与思维高度一直处于上升发展阶段,整体呈现着连续不断进步状态。于翻译研究学者而言,他们已然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对等研究上,而是欲进一步探究在翻译过程发生前、翻译过程中、翻译过程发生后这三个时间段内文化因素对翻译造成的影响。自上世纪70年代始,部分翻译学者试图进一步打破原有文学翻译研究领域中存在的桎梏,并尝试着在多元系统的启发下探求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这部分学者被称作操纵学派,其中勒菲弗尔就是代表人物之一。操纵学派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一种改写活动,受目的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观控制。该学派认为不存在绝对完美主义的译文,不再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探寻完美无缺、与原文完全对等的译文,不再追寻探求能够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的唯一原则或理论,而是转向提高对译文本身的重视度,将其视作翻译实践产生的文本实体。
20世纪90年代初,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理论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当代翻译理论,该理论使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层面的研究范畴 [2] 。勒菲弗尔认为,文学创作与翻译受内外两层因素影响。他在编著的《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操纵》一书中解释道,翻译活动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属于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间相互发生着作用并彼此产生影响;影响文学创作与翻译的内因来自文学系统内部,由阐释者、批评家、书评家、文学教师和译者等专业人士所代表,他们根据诗学从内部控制文学系统;外因则由赞助人(它可以由个人、团体、社会阶级、皇家法庭、出版商,最后也是很重要的媒体来充当) [1] [6] 、诗学与意识形态组成。
4. 赛版译本中人物诨名的翻译研究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中以“反叛”为主旋律与多数角色性格真实写照,将一位位有血有肉的梁山英杰以文字笔墨的形式呈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水浒传》不仅深受国人喜爱,更是以不同文字的译本形式走出了国门,为广大国外读者所钟情。迄今为止,《水浒传》共有四版英译本,分别是赛珍珠七十回译本(1933)、沙博理一百回译本(1980)、杰克逊七十回译本(1937)、约翰·登特·杨与安莱克斯·登特·杨父子一百二十回合译本(1994~2002),其外文译本之多、出版次数之甚,足见其在中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中的地位。赛珍珠因其首译之举,译著受到中国众多学者广泛关注,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研究兴趣,其间有褒有贬。部分学者对赛版英译本持批评、驳斥态度,认为其间文字充斥着文化贬谪意味,如钱歌川(1981)等学者认为赛译本是对中国语言的歪曲、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丑化、对中国文学遗产的不尊重,而赛珍珠本人则“不懂中国文化” [7] [8] ;有的学者对赛版译本的评价主要立足于道德评判,论证模式颇有些以偏概全,且理论高度欠缺、文本研究匮乏 [9] 。
但也有学者认为赛版译本是对“异化策略”的合理运用,不能仅凭两种语言间的“对等”及“忠实”与否来断定其合理程度。无论褒贬,赛版英译本总归是有其文学价值与学术价值所在的。
诨名之术,起于夏。《吕氏春秋·简造篇》所说夏桀号“‘移大牺’谓其多力能推倒牛也”,可以算是诨名的滥觞 [10] 。《水浒传》之文学地位崇高、受众颇广,与书中描写人物各式各样的诨名颇有些联系——几乎各个英雄人物均有独属于自己的诨名,而通过这一个个诨名便能首先联想出其可能的人物形象——如秦明绰号霹雳火,恰如其分地将其性如烈火、举止毛躁的人物特征呈现了出来;如朱仝诨名美髯公,使得读者自然而然联想到三国时期著名武将,被人称之为“武圣”的关云长——书中这般写道(见《水浒传》第十三回):这马兵都头姓朱名仝,身长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须髯,长一尺五寸,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似关云长模样,满县人都称他做美髯公 [11] 。再有清风寨知寨花荣诨名小李广,一手箭术出神入化,不禁让人联想到前汉飞将军李广,故而得诨名“小李广”,是对他本人箭术超群的夸赞。
得益于早年间在中国的学习与生活经历,较之其他外籍译者,赛珍珠在对《水浒传》进行英译时避免了许多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偏差错误。由于有着丰厚的中国文化知识底蕴,加之她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虽身处中国文化国际地位低下、为西方学者所鄙视的时代,赛珍珠依旧选择了打破西方强势话语局面,坚持以异化策略对水浒传进行翻译指导,竭尽所能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与文化特点,这一点在众多梁山好汉的诨名英译上便可看出。《水浒传》中人物诨名源头由来不一,有源自人物自身脾性者如霹雳火 [11] 秦明(The Fire in the Thunder Clap [12] )、急先锋 [11] 索超(The Eager Vanguard [12] );有夸赞人物本事了得如小李广 [11] 花荣(Little Li-Kuan [12] )、病关索 [11] 杨雄(The Sick Kwan-So [12] )、病尉迟 [11] 孙立(The Sick Warrior [12] );有描述人物相貌特征如白面郎君 [11] (The White Faced Goodman [12] )郑天寿、青面兽 [11] (Chou Ching and the Blue-Faced Exile [12] )杨志、美髯公 [11] (The Beautiful Bearded [12] )朱仝;有源自人物使用武器如大刀 [11] (Kuan Sheng of the Great Sword [12] )关胜、双枪将 [11] (The Warrior of The Two Spears [12] )董平、轰天雷 [11] (Thunder That Shakes the Heavens [12] )凌振,亦有赞颂义气深重如及时雨 [11] (The Opportune Rain [12] )宋江,等等。对于产生源头不一的人物诨名,赛珍珠采取的具体翻译技巧不一,她敢于打破西方文学翻译的强势话语,通过《水浒传》翻译来彰显中国话语 [13] ;她的翻译改写活动在内因(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与外因(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下,对其英译活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使得其英译作品能够广泛流传于国外英语读者间。
5. 译例分析
例1:花荣——“小李广” [11] (“Little Li-Kuan” [12] )
赛珍珠少时在中国长大,在南京、镇江等地先后生活了将近四十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掌握程度可以说完全不逊色于任何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纵然有着在中国长期的生活学习经历,1933年的中国正经历着水深火热,战乱频繁而致文风颓靡,根本无暇顾及文化事业,故此赛珍珠版《水浒传》英译本出版只能经由西方出版社之手,故而受到其背后“赞助人”——即西方出版社所推崇的其所属的文化体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乃是避无可避之事。赛珍珠版《水浒传》英译本出版日期为1933年,当时美国正处大萧条时期,国内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四海鼎沸,大规模失业现象极为普遍,美国人民人心惶惶。基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加之《水浒传》本身宣传的便是反抗精神,美国当权者看到了《水浒传》中诸多梁山好汉身上所具备的面对灾祸困难永不放弃、勇于抗争的反抗精神,故而赛珍珠对《水浒传》进行英译活动、出版其英译本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与赞助的。基于这般外因影响,赛珍珠在对该书出现角色诨名进行翻译改写互动时多采取直译或音译,译文顺序基本亦是按照原文顺序排布,且书中众多对于人物性格进行详细描述的出场诗几乎都略去不译,无疑大大减少了英语文化受众的理解困难。在赛版英译本中,花荣之诨名“小李广”译作“Little Li-Kuan”,采取的是直译 + 音译的处理方式。花荣诨名之所以为“小李广”,其原因在于他如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那般箭法超群。李广是汉文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猿臂善射,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可见其箭法之精。基于中英文化差异,英语受众很难在缺乏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前提下对“李广”其人有所了解。为达到“赞助人”,即西方出版社所提出的“现实主义”要求,赛珍珠故此将花荣之诨名“小李广”以最朴素直白的形式改写并呈现在了译本中,即直译“小”——“Little”,音译“李广”——“Li-Kuan”以确保广大美国民众在缺乏对中国文学、历史知识的前提下,只需知晓其诨名之字面意思,无需掌握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知识。
例2:凌振——“轰天雷” [11] (“Thunder that Shakes the Heavens” [12] )
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赛珍珠的诗学观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宗教的影响,该影响亦辐射到了其之于水浒传人物诨名英译中。凌振本是朝廷督造火炮的官员,后因被擒而上了梁山,诨名“轰天雷”正是因其制造火炮、使用火炮技术高超而得此名。(曾有四句诗赞凌振的好处:火炮落时城郭碎,烟云散处鬼神愁。轰天雷起驰风炮,凌振名闻四百州,见《水浒传》第五十五回)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赛珍珠因其出生家庭及成长环境,其之于水浒传中人物诨名的翻译处理方式受其深入脑海的诗学观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对于凌振的诨名“轰天雷”,赛珍珠的改写方式是将“轰天雷”视作偏正结构,将“轰天”二字视作形容词对“雷”加以修饰,加之在基督教文化里,“天”所代表的是“天堂”,即“heaven”,故而译文以定语从句的形式呈现——“Thunder that Shakes the Heavens”;“heaven”一词意为“天堂”,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背景,这是由赛珍珠的家庭氛围、宗教影响形成的结果而形成的诗学观所决定的。
例3:朱贵——“旱地忽律” [11] (“The Dry Land Water Beast” [12] )
在《水浒传》原著中,梁山好汉朱贵诨名“旱地忽律”,在梁山一贯从事情报工作,书中这般写道:以下有个旱地忽律朱贵,见在李家道口开酒店,专一探听事情,也不打紧。(见《水浒传》第十五回),故此其诨名为“旱地忽律”(即鳄鱼),取鳄鱼狡诈伪善一面作自身绰号。不可否认,作为长期居住生活于中国长达四十年的著名学者,赛珍珠本人有着相当深厚的翻译功底与文化累积,她处理“忽律”一词的翻译时并未将“忽律”一词译出,而是以“beast”这样一个包含品种广袤的词语进行代替。究其原因,是因为本身“忽律”一词并不为中国人所常用,相对其他高频词汇来说属于较生僻词,不消说本身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英语读者,便是中国人也不见得有多少人能不出错准确地说出“忽律”一词的正确词义。鉴于此,赛珍珠便将“忽律”的词义扩大化转而翻译改写为“beast”——实际上英语读者根本不需要知道“忽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只需要知道这是一种野兽,用来描述人物朱贵对待梁山之外的势力一贯狡诈之作风即可。正是因为赛珍珠在中国长期的工作与学习经历,使得她积累了众多的中国文化知识,有着深厚的汉语功底。作为这样一名“专业人士”,赛珍珠在对朱贵这一人物诨名“旱地忽律”进行翻译改写活动时,将一般的英语受众能否明白“忽律”在汉语中代表哪一种具体的动物、读者是否有必要了解这一点考虑了进去,“旱地忽律”的赛版英语译文为“The Dry Land Water Beast”,正是基于这般考量。
例4:李立——“催命判官” [11] (“The Pursuing God of Death” [12] )
同样地,对于梁山好汉李立的诨名“催命判官”,赛珍珠亦是基于与“旱地忽律”一样的考量基础。“判官”一词为中国神话所独有,指向阴间官职,协助阎罗王判决人的轮回生死,审判来到冥府的幽魂。李立在上梁山之前在揭阳岭开黑店,使麻药将客人麻翻之后谋取钱财要人性命,故而号称“催命判官”。有李俊对李立这般描述道:“这个卖酒的是此间揭阳岭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尽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见《水浒传》第三十六回)正是由于赛珍珠有着中国长期学习与工作的经历,她本人作为一名文学家以及资深翻译家,更是熟读中国典籍的“中国通”,完完全全属于这样一位“专业人士”。在“专业人士”这样内因影响下,赛珍珠对于“催命判官”这一诨名的改写处理时给出了自己的态度:考虑到“判官”一词属于中国神话体系里的独有词汇,英语读者不一定能够理解“判官”究竟代表什么——判官的判决范围、管辖范围、主要职能,都会对英语受众造成极大的理解困难。鉴于此,赛版译文将“判官”一词语扩大词汇所属范围至“神”(即“God”),既不违背“判官”一次本身的基本定义,又减轻了英语读者的理解负担。
例5:刘唐——“赤发鬼” [11] (“Redheaded Devil” [12] )
在中国文化中,“鬼”字一般被赋予的是阴暗、恐怖、诡谲等负面意义,现代汉语的“鬼”常用于指邪恶、恐怖的东西,含贬义。对于刘唐“赤发鬼”这一绰号由来,原著中这样写道:那汉道:“小人姓刘名唐,祖贯东潞州人氏,因这鬓边有这搭朱砂记,人都唤小人做赤发鬼。”(见《水浒传》第十四回)唤作“赤发”乃是因为其外貌长相,“鬼”字则是因为一来刘唐出身草莽,二来所识之人生平见识与文化水平均算不得有多高,故其诨名以“鬼”字命名。赛珍珠将“赤发鬼”这一昵称英译作“Redheaded Devil”,归根结底是与她所处的成长环境有关。自幼生长于基督教家庭,赛珍珠的诗学观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间对其之于《水浒传》人物诨名英译产生了一定影响:“鬼”字本意为“死去之人的灵魂”,英译应为“ghost”,而“devil”指的是“首恶”或者更加形而上一些的“恶魔”概念,在英语中贬义意味很强;而“ghost”词义更趋近“灵体”、“幽灵”,其词性更加中性。之所以将“鬼”字译为“devil”而非“ghost”,一来是因为刘唐身份及平素作风在“名门正派”及“官府中人”看来绝对算不上良民,二来是因为赛珍珠接受的宗教文化对其诗学观产生的影响:既然刘唐形象欠佳甚至为人所不齿,自然将“鬼”字译作含有贬义意味的“devil”而非中性的“ghost”。
例6:宣赞——“丑郡马” [11] (“The Ugly Warrior” [12] )
若单看诨名而不对宣赞绰号得来加以分析,“warrior”是无法与“丑郡马”对应上的,似乎有悖“忠实”、“对等”等传承已久的翻译指导原则,然在改写理论视角下,忠实与对等绝非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基于赛珍珠本身具有相当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她对书中所述宣赞的生平经历以及诨名得来有着相当的了解。书中对宣赞是这般描述的:此人生的面如锅底,鼻孔朝天,卷发赤须,彪形八尺,使口钢刀,武艺出众。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马,人呼为丑郡马(见《水浒传》第六十三回)。由此可见,“丑”字乃是形容其人相貌丑陋,“郡马”介绍的是宣赞先前的经历与身份,故而“丑郡马”成了他的诨名。之所以赛珍珠将其诨名英译增添了“warrior”一词,主要原因在于她本人的改写活动受到其背后赞助人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出版社是其赞助人,赛珍珠必须听从其出版意见并进行修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国内人心惶乱,纷扰不定,十分不利于美国政府治民施政。因《水浒传》本身宣扬的就是反抗精神,美国政府借赛珍珠之手引进《水浒传》目的在于为美国国民提供精神支柱。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又因宣赞本人武艺高强,冠以“勇士”之名绰绰有余:因对连珠箭赢了番将,郡王招做女婿(见《水浒传》第六十三回),所以赛珍珠对其诨名英译时采取了增译之法,将宣赞的“勇士”之风呈现在了译文中。
6. 结语
中国古典名著的英译本质上是一项改写活动,但并非漫无边际、肆意更改。受限于其成长环境,赛珍珠的诗学观与意识形态对其之于《水浒传》的英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间人物诨名的翻译也并非尽情尽理,无可指摘,甚至因中西文化差异出现了看似“错译”的表达,但这般译法的背后主要是赛珍珠本人的诗学观与意识形态的操纵,从“人”的视角出发,这般译文并不像部分学者所批判的那样“胡译”、“歪译”。
不可否认的是,应看到此类看似“错译”、“胡译”的表达之于英语受众的积极作用——赛珍珠在进行翻译改写活动时能够以符合目的语受众表达及阅读习惯的形式呈现,恰说明她掌握了其间根本意义:搭建源语言和目的语受众沟通的桥梁,以尽可能贴近目的语受众阅读习惯的译文形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略某些对多数目的语受众而言理解难度较大的文化壁障部分,以期后者获得与原语读者一样的体验。此外,鉴于内因与外因对于翻译活动的制约,译者可视原文本类别而定,对合适的材料采取加注、解释等技巧,进而打破内外两层原因对翻译改写活动的负面效用。但赛版译本中亦存在诸如“赤发鬼”、“旱地忽律”等有待优化的例子,从中可看出英译本之于原著的表达能力与艺术传递效果而言仍有一定差距,恰说明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输出依然道阻且长,存在着极大的发展空间与传播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