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掌控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宏观与微观经验的考察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ense Control over Life—Based on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Experience

摘要: 文章使用第六期世界价值观微观数据和国家层面宏观数据，通过构建性别平等观念指数，使用分层Logit模型考察了经济发展水平、性别平等观念对生活掌控感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性别平等观念对个人的生活掌控感有积极地促进作用，人均GDP和智能手机对个人生活掌控感影响存在异质性作用。具体来看，青少年群体的智能手机拥有率较高，这对他们的生活掌控感有促进作用，中老年群体智能手机拥有率较低，智能手机对他们的生活掌控感没有影响；人均GDP的增加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生活掌控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影响作用有限。文章认为，性别平等不能只停留在客观事实层面上，更要在观念上作出改变才能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掌控感。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sixth issue of world values micro data and the national level macro data, and construction of gender concept equality index (GCEI), using stratified Logit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CEI on the sense of control over life’s influ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CEI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ersonal’s sense of control over life, whil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er capita GDP and smart phones on the sense of control over life has a heterogeneous effect. To be specific, teenagers have a high rate of smartphone ownership, which promotes their sense of control over lif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have a low rate of smartphone ownership, which has no impact on their sense of control over life. The increase of per capita GDP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ense of control over lif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while its effect is limited 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gender equality should not only remain at the level of objective facts, but also change the concept to enhance people’s sense of control over their lives.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世界的掌控程度也不断加强。人们可以利用日益精进的科技得到或者控制以往无法得到的物质，反映到人类社会本身对生活的满意度不断提高，生活幸福感不断增强。

虽然生活掌控感与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有相同之处，但内在含义不尽相同。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倾向于个人对外在世界的感受，如个人是否享有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是否从外界环境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生活掌控感是从内心到外界对整体生活的评价，是人们对生活的把握程度，即自己是否能够驾驭自己的生活。对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其自身是否能认清自身的价值，能够对身边的事物、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本文认为当个人无法认清自己的定位，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同时，个人对物质和精神的享受又有着与现代化相同的渴求，在渴求与迷茫的相互博弈中，人们就容易产生焦虑，一旦处于焦虑状态时，就容易对生活失去掌控感。

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世界上各个国家、组织和学者都在不断创建衡量性别(不)平等的指标和指数，但褒贬不一。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可以从宏观上反映出世界男女两性在经济地位、教育机会、卫生福利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差距。历年数据显示，全球性别差距指数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波动状态，《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平均来看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差距越来越小，剩下的差距现在要缩小31.4%，2019年要彻底消除性别平等还需99.5年，比起2018年的108年略有进步，但仍然揭示了下列事实：在卫生、教育、职场和政治等领域，男性和女性难以在有生之年实现性别平等 [2] 。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新媒体通信技术的推广也在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当中来。一般来说，国家整体的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可以获得的东西越多，生活质量也会越高。新媒体通信技术的推广，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捷，但同时人们对手机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甚至出现了年轻人“无网不出行”的现象。人们在生产物质的同时又被物质所控制，越来越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反而像是生活在掌控着人类。所以，我们不仅会反问自己，到底技术手段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生活掌控感还是削弱了生活掌控感？

在逐渐内卷化的社会中，平衡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生活，从而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性别平等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人们对家庭的态度，经济发展水平及现代化的发展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工作和家庭。因此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性别平等观念出发研究生活掌控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基于此，本文试图探析性别平等观念对生活掌控感的影响，同时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通信技术对人们生活掌控感的影响。即性别平等观念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掌控感？更高一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人们的生活掌控感是否有影响，如手机等现代通信手段的普及又是如何对人们的生活掌控感产生影响的？同时，纳入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考察对生活掌控感的影响。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国内外对人们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的研究已有许多。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老年群体 [3] [4] [5] [6] ，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包括子女代际支持 [7] 、自评健康 [6] 、社会支持 [8] (李建新，2004)等因素，还有少数学者 [9] [10] 研究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生活幸福感的研究较多从两性比较的视角出发进行分析 [11] [12] [13] [14] ，性别不平等观念越强的人幸福感往往越低，婚姻对个体幸福感有较大影响，并受到城乡特征的调节，丧偶会大大降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也有学者研究认为女性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男性，男性在社会上占有优势，所以他们对生活的期望比较高，反而容易使男性产生较低的主观幸福感 [12] 。目前在国内仅有医学领域的学者对病人的生活掌控感进行过研究 [15] ，通过性别平等观念对生活掌控感的研究还比较匮乏。

女性与男性相比，在工作和家庭方面都处于劣势，这是早已达成的共识 [16] [17] 。虽然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工作机会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女性不仅要与同等条件的男性竞争相同的岗位，还要在生育后面临就业回报降低甚至失业的风险，即使修完产假的母亲能够重回职场，她们还要在“家庭–工作”双重压力下实现平衡 [18] ，女性在承担更多工作的同时并未减少家务劳动的付出 [19] 。男女两性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社会上的生存压力仍然很大。同时，学者们对性别(不)平等的关注从教育、政治参与和就业等方面研究较多 [20] [21] [22] ，而涉及到个体对自身生活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生活掌控感的研究较少。黄少安(2019)从性别不平等观念出发研究其对幸福感的影响，最终发现个体的性别不平等观念越强，其获得高级别幸福感的概率越低，同等条件下，男性获得较高级别幸福感的概率低于女性，“男性优越”观念会导致男性获得更低的幸福感评价 [14]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性别平等观念越强的人生活掌控感越强；

假设1b：由于“男尊女卑”的观念和传统，我们认为男性的生活掌控感高于女性。

在后现代社会学家中，布希亚对现代性的批判更多的集中在消费社会上。他认为随着传媒业的高度发达和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消费已经成为社会的焦点，消费既不是由生产所决定，也不是由人们的需要所决定，相反，是消费引导了生产，是消费塑造着生产。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不断更新，插上了互联网“翅膀”的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最受欢迎的新生代媒体。尤其是随着电子支付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人们虽然获得前所未有的媒体参与机会和主动权，但是人们似乎在“无门槛”的手机面前失去了“积极主动消费者”应有的选择能力，陷入“过度使用、过渡满足和过度依赖”之中 [23] 。因此，我们不仅反思人类发展的高科技制造出了智能手机，但现在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智能手机，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这有可能会让手机“掌控”人们的生活而不是人们掌控它。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现代通信技术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生活掌控感越弱；

假设2b：青少年群体智能手机拥有率较高，对手机依赖性更强，故青少年群体生活掌控感弱于成年群体。

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生活福祉水平更高，因此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更强。朱迪(2016)研究发现收入和人均GDP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24] ，而生活掌控感与生活满意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对后者基础上的升华。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生活掌控感越强。

3. 数据、变量设定与模型选择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有两处：一是微观数据来自第六期世界价值观数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是由总部在奥地利的世界价值调查协会(The 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 WVSA)负责并开展的。这个调查致力于研究全球范围内持续变化的价值观与信念及其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影响的数据。1981年开始初期调查，本文使用第六期调查数据。世界价值观调查覆盖100个国家，每期调查需要4~6年的时间。二是各国家宏观层面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3.2. 变量设定

本文的因变量是生活掌控感，问卷中的问题是“请问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选择和掌握自己的生活？”。这个问题的选项是1到10的李克特量表：从1到10表示由根本无法掌握到完全可以掌握的不同程度。

本文的关键自变量包括三个：1) 性别平等观念指数，我们根据问卷中V51“总体来看，男性比女性更适合做政治领袖”，V52“与女孩相比，大学教育对男孩更重要”，V53“总的来说，男人比女人能成为更好的经理人”这三个变量作为合成指数的分项指标。具体处理数据时，我们删除了对这三个题项没有回答、以及回答“不知道”选项的样本，把选项中(1 = 非常同意，2 = 同意，3 = 不同意，4 = 非常不同意)反向赋值。经计算，性别平等观念指数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值为0.75，信度较高，可以用于构建一个性别平等观念指数。最后使用这三个测量指标拟合一个评分量表模型(Rating scale model)，根据此模型计算得到了性别平等观念指数变量¹。这个变量值越高，说明性别平等观念越强。2) 人均GDP (美元)，用人均GDP水平来反映本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每个国家的人均GDP均是根据本国实地调查的年份，从世界银行网站中获得该数据。3) 每百人移动蜂窝订阅数(Mobile cellular subscriptions per 100 people，个)，用每百人移动蜂窝订阅数来反映智能手机拥有率这一指标，值越大说明智能手机用户越多。该变量代表移动数据的使用人数，能够较好的反映出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移动蜂窝订阅数不仅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数量的多少，还能较好地反映出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潜力，因此纳入到本文的变量中来。我们从世界银行网站中获得该数据。

此外，基于生活掌控感的相关研究和数据可得性，本文还纳入以下控制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孩子数量、自评社会阶层、自评健康。年龄是16~99岁的连续变量；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中学和大专及以上3个组；婚姻状态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2个组；孩子数量分为0个、1个、2个和3个及以上4个组；自评社会阶层通过反向赋值分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高层和高层5个组；自评健康通过反向赋值分为不好、还可以、好和很好4个组。

本文剔除因变量和关键自变量缺失值后，剩下有效样本共75,883个，其中，男性36,287人，女性39,596人。表1是主要变量及其标准描述。

Table 1. Main variables and standard description

表1. 主要变量及其标准描述

注：N = 75883。

3.3. 模型选择

1) 在个人微观层面，我们使用定序Logit模型进行回归。因为生活掌控感是一个1~10级的逐步递增的变量，如果使用多分类Logit模型，将会无视数据内在的排序，导致排序信息的缺失，从而使统计结果会因为遗漏掉排序信息而丧失统计效率；若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则是将定序变量视为连续变量处理，会导致认为的信息膨胀。使用不适当的回归模型，回归偏倚问题及一致性问题无法解决²。

定序Logit模型可以定义为：

$p\left(y_i>j\right)=g\left(x{\beta }_j\right)=\frac{\exp \left(a_j+x_i{\beta }_j\right)}{1+\exp \left(a_j+x_i{\beta }_j\right)}$ (1)

式中y是( $1,\cdots ,M$ )各值(M指定序变量的类别数)，j取 $1,2,\cdots ,M-1$ ，其中不同取值时的概率分别是：

$p\left(y_i=1\right)=1-g\left(x_i{\beta }_j\right)$

$p\left(y_i=j\right)=g\left(x_i{\beta }_{j-1}\right)-g\left(x_i{\beta }_j\right)$

$p\left(y_i=M\right)=g\left(x_i{\beta }_{M-1}\right)$

2) 由于本文中不仅使用了微观变量，还有国家层面宏观变量，是一个两级分层的数据结构。当数据存在不同级别时采用分层Logit模型，先以第一层的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然后把该方程中的截距和斜率作为因变量，使用第二层数据作为自变量。随机截距模型表达式为：

第一层：

$Y_{ij}={\beta }_{0j}+{\beta }_{1j}{X}_{ij}+{\mu }_{ij}$ (2)

第二层：

${\beta }_{0j}={\gamma }_{00}+{\gamma }_{01}{W}_j+{\mu }_{oj}$ (3)

${\beta }_{1j}={\gamma }_{10}+{\gamma }_{11}{W}_j+{\mu }_{1j}$ (4)

把第一层和第二层组合起来用公式表达为：

$Y_{ij}={\beta }_0+{\beta }_1\cdot X_{1ij}+{\beta }_2\cdot X_{2ij}+\cdot \cdot \cdot +{\beta }_n\cdot X_{nij}+{\mu }_{0j}+{\mu }_{1j}\cdot x_{1ij}+{\epsilon }_{ij}$ (5)

其中，在第一层模型中，下标i表示第一层单位，通常指被研究的个体；下标j表示第二层单位，指个体所嵌套的群体； $Y_{ij}$ 是指个体i在j群体中的结果变量； $X_{ij}$ 是第一层中的预测变量； ${\beta }_{0j}$ 和 ${\beta }_{1j}$ 则分别表示每个j群体分别被估计出的截距和斜率； ${\mu }_{ij}$ 为第一层模型的残差项。

第二层模型中 $W_j$ 是指第二层的预测变量； ${\gamma }_{00}$ 和 ${\gamma }_{10}$ 为第二层模型的截距项； ${\gamma }_{01}$ 和 ${\gamma }_{11}$ 则是连接第二层预测变量 $W_j$ 与第一层模型中截距项和斜率项的斜率； ${\mu }_{0j}$ 和 ${\mu }_{1j}$ 为第二层模型公式(3)与(4)的残差项。

公式(5)为第一层和第二层组合之后的表达式，其中，预测变量 $x_1$ 的随机斜率为 ${\mu }_{1j}$ ，随机截距为 ${\mu }_{0j}$ 。

4. 实证分析

4.1. 定序Logit模型回归结果

表2是定序Logit模型回归结果，模型1是性别平等观念指数与生活掌控感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加入控制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孩子数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自评社会阶层和自评健康的回归结果，模型4是全模型，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国家层面的每百人移动蜂窝订阅数和人均GDP变量，主要是与下文分层Logit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trol over life: estimated results of sequencing Logit model

表2. 生活掌控感影响因素研究：定序Logit模型估计结果

注：(1) *、**、***分别在0.05、0.01和0.001水平下显著；(2)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从模型1到模型4的AIC和BIC数值来看，模型4的统计结果更好，但我们在分析个人微观变量时以模型3的结果为准，模型4与下文作对比。性别平等观念指数变量都通过了统计检验，系数为正且非常稳定，说明性别平等观念越强的人，个人生活掌控感越强。在模型3中，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念每提高1个单位其生活掌控感提高0.44倍³，假设1a得到验证。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孩子数量、自评社会阶层和自评健康都通过了统计检验。年龄每增加1岁，个人的生活掌控感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1倍，在相同条件下，男性比女性的生活掌控感高0.85倍，假设1b得到验证；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活掌控感越强，在模型2中都通过了统计检验，但是在模型3中有中学学历的样本并未通过检验，可能是受到其他变量的干扰；有配偶比无配偶的生活掌控感强，但是未通过统计检验；孩子数量越多，生活掌控感越强，这有悖于日常生活。一般来说，多子女家庭会分散父母较多精力，使其无法安心工作或者经济压力太大而对生活感到无力。但是从目前中国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会生育二胎三胎情况来看，也有可能是经济状况更好的人才会生育更多的子女，所以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自评社会阶层中，我们在模型中使用自评社会阶层而非收入主要给予如下考虑：收入是比较敏感的话题，通常在实地访问中并不能准确得到其真实收入，自评社会阶层不仅包括个人的经济状况还包括政治地位等因素，并且自评社会阶层比收入也更容易测量，统计结果显示自评社会阶层对生活掌控感非常显著，并且自评社会阶层越高，生活掌控感越强，这也与我们的预期目标相一致；自评健康是个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统计结果显示自评健康越好的人生活掌控感越强，这也与我们现实生活相一致，很难想象卧病在床的人会比身体健康的人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

在模型4中，我们可以看到每百人移动蜂窝订阅数和人均GDP两个国家层面变量都通过了统计检验，并且系数都为正，说明一个地区的通信技术越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的生活掌控感越强。但是，国家层次变量需要分层模型统计才能更清楚的看出它们对生活掌控感的影响。

4.2. 分层Logit模型回归结果

表3是分层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5是性别平等观念指数、每百人移动蜂窝订阅数和人均GDP三个关键自变量的统计结果；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和孩子数量控制变量；模型7是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了自评社会阶层和自评健康控制变量；模型8是全模型统计结果。从模型5到模型8的AIC和BIC数值来看，模型8统计结果最好。性别平等观念指数在

Table 3.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trol over life: hierarchical Logit model estimates results

表3. 生活掌控感影响因素研究：分层Logit模型估计结果

注：(1) *、**、***分别在0.05、0.01和0.001水平下显著；(2)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四个模型中系数都为正且非常显著，但与定序Logit模型结果相比较能发现分层Logit模型会降低性别平等观念指数对生活掌控感的影响，这就能体现出在分层模型中性别平等观念对生活掌控感的影响不仅受到个体层面特征的影响，还受到国家层面特征的影响。尤其是模型7中性别平等观念指数的系数与模型5、模型6和模型8相比较小，可能原因是自评社会阶层和自评健康对性别平等观念指数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在分层Logit回归模型中，每百人移动蜂窝订阅数和人均GDP均未对生活掌控感产生影响，与定序Logit模型结果并不一致，说明在分层模型中国家层面变量对生活掌控感的影响并非特别明显。可能原因是这两个变量在选取上存在问题，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它们对生活掌控感确实不存在影响，在下文中分不同属性群体进一步做稳健性检验，来验证每百人移动蜂窝订阅数和人均GDP对生活掌控感的异质性影响作用，假设2a没有被验证。

从控制变量来看，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自评社会阶层和自评健康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掌控感，与定序Logit模型基本一致，说明它们的影响作用比较稳健。其中，自评社会阶层和自评健康对生活掌控感的影响作用非常明显，这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其内在逻辑。

4.3. 稳健性检验

由于不同群体在社会和经济资源享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社会资本也不同，对生活的掌控感可能由不同的因素影响所致。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群体属性上对生活掌控感进行异质性分析，以便对上述结果进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虽然我们引入每百万人移动蜂窝订阅数作为衡量一地区通信技术的指标，但是从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得知，对手机依赖比较严重的群体主要还是青少年群体，尤其是以大学生和未婚群体为代表，我们认为年龄在29岁以下的群体为青少年群体 [25] (刘立光、王金营，2019)，中老年群体的智能手机拥有率较低，所以智能手机对他们生活掌控感可能不存在影响，因此分群体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9和模型10是模型的统计结果。另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同，收入水平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对经济发达属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类回归，模型11和模型12是模型的统计结果。具体如表4所示。

从模型9和模型10的统计结果来看，在青少年群体和中老年群体中，智能手机确实会对青少年群体的生活掌控感产生影响。模型9中青少年移动蜂窝订阅数通过了统计检验，并且系数为正，智能手机使用率越高的人，生活掌控感感越强，这与假设2b正好相反。另一方面，从模型11和模型12中可以发现，人均GDP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越高，人们的生活掌控感越强，而在经济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对人们的生活掌控感并没有影响，并且每百人移动蜂窝订阅数在模型11和模型12中均未通过统计检验，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

Table 4.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trol over life under different groups: hierarchical Logit model estimates results

表4. 不同群体属性下生活掌控感影响因素研究：分层Logit模型估计结果

注：(1) *、**、***分别在0.05、0.01和0.001水平下显著；(2)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3) 为节省篇幅，控制变量模型结果没有展示出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5. 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分层Logit模型考察了经济发展水平、性别平等观念对生活掌控感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 性别平等观念越强，人们的生活掌控感越强。性别平等观念越强的人说明对女性歧视的偏见越小，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一个人向上的发展会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2) 经济发展水平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人们的生活掌控感会产生影响。而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均GDP对人们的生活掌控感没有影响，可能原因与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的经济收入都会在某一稳定的区间范围内起作用有关。3) 智能手机的普及会对青少年群体的生活掌控感起到促进作用，与我们潜意识中手机依赖会剥夺人们的生活掌控感并不一致。智能手机对中老年群体的生活掌控感并没有影响，这可能与他们的智能手机拥有率存在一定的关系。

本文亦有不足：首先，世界价值观调查是为了研究人类的持续变化的价值观和信念及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而开展的，虽然我们从中选择了能反映性别平等观念的题项合成了综合指数，但可能无法全面呈现性别平等观念状况的不同维度。另外，本文中使用的国家层面每百万人移动蜂窝订阅数和人均GDP对人们的生活掌控感虽然存在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明显，可能也是由于本文仅包含了58个国家和地区所致。在数据许可的情况下，相关研究应采用更加有代表性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中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创新及实践进路研究”(22BRK041)。

NOTES

¹根据模型计算得到的性别平等观念指数是一个潜变量。关于此模型的具体介绍，可以参见相关文献 [26] (Ayala, 2008)。

²也有学者认为序次变量使用OLS回归与Ordered Logit模型在统计参数与显著性等方面基本一直 [27] (Ferrer-i-Carbonell and Frijters, 2004)。

³计算方法：Exp (−0.83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