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根基和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齐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以齐文化为视角，分析、研究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于吸取和传承齐文化的思想精华，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进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unique spiritual symbol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and source of our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shaped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ity, innovation, unity, inclusiveness, and peac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e has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and Qi culture is a shining pearl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i culture, analyzing and studying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bsorbing and inheriting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Qi culture,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ticking to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1. 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撑，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文艺事业的发展。在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中，习近平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 [1] 。这一重大论断，科学概括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性。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齐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齐文化形成于距今两千多年前，其在发展过程中融合周文化、东夷文化等而成为了具有齐国特色的多元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和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以齐文化为例研究中华文明的深刻内涵，对于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增强人民对自身民族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认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齐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代表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的独属于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更新和演进。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中华文明逐步走向成熟、与时俱进，在新时代焕发强大生机。中华文明由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彼此交流不断融汇而形成，如涓涓细流汇聚而成浩瀚江河，并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2] 。也就是说，众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聚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底蕴。
齐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源远流长、独树一帜。齐文化发源于西周时代的齐国，经历了长达800年的发展历程。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早在与“北京人”相当的旧石器早期，“沂源人”就在齐地留下了足迹。历经漫漫时空，中国古人类不断进化，一步步演化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演化出上百万年文明的起点。山东先民在约一万年前，由新石器时代出发，迸发出文明的曙光，从考古学上的后李文化，再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谱写出自成体系的文化发展序列。深厚的历史根基，壮阔的历史舞台，使东夷人成为缔造中华文明、华夏民族与早期中国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其中，五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已进入农业时代，见证了文明的孕育与国家的诞生，陵阳河陶尊便刻有图像文字。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时代，与五帝开辟华夏之功相对应，黄河上下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文化局面。这一时期，继三皇之尊的太昊伏羲氏、少昊金天氏以及战神蚩尤之后，伟大的东夷领袖虞舜接受唐尧禅让，建立了虞朝。此后，东夷前贤皋陶、伯夷一度成为帝位继承人，伯夷虽因夏朝家天下未果，但其后代姜太公辅佐周朝崛起，成为齐国始祖；嬴政在山东出发，最终建立了第一次一万邦的秦朝。夏商千年之间，夷夏东西，恩恩怨怨，上演了东夷首领后羿代夏、夏禹子孙少康复国，历经无数交流交锋，终将碰撞融合定于一尊，东夷部族臣服于中原地带的中央政权。有种说法，代夏而起的商朝乃东夷分化而来。商人和东夷同样以禽鸟为图腾，直到商朝覆灭，东夷长期是商朝统治的重要根据地。按照文字、城市、金属器具、礼仪这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考察文明起源的四大因素对东夷文化加以科学审视，可以看出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因此，东夷文化影响深远，可至西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甚至可顺延至当代。因此，齐文化作为华夏民族众多地域文化的重要的一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意识，重法制、尚功利、兼容并蓄等独特的自身的发展特点，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齐文化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传统文化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连续性也就是绵延不断，这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最突出的特点。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经历过许多动荡时期，从春秋战国“礼坏乐崩”到清末民初“军阀混战”，这一发展过程中却持续丰富，绵延至今。也正是连续不断的中华文明，塑造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价值理念及独立自主、不屈不挠的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创新性深刻昭示着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途径，也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在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创新已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传统哲学思想为代表诸子百家到清代朴学，由雕版印刷到宋代毕昇发明泥活字技术，再到金属活字制造；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的不断发展，由《诗经》到唐诗宋词等文学作品，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不懈追求。统一性主要是指中华文明自创始以来，就有崇尚统一的文化传统。崇尚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思想共识，这不仅是在中国文明古国的政治理想中体现，也体现在现实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统的精神追求之中。中华文明早在史前时期便开始了中华大地各区域的交流，各种文化相互影响，逐渐趋同，到夏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依靠自身先进文化引领中原王朝发展的历史趋向，直至秦王朝的建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正式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坚守着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这种统一性的思想信念，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共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性，中华文明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跨越不同民族、国家，才得以在世界舞台中、在对世界其他文明兼收并蓄中不断成长壮大。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 [3] 。这五个突出特性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这也在齐文化本身的发展历程中得以呈现。
3.1. 齐文化历史悠久，孕育了众多的文字典籍
上古文字中，“齐”字或像一簇麦穗，或像一簇箭头，尘世之中，农业乃文明的基础，武力乃立国的前提。世代成长于斯的东夷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汇成中华民族的主干，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行。东夷的“夷”字，像是一个威武的山东人背负弓箭，然而这里又是“仁而好生”的“君子之国”，奠定了山东人与生俱来的气质。“齐之所以为齐者，以天齐也”(《史记·封禅书》)。《史记正义》中将临淄古城东南的天齐池记录为“天之腹脐”，由是成为神圣的“天主之祠”，同时临淄作为齐国都城，以工商发达而著称，《盐铁论·通有》记载：“齐之临淄……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齐国开国之君姜子牙对临淄的繁荣有开创尊基之功。最初封齐建都时，齐地是“地舄卤，少五谷，人民寡”(《汉书·地理志》)，环境非常恶劣。后由于姜子牙通权达变、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经济，从而出现了后期《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冠带衣履天下”的辉煌局面。春秋时期，在管仲的推动下更是“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子·轻重乙》)。据记载，此时的临淄财力充足，市场繁荣，人口众多，已有4.2万户，约21万人，成为五霸之首。战国时期，齐都临淄更是成为经济繁荣、市场林立、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战国策·齐策一》有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其富而实……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此时临淄居民已达35万之众。到了汉代，临淄依然保持着十分繁华的状况。《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时的临淄人口，约有50万之众，比西汉王朝的首都长安还要繁荣，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后人誉为古代“东方罗马”。齐文化的历史记录连续不断，不仅证明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原生文明，也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延续不断的有资可据的实证。
3.2. 齐文化不守陈旧，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齐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展现了突出的创新变革精神。《管子·内业》说：“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管子·正世》更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都体现了齐文化与时俱进、积极拓新的传统 [4] 。正是因齐文化中的创新意识，齐国产生了多次伟大的变革运动，如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管仲作为齐国之相，在上任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重大改革。其改革以“修旧法， 择其善者而业用之” [5] 为基本原则，也就是在旧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不盲从于旧法，选择性的对旧法进行“业用”。韦昭注云：“犹创也”，“业用”即“创用”，是对旧法的灵活运用和开拓创新，这正是对我们当前所提倡的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管仲对一系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事制度、军事制度等在旧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如实行“参其国而伍其鄙”的内政改革方案，便是以西周传统的“国野分治”的基础上，采取里轨制和选拔“秀民”为士的制度，从而将军事编制与居民组织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军政合一”基层政权。此外在人事制度方面，在西周中期任官制的基础上，制定“三选”与“五蔽”制。“三选”即定期选举人才，“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而“五蔽”则是对官吏不举荐人才的惩罚性规定，同时，对于引荐外国人才到齐国做事的官吏，也会对其进行一定的奖励。管仲还提出“禄富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美)之” [6] 等政策。这些举措新旧结合，带有突出的开创性特征，是对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形象诠释，也正是由于改革创新，齐国迅速崛起为春秋第一霸主，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宏伟大业。
把握齐文化这一特性，是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重要源泉。挖掘齐文化的文化内涵，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这一基础上守正创新，让齐文化“活”在当下。如“稷下学宫”作为世界上最早公立大学和政府智库，进一步深化对它的研究和阐述，阐释齐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发挥其在聚才、启智、资政、治世、强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齐文化的创新发展展现中华文明创新性，在坚守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文化根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条件进行创新创造、推陈出新，实现中华文明发展的守正创新。这种创新转化和发展不仅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更是中华文明发挥其更大作用，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的根基。
3.3. 齐文化融合发展鲁文化，形成了追求统一的思想传统
齐文化和鲁文化融合发展，相互影响。西周春秋时期齐、鲁两国因南北接壤，互为邻国，自西周立国后，彼此之间便进行着广泛的文化交流 [7] 。春秋时期，两国间既有政治往来、婚姻嫁娶，又有军事斗争、武装冲突，这其中便时常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孔子年轻之时，曾游学于齐，并见到了时任国君齐景公。在交往过程中，景公本人和一些齐国贵族对孔子所宣讲的鲁国礼乐文化和伦理观念给予了高度认可。春秋晚期的名相晏婴在执政时，也较多地吸纳了鲁国的礼治思想。相传晏婴曾亲自往鲁国观摩礼乐，并在执政生涯中大力推行礼治，试图用礼来改造齐国社会和齐文化。孔子的学生中，宓子贱、公冶长等都是齐国人，他们皆因崇尚鲁文化而求学于孔子。这些都说明，当时的齐人对鲁文化和儒家思想是相当接受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随着六国归一，诸子百家之学也逐渐融于一统。齐法家是早期法家吸纳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后综合而成的。黄老道家是在融合传统道家与齐法家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名、儒、阴阳等诸家主张之后形成的。阴阳家是在充分吸收传统五行理念后，才形成的以“五行相生相克”为主体的新阴阳五行学说。它们都是百家学说融合汇通后所产生的文化综合体，是齐鲁文化包容性、汇通性的重要产物。秦汉时期，齐文化、鲁文化逐渐融为一体，而并称为“齐鲁文化”，在秦汉文献中开始频繁出现。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齐鲁不但作为一个概指古海岱地区的地理名词，而且也用以指称特定的学术和文化区域，如《史记·儒林列传》载：“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汉书·艺文志》也称：“汉兴，有齐鲁之说。”这说明随着齐鲁文化合流的完成，“齐鲁”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常用的文化术语而被广泛使用，从最初的同源分流，到最后的完成二者的融合统一。
也正是在吸收接纳鲁文化的过程中，齐文化形成了追求统一，始终坚守“大一统”政治理念，这首先表现在其春秋霸业的实践中。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局势十分动荡，各个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割据，各有所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和群雄逐鹿的形势。齐桓公展现出统一天下的强烈意志，统一了各个诸侯国，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齐文化的“大一统”思想构成了中华文明政治文化的基础。“大一统”出自《公羊传》，因齐人公羊高而得名，其强调尊王。西周后期，王室衰微，中原陷入混战。在某种程度上，“尊王”这种传统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周王朝凝聚力的基础。因此，齐国创建霸业时。强调“尊王”，掀起“尊王”运动，其目的就在于维护大一统。并且系统总结了孔子的“夷夏之辨”思想，认为合乎周礼者为华夏，违背周礼者为夷狄，而夏、夷可互变，关键在于其行为是否符合周的礼义。实际上，“夷夏之辨”取消了夷、夏之间的种族差别，华夷界限指文化而非种族，强调兼容与统一，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对于中国历史上大一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度影响。
3.4. 齐文化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
齐国位于东海之滨，拥有丰富的港口资源和良好的海上交通条件，西、北、南三面分别与秦魏、燕、楚等大国相邻，易守难攻。因此姜太公在齐国开创之初就采取“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开明政策，发展航海技术，积极开展海外贸易，与周边进行了广泛的经济交流。后管仲执政期间，更是进一步发展齐国的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齐国商贾云集，这不仅促进了齐国的经济繁荣发展，也推动了其文化思想的传播和外来文化元素交流。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文化的多元化，逐步形成了海纳百川、多元并蓄的包容精神。并表现在齐国的艺术、文学、哲学、宗教等方面。
在音乐方面，齐国的音乐也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前进，达到一个繁盛无比的状态，其音乐风格以其优美和高雅而著称，这不仅受到周边各地的影响，另外还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创新，其中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齐国对《韶》乐的改造。《韶》乐是产生于虞舜时期的传统宫廷音乐，《韶》入齐后，适应当地民情民风习惯，吸收当地艺术营养，从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有所丰富、演变。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因为鲁国内乱到了齐国，在高昭子家中观赏齐《韶》后，由衷赞叹曰：“不图为乐至于斯！”“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这里孔子听到的《韶》乐便是经舜《韶》乐经夏商西周宫廷内多次修改后，具有齐国风格的宫廷《韶》乐。
除此之外，在治国理政方面，其包容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管子》中。《管子》认为君主应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包容众才，“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髙。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主张应敬百姓，施行德政，《霸言》篇有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君臣》曰：“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强调天人各有其道，应尊重多元。
齐文化的包容精神同时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之一。这种包容精神也就是习近平在不同的外交场合多次讲过的“和而不同” [8] 。晏婴曾以调羹和音乐做譬喻，在《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其以清浊、短长、刚柔、迟速等“不同”声调“和”谐乐曲，以水、火、酱、醋、盐“不同”材料调“和”滋味——乃至“以否成可”“以可去否”，通过表达“不同”，消除可能发生的“共同”失误。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治大国如烹小鲜”。对“和而不同”思想作了非常形象的阐释。而稷下学宫，则是齐文化包容精神的伟大成果。齐人以“毋日不同生(姓)，远者不听；毋日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日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的博大胸怀，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广纳诸子百家，成为天下贤才学术交流的官方平台，各家各派在此可以完全平等开放地发表见解，且来去行动自由，“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由此，天下贤士汇于稷下学宫，诸子百家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思想多元，相互争鸣，彼此融合 [9] 。稷下之学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不可企及的高峰，反映出齐文化中博大宽广的人文情怀，也成就了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
3.5. 齐文化对和谐的追求，涵养了和平共荣的价值观念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是人类社会和谐相处的宝贵资源，“和”也在齐文化中得以凸显。齐文化中，“和”首先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管子》认为人行事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管子·形势》中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就是应顺应天时，强调与自然的和谐，人的生命因会因和谐而长寿，《管子·幼官》中提到：“请命于天地，知气和，则生物从。”。另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应遵循共同的社会生活准则，《管子·心术》曰：“珥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君主也应要尊重自然规律，具有像天地覆载养育万物一样的行为品性，做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与日月，佐于四时。悦在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修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
其次，“和”表现在齐文化中所蕴含的国际化理念中。在先秦文化史上，中国文化是由各地域文化构成的，各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体现了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然而，齐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百家学说事实上超越了地域文化范畴，对于各诸侯国及其文化的影响，对于以齐鲁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上升到主流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管仲相齐改革努力于内政之整饬，齐国日臻强盛，于是，管仲根据当时周室式微，诸侯内乱，戎狄南侵，荆楚北渐的形势，采取礼遇诸侯，亲善邻国的策略。为了树立齐桓公在诸侯中的威望，首先让他要取信诸侯。齐桓公五年，管仲让桓公邀请鲁、宋、陈、蔡、邾、遂等国诸侯会盟于北杏(齐地，今山东东阿境内)，商议平定宋乱。鲁、遂置之不理，齐灭遂伐鲁，鲁割地求和，并盟于柯(今山东阳谷阿城)。鲁曹沫劫盟，桓公欲反悔，管仲劝桓公返鲁之侵地并不杀曹沫：“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史记·齐大公世家》)故有于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之。齐桓公还接受管仲的劝告，全部返还所侵占邻国的土地，谢绝邻国馈赠的资财，而拿出大量财货，不断聘问各国。比如，在与诸侯各国的交往中，厚往薄来，小国诸侯送给鹿皮的，齐国则以豹皮相报；送来疲马小狗的，则以良马相报。诸侯的使者，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并且，“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从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同时，派遣外交使节，频繁出使各诸侯国，与之通好。并从团结中原诸侯而主持会盟开始，在尊王的旗帜下，谋求中原的安定与和平，驱除戎狄与抵御荆楚，以尊王攘夷、会盟诸侯奠定了称霸诸侯的基础，使齐文化在当时的“天下”中，适应了在诸侯纷争的“全球”形势下生存发展和壮大。
4. 结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文化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近代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启发国人救亡图存，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踏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征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新征程新变化，以文化为支点，满足人民精神需求，推动社会各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齐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在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 [10] 以齐文化为视角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探求齐文化世代传承的积极因素，并进而实现齐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造性转换，激发传统文化的活力与生命力，对于将文化实践融汇于安邦治国的改革创新实践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用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