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知识,反思性知识,一方面在重塑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认识论层面给予人们社会行动的依据,因此,或可放言之,现代社会的一切秩序、规则、现象、存在皆可由知识,或反思性知识,对其重构。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还是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正日益成为贝克口中的全球性社会里精神消费行为中最重要的认识论资本,社会的发展、修正、再发展,人的社会存在性、自我革新,都将在知识的获取、知识的反思、知识的实践中得以实现。
而在现代性前进的脚步中,知识也从纯客观化认知体的形而上的思考,转向为了既具有实证意义又具有主观构建与参与的反身性框架,在框架中,知识本身得到更新,传承现代性的同时对现代性进行破坏,仰现代性鼻息而存在的知识体认和认知逻辑则在知识的自我对抗中坍塌崩解。个人认知体系的坍塌带来迷茫、焦虑与不安,在一片意义悬置的混沌中,寻找一个相对稳定、相对更易接受的知识聚合体就成为了迷茫个体安抚自身、构建新意义空间、塑造个人生活的显而易见的途径。因此,对于知识,特别是对于泛知识,内容的传播的重视程度应该再度提高。
泛知识,在这里相对于知识而言,是更为浅显的、更为易普及化的、认知深度相对较浅的非专业性、非研究性知识内容。浅显的泛知识内容,或许无法满足该泛知识对应专业领域对知识的需求,但却能有效降低知识获取门槛、消解知识严肃性带给学习行为的负担和惶惑、在结果上促进相关知识的传播广度并提高学习兴趣。
全球性社会的生产模式逐渐转变为知识生产,如何生产知识才是其中关键,而B站up主“小约翰可汗”(以下简称Khan)的泛知识性视频或许能带来一种新思路。
2. 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背景
反身性,reflexivity,一词最早可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界得以寻见 [1] ,其基本的哲学含义是“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 [2] ,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反身性也成为了当时社会科学领域的“不言而喻的真理”,甚至断言了有关“实在”研究的反身性转向 [2] 。但其时对于反身性的定义和用法其实显得相对混乱、莫衷一是。有的将反身性视作一种思考的手段和认识论的方法,在这个定义下,反身性引出了两种含义,一种是“反思”(reflect),即个体内在的对外界存在的镜式的映照,一种是“反省”(reflex)或叫“内省”,即心理学的内在体验方式 [3] ;有的在其原本哲学含义“自我指涉”的基础上继续细化,从哲学发生的角度将反身性的表现形式分为了“自我反驳”或“自我对抗”(self-refutation)以及“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遵循着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对反身性这一概念在社会学领域所承担的角色进行了分析 [4] ;也有将反身性定义为社会与个人、行动与思想、自我与自我之间的互动和检测,把自反性认作是推动全球性社会到来的催化剂和解决方法 [5] 。
谈到反身性,就不得不谈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往往被视作与资本主义共同发端,尽管目前对现代性准确的起源时间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地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启蒙思想运动,前者在经济上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创造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条件,而后者则更近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使理性思考和理性主义再度膨胀 [6] 。因此,将18世纪视为现代化的起点是具有历史准确性的。现代化的铺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整个社会越发细致化,异质化、原子化的社会形式逐渐显现。社会的转变、个体的异化,迫使对现代性的视角发生变化:现代化社会,现代性,在带来极大进步的同时,也正在带来极大的退步 [7] 。悖论的认知驱使着现代性对自身进行自我颠覆,在这基础上,反身性,孕育了出来。对现代性的自我颠覆、自我对抗、自我反驳式的反身性思考逐渐发展为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描述的现代社会存在的基础,自反性(self-reflexivity),激发对现代性思考的思考 [8] 。这种自反性思考是建立在现代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以现代性为思考的对象,是对现代性社会的消解和重塑,其中所产生的知识却是在现代性社会之外的,也可将其称之为自反性的现代化。因此,现代性的反思是自反性的现代化的前提。对现代性社会的消解使其下的原有知识的崩塌开始启发对现代性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解决崩塌引发的不确定性焦虑的解决方法。一个趋势便是全球性社会,在全球性的交往中获取极丰富、极大量的知识和资源,在异质化与同质化的文化氛围中逐渐转变物理消费习惯为精神消费习惯,在权力的变迁与让渡中觉醒新的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性的反身性认知 [9] 。
伴随着反身性在社会学领域的逐渐深入与时代技术本身的不断进步,知识社会学作为一种重塑社会生活形式、不断理论化世界的认识观和方法论开始发挥作用,反身性也在知识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留下了一个“曼海姆悖论”(Mannheim’s Paradox),即一切社会知识和真理都受到当前时代的限制;同时,因为互联网环境和技术的不断更迭,知识生产在该场域中越发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即相较于传统知识的发生与获取,互联网场域下的知识生产模式从生产者、传播者、知识内容、知识量、传播媒介等方面表现出泛化特征。因此,可以说,反身性赋予了泛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社会心理动因,而新技术的发展则给予了泛知识传播坚实的物质推动。同样的,泛知识作为一种区分于传统知识与壁垒颇深的专业知识而存在的一种知识类型,它本身也是SSK在现代社会和技术革新下诞生的产物,也因此会被困顿于“曼海姆悖论”之下,使得泛知识本身也囿于具体的社会情景或历史时刻,这一方面削弱了泛知识应该具有的泛化特征,另一方面也让知识失去了批判性。而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构建一个具体的指涉框架(reference of frame)则成为了一种主张。指涉框架一般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具有普遍性的指涉框架,即一种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共同拥有的知识性背景,确保主体与受众之间基础的共同理解;一个是具有个人特色的指涉框架,即传播主体独特的知识和价值观念的呈现,使得知识的阐释得以在传播过程中得以明晰。
本次论文便是试图构建一个Khan的泛知识视频传播指涉框架,以此尝试探索泛知识传播的新路径。
2.2. 研究方法
本次论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以Khan的两个系列视频(“奇葩小国”系列和“硬核狠人”系列)为选取对象,节选其第一个视频到2022年1月(不包含1月)前的所有视频,并对其进行分析。如上文所说,将构建“普遍指涉框架”和“个人指涉框架”两类分析框架:“普遍指涉框架”是指一般性知识背景,比如叙事主体国家大小(国土面积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面积之间的比较)、人口(或人物所属国家人口)数量、“英雄式人物”(“英雄式人物”是指突出于大众而受到聚焦的人物,可以是精英、可以是某引导集体,而非常规意义上的“大多数人”)所持有的阵营倾向、国家(或该人物)的政治行事风格;“个人指涉框架”是指Khan的个人知识框架,比如对叙事主体国家地位和处境的整体评价、人民是否占据叙事主体地位、对“英雄式人物”的好恶态度、在视频中呈现的政治立场(比如出现特定的主义名称、特定的政治主张、特定的意识形态等及对其的态度)。以此二框架,本文试图构建Khan在其泛知识传播活动中的实际传播方法。
3. Khan泛知识传播的特点
反身性视角之下,现代社会诞生的基础,现代性和工业化,曾以势如破竹之势在压抑理性和人性的蒙昧之中奠定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基础,而如今,大工业时代随着工业本身对环境的破坏和与之产生的诸多风险(risk)而受到诸多非议,现代性与工业化似乎正在“背弃”人类而去。这种“背弃”使得社会开始出现焦虑,在茫茫不确定性风险之中,获取知识成为了一种慰藉手段。在这种背景下,Khan对于泛知识内容的反身性重构其实从标题就已显现:“奇葩小国”、“硬核狠人”都在将不同的国家、地区、人物、历史构建为一个更方便接受、更方便学习的框架。这种预设一方面有助于Khan更有效地衡量视频侧重点,另一方面也设置一系列议程,使视频下方评论区讨论内容更为集中、贴合视频主题。
3.1. 重构历史即反思历史
通过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指涉框架,Khan将视频中的国家和通辽(1T)相对比起来,在一个简单构造的二元模型中,单纯而简易地通过对比国家领土大小和人口数量,更重要地是,其中一元(通辽)在接近性(无论是心理还是地理)上更符合国内价值观,视频能更轻易地将“奇葩小国”或者“硬核狠人”的形象呈现。在这一过程中,“通辽”与视频之间发生的关系仿佛和纠缠态的两个量子一样:先将一个更易获得的心理量子“通辽”引入,再呈现出视频内容中与“通辽”相关联的形象量子,形象的改变、对形象的重构就能沿着量子之间的联系实现同变。
Khan的视频中总是有些约定俗称的模因(meme),比如“非洲的三大暴君有五个”,比如“苏勋宗”,这些模因都是经过对历史的反思后形成的。“非洲的三大暴君有五个”,刚果(金)的蒙博托、乌干达的阿明、中非的博卡萨,无一不是在任期间刚愎自用、任人唯亲、残暴不仁之人,但如果只是简单地说“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本杜·瓦·扎·邦加”,那么别说是想起“非洲的三大暴君”这个概念,甚至都很难分得清刚果(金)和刚果(布),但视频中却将刚果、豹纹、蒙博托结合起来,每当谈及其中某一个元素的时候,“刚果(金)的豹纹总统蒙博托”的形象就会出现。同时视频里还描绘了另外一个群体,名叫“萨普协会”,是一帮会用身上最后一点积蓄购买华丽衣裳的贫民窟人士,对于他们,Khan在视频中给出的评价是“面对着这个战乱横行、饥荒遍地的国家,人们早已忘记了,什么是体面……但它(萨普协会)所代表地是一个饱受蹂躏的苦难国家里的人们为了争取尊严的挣扎”。在这个视频里,关于刚果(金)的形象,至少对于此前基本没有了解或者了解甚少的受众而言,刚果(金)不再是相对于刚果(布)而言,也不是简简单单一句“非洲的一个国家”便能匆匆带过,它能因为蒙博托、能因为萨普协会,被再度构造而出。
这种重构、这种反思,便是Khan在试图与受众之间构建起一副可以理解其泛知识传播内容的全新知识图景,也即属于Khan的具有普遍性的指涉框架;同时也是其能够顺利在传播过程中展开具有个人特色的指涉框架的前提和基础。
3.2. 重构身份后诉诸情绪
通览Khan的视频,其实能看出他一个非常明显的身份标签,或者说他的政治倾向,也是他的“个人指涉框架”:一个“左”的理想主义者。无论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体现在他的52个视频里,有27个叙事主体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多次展露出来的政治态度(52/33)来看,Khan都是偏向左的理想主义。这种“‘左’的理想主义者”的身份构建,也会因为Khan作为观察者、讲述者而重构被代入传播过程中的受众的身份,同时,在重构身份的过程中,诉诸情绪往往是他最方便也最有效的手段。
在Khan的视频“最能让带英破防的人是谁?”(视频1)中,他对于乔治·布莱克的评价便直接用了这位特工的身份代号,“钻石”;在视频中引用布莱克的话道,“也许苏联的路走错了,但我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错,它一定会实现,哪怕花上一千年。”这是Khan在视频中对自己构建身份的呼唤与呐喊。在另一期视频“非洲的切格瓦拉是谁?”(视频2)中,标题便已透露出他的共产主义信念,Khan对背叛了革命同伴、“稳健执政”的孔波雷描述到“只不过稳健了二十多年后,布基纳法索又重新变成了世界知名的重债穷国”,而对这位非洲的切格瓦拉桑卡拉的处理则是“桑卡拉的雕像重新矗立在了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人们不知道这个国家还会不会再拥有一个桑卡拉,他可能明天就会出现,也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简单的留白,却能勾起对布基纳法索这个正人君子之国未来发展的兴趣,也能引发人们对桑卡拉式人物再度出现的希望与期许。尽管有着对于激进的政治手段的偏爱,但面对期望用温和的手段和平过渡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阿连德(《智利的911事件是什么》,视频3)时,Khan依然用了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 (《团结的人民永远不会被击败》)一歌作为对阿连德的开篇和结尾,并对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诸如教育改革(扫盲、提升教师待遇、普及初等教育等等)、改善医疗保健水平(完善乡村医疗)、提升工人待遇(涨工资、涨福利、提供大量低价乃至免费住房)等,表现出极高的赞同,并在视频最后为阿连德注脚道“在人生的最后一刻,阿连德终于不用再纠结于路线之争,也没有胆怯和犹豫,智利的总统不再向任何力量妥协”。
将对传播受众身份的重构,糅合进传播主体身份的重构和传播活动进行的过程中,继而辅以情绪的酝酿和激发以唤起受众对知识内容的认知和认同,将理想主义者先驱们过往的旧事以春秋笔法加以渲染便得到了这份受众对于“理想主义者”身份的认同。也因此,这三期视频的点赞和评论数都居高不下(点赞:视频1,38.2 W,排名1/52;视频2,31.2 W,排名2/52;视频3,24.5 W,排名9/52) (评论数:视频1,1.5 W,排名4/52;视频2,2 W,排名1/52;视频3,1.3 W,排名7/52)。
4. Khan泛知识传播给予的启发
Khan的泛知识内容所具有的关于历史和身份的思考,也是各种泛知识传播内容所具有的共性。泛知识类内容的传播搭乘着技术的快车也在飞速发展着,但不同于其他“同乘”的娱乐性内容,其在教化大众、娱乐大众等方面确实存在优势,因此,在传播时更需注重章法,而不能听之任之。泛知识传播便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
4.1. 把握历史,降维历史,审慎反思
泛知识内容在传播中,更要注重自身教化大众属性的强化。“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能遗忘历史不过是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之一,对集体记忆的尊重、对公共仪式的遵守,都不过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最为浅显、简单的道理。“我想从历史中找到的答案,便是人民拥有着怎样的力量,我的前辈,我的祖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明是怎样屹立于这颗蓝色的星球之上,文脉延续数千年而不断绝。” [10] 为什么要一直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一个很简单纯粹的理由便是:因为这是人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历史是任何知识内容传播时所必须借助的背景性资料,也是在构建“普遍指涉框架”时最方便使用的知识图景。但历史本身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门槛,这门学科自带的厚重学究色彩和历史探索所必须具备的求真务实精神,都会让关于历史的学习显得壁垒颇深。同时,对于历史的回顾因其常常反溯于过往时空中的某一点,在追求至真至全地还原历史场景时,又往往会受制于当时时空因素的影响和干涉,因此会显得,当时之事未必能抵达今人之心。所以,要想消解历史厚重、激发受众学习积极性,泛知识在传播这方面内容时,就不得不考虑让历史降维于当今时空、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见、可感的真切内容。比如Khan构建的“通辽宇宙”,便是这样一种降维抽象概念、复现过往历史于现在的手法,因为相比起“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人口超过1200万”这样生硬的纯知识概念,“世界上说法语的人最多的城市就是刚果(金)的首都金沙萨,人口超过1200万”就显得更为贴近受众的认知;与“菲律宾实行总统制,同时国内拥有大小政党100余个”这样的描述相比,“菲律宾堪称‘拉丁亚洲’”则会让繁杂的历史、政治在菲律宾的遗留问题被受众快速认识到;相比“中非国土面积62.3万平方公里”,“中非国土面积是通辽的十倍还多”则能进一步帮助受众更快速地认识这一抽象概念。或许接触的受众并不了解非洲的具体情况、菲律宾的政治体制、中非的发展历史,但对于法语、拉丁美洲、通辽一定会有所认知基础,这层基础便是后续所有泛知识内容,甚至是专业性质内容得以顺利展开并传播进受众感知范围的前提。这层基础,便是在对历史的降维、对历史的反思、对历史的再度构建之上建立起来的。
对于历史的反思,是社会不断前进在正确轨道上的必然之势,同时也是对现在生活方式进行反思的必然之势。或许孤独思考的时间是弥足珍贵的,但如果能有一个既有的反身性知识结构用以辩证对比却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而这,也是Khan正在做的,将散乱的历史物料收编、整合、编排、重构,显现(manifest)出一个基于Khan知识结构下的意义体,或许是一个国家、或许是某个历史人物、或许是某段历史事件,并放置其在一个具有广泛接触率的虚拟空间中任人汲取,这也为泛知识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4.2. 构建身份,诉诸情绪,唤起认同
泛知识的传播因其传播主体的泛化而呈现出一副“百舸争流”的态势,在相同领域下的知识探讨也是“百家争鸣”,其中有相同观点的附和、相异观点的共融、相左观点的争论,也有相悖观点的攻讦。因此,在进行泛知识传播时,为了更进一步提高传播效率,对内容触达受众的认识和划分就是必不可少的。在营销中,这被称为“细分市场”或者“精准推送”,都是将传播受众作为传播活动中心的观点,试图将内容化作楔子,把受众当作凿口,丁是丁卯是卯地、严丝合缝地推广知识内容。与其刻意寻求共同兴趣点,不如构建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个人指涉框架”,做一条在意见的公共领域中的“鮟鱇鱼”,用头顶鲜明炽亮的个人特色内容,将场域中的受众吸引到自身周围,并向其展露知识内容。这和前者的区别在于,推送于传播主体而言是主动行为,于受众而言却是被动行为,因为受众缺少了重要的意见准入筛选,在精准化推送过程中,一切都是为了受众“恰好”设计的,缺少了被认知、被选择、被接受的主动性;而构建“个人指涉框架”则将这份内容的去留选择权又交回了受众手中,由受众决定是否接受这份知识内容,于受众而言则是主动行为,这份主动则能加强其在学习知识过程中的积极性,从而帮助受众快速学习,实现泛知识传播效果。如同Khan在视频中构建的“‘左’的理想主义者”身份,便是他的“个人指涉框架”,也是他“头顶的灯”。
这种身份构建的一条快速路径,便是诉诸情绪,也因此,泛知识内容的传播中又具有娱乐大众的作用。在构建完身份后,便是通过诉诸与该身份相符合、所应有的情绪宣泄。因此,在Khan构建完身份后,其视频中如“欢迎在棉兰老岛上,为减轻人民苦难而不屈不挠奋斗的勇者,温德尔·韦尔比·费蒂格”(视频,《美国工程师在树林里能搓出啥?》),“所以,认为美国有制度优势的人,建议去了解两个国家:一个是海地,一个是利比里亚。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跟美国几乎完全一样,分别扛起了拉美和非洲的最烂的国家的大旗”(视频,《人民慈父杜瓦利埃》),“斯大林:教皇,他有几个师?”(视频,《七万美元一晚上,当把国王爽一爽?》)等内容屡见不鲜,都是非常直白地用充满情绪渲染的内容表达、完善他的身份构建。
对第三世界国家遭遇苦难的人民表达同情、对同为理想主义者的同志们致以敬意、对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取向、对窃取革命果实者的鄙夷和讥讽、对无视人民意愿的倒行逆施者们的唾弃和嘲恶,都是Khan在网络空间为自己打造的一副壳子,目前并无实际办法探明这层壳子是Khan由心而发、自然而然形成的,还是临时用只瓦片宇搭建起来的网络景观,但无论是哪种情况,Khan在网络空间建立起的这个反身性身份——左的理想主义者——都客观上帮助了对自身反身性认知尚存疑者找到了一条更清晰地构建自我的道路,同时也以这个身份为灯塔,汇聚并建构起了同属左的理想主义者们的认识共同体。
基于这种认同,这种经过了受众主动筛选、排查、检验最后相信并实践得来的理念共同体才是泛知识传播应该达到的效果:不是如同产品般精确的产量和绩效,而是能够唤起认同、形成合意,最终凝练为同一个信仰下共同的实践实际。
5. 结论
在历史的范畴中把握知识的传播、故事的讲述,在身份的构建中依托情绪唤起认同,正是Khan在他的泛知识传播活动中的实际做法,也是任何泛知识传播活动可以参考的传播路径。
但与此相对的,为了更方便地讲述故事,也为了将观众带入到更沉浸的体验中,Khan在视频中的讲述通常是集中于某一个人物身上。这么做能帮助整个视频能更轻松地根据人物的时间线索自然而然地展开,同时也减小观众观看视频时处理信息的压力从而能更好地跟随视频节奏走,但这会让观众的反应和反思过于集中于这一特殊的某个人身上,而人的精力和注意力终究是有限的,对于过于突出的“英雄式人物”就必然会掠夺掉左的理想主义者本应放于人民大众身上的目光和注意力。这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人们在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11] ,Khan的泛知识传播技巧也仍囿于当前时代传播技巧的框架之内。
另一边,笔者笔力尚且浅薄,对反身性的认识尚不够深刻,只能止笔于此。后续想来,反身性其实是一个很驳杂、庞大的概念,将其作为实证性论文的理论依据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只是个人缺乏有效的操作化降维手段。“反身性是一种实现‘自我超越’的思考方式”的理解,或许稍显片面,也不够具体,后续仍尚待改进。反身性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出现不多,但,数字时代对知识、对信息的重构反而应该更激发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对技术本身、对知识本身、对泛知识传播、对社会存在的反思。
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在《景观社会》一书的代译序里曾说道:“我最经常也是最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倒是反过来做逆溯式的思想史寻根,往深里去看一看今天这些貌似十分时尚潮流的新东西,究竟是怎样从思想史的旧土壤里一步一步地生发出来的。”将现如今的社会现象再度放入思想史的洪流中再度构建、再度反思,在思想和知识的浪潮中,重新把握历史与现在、普遍与个人之间的反身性关系,或许也是一种在现代性逐渐消解、后现代性逐渐上扬的社会中找到自身锚点的一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