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疗水平的提升,更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尤其近几年,长寿成为人们生活幸福的重要标志 [1] 。2022年,我国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开始迈入老年行列,老年人口数量激增,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持续关注的重点。基于此,我国自1982年起实施的计划生育策略在2015年适时变为全面放开二胎策略,2020年又转为全面放开三胎策略。国家生育政策方向的改变势必会带来新家庭子女性别组成和子女数量的差异。根据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显示(CHARLS),儿女双全家庭的比例越来越少,仅有儿子和仅有女儿的家庭越来越多,然而儿女双全的家庭数量始终大于仅有儿子或仅有女儿的家庭数量。在家庭子女结构的变迁下,子女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参与主体之一,所发挥的家庭养老功能是否依旧显著遭到了质疑 [2] 。因此,有关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对于完善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2. 文献综述
学界关于子女规模、性别结构对老年人的影响研究起步于近十年,在2015年后发表论文数量呈显著上升,特别在2018~2020年期间达到峰值。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快速老龄化时期 [3] ,这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一系列社会支持政策的推进,社会化的养老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部分养老角色 [4] 的现象相契合。有关子女状况对老年人的影响研究视角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子女数量问题的研究,冷晨昕和陈前恒(2019)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年度数据研究显示,老年人幸福感与子女数量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且子女数量对女性、城镇、高收入老年人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明显 [5] 。二是对子女性别和序次问题的研究,张若恬、张丹和李树茁(2020)依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发现,子女性别结构的影响体现在女儿数量增加对老年人养老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序次结构对两孩老人的影响表现在无论女儿的出生序次先后均对养老资本有促进作用;三孩老人第一孩性别对养老资本无显著影响,第一孩为儿子时第三孩为女儿和第一孩为女儿时第二孩为女儿均对养老资本有显著积极影响 [6] 。三是对子女质量问题的研究,郑晓冬和方向明(2018)运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子女质量的提高,即子女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位等级的上升则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且高质量子女的数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正向影响边际递减 [7] 。综上,关于子女状况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研究国内学者已有了一些借助实证研究的趋势性发现,但还有些方面仍需探索。例如,研究重点多集中在老年人养老的外在条件、资本及福利,而较少关注于老年人自身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因此,在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CGSS 2021数据,以样本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子女数量及性别组成为自变量,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以期发现在“十四五”规划时期,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基于此提出优化生育政策的建议。
3. 数据来源、模型及变量选择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21年CGSS数据,是在2018年综合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年度调查数据对中国社会全面、系统地描述和分析,揭示中国社会变迁,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制度、结构、行为、态度等各个层次发展方向和趋势。本文运用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清洗分析,去掉调查状态缺失的样本老人和相关问题拒绝回答、缺失值后,有效样本总量为3204个。
3.2. 模型选择
鉴于选取的数据特征,参考李文杰(2017)、陆温婷(2022)的研究模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开展实证分析。首先,建立基本模型,将样本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其次放入子女情况中的有无子女、子女总数及儿子、女儿数量,最后组成一组嵌套模型。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y代表被解释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实际测量值,i代表第i个选取变量,X代表所有的解释变量。
3.3. 变量选择
本文的因变量为样本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CGSS 2021问卷中“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问题的浓缩,将问卷中的“完全幸福”、“非常幸福”、“比较幸福”归类为“幸福”赋值1,“比较不幸福”、“非常不幸福”、“完全不幸福”归纳为“比较不幸福”赋值0。
而作为本文自变量的子女情况,借鉴袁蓓和刘琪(2016)对子女状况的分类 [8] 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有无子女,将CGSS 2021问卷中子对女数量的回答分为 = 0的“没有”和≥1的“有”;二是子女数量,由CGSS 2021问卷中“请问您有几个子女(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一问而来;三是儿子、女儿数量,承接第二种类型,则是CGSS 2021问卷中“[儿子]请问您有几个子女(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以及“[女儿]请问您有几个子女(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两问综合而来。上述三项自变量回答除第一个设置为“有”、“没有”,其余均设置为“2个及以下”、“3个及以上”两个选项,由此将其分别赋值为1、0。
控制变量中的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是由CGSS 2021问卷中“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一问的结果而来,受访老年人回答“是”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为CGSS 2021问卷中“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问题的总结,同上问类似,将回答选项中的“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身体健康状况是由CGSS 2021问卷中“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一问的归纳而来,将回答设置中的“很健康”、“比较健康”设置为“健康”赋值为1,“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设置为“较差”并赋值为0。下列表1描述的是本研究所使用的全部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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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and their description
表1. 变量及其描述统计
4.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4.1. 基本情况
在本论文筛选的3204个有效受访样本中,性别比例趋于均衡,女性占比(52%)稍多于男性(48%)。年龄分布上,60~69岁老年人占比将近半数(47.5%),其次是70~79岁老年人(33.4%),最少的为90岁及以上的老人(0.9%)。居住城乡类型上,超半数老人来自城市(59.9%),而农村地区则较少(40.1%)。婚姻状况上,有配偶(75.3%)老人占比将近三分之二,而无配偶(24.7%)老人只略多于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样本老年人家庭完整度偏高。受教育程度上,受访老人文化程度多数不高,绝大部分集中在小学及以下(98.6%),初中及以上则较为少见(1.4%)。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表示肯定的老人(81.0%)超过八成,表示没有的老人(19.0%)则为少数。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参加的老人(93.9%)是没有参加老人(6.1%)的15.4倍,可见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几乎全部的受访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上,低于半数老人(38.2%)表示健康,而大多老人(61.8%)表示身体状况较差。具体结果见上表1。
4.2. 对自变量的共线性诊断
表2描述的是受访老人人口学特征及其子女情况的共线性诊断。多重共线性最早由Frisch于1934年提出 [9] ,是在线性回归模型中,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使得估计结果失真 [10] 。当模型存在共线性,意味着每一个自变量都会一定程度影响另一个,同时参数估计值的方差将会变得无限大。如果每个参数的方差都是无限大,那么OLS的估计就失去了有效性,更严重的也就失去了一致性了。
表2中模型一是单独对样本老人的人口学特征变量进行的共线性诊断,根据诊断结果显示,人口学特征变量容差(tolerance)全部大于0.1且VIF (方差膨胀因子)值均小于3,即受访老人人口学特征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二是集合了研究选择的全部自变量,即老年人人口学特征变量加上其子女情况综合进行共线性诊断,结果数据同模型一一样,即论文所有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关系。综上,可以进行下一步二元Logistic回归,且回归模型的预测准确性不会受其影响。
4.3.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老年人健康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表3描述的是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模型一是本研究的基本模型。根据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受访老年人人口学特征中,年龄、居住地、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四个自变量对受访人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影响,且四个自变量均为特别显著(P < 0.001)。因年龄的回归系数为0.057,即随着受访老年人年龄每增长1个单位,其主观幸福感就会上升105.8%。高龄老人对“剩下的时间有限”的强烈感受,再加上“知天命”的传统文化习惯的影响,会更加珍惜现有生活 [11] 。受访样本在中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幸福”的概率是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的1.727倍,尽管我国已经加大了全民医疗保障的力度,但是在农村,老百姓看病和养老依然面临许多难题,尤其是看病不急、看病怕贵这类观念在农村仍然很难消除。而在婚姻状况方面,没有配偶的受访老人主观幸福感更低,是有配偶受访老人主观幸福感选择“比较不幸福”的1.807倍。对于身体健康状况而言,表示身体状况“健康”的受访老人选择主观幸福感“幸福”的概率是表示身体状况“较差”的受访老人的2.666倍。由此可以发现,健康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因此,不但要继续完善老年医疗保障制度,为老人提供更好的基础医疗、日常照料和护理服务,还要重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加强老年心理疏导和援助体系建设,关爱老人心理健康 [12] 。
模型二是在基本模型一的前提下加入了三种类型样本老年人子女情况。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发现,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选择主观幸福感“幸福”的概率为是子女不提供经济支持老人的1.615倍。老年人是相对特殊的群体,其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养老金和财产性收入等,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成为老年人的预期外收入 [13] 。基本模型一中呈现显著影响的人口学特征,在模型二中除婚姻一项其它仍然保持显著,尤其是身体健康状况一项与模型一一样表示为特别显著(P < 0.001)。但同时,年龄、城乡两项自变量由特别显著(P < 0.001)变为显著。
值得关注的是,表3中列出的受访老人子女情况中的有无子女、子女数量、儿子数量以及女儿数量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并不显著,这和老一辈的传统思想并不相同。对于中年父母(60岁以下的父母),其子女可能正处于受教育阶段或工作初期,在责任伦理的驱动下,父母会持续对子女进行教育投入,甚至提供住房和抚养孙辈等 [14] 。在这种情况下,多子女就意味着作为父母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身体及精神压力也会更大,导致降低其主观的幸福度。而对于年长的父母来说,则是处于被赡养的阶段,其子女的家庭、工作和生活也趋于稳定,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增强,父母获得的经济支持可能也越多,这对于提高主观幸福感是有裨益的。而本研究的样本老人年龄多集中在60~69岁之间,正是子女逐步有能力反哺父母的时期,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效应也就可以说的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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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表3. 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Logistic回归分析
4.4. 异质性检验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子女类型的受访老年人在每个维度以及量表整体层面上的差异,即人口学特征的差异比较,进而选择异质性检验。表4描述的是以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三种类型样本老年人子女情况为自变量,再逐步将样本老年人人口学特征中的性别、居住地、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作为选择变量进行异质性检验的分析。
以受访老年人性别作为选择变量,男性老人在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上呈现显著影响;而女性老人在三种类型子女情况上都不呈现显著影响。以受访老年人居住地作为选择变量,居住在农村的老人在子女提供生活支持上呈现显著影响,而居住在城市的老人则与之不同,在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上呈现显著影响。在以婚姻状况作为选择变量进行异质性检验时,数据显示有配偶和无配偶的老人在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上都呈现显著影响,而其余自变量都不呈现显著影响。在选择变量为身体健康状况时,表示健康和较差的老人同时在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上同时呈现显著影响,并且表示健康的老人单独在子女总数上呈现显著影响。因其回归系数为负(−0.222),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子女总数越少的老人主观幸福感更强。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 在受访老年人人口学特征方面,年龄越大、居住地在城市、有配偶、身体健康状况越好主观幸福感越偏向“幸福”,而年龄越小、居住地在农村、无配偶、身体健康状况越差主观幸福感越偏向“比较不幸福”。
(2) 在受访老年人子女状况方面,子女给予经济而非经济或心理支持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无子女、子女总数、儿子数量以及女儿数量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多子家庭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和养育孩子,这会增加父母的工作负担和生活压力。
(3) 关于本文的创新点,本文运用了CGSS 2021的数据展开实证分析,为CGSS最新公开的追踪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出新时期子女状况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性。其次,本文发现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更能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保障政策应考虑对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子女进行奖励,鼓励更多的子女做出改变。
5.2. 建议
(1)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政策优惠向经济支持父母的子女做出倾斜
政府可以通过减免或降低纳税义务的方式鼓励年轻人提供经济支持给他们的父母。这可以通过设立特殊的税收减免或抵免措施来实现,以减轻他们的财务负担。政府还可以提供一些形式的家庭抵免,允许年轻人将他们为父母提供的支持计入到个人所得税中的抵免额中,从而减少他们需要支付的税款。同时设立福利计划,向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年轻人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这些计划可以包括现金津贴、食品券或医疗援助等。相关金融机构也可以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以帮助年轻人支付他们父母的医疗费用、住房费用或其他急需支出。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以确保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子女能够在财务和心理上得到支持,同时维持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发展。
(2) 建立多层次的为老服务体系,提高专业人员服务质量
多层次的为老服务体系应包括社区级别、区域级别和国家级别的服务。这可以包括社区健康中心、长者日间照料中心、医疗设施等。同时,为了确保为老服务的效果和质量,需要进行持续的评估和改进。定期收集用户反馈,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改进。其次,为了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需要培训专业人员,包括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培训可以涵盖老年人护理技能、沟通技巧和老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更应合理提高老年服务人才的薪酬待遇、社会地位,将薪酬与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内容联系在一起,对有突出贡献的老年服务人才进行宣传与表彰,让人们认识到“行行出状元”,老年服务行业也同样如此 [15] 。
(3) 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发力,综合推进为老服务项目建设
首先,需要进行全面的老年人需求评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医疗和健康需求、社交需求等。这可以通过调查、焦点小组讨论和与老年人的交流来实现。其次,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以支持为老服务项目的发展。这些政策应该包括资金分配、质量标准、监管和准入要求等;市场需要推动科技应用,利用科技可以提高为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例如,可以开发老年人健康监测应用程序,以实时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社会需要宣传和提高意识,进行宣传活动,提高社会对为老服务项目的认知和支持。这可以通过媒体宣传、社交媒体和社区活动来实现。最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政府、非营利组织、医疗机构和私营部门可以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提供综合的为老服务。这有助于整合资源和知识。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可以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为老服务项目,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同时,这也有助于社会更好地应对老龄化人口的挑战。
6. 不足与展望
6.1. 不足
本文在有关子女情况的自变量中选取了有无子女、子女总数以及儿子和女儿数量三种类型,但并未将本文涉及的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生活支持以及心理支持与子女性别和数量进行交叉,以获取更为细致的样本数据。这也是本文后续研究需要加以注意的地方,使分析更为严谨和具有针对性。
6.2. 展望
为解决本文存在的不足,应从更广泛的查阅文献着手,尤其是国外社会保障重点期刊,跟踪国际上对于子女情况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最新趋势与进展,做好文献综述的国内外比较。再者是细化本文有关子女情况的交叉分析,进而做到对样本老人的分类更为全面,挖掘并提出方向更为明确的政策建议。
总之,学界对于子女情况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仍处于发展的上升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以及本文选用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都增加了对其的调研,本文会持续关注,以期提出更多具有学术价值的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