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三玄之学”,简而言之就是“玄学”,玄学对儒家经典中的思想作了释义,并在《老子》《庄子》《周易》解释并阐明了其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哲学思想。这里所说的玄学教育观,指的是依据玄学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论,对教育现象进行认识的社会思想 [1] 。在魏晋时期,大多数玄学家都被视为儒家的“表”与“里”,坚持内外兼修,从而遵循儒家的教导和道家的言论,以此标准为人处世。玄学的核心是支持道教和吸收儒学,尽管对道教的较为浅显的解释往往对玄学没有过多的关注,另外,魏晋玄学曾经对儒学思潮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学与玄学关于教育层面的理念都能够归结为一种批判性的思想遗产。作为玄学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儒学的批判主题进行一般性解读成为当下急需拓展的领域,这样的解读可以直接体现玄学中的教育理念的不同层面。
2. 玄学教育思潮的发展脉络
1) 初始阶段——奠定基础
在教育层面,汉末魏初的刘劭就已经开启了玄学教育的潮流。其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道教理想人格的推崇以及对封建人才培养体制的规划。他的《人物志》产生于时代变迁之中,以生理及心理的维度,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阐明了较为具体的视角,为古代人才培养及教育奠定了基础。
2) 发展阶段——思辨分析
直到何晏、王弼时期,一股很有影响的玄学思潮出现了。他们着重阐释传统道教的“道”,把它作为一种物质,指出教育在本质上是“以教育德”,重点指出教育存在着较为多元化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批判世俗教育,提出以“道”为本的教育思想。嵇康强烈批判了当时提倡儒家思想的普遍的教育理论,大力倡导要回归本真,遵循人与社会最初的发展规律。尽管他的主张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剥离世俗与传统,但他一反常态,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并在创造玄学教育观念的道路上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教育思想。
向秀、郭象在玄学教育中发挥了最强有力的领导作用。他们论证了人性的“自然”表象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教育理论基础。基于这些观点,他们围绕世俗教育和传统教育,再次展开了理论分析和批判性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任性”和“足性”的教育价值观,以及以“道”为基础的教育理想。
3) 辩证阶段——多元趋向
玄学教育思想家都是以道为论据的。它虽然来源于传统道教,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存在着差异,甚至彻底批判。何晏、王弼笔下的“道”是“无”,整个存在都是从“无”中产生的。然而,对于如何定义这种“无”,他们并没有给出答案,当然,这确实很有难度。嵇康的“道”作为“自然”而存在,而非“世俗”。它是一种理想的存在,反抗世俗,回归自然。因此,其性质决定了它与世俗世界的互斥性。向秀、郭象与何晏、王弼、嵇康等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道指的是“自生”和“自行”,作为纯粹的自然而存在。它没有彻底剥离世俗,也没有向世俗妥协,而是试图建立新的现实,甚至改变现实。道的意义与玄学教育思想的不同,二者之间的教育理想表现出不同的性征、趋向、层次和特征。由此可见,它反映了玄学教育观的发展脉络之精彩。
3. 玄学教育价值观的思想内容
东晋史学家袁弘在系统分析玄学之后,将“魏晋玄学”分为三个阶段,但玄学的教育价值观实质意义上出现在两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正始玄学”前后,这一时期为初始准备阶段,在此期间,著名的玄学家们依赖传统儒家思想,表达他们对个体教育的意识形态出现和“自然主义”教育观的关注;第二个时期为发展时期,即“竹林玄学”到西晋灭亡之前,玄学家们在对早期思想和建议的基础上进行深度解读提升,以推动自然个性主义的教育价值观。西晋灭亡后,司马氏政权的南下之势,引发了尖锐而复杂的社会冲突,缺乏教育带动思想进步。玄学的核心内容变成了平衡生与死的哲学问题,也就没有人涉足教育价值问题。
1) “注重个体,遵循自然”的价值觉醒
从秦汉到魏晋,无论是公立教育还是私立教育,传统儒家教育理念主导的都是强烈倡导从教育入手,对政治进行渗透,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以此更能凸显儒学中最经典的价值观。《礼记·学记》体现了秦汉时期儒学教育的伟大成就,它建立在教育和政治之间,综合二者的研究之上,这是“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它描述了教育的功能和目标,学习的技能和成效,以及教书育人的准则。普遍认为,要达到理想的修身养德的社会意识状态,有必要从教育开始;“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2] 强调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魏国玄学家刘劭从理解人的本质的角度提出了“材性论”,着手分析教育应如何平衡“物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合理、顺畅、科学的发挥作用。刘绍在《人物志:序言》中写道:“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尽管其中一部分传承了儒家的物质本质概念,认识到教育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但与儒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教育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能够结合可以作为评价物质本质的前提条件。
从这一阶段玄学教育观念的提出入手,鉴于传统儒家教育面临着巨大挑战,玄学教育开始意识到世俗教育在现实社会中的不足,并表现出越来越“坚定”的思维倾向,一些人提出将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结合在一起开展教育,如倡导刘劭、何晏和王弼,将他们所倡导的教育理念进行分析,一方面将“人”作为主体分析,极具时代批判意味;另一方面,自然人格的解放也可以通过现实教育的改进和完善来实现,一个融合了儒家和道家思想、崭新的教育价值体系已经出现。
2) “突出个性,道法自然”的价值推崇
魏末晋初,各种权力机构聚集在一起,造成极其危险的政治环境和极为虚假腐败的世俗教派。在看到现实教育的混乱之后,以竹林玄学为代表的玄学家们更加关注废除道教思想的世俗意义,而不是从道教向儒家过渡的教育设想,所有这些原因都是进一步否定玄学教育价值,逐渐偏离一向倡导的众生普世的倾向。
嵇康认为世俗教义限制了人的自然成长,六经也是限制思想跳脱世俗的主要因素,因此有了“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的总结,从理论上驳斥了世俗教育的社会意义,这充分解释了要为人们提供更为广阔且开放的场域促进人的自由生长。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嵇康反对的是在大众接受的世俗教育中出现的虚假腐败情况,而不是现实教育的本质,这与道教所推崇的分离哲学不同,他所倡导的所谓自然教育理想,以适应和发展人性为中心,旨在通过呼吁教育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而改善抑或是取代世俗教育,推动最终能够实现“涤情荡俗,方为至人”。
与嵇康的教育哲学一样,阮籍也是“道法自然,不言之教”原则的坚定倡导者,他认为,根据个人发展规律进行教学是教育的最高理想,遵守规律和顺应自然不需要过度的干预。否则,这将带来“祸乱作则万物残矣”的不良后果。但是,阮籍一边奉行“礼岂为我辈设也”,一边大力否定儒学伦理,同时认为可以通过人的“自然”本性能够彻底改变为了个人利益众卿分离、手足相残的狼狈惨状,这样站在道家的立场试图完善教育、拥护儒学道德的思想观念,反而能映衬出其自身就是矛盾的,另外也能看出嵇康、阮籍等玄学家们试图摆脱世俗,但是因困于世俗而无法彻底改变。
在一个更为惨烈腐败的朝代背景下,嵇康、阮籍等人他们基于初始的“自然主义”观念,提出了“道法”自然,并对世俗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中谈到了仁义、虚伪和悖论;它着重强调教育中的“自我行动”过程,即基于人性的发展本能实现“自我成就”教育目标,脱离世俗教育,回归自然的意义 [3] 。但是随着历史更迭,过度提倡发挥主观能动性,反而更容易忽略教育的客观价值。
尽管玄学教育意识形态所表达的批判强度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差异性,但它并不完全违背传统观念的意识形态方向,且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先进性,可以归结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至关重要的是,玄学教育价值观的不同发展时期,也没有任何关于该理论应用的建议,但他们原则上不能触及甚至是反对已经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的,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妥协,然而,这意味着教育理念正推陈出新,逐渐趋向于更为优越的发展道路。
4. 玄学教育价值观的特点
首先,强调自然主义教育。在西方国家,自然主义教育是指在文艺复兴时期后,以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倡导教育应按照人的身心、要符合自然发展规律。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庄子等人都主张教育要遵循自然。强调自然主义教育的理念则起源于魏晋玄学。玄学教育理论多次指出,教育必须追求并维护自然性、强调发展人的个性,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向秀和郭象说:“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这反映了玄学教育观的本质——自然主义。公众了然于心的是,原始的自然主义教育观所主张的重心则是放在儿童身上。玄学教育观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关注生命的始终,从而更具有实际应用性和重要性。
其次,关注理论的思辨性。思辨思维与“经验思维”不同,“经验思维”是纯理论思维,玄学从《易经》、《老子》和《庄子》等较为经典的思辨型著作中提取精华,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玄学之所以得名,正是因为它的产生和衰落是都来源于理论思辨。玄学教育观在探讨人的本质与教育本质的同时,往往以“存在”为中心的理论角度进行推论。何晏对“道”有着较为深刻的考量,认为“天”是“道”的本质属性,也就是“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句中的“所受”,当然是来源于“道”。向秀和郭象二人更是如此,他们反对“无中生有”,并认为宇宙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块然自生”。基于这一观念,他们凝练出了人性观和教育本质——“天然”与“自行”,以及“任性”、“足性”的教育理念。另外,玄学教育观也存在一些关于“经验的思考”,例如在封建道德教育领域内,利用玄学进行“美化”。然而,总体而言,玄学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很重视思辨性。
理论强调思辨性的优点是,该理论体系相对严谨和慎辩,具有较强的逻辑性;缺点是有时会忽视理论的实践意义和是否实用,这可能导致偏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趋势。玄学教育观在以上两个方面进行了凝练。
5. 玄学教育价值观影响与思考
魏晋玄学教育思想以其特有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对后来中国哲学、美学的发展以及艺术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魏晋玄学教育思想尊重人性,强调主体价值,主张教育应与个体的自然属性相契合,顺应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注重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和方法等,这些对现代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样一个社会混乱、国家动荡的魏晋时期,玄学家们自然希望在精神世界中找到慰藉,在哲学思辨领域中寻求自我满足感,但必须面对痛苦的社会现实。尽管情况不可避免,但他们也保持着积极的态度,认真投入思考,满腔热情推动世俗教育的变革,这是魏晋时期大环境的真实反映 [4] 。要改变“何以立足于乱世以及何为至性”的困境,长久以来都是玄学教育价值观深入探讨论证的问题。
玄学教育价值观主要认为“自然人性论”,该价值观所追求的个人价值目标远高于社会伦理的目标,通过反对儒家的经典教育目标和方法,实现了儒家和道家的融合转变,这导致了教育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即从传统的社会教育价值观向强调个人教育价值观转向,教育内容和知识传授方法与过去也不同。所以,以“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为特征的玄学教育价值观,结合了儒家和道家的理念精神,努力遵循教育的真实本质,今天乃至将来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借鉴,具有极其深刻的思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