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风搅雪”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即通常所谓白毛旋风,也即风雪交加。而作为敕勒川地区的一种语言存在,则喻指二人台、爬山调以及其他方言形态中一种蒙汉语交混使用的语言现象 [1] 。除敕勒川(土默特)地区以外,西北地区的“花儿”和“拉伊”中也存在“风搅雪”的现象 [2] 。根据现有研究来看,这是在我国北部、西北部的多民族杂居、混居区,各族群众在日常生活和民间艺术表演过程中存在民族语文和汉语文混合使用的一种独特现象,在学界被统称为“风搅雪”。目前国内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间艺术领域。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在研究二人台、漫瀚调、花儿和拉伊等艺术形式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独特的现象,并开展了部分讨论,也有部分地方学者从方言、民族融合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从总体的文献情况来看,相关研究成果仅有不到二十篇,其主要原因是受限于语言方面的困扰,一方面是缺乏精通多种语言的学者,另一方面是各种“风搅雪”文本中音译与意译的混杂使用给相关研究造成了阻碍。
土默特及周边地区的“风搅雪”现象,已经有部分研究成果,例如包头市地方志办公室胡云晖的《敕勒川地区汉语方言中的“风搅雪”现象》一文,通过部分二人台、漫瀚调以及当地地名的实例,结合部分历史文献记载,明确了“风搅雪”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社会价值 [1] 。但是文中例证较少,且篇幅不大,不能展现整个“风搅雪”现象的情况与复杂使用情景,另外文中大多以文献为依据,缺乏活态的田野情况。此外,关于敕勒川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有争议。新疆社科院的李树辉研究员在《敕勒、〈敕勒歌〉、敕勒川考论》一文中认为,敕勒川应当是指新疆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县到乌苏市之间的这片地域 [3] 。故此,本文将阴山南麓、黄河北岸的地域以“土默特地区”这一历史名称命名,大致包括现在的呼和浩特、包头及鄂尔多斯的部分地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冯卓慧 [4] 和福建江夏学院的郭超 [5] ,均以漫瀚调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一艺术形式中存在的“风搅雪”现象。前者对漫瀚调进行简单介绍并认为:不仅是两种语言的夹杂使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蒙古民歌旋律和汉语歌词构成的漫瀚调本身就是“风搅雪”。后者认为,漫瀚调的伴奏乐器也体现出“风搅雪”的特点,兼容蒙、汉两种文化是漫瀚调产生的基础,也是其艺术生命力所在。另外,部分研究二人台的学者也在研究中提及了“风搅雪”与蒙、汉文化融合等相关问题,但比较缺乏相关主题下较为权威的独立研究成果。除上述成果外,徐晓红 [6] 、祁慧民 [7] 、朱世奎 [8] 、王双成 [9] 、刘凯 [10] 等学者,通过研究“花儿”这一艺术形式及其中存在的“风搅雪”表现形式,在双语文化、跨文化交际、语言艺术的独特表现等方面开展了有益的讨论。实际上,不论是在土默特乃至整个河套等蒙汉杂居地区还是在西北的河湟等汉藏杂居地区,“风搅雪”现象就是当地民众生活中的民族文化融合导致的双语混合使用现象,这一现象在民间文艺表现过程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它并不是凭空出现,同时对当地地域文化也会造成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文章基于历史语言学的分析框架,由民间文艺的研究视角切入,从土默特地区的群众日常生活出发,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主,结合部分文献资料,基于方言土语中存在的“风搅雪”现象,力求全面的展现这一独特的地方文化现象产生的社会机制与运行逻辑,并根据其现存状况对诸民间文艺形式的影响进行分析阐述,明确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真正价值,并对其传承保护提出一定的建议意见。
2. 地域共生到文化交融
土默特地区大致位于阴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在地理单元上属于河套地区的东套中比较靠东的一部分,在民间也有“前套”、“丰州滩”、“土默川”、“白道川”等等称呼。这里土地肥沃且有黄河流经,河湖众多,自然环境较为优越,历史上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多民族同胞共同生活繁衍的重要地区。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早期,土默特地区就有早期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土默特地区发现了“海生不浪”文化与“大窑”文化遗址,是早期先民在此生活的真实写照。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此后阴山以南地区逐步纳入赵国统治范围。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政权在此地反复开展军事斗争,在此过程中大量匈奴民众逐步与汉族接触,最终部分匈奴“南附”,并融合进汉族当中,民间也有了“天下匈奴遍地刘”的说法。
伴随着匈奴的分裂、南附,鲜卑趁势崛起,之后,土默特地区先后被拓跋鲜卑建立的代政权、羌族前秦政权、拓跋鲜卑北魏政权统治。北魏安置了部分敕勒降众来此,土默特地区就有了敕勒人游牧,这也是本地被称为“敕勒川”的原因,北魏还曾在河套地区与柔然爆发过军事冲突。隋朝时,部分突厥南附,后来隋唐时期这一地区一直都用于安置突厥部众。契丹崛起后,这一地区又先后被辽、金、蒙元等民族政权管辖,其中在金及蒙元时期这里一直是由汪古部管理。至15世纪中叶后,土默特地区成为蒙古土默特部领地,这一地区也慢慢的以“土默川”的名字为周边地区各族人民所熟知。大一统王朝和民族政权交替统治土默特地区,也给土默特地区带来了诸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土默特地区遗存的多民族文化,不仅包括上文提到的诸游牧民族,也包括蒙元及后来明清、民国时因各种原因流入本地的回回(回族)、满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还包括从国外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文化,再加上河北、山西等地的走西口移民带来的汉文化和借由藏传佛教传入本地的藏族文化,多元并存。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土默特地区形成了以汉民族占多数,多民族混、杂居,多种文化融合发展的不同民族在同一地域共同繁衍生息的格局。文化方面的融合和创新的情况,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步产生,方言和民间艺术领域的“风搅雪”现象也就应运而生了。
3. 民族语言混合现象
上文通过简单的梳理,简要阐明了土默特地区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繁衍,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并走向融合创新的历史进程。接下来,笔者以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民间文艺、地名、人名等诸表现形式相关的资料及文献资料中体现的相关内容为例,论述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民族语言混合现象的产生逻辑及现存状况。本文系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根据项目申报材料的计划和任务安排,笔者在2023年1至6月份,在土默特右旗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研究选取的田野调查点以蒙汉杂居社区为主,主要调查地点包括土默特右旗的西哈家素村、东八份子村、此老气村、东老藏营村、北只图村等数十个村落,主要的访谈对象包括蒙、汉、满、回等各民族村民、地方文化精英、民间艺人及地方文史专家等。共计访谈土默特右旗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高景哲及东八份子村文化精英云青疆等土默特右旗各界人士200余人次,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使用的“风搅雪”案例。
3.1. 人名
土默特地区的人名,当前学界研究者相对较少,土默特右旗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高景哲撰写过《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各民族姓名演变史中蕴含的共同体意识》一文,文章篇幅不大,对土默特地区,尤其是土默特右旗的不同民族姓名的变迁做了简单阐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呼和浩特和包头地区的文史资料中也有部分对本地的蒙古族姓氏和姓名进行梳理的文章,例如《土默特蒙古姓氏琐议》和《土默特托博克后裔姓氏及其他几大姓氏》等。根据这些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当地群众在人名方面的民族语言混合使用现象主要包括汉族起蒙古语名字、蒙古族起藏语名字及蒙藏语结合的名字、蒙古族起满语名字或学习满族习惯取富有寓意的汉语名字,以及蒙古族直接取汉语名字等四种情况。
根据田野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土默特地区各族群众的人名主要还是以汉语名字为主。以土默特右旗南八份子自然村为例,这个村庄是蒙古族聚居的村落,村民们的名字已经基本全是汉名了。笔者走访时,询问了南八份子村的基本情况,目前该村共有46户115人,其中云姓蒙古族占绝大多数。但是仅从户主姓名来看,除云乌力更以外,其余45户的户主,与汉族同胞的名字并无不同。(本地也有云姓汉族)笔者在村中访问了年龄最大的老人云五旦和村中的文化精英云青疆,两位都是蒙古族,根据他们所述,本村的云姓蒙古族都是从阿莫板升迁来此地的,他们有共同的老爷爷(当地方言,即祖父)叫毕力格泰,迁到此地是为了利用黄河改道后的肥沃土地(当地称为滩头地)从事农业生产。阿莫板升是历史地名,现在的地图上查阅不到,笔者在走访时,西湾村、黑训营村等村庄的蒙古族自述都是从阿莫板升迁出的,有共同的祖先。除云姓外,河套地区的郝、杨、黄、奇等姓氏的蒙古族也均是由各蒙古族姓氏改为汉姓,名字也大多数是汉语名字,例如西哈家素村的村长黄成、北只图村的二人台艺人云文广、西兴地村的演员韩金梅等等,虽然民族成分是蒙古族,但是仅从名字来看,已经找不到任何蒙古族的线索了。其他民族,诸如回族、满族等,也大多使用汉语名字,除回族中的马、白等姓氏较为集中外,仅从名字上来看与汉族并无不同。
3.2. 地名
关于土默特地区的地名,内蒙古大学陈硒的博士学位论文《土默特地区地名文化研究》对此已经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整理和较为深入的研究 [11] ,鉴于目前已经产生了较为系统的专门研究成果,笔者就不在此处对相关问题做过多赘述。下面,笔者依据语言不同,对当地地名进行简单分类,以佐证“风搅雪”的语言现象在地名中的体现。
同本地人取名所体现的状况一致,土默特地区的地名,也反映了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融合。当地地名主要分为如下几类:第一是从藏语经由藏传佛教传入本地成为地名,例如丹进营从藏语旦增而来、老藏营从藏语罗布藏而来、生盖营由藏语僧格而来等等,这些地名往往受到历史人物或者寺院等宗教因素的影响。第二类是由蒙古语地名经由山西、陕西方言表音而来,例如当地非常常见的地名的沙尔沁、萨拉齐等,原本应是蒙古语音译,指制作奶食品的人,以此为地名的地方往往是牛羊成群、盛产奶食品的地方。还有土默特右旗的板申气、此老气、祝拉沁,前者是蒙古语对泥瓦匠的称呼,后者是对石匠的称呼,最后一个是画匠的称呼,当地传说村中最早的居民分别是泥瓦匠(筑房匠)、石匠、画匠。还有包头市的包头,蒙语是指有鹿的地方,包头市的石拐区,是指有森林的地方,野马图是指有山羊的地方,乌素图是指有泉水的地方,这一类的地名非常的多,除了专业的研究者,普通群众并不知晓村名的含义,甚至有的村名以讹传讹,变化了原有的意思。例如讨吃号,原本应当用陶思浩或其他汉字表示,应当是蒙古语,历史上这里原本就是无名村镇和居民定居点,而讨吃的含义类似于行乞,曲解了原本地名的文化含义。第三类地名是蒙汉语结合的地名,这一类地名种类繁多,多是现代新产生的地名,例如四子王旗的哈萨尔广场,是由于四子部落的渊源来自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由此命名,其余还有类似宝尔汗佛塔、哈德门牧场等等。第四类是汉族移民带来的地名,此类地名往往寄托了当地走西口的汉族群众的浓浓乡愁。例如土默特左旗有村庄名为忻州营,是因为村中的群众都是由忻州走西口而来,所以以故乡的名字为村子命名。与此类似,四子王旗的生盖营,最早也是由呼和浩特的生盖营的村民北上定居而用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为名而产生的村子。
3.3. 方言口语
人名地名是民族语言混杂使用的“风搅雪”现象中,较为固定且体量相对较少的部分,更多地词汇,体现在了土默特地区的方言口语中。例如,当地汉语方言中阐述收拾、处理含义的方言,发音类似“绰落”,没有相对应的汉字,很难用汉字表达,这个词汇的发音原系蒙古语“楚鲁”,原本在民间是指发生矛盾或争斗时用石头砸对方,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变为当今的含义。蒙古人将盗贼称为呼啦盖,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当地的汉族群众将这一称呼引入汉语当中,将贼人称为呼啦盖或者将爱耍心机和小聪明的人称为贼呼啦。另外,在地名和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现圐圙一词,这个词应当是蒙古语或阿尔泰语系中表示圈子或圆形的词汇,在汉语中常写为库伦,也有古籍文献中称为古列延,后来被引申为院子,院墙等含义。土默特右旗南部将军尧地区的汉族群众学习蒙古族的生活习惯,吃油炸的空心面饼,称为油圐圙,土默特地区还有群众将种草的院子称为草圐圙等等,这个词的应用也非常的广。类似的例子在民间较为常见,不胜枚举,相比上文提到的人名地名,使用更加灵活多变。生活中运用的词汇,最后成为创作民间文学艺术的素材,进入到了民间文艺的表现过程当中。
3.4. 民间文艺
民间文艺是源于日常生活,并进行艺术化加工而产生的,故此,土默特地区多种语言混合使用的现象,也反映在了民间文艺表演过程中。而当地的民间文艺中,多民族语言混合使用的现象,在二人台、漫瀚调等艺术形式中较为常见。二人台小戏《海莲花》中,每段唱词最后都用蒙语唱“莫奈口肯赛白努”,意思是“我的姑娘你好”。二人台小戏《阿拉奔花》的唱词中,有交替使用蒙汉语的对白,也有先说蒙语,再说汉语译词的形式。漫瀚调歌词中也有“三十三颗荞麦伊人一松达楞太”(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毛日亚胡桂拿鞭子打(马不走用鞭子打)等半句蒙语半句汉语的唱词形式。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用汉语注音的蒙古语词汇,是当时走西口的移民用方言记录下来的,其中主要以山西方言为主,倘若以目前使用的汉语普通话阅读和演绎“风搅雪”的蒙语唱词部分,不论蒙汉群众,基本上均不知所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随着方言的逐渐凋零,“风搅雪”唱词就更难传承下去了。
正如上文提到的,从人名、地名这样比较固定的词汇,再到灵活使用的口语,最后再升华到艺术创作,“风搅雪”的现象是广泛存在于土默特地区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的。但是笔者在实地调研当中注意到,“风搅雪”的语言、艺术等内容正在逐步失传。
4. 保护与传承
多民族语言混合使用是土默特地方的一大语言特色,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文化现象正在逐步的成为历史,根据笔者的观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地方文化宣传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以包头为例,包头在网络上被网友列为改名最失败的城市之一,甚至被冠以改名最失败的城市之“桂冠”,网络上称“改之前霸气十足,改名后土味十足”,究其原因,是包头不如九原听起来“霸气”,而且是吕布的故乡,却没有好好利用文化资源。包头的含义并不是字面的含义,包头原本是蒙古语音译,意思是有鹿的地方,这个地名是为了说明此地作为优质牧场的优越自然环境,跟网友臆想的“土”并不沾边。包头现在宣传的地方特色就是草原钢都、稀土之城,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历史底蕴似乎并不是宣传的重点,地方文化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挖掘。当地政府虽然将二人台作为一张文化名片大力推广,但是却并未将其中蕴含的多民族共建共享的优秀文化作为重点发掘出来。
第二,蒙古族群众日渐减少,民族语言失去了用武之地。土默特部领有土默川之地以后,就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走西口的移民进入土默特地区,往往随蒙古习俗,改蒙古名字、学习蒙古语。但是根据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本地的蒙古族群众越来越少,随着走西口大潮的冲击,他们的牧场被开垦为农田,失去生产资料和生计方式的蒙古族有的向北迁徙有的融入当地。当代的蒙古族随着城市化,大量搬离本地。这样一来,蒙古语的使用人群越来越小,时至今日,土默特右旗的蒙古族当中几乎已经没有可以流畅地使用蒙古语交流的人。
第三,现代文化冲击。土默特地区历来是多种文化交融的地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对土默特地区的传统地方文化造成了极大冲击。例如,土默特右旗有的村庄中既有天主教堂也有基督教堂,而中国传统信仰的小庙越来越少,很多村子原有的庙会、社火等传统文化仪式全部消失不见。随着现代的传媒方式不断发展,电视、短视频中的流行歌曲、DJ、街舞等新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逐步取代了晋剧、梆子戏、秧歌戏、漫瀚调、二人台等活跃在本地的民间艺术形式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大量的地方文化精英阶层,通过学校教育,远离了乡土,了解和传承地方文化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总的来说,“风搅雪”的语言现象,似乎即将成为历史,无论如何保护,下多大的力气去传承,缺乏应用环境和土壤的“风搅雪”,最后的结局必然还是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是,“风搅雪”这一独特的语言现象,不但是民族大融合进程的具体表现,也是土默特地区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创新的历史印迹,有它独特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同时,部分“风搅雪”的内容依旧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保护与传承这一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必然要针对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开展工作。例如,目前各地正在中小学课程中加入部分地方文化、非遗等方面的内容,图书馆、博物馆也经常开展地方性文化等方面的展览、活动等,这都是有益的尝试。
5. 结论
以二人台等民间文艺的视角来看,“风搅雪”的艺术表现形式,基本上已经处在失传的状态,当代演员也只能是根据汉语标音的剧本在舞台上“照猫画虎”的进行演绎。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上来讲,“风搅雪”这种语言形式,是特定历史时期内,多民族生活在同一地域,共同生产生活的历史写照和真实反映,失去了土壤和应用环境的语言,必然会逐步的消亡。但是我们在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框架内,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的历史作用与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风搅雪”的语言形式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各民族群众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域,基于共同的经济生产生活合作,发展出的特殊语言形式。在民间文艺的语境下,“风搅雪”是各族群众共同创作、共同传承发展的独特文艺表现形式。“风搅雪”不但反映了各民族同胞在以土默特地区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和谐共融,团结发展的局面,同时也是民族融合,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虽然以二人台剧本等民间文艺形式存在的“风搅雪”内容在逐步失传、消亡,但是,以地名、口语为代表的“风搅雪”内容,还会以地域文化、地方性知识等性质、形式继续在土默特地区乃至中西部的民族混、杂居地区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致 谢
感谢为本研究提供经费支持的单位,为研究提供了资源和条件,同时也向田野作业过程中提供线索和帮助的河套、土默特地区各族同胞致以诚挚的谢意。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资助(项目号:2022CXZX-171)。项目名称:民族文化交融视角下的二人台小戏研究,本文是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