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我领导(self-leadership)理论由组织行为学家Manz (Manz, 1986)最先提出，他认为自我领导是个体用对自我的指导、激励等认知行为方式，来提升自身行为水平的过程(Manz, 1986)。拥有高自我领导的人更倾向采用自我激励的、有建设性的认知行为模式去看待世界，领导自我去积极地完成任务(鲁子问，王雯，2014)。在中国，以往研究表明个体的自我领导能够影响个体的创新行为、主观幸福感、抗挫折心理能力(曹威麟等，2012；邓亮，黄海平，2015；陈柏蓉等，2015)。在国外研究中，也有学者提出个体自我领导会影响压力应对与工作绩效(Neck & Houghton, 2006; Bakker et al., 2023)。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即指个体在面对现实环境发生变化时所作出的具有意识性、目的性和灵活性的调节方式(Joff & Bast, 1978)。国外曾有学者提出应对方式理论，他们认为，人们面对压力的时候，会先做出评定，然后产生情绪和行为反应(Folkman et al., 1986)。高自我领导水平的个体在高压环境下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自我调节，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处理问题(王叶飞，谢光荣，2016)。因此，本研究假设：H1：自我领导对积极应对方式起正向预测作用。
生涯建构理论(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 CCT)将职业生涯适应描述为一个包括适应准备(Adaptive Readiness, Adaptivity)、适应资源(Adaptability Resources, Adaptability)、适应反应(Adapting Responses, Adapting)和适应结果(Adaptation Results, Adaptation)的过程(Rudolph et al., 2017)。生涯建构理论认为适应准备会激活适应资源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适应结果(Savickas et al., 2018)。情绪智力是情绪的重要因素，也是一种重要的适应资源，主要指的是对自我及他人的情绪察觉、情绪评估和表达情绪的能力(Mayer & Salovey, 1997)。自我领导与情绪智力虽然都涉及认知策略的调节与运用，但是两者是独立发生作用的(Boss & Sims, 2008)。情绪智力越高的个体，对自身及他人的情绪觉察能力越强，他们能在觉察情绪的基础上，去评估自己及他人的情绪，调节情绪状态，从而选择将感受到的情绪用积极或消极倾向的应对方式表达出来(杨捷，2014)。在大学生人群中，有研究发现高情绪智力的大学生更倾向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温兴盛等，2020)。这说明自我领导可能通过自我认知图式来调控自身的情绪状态，增强情绪的发现、对自我以及他人的情绪评价能力，从而将情绪外显成应对不同情境的应对方式。所以，本研究提出第二个假设即：H2：情绪智力在自我领导与积极应对方式中起中介作用。
此外，生涯适应力是研究大学生生涯建构的重要课题之一，是个体应对当前、未来的职业发展任务、职业过渡、个人创伤的一种社会心理建构，也是一种适应性资源(Savickas, 2005)。有相关研究表明，自我领导力与生涯适应力呈正相关，自我领导力可以通过提高个体对自我生涯的管理，从而促进个体的生涯适应力的发展(谢景芳，2018)。Hirschi等的研究表明，生涯适应力总分和应对方式的两个维度相关显著，生涯适应力水平越高的个体，处理由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所引起的关于职业发展问题的核心解决能力越强，个体进行问题解决时就越愿意利用积极的应对方式(Hirschi, 2009；赵小云，2011；严茹，2013)。从心理过程的角度来看，生涯适应力是个体经过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并在个体对环境进行主动建构与理解经验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胡琳，2020；赵小云，郭成，2010)，因此，个体的认知过程因素可以对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胡琳，2020)。由此可知，自我领导可以调节自我认知提高个体对生涯发展的规划，促进个体解决现实社会迅速变化问题的能力的发展，从而让个体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来应对环境变化。所以，本研究提出第三个假设即：H3：生涯适应力在自我领导与积极应对方式中起中介作用。
情绪智力是一种情绪上的适应性准备，而生涯适应力是适应性准备和适应性反应之间的中介，也是一种重要的适应性资源。以往研究表明，情绪智力可以正向预测生涯适应力(叶宝娟等，2019)。基于上述分析和文献，本研究推测在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之间的两个预测中介因素中，情绪智力先于生涯适应力。因此本研究提出第四个假设即H4：在自我领导与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中，情绪智力与生涯适应力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同时考察自我领导、情绪智力、生涯适应力及积极应对方式，来探索自我领导与大学生的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心理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数据采集在一门网络选修课进行，在上课期间，由课任老师发出通知邀请学生完成，有学分和小礼物作为奖励。所有回收问卷都是被试在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前提下收集。共回收471份。其中男生有135人(28.6%)，女生有336人(71.3%)。平均年龄为19 ± 1.13。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领导量表
采用Houghton、Neck等(Houghton & Neck, 2002)编制，由中国学者王雯(王雯，2014)翻译的中文版自我领导力量表(Revised Self-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RSLQ)测量个体自我领导力水平。该量表共35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代表“完全不同意”到“同意”。量表得分越高则代表个体的自我领导力水平越高。经检验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99。
2.2.2. 情绪智力量表
采用由Wong和Law(Wong & Law, 2002)编制，中国学者王叶飞(王叶飞，2010)翻译的情绪智力量表(Wong and Law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WLEIS)来测量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该量表共有16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代表“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情绪智力越高。经检验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6。
2.2.3. 生涯适应力量表
采用于海波等人(Yu et al, 2020)编制的生涯适应力(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Short Form, CAAS-SF)测量个体生涯适应力水平。该量表共有1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代表“不强”到“非常强”。个体得分越高则表明个体在生涯适应方面的能力越高。经检验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61。
2.2.4.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采用解亚宁(解亚宁，1998)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来测量个体遭遇应激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该量表共有20个项目，采用4点评分，代表“不采取”到“经常采取”。个体对应的应对标准分数越高则表明越倾向该应对倾向。经检验本研究中积极应对方式Cronbach’s α系数为0.833。
2.3. 控制变量
在前人的文章中发现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学生干部以及实践经历可能会对自我领导力产生影响(郭佩佩等，2021)，故本研究将大学生的学生干部经历、实习经历进行控制。同时，为得到较客观的家庭经济情况数据，本研究参考参考中国学者师保国团队(师保国，申继亮，2007)的做法来测量青少年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要由青少年父母的职业、教育水平决定。职业采用1~5的5点计分，受教育水平采用1~6的6点计分，且将所得四项目总分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值。父母职业、文化程度编码所得分数总和越高，则表明该家庭社会地位越高。
3. 结果
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用IBM SPSS 26.0进行的。首先，我们计算了感兴趣的研究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然后，使用SPSS PROCESS 4.1 (Hayes, 2018)，进行多元回归和链式中介分析，检验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在自我领导力和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尽管我们在问卷中使用了不同形式的量表来避免共同方法方差的影响，但负面影响仍然可能存在。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Harman, 1976)，以确定在因素分析中，单一因素是否占了解释方差的40%以上。结果显示，共有15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最大特征值为22.349)占解释方差的29.798%；没有解释能力过强的因子，说明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变量相关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自我领导、情绪智力、生涯适应力以及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57至0.67，ps < 0.001)。研究还发现大学生的实习经历与学生干部任职情况存在正相关关系(ps < 0.01)，学生干部任职与否与自我领导、生涯适应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s < 0.001)，与情绪智力和积极应对方式也存在正相关关系(ps < 0.01)。此外，情绪智力、生涯适应力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正相关关系(ps < 0.01)，学生干部任职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正相关关系(ps < 0.05)。但实习经历、自我领导与积极应对方式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存在相关关系。自我领导、情绪智力、生涯适应力与大学生的实习经历存在相关(ps < 0.05)，与积极应对方式不存在相关。
Table 1. Description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备注：*ps <0.05，**ps < 0.01，***ps < 0.001。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可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干部任职情况与实习经历可能会对本研究的变量产生影响，故对以上所述变量进行控制。为了检验以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作为自我领导力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中介的链式中介模型，我们使用了Hayes为SPSS创建的PROCESS macro v4.1 (模型6) (Hayes, 2018)。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干部任职情况和实习经历的情况下，以自我领导力为自变量，积极应对方式为因变量，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为中介变量。
总效应模型表明，自我领导力对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21，ps < 0.001，R2 = 0.49，F = 73.56，ps < 0.001。这一结果支持H1。
依次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自我领导力显著地预测了情绪智力(β = 0.57, ps < 0.001)，生涯适应力(β = 0.42, ps < 0.001)和积极应对方式(β = 0.21, ps < 0.001)
情绪智力显著预测了生涯适应力(β = 0.40, ps < 0.001)和积极应对方式(β = 0.41, ps < 0.001)；生涯适应力显著预测积极应对方式(β = 0.18, ps < 0.001)。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in chain mediation models
表2.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备注：*ps <0.05，**ps < 0.01，***ps < 0.001。
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取5000次) (Preacher & Hayes, 2008)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估计效果值的95%自举可信区间不包含零，故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三个中介效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表明，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对自我领导力和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具有链式中介作用。因此，H2、H3和H4得到支持。
此外，总的间接效应由三种中介效应组成。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的单一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41.31%和13.53%，两变量的链式中介效应占7.22%。图1显示了路径模型和标准化的系数。研究结果证实了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对促进积极应对行为的作用，这有助于阐述自我领导力和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预测机制。
Table 3. Mesomeric effect analysis (Bootstrap estimation)
表3. 中介效应分析(Bootstrap 估计)
注：SL：自我领导力；EI：情绪智力；CA：生涯适应力；PC：积极应对方式。
Figure 1.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graph of chain mediation model***ps < 0.001
图1. 链式中介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图***ps < 0.001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自我领导、情绪智力、生涯适应力、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在构建链式中介模型的同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自我领导对积极应对方式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发现，自我领导可以通过情绪智力与生涯适应力影响积极应对方式，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在自我领导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的间接效应量占总效应的62.06%，因此为两个重要的中介变量。
首先，情绪智力在自我领导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起中介作用，同时中介效果量占高总效果量的比例最高，为41.31%。自我领导水平高的个体能够客观地认识自我以及周围环境(赵聪环，周作宇，2017)，高情绪智力个体能够根据环境状态选择积极导向的应对方式，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一致(温兴盛等，2020)。因此，提高个体的自我领导水平能进一步提高个体的情绪智力对积极应对方式的促进作用。
其次，研究结果表明，生涯适应力在自我领导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起中介作用。自我领导水平高的大学生生涯适应力水平更高，更加倾向积极应对方式的应用。这表明大学生的自我领导能够帮助大学生建立目标，在遇到生涯困境时，表现出能够处理变化带来的挑战的能力，积极地应对挑战(史超凡等，2023)。
此外，本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在自我领导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而言，自我领导显著正向预测情绪智力，情绪智力显著正向预测生涯适应力，生涯适应力显著正向预测积极应对方式。高自我领导的大学生存在更多的动力和更高的自我调节能力去提高自己的情绪智力，有利于规划自己的未来，生涯适应力水平更高(Coetzee & Harry, 2014)，而有良好生涯适应力水平的大学生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克服困难，更多地采用主动求助、问题解决等积极应对方式来应对生活中的问题和压力(严茹，2013)。所以大学生可以通过设置目标、主动求助等方式来自我领导，以促进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水平的提高，积极应对生活中的困难。此外，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为自我领导预测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这启示我们可以通过组织讲座、让大学生积极参与组织策划活动等方式丰富大学生的实践生活，使他们的情绪智力和生涯适应力得到发展，让大学生积极面对学业上的各种压力，乐观向上。
同时，本研究也具有一些局限性。本研究使用横断面设计来检验假设模型，所以我们无法得到真实的因果关系。其次，研究样本相对较小，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不足，所以本研究的结果对更广泛的大学生群体的推广可能是有限的。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将样本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以考察当前结果的普适性。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湖北医药学院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02210929015)资助。
参考文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