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易地搬迁作为重要的脱贫手段从根源上解决了贫困户最关键的生计问题，在助力脱贫中成效显著。而面对当下可持续脱贫的现实要求，迁入地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自然直接影响到前期的脱贫成效。前期的脱贫攻坚战为广大贫困户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和明确的生计方向，易地搬迁作为重要的脱贫手段碾碎了脱贫攻坚战中难啃的“硬骨头”，为全世界渴望摆脱贫困这一世纪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然而易地搬迁在直接改善贫困户生存条件的前提下，随之而来的是剧烈跳跃式的社会变迁。从移民个体出发，协助搬迁移民实现社会融入有助于重建其断裂的社会关系，加快适应变迁的社区治理结构，进一步增强移民内心归属感和集体向心力。从社会整体出发，移民社会融入有助于实现移民个体生计与当地经济发展并轨，打牢社会稳定发展的根基。然而移民社会融入并非一条直线贯穿始终，它是搬迁移民和原住民从生计结构调适到精神文化诉求共鸣的结果，需要搬迁移民、移民社区和公共部门共同合作、携手共进。然而，当前搬迁移民面临的不仅是从散居到聚居的空间压缩，更多的是难以融入当地的集体文化中，作为外来移民无法实现归属感的落地，而这种隔阂单凭自身力量难以消解，若没有外力的及时介入，必然会恶化移民的文化精神空间，进而动摇生计空间的根基。基于此，本文从文化公共空间建设视角出发，以文化公共空间这一意识形态具象化的场域为切入点，主张后期可持续脱贫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文化公共空间的建设上，通过将其打造为搬迁地移民的精神文化家园以提高移民搬迁后的社会适应能力，构建持续脱贫的“内驱力”，进而为可持续脱贫工作的顺利推进、拉紧防止返贫的警戒线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参照。通过构建包容性强、多元文化并举和彰显集体意识的文化公共空间以力求提高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水平，通过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形成潜移默化的归属感来消解社会变迁带来的猛烈冲击，这为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动态底线的新兴历史任务提供解决路径，还为当前充分挖掘公共空间的潜在效能提供实践思考和借鉴价值。
2. 文献回顾
关于文化公共空间的研究从2006年起虽逐年波动，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和图2。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持续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的新目标下，学者们越来越多聚焦于文化公共空间的有关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化公共空间的概念，文化公共空间与乡村振兴、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文化产业等时下热点的探讨。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the theme “cultural public space”
图1. “文化公共空间”主题发文量年度趋势图
Figure 2. Diagram of high correlation with “cultural public space”
图2. 与“文化公共空间”关联度较高的主题词分布图
由于文化公共空间是以公共空间为基准，因此在探讨文化公共空间的概念时，我们应当首先对公共空间的概念抱有明确的认知。
2.1. 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
对公共空间主题的探究兴起于西方国家，该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黄洋认为，希腊城邦中的公共生活空间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场域 [1] 。随后，这一概念的首创者是美籍德裔思想家汉娜哈伦特，她提出公共领域是指作为行动实现的场所，是人们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 [2] 。该理论由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他从政治学角度将公共领域界定为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是公民自由讨论国家事务而不受任何权力干涉的公共空间( [3] , p. 126)。而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公共空间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的相关文献重点关注如何规划公共空间以改善居民客观生活条件。前者带有政治色彩，后者关注现实需要，国内外学者关于公共空间的效能阐述存在显著区别，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者认为公共空间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意志表达的缓冲平台的解释其实并不适用于我国公共空间的内涵，公共空间在我国更多是指由政府等公共部门划拨，承载交通、政治、文化等不同公共需求或服务，面向全体公民开放的特定场域。当前公共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不再一味地强调政府提供服务，而是要在政府宏观政策领导下充分发挥公民的主体作用，满足公民的精神需求，实现对公民的正向引导、价值重塑，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2.2. 文化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
文化公共空间是在公共空间众多功能中承担文化职能的部分，当前学界在对文化公共空间进行研究时，主要是从文化公共空间的功能设计和治理路径两方面展开深入思考。
从文化公共空间的功能设计方面，高洁宇等人通过凝练武汉城市文化元素并融合至城市轨道交通公共空间的具体设计中以分别提升人民、民族和城市的价值获得感 [4] 。王泽烨等人以具有历史文化遗迹的老街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对如何提升城市老街区的活力、认知度，发挥其传承城市文化的功能展开了设计思考 [5] 。陈娟等人将当代公共艺术融入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中，不断回应乡民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塑造乡村公共空间的观赏性和功能性 [6] 。
从文化公共空间的治理路径出发，曾莉等人从情感治理视角切入，通过联结情感纽带实现对城市社区文化公共空间的再造 [7] 。陈波等人基于对全国17个省市下46个社区的考察，构建出物理场域、文化活动和服务以及参与者三个方面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建设基本框架，进一步将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建设的基本模式类别划分为设施整合型、文化礼堂型、虚拟空间型和生态群落型等 [8] 。魏杨等人以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建设为研究案例，分别从规划层面和公众参与层面丰富我国城市文化公共空间的建设内容 [9] 。
通过对上述学界的研究进行归纳可知，无论是对文化公共空间的功能设计还是治理路径的探讨，核心都在于激活文化公共空间的实际效能，只是前者更多倾向于从建筑艺术设计入手，后者更多关注政策路径下的场景营造，两者都为文化公共空间的构建打通了双向渠道。同时，对文化公共空间的研究也是对公共空间概念内涵的进一步充实，具有双重理论基础。随着当前《四川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特别强调对公共文化服务从丰富产品种类到服务适应现实化需要这两个方面加大建设力度，再者，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该重大项目的后续扶持工作需要接续前言、拓展思路、稳步推进，因此，将文化公共空间纳入到易地扶贫搬迁下移民社会融入这一环节，随着国内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能有效丰富前者的理论基础，更是为后者提供了现实衡量。
2.3. 社会融入路径的相关研究
通过对有关社会融入路径的文献进行学习可知，国内学界探讨的社会融入的主体多元且与时代发展背景密不可分。自2000年初我国经济发展腾飞、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由农村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因此这一时期学界发表的研究中，社会融入主体主要是农民工、留守儿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字弱势群体等特殊人群。而近年来，随着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主要战场，搬迁移民作为新兴流动人口，学界将研究目光逐渐聚焦至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入，对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入路径展开详细探讨。梁敏等人利用CiteSpace对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研究热点、前沿及趋势进行分析得知，“社会融入”和“移民可持续生计”是当前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 [10] 。匡远配等人提出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入适应性能为搬迁移民提供情感、物质、信息和陪伴等社会支持，也是移民的初始社会资本 [11] 。而在影响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的因素里，张晨等人实证分析了社交距离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进而提出加强原住民和搬迁移民的交往与互动是促进搬迁户社会融入的主要途径 [12] 。孙俊娜则是对移民搬迁安置方式和搬迁农户社会融入两者相关性进行探究，得出安置方式分别对移民的经济、社
会交往和心理融入三者产生影响各异 [13] 。而当前学界在研究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入路径时，搬迁社区成为了治理重心。例如卢爱国提出稳定当前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已实现从“搬迁安置”到“社区融入”的重心位移，应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构建社区生活和治理共同体 [14] ；董运来等人提出的移民社会融入途径中，搬迁群众社区共同体意识、强化安置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等措施被放在前列 [15] 。因此，重点发挥移民社区在促进移民社会融入中的主力作用是当前主要研究方向，而当前学界关于移民社区利用公共空间特别是文化公共空间推动移民社会融入的探讨较少，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将社区作为主体、文化公共空间作为中介成为促进移民社会融入的途径，这既是对社区作为移民社会融入主体的延续，更是对文化公共空间现有功能的拓展和延伸，迎合了客观现实发展需求，也对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3. 概念阐释
3.1. 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为任何公民不加限制对外开放并提供服务的社会场所，公共性是它的根本属性，与私人空间有本质区别。按照不同的维度可以对公共空间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根据功能的不同可以把它划分为具有政治功能的会堂、生产功能的晒场、娱乐功能的科技馆等等；又或者根据公共空间是否具有稳定性，可以划分为固定性和流动性公共空间两类：固定性公共空间主要包括广场、公园、超市和文化宫等长期存在的社会生活空间，流动性公共空间主要是指基于特定事件或需求而临时形成的开放程度较高的场域，包括社区居民为商讨社区公共事务在某栋单元楼门口临时聚集；亦或是根据公共空间公共性是否显著的特点，可以划分为显性公共空间和隐性公共空间两类，见表1。但当前学者对这两类公共空间的划分主要应用于对村落公共空间的研究，其中显性公共空间主要包括村落自建住宅和承载村落公共活动的公共区域，隐性公共空间主要包括社会经营型、邻里服务型和非营利性的日常生活类公共空间 [16] 。
3.2. 文化公共空间
基于公共空间的众多职能，顾名思义，文化公共空间主要承载的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职能，可以理解为居民各类文化生活实践的空间载体，包括各类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经营场所如书店、文化产业园区 [17] ，它承载了包含城市和乡村在内所有文化的各种物质空间的总和 [18] 。文化公共空间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建设对象，凉山州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公共空间的相关建设工作。在2021年11月召开的凉山州第九次党代会上强调，要借着搭建博物馆的东风开展“凉山文化遗产”项目，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凉山建设成一个新的“文学艺术中心”。具体地说，就是要凸显民族文化的特点，对原生的优秀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做好原生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营销工作，擦亮凉山文化名片，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一抹凉山色彩。
3.3. 社会融入
学界对社会融入的探讨由来已久，聚焦的关注点众多但尚未对此概念形成共识。当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主流研究角度：基于“融入”的反义词“排斥”，从社会排斥的角度出发，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融入是指“通过缩小差距，降低最弱势社区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并确保支持能够传递到最需要的群体。社会融入意味着积极促进参与机会，无论在工作、教育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19] 。还有学者以社会排斥角度为跳板，认为社会融入与个体精神健康恢复存在紧密联系，Rachel Merton等人认为社会融入表现为参与并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包括在经济、社会、心理和政治领域做出贡献，要实现这些目的不仅需要个人能力还要求个人积极参与到社会工作中 [20] 。另有学者对“融入”这一概念本身展开了研究，提出融入不仅包含了移民主体的主动性，还包括了外界环境的客观性。H. Entzinger等人认为，移民的融入除了移民个体或群体自身主动嵌入并适应流入地以外，同时也包含着流入地社会自身在面对移民群体时的态度 [21] 。我国学者陈成文等人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 [22] 。该观点强调了移民和原住民双方主体互动的本质。
通过对上述学者关于社会融入概念的整合，我们可以对社会融入给出如下定义：社会融入是指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移民在外部客观环境的推动下积极主动地与流入地或特定社区开展持续性、双向性、反思性的社会活动过程，主要表现为移民对流入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做出贡献，通过积极正向的社会活动不断提高自身适应力以及和流入地的适配性。而要促进移民社会融入，必然要为其提供活动平台，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文化公共空间作为移民文化联结的纽带，为搬迁移民和原住民实现文化大融合提供了天然的物理活动场域，是移民社会融入下不可或缺的一环。
4. 案例研究：昭觉县移民社会融入现状浅析
4.1. 昭觉县基本概况
昭觉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大凉山腹心地带，县境东西长95.28公里，南北宽66.15公里，面积2699平方公里，现辖20个乡镇、153个行政村、517个农牧社，户籍人口约33.4万人。昭觉县是全国彝族人口聚居大县，辖区内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54%。自打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昭觉县城集中安置点作为四川省规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在2020年底按要求成立了包括沐恩邸在内的5个社区，安置了21,693位从大山走出的村民。昭觉县全县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建立了354个集中安置点，落实安置12,239户54,505人，城镇安置比例达到39.8%，搬迁任务位居四川省第一。
“十四五”规划强调社会融入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后续扶持的归属。在社区管理方面，要实现搬迁群众的安居乐业，关键在于引导搬迁群众广泛参与到社区活动中，为搬迁群众提供社会融入新平台，使其成为保障社区有序运转的关键一环。为此，民政部从2019年11月起，在准确把握政策、位置、群体、民风民俗特殊的社区形态“四特殊”，深刻剖析生活方式改变难、生产方式改变难、心理需求适应难、重构社会秩序难的治理“四难”的基础上，为凉山州易地搬迁社区策划了“彝路相伴”三年行动计划。昭觉县作为凉山州最大的易地搬迁人口聚居地，以沐恩邸社区为代表，联动党、政、群、社资源全域同步下沉打造特色文化公共空间，以共同的彝族文化作为切入点，利用公共空间的聚集效应为搬迁群众在特定场域里的文化活动实现文化交往与联结，进而变被动合群为主动融入，为易地搬迁后续的可持续生计活动赋权加码。
昭觉县所辖区内文化资源历史底蕴厚重且数量丰富，包括横跨唐宋两朝所营造的博什瓦黑石刻岩画，建于明末清初的昭觉科且土司衙门遗址，以及附城、竹核、四开等具有春秋战国时期石板墓和汉代砖室墓等等著名景点。除自然景点以外，昭觉县的风土人情也是别有一番风采。彝族作为昭觉县最主要的组成人口，自东汉时期就大量聚居于昭觉县内。彝族先民的智慧深植于这片繁茂的大地，多姿多彩的彝族文化孕育了一代代彝族儿女，更是中华文化里的一颗璀璨明珠。昭觉县打造的文化公共空间种类繁多、覆盖面广，既有彝族火把节、彝族年民俗类非遗项目等活动型公共空间，又有彝族漆器、彝族银饰等彝族手工技艺类项目，也有藏族赶马调、泸湖沽畔的甲搓传统音乐舞蹈为主的娱乐型公共空间，还有彝族刺绣、彝族文字、彝族服饰等习俗特色下的生产型公共空间，充分体现了凉山彝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多样性特征。当前，昭觉县境内以沐恩邸社区为代表的六大易地搬迁聚居地基于社区组成人口的生长环境、方言口语、地缘社会等的差异，切实打造了以文化惠民进社区、电影放映进社区为主的多样化文化公共空间，拉近社区居民间的联系与交往。在此过程中各社区不断筑牢文化纽带，进一步巩固易地搬迁的建设性成果，为移民搬迁后的可持续发展赋予内在效能。昭觉县境内富饶的彝族文化资源使得当地在打造文化公共空间上独具先天优势，通过充分利用当地文化公共空间实现彝族文化的平稳落地，进而开辟移民社会融入的崭新渠道。
4.2. 昭觉县文化政策接续出台：打造移民社会融入新风向标
凉山州昭觉县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凉山老州府，享有“彝族文化走廊”、“彝族服饰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的美誉，该县以彝族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呈扇形状向外辐射延伸。2021年10月28日，中共昭觉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制定出未来5年发展规划。该报告指出，作为经济薄弱的民族地区，昭觉县应在先天条件不足的境况下攻坚克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文化赋能加码。2022年7月18日的凉山州文化发展大会上明确提出，昭觉县将着力做好文化挖掘、文化保护、文化融合、文化补短“四篇文章”，以期在凉山州创建四川省文艺副中心、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州之际用文化聚人心、树形象，照亮昭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彝族文化千年历史下沉淀的深厚底蕴为昭觉县文化公共空间的打造提供了扎实素材与良好契机。深挖彝族文化价值、描绘彝族文化符号、打造彝族文化名片自然成为了昭觉县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航向。
昭觉县以上述提出的文化“四篇文章”为基调对其文化政策进一步延伸。在文化挖掘上，昭觉县以博什瓦黑岩画的保护与开发为核心，带动谷利利兹莫土司衙门石柱、三河村旧址开发、三比洛嘎恐龙足迹化石群等历史自然遗迹的开发与保护呈辐射状向外散开，呈现出文化开发的连带效应。同时深度挖掘《勒俄特依》、《玛牧特依》等彝族经典创世史诗发祥地优势，以县城为核心打造彝族文化街区、明清古城建筑群落、苏式建筑群落；在文化保护方面，昭觉县针对16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了抢救性记录工作，建立健全了昭觉县文化和旅游资源数据库，积极打造昭觉彝族服饰文化博物馆和彝族文化产业走廊，以5A级景区标准重新翻修和更新文物保护单位周边村落和旅游基础，为现有的56处文物保护单位切实营造安全保障。其中，昭觉县政府针对彝族服饰文化的建设由来已久、颇有渊源：从2002年开始，保护传承和发展彝族服饰文化已作为昭觉县委县政府的重要工作详细开展，通过生产性保护与产业性扶持，将传统彝族服饰赋予市场动能，同时也为彝族文化注入经济价值，市场经济的循环流动为彝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客观保护机制；在文化融合方面，昭觉县政府不断助力实现彝族文化的深度耦合。昭觉县素有“中国彝族服饰文化之乡”的美誉，彝族服饰的演变就是彝族历史发展脉络的缩影。自2004年起，昭觉县已成功举办两届彝族服饰文化节。2005年凉山彝族火把节期间，昭觉县顺势打造“服饰昭觉”分会场活动。近年来，昭觉县委县政府将彝族服饰文化作为重点项目开展建设，成立了民族文化发展领导机构，建成了彝族服饰研究所，通过与知名服装院校和服饰专家的联系，对彝族服饰文化进行理论内涵和知识的扩充；在文化补短方面，昭觉县政府致力加强建设基层文化阵地。利用镇便民服务中心、村民俗文化坝子等传统公共空间，召集各村“德古”、“贤人”、“致富带头人”等文化能人挖掘村寨、社区内的特色地方文化，篝火达体舞、彝族刺绣等集体活动不断丰富搬迁移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开发并深度融合境内丰富的民族资源和自然文化，提升民族文化的市场价值和精神内涵，增强搬迁移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4.3. 昭觉县移民社区发挥主体效应：打造移民情感的聚合平台
社区作为搬迁移民长期生活的地域。在构建社区文化公共空间上，基于昭觉县集中安置社区的群众来自县域内28个乡(镇)和94个行政村的实际情况，以沐恩邸社区为代表的六大搬迁移民社区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充分考虑到搬迁移民在家支背景、地缘社会、方言口语、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差异，以社区公共空间为平台，践行落实多样全面的融合文化活动。比如，以彝族舞蹈为文化联动枢纽，组织居民参与社区舞蹈比赛并定期举办社区爱心文工团汇演，通过律动的民族文化激发移民对族群的归属感；充分利用戏台、电影、图书进社区等丰富的文化惠民形式，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引导迁入地和原住民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描绘社区居民集体记忆崭新的一栏；昭觉县以社区公共空间的打造为契机，顺势成立了搬迁社区宣讲平台，由彝汉双语专职社工、专家学者等轮番向居民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在潜移默化之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大局观，强化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深刻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移民内心生根发芽；通过多种形式的平台搭建，将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融入移民的日常生活场景，使情感的社会感染效应在场景化传播中得到强化，在仪式互动中构筑乡村共同体 [23] ，搬迁移民从自我价值重塑、集体记忆打造再到民族文化认同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理念翻新，为移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内生驱动力。
4.4. 昭觉县彝风彝俗交相辉映：民族文化符号刻入移民集体记忆
作为全国彝族人口聚居大县，昭觉县总人口的90%均隶属于彝族，再者基于彝族深厚的民族底蕴和绵延的历史长度，使得该民族实现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衡量体系下的长足发展，其中文化的发展尤为突出。彝族文化以家支文化为内核，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结成的类似军事、政治一类的社会群体 [24] 。个体依附家支生存，家支助力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由此家支文化形成的血脉环和人际圈不断呈环形向外扩大延伸，最终形成彝族特色的社会生态聚居地。以此为依托，家支文化下的集体生活演变为彝族服饰、刺绣、习俗等具有共同体特征的具象化产物，进而以文化公共空间为载体，通过共同的交往和互动拉近搬迁地移民和原住民的联系，努力实现双方的同频共振。在昭觉县谷克德的七里坝是该县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化公共空间之一，曾举办彝族祭火大典、篝火狂欢、民俗竞技体验、彝族传统选美体验和趣味火把集市等特色民俗活动，在民族特色大型集会现场，系列节庆活动轮番登台促使彝族文化的内核与吸引力不断放大，共同的文化记忆唤起了移民内心对搬迁地的归属感。除了类似的民族大型集会，彝服、彝绣等民族文化特产也在发挥着自身价值。昭觉县积极调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此创办彝绣技能提升培训班，制定彝绣技术提升课程，在县妇联大力倡导和鼓励下积极纳入搬迁地移民参与其中，以学习彝绣、彝服为契机，使得搬迁地移民与原住民围坐在一张圆桌上学习刺绣，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相互交谈，拉近双方内心距离，增进价值认同，为昭觉县移民社会融入提供有效平台，进而使彝族文化符号成为昭觉县文化公共空间的缩影。
5. 结语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人口集体迁徙的大工程，它所连带的社会治理问题不容小觑。基于国家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总要求：“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因此，搬迁后期的可持续生计发展成为了当前的主要问题。而目前构建的可持续生计模式更多依靠外部政策“输血式”和“堆砌式”维系，这种被动发展模式下搬迁移民的持续性发展成效同政策持续性扶持力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这种对政策扶持的严重依赖性必然直接影响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后续衔接，所以如何激发搬迁地移民的内生动力成为了当前实践研究的重点。昭觉县作为四川最大的搬迁移民集中安置点，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成为激发移民内生动力进而开辟其社会融入渠道的良好契机。而要实现共同民族文化背景构筑移民内生动力的导向，必然要依靠多元帮扶主体下的调适性行动，特别是构建移民在异乡寻得文化共情的内心归属感。而当前，昭觉县多元主体的参与帮扶将彝族文化传统演化为“彝族火把节”、“彝族刺绣”和“彝族文字”等文化术语和行动逻辑中，利用文化公共空间庇护民族文化落地，并通过举办彝族服饰文化节、打造彝族文化街区等行为建构将文化活动融入至移民的生活习惯，实现移民与原住民的良性互动，最终通过打造“政策主体–符号媒介–空间载体”的单边逻辑链条编织起外部帮扶和搬迁移民在文化公共空间双向互动的社会结构网络，这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的结构性平等，打破易地扶贫搬迁“没有发展的安置”魔咒 [25] ，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接续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