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村女儿养老的现实困境和前景探析——基于鲁南C镇的实证研究
An Analysis of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Prospect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by Daughters in Contemporary Rural Areas—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 Town in the South of Shandong Province
DOI: 10.12677/AR.2023.102035, PDF, HTML, XML, 下载: 217  浏览: 337 
作者: 刘承润: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关键词: 农村家庭养老女儿养老现实困境Rural Areas Providing for the Aged by Family Providing for the Aged by Daughters Realistic Dilemma
摘要: 在老龄化和养老压力骤增的背景之下,养老“女儿化”为转变当代农村家庭养老模式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已有的女儿养老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在缓解农村养老压力、重塑农村养老秩序和弘扬孝道文化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为进一步探讨农村女儿养老模式的可行性和发展前景,笔者基于对鲁南C镇女儿养老现象的实证研究,考察了农村女儿养老在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分析女儿养老在农村社会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在单系继承权的限制、传统婚嫁模式的束缚、农村舆论的歧视和两性经济地位的失衡等多重因素作用之下,女儿养老模式在短期内仍将处于次级地位,但长远看来,在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与保障之下,其社会认可度将不断提升,女儿养老将在当代农村养老实践中发挥其应有效能。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and the sudden increase of the pressure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the “feminization”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changing the mode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contemporary rural families. The existing practice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of daughters has proved that this model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rural areas, reshaping the order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rural areas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he rural daughter pension model, the author i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aughter pension phenomenon in C Town, souther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rural daughter pension in providing economic support, life care and emotional comfort, and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daughter pension in rural social practi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restriction of single-line inheritance, the bondage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mode, the discrimination of rura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imbalance of gender economic status, the model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by daughters will still be in a secondary position in the short term, but in the long run, under the support and protection of national laws and policies, it will play its due role in contemporary rural pension practice, while its social recognition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文章引用:刘承润. 当代农村女儿养老的现实困境和前景探析——基于鲁南C镇的实证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3, 10(2): 282-287.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2035

1. 引言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人口结构呈现出高度老龄化的趋势,截至2022年底,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已达到2.8亿,占总人口比例约19.8%;预计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比例约34.9%。当代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在养老问题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急剧扩大,农村子女赡养老人的经济成本及时间成本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和效用式微。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相比城市地区更为严重,这种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也将持续较长时期,加之农村代际关系的弱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和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过度依赖儿子的传统家庭养老分工模式尽显“疲态”,“养儿防老”的预期观念开始让渡其话语权 [1] 。在当代农村多子女家庭的养老实践中,女儿更为广泛地参与到对于老年父母的照料过程,发挥着提供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等重要作用。女儿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家庭养老模式,在缓解农村养老压力、重塑农村养老秩序和弘扬传统孝道文化等方面展示其意义和价值。

2. 研究概况

(一) C镇地域概况

C镇地处鲁南地区和山东半岛交界R市北偏西部,地域面积78平方千米,截至2022年底,该镇下辖38个行政村,共有7000余户家庭,户籍人口近30,000人。农业方面,C镇耕地面积35,387亩,人均1.17亩,水浇面积占70%,种植业以蓝莓、小麦、玉米和花生为主要经济作物,畜牧业以饲养生猪、肉鸡、蛋鸡为主;而在工商业方面,C镇以刺绣加工、石材加工和建筑材料为主,成立工业企业近20个、外贸生产企业3个。可见,C镇是鲁南地区较为典型的农业产业强镇。同时,C镇位于齐鲁儒家文化和传统孝文化的共同辐射区,在农村养老问题上进行了较早的探索和实践。截至2011年末,该镇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近15,000人,参保覆盖率高达98%。近年来,该镇政府继续优化农村养老各项举措,不断增加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扩大中老年人大病医疗救助规模,积极建设敬老院和社区老人服务中心,为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提供社会支持。

(二) 对于C镇女儿养老现象的实践考察

笔者于2022年1月份在C镇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走访了该镇的四个村庄(B村、D村、X村及Y村),与当地近百位中青年女儿及老年人进行交谈,并对其中30位老年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记录。改革开放之前,在宽松的生育政策之下,C镇家庭基本都呈现出多子女的特征,这与全国其他地区并无显著区别。但在单孩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该镇许多家庭并未严格遵照政策指示减少生育,又由于上世纪农村社会治理水平较低、生育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当地许多家庭借助一些不合法的手段和技术,延续了“既生儿又育女”的传统。此外,在婚嫁习俗上,该镇普遍采取从夫局的婚局模式,即外嫁女儿跟随夫婿到外地居住,嫁来该镇的女儿一般也将户口迁至此地,随新组建的家庭长期在镇上居住、生活。这强调了农村女性在参与家庭养老过程的双重身份。因此,选择C镇作为本研究的调研地点,了解该镇女儿赡养老人水平的各项指标(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等),既能够对当代农村外嫁女儿双系赡养的现状作出考察和探讨,也可以通过剖析女儿养老模式面临的困境,对未来女儿养老模式的发展状况作出合理性推测。

1) 经济支持

C镇老年人的个人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农耕收入及售卖农副产品收入,且收入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除此之外,老人的生活消费仍需依靠子女提供给的零花钱和政府发放的补助金。笔者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到,在C镇,除了逢年过节发放的社会福利之外,镇政府每月定时发放百余元补贴金。而在询问“女儿每年大约能给你们多少生活费”这一问题时,有20位老人给出了相近的回答:大多数女儿因在外务工或远嫁外地,日常返乡回家的机会较少,更多地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转账等方式给予少量经济支持;6位老人表示女儿因自身工作条件和新建家庭条件均较为优越,生活富足优渥,除了不定时地向老人提供较多经济支持之外,女儿还会在母亲节、中秋节和春节等重要节假日携带礼物回家看望;还有4位老人表示,自家女儿相较于儿子而言更有上进心和孝心,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更为突出表现在老人遭遇大病治疗等突发事件上。综上可见,C镇大部分女儿能够基于自身收入水平和经济情况,为赡养老人作出一定的经济支持,但部分老人在养老方面的观念比较陈旧,仍倾向于向儿子索取生活消费。随着儿子养老功能的日渐弱化,这一部分老人则可能面临“有饭吃、没钱花”的困境。

2) 生活照料

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子女对老人的照顾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老人与儿子同住,由儿子儿媳负责照顾;二是老人与子女分家,由老伴照料或是自我照顾;三是老人与女儿居住,由女儿女婿负责照顾。由于C镇长期保持着较为传统的婚局观念和婚局模式,因此当地大部分子女对于老人的照顾仍以前两种情况为主。在询问“女儿对老人的照顾程度如何”这一问题时,有18位老人表示女儿们仅在生病和节假日时回家照料;8位老人的女儿会依据自身时间安排抽空回家照顾;还有极个别女儿因家庭关系不和谐、自身身体条件较差等原因,不能履行好照料老人的义务。另外,笔者在对访谈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女儿对于老人照顾的程度与其经济收入水平也呈现出正相关特点:女儿的经济情况越好,越能为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照料;反之则只能为老人提供临时的、少量的照料。总体来看,C镇女儿对老年父母日常照料较少、照顾频率较低、照顾内容不甚完善、照料质量有待提高,反映出当代农村女儿养老功能受限的现实状况。

3) 精神慰藉

笔者在前往当地进行调研之前,基于男女两性的性格特点作出以下预设:一般地,在赡养老人过程中,女儿相比儿子能够提供更多精神慰藉。但在通过询问“女儿关心父母精神心理状态的频率”这一问题时,笔者了解到C镇女儿给予老年父母精神慰藉的真实情况:有22位老人表示,女儿只是会在平时提供生活费时进行象征性的“寒暄”,提供偶尔的关怀和慰藉,仅有3位老人认为女儿善于和自己维持日常生活的联系,会通过通话和拨打视频电话等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增强异地家庭之间的血缘联结,满足自身对于情感慰藉方面的需求。可见,C镇大多数女儿因自身生活压力等因素,只能向老人提供偶尔的、有限的精神慰藉,当前农村女儿养老模式尚未能够将女性本身温柔、体贴和细腻的性格优势充分转化到赡养老人的过程中。

3. 当代农村女儿养老模式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 单系继承权的限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成年子女都具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2] 。但在我国广大农村社会,往往只有儿子享有全部的继承权,女儿则没有。可见,两性赡养义务和两性继承权之间并未在当代农村养老问题的实践中实现均衡和对称。单系继承权对于女儿养老模式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女儿在法律上被排除在财产、房地产等资源的代际继承之外,这潜在地削弱了女儿在养老过程中提供经济支持的意愿。第二,一般地,由于女儿不会继承父母的社会权力和财产等代际资源,女儿参与养老的积极性会受到严重制约,且老人不会在遭遇大病治疗等事件时向女儿寻求过度援助,因此,女儿养老模式“难成气候” [3] 。C镇大部分老人在划分子女赡养义务时,也都不可避免地谈到子女继承权不均等的问题:

“作为父母,我们也不想给自家女儿太多压力,毕竟我们以后的地和房子都得留给儿子,儿子自然也得多照顾我们。”(访谈资料20220110L03)可见,出于单系继承权的限制,老人向女儿索取养老资源的诉求往往会陷入“合法但不合情”的尴尬境地。

(二) 传统婚嫁模式的束缚

受我国传统文化和婚嫁习俗影响,我国广大农村仍保留着从夫居的婚嫁模式。这一模式深刻反映了传统思想观念在两性地位这一问题上的落后性。从夫居的婚嫁和居住模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显现出一定弊端:第一,女儿远嫁外地,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女儿同娘家的紧密联系,对于女儿赡养亲生父母造成严重不便;第二,受“出嫁从夫”传统思想的约束,女儿嫁人后被更多地赋予了承担赡养公婆的义务,然而从夫居往往也伴随着“从婆家居”,这意味着婆媳之间更容易衍生出许多矛盾和摩擦,导致出嫁女儿在赡养双方父母过程中出现责任混淆现象,女儿养老模式因而难以获得良性发展 [4] 。

“我的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一个去了市里,一个嫁到江苏了。她们见公婆比见我们的次数还多……平时她们想回来看看我们也是有心无力的,嫁出去的女儿,也得照顾人家的父母了。”(访谈资料20220110L05)可见,在传统婚嫁模式的束缚之下,女儿不仅被迫地与娘家产生代际关系的疏离,也难以厘清对于亲生父母和公婆双方的养老义务关系。

(三) 农村舆论的歧视

在单系继承权和传统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我国广大农村往往以孝子贤孙作为本家族的荣耀,父母往往更倾向于在儿子身上寄托孝顺、敬老等心理预期。如果儿子不愿或者没有能力赡养老年父母,父母会觉得有失颜面,无法在村镇上立足,儿子也会受到村镇上舆论的谴责。因此,对于农村老年父母而言,由女儿来赡养自己更倾向于是一种无奈之举,而不是一种主动选择。长期居住并被赡养在女儿家中,会被视为对传统农村女性的村庄身份的破坏 [5] 。因此,女儿养老模式非但无法得到村民的鼓励和支持,反而会受到舆论的歧视。

“我女儿还比较恋家,以前来来回回跑的勤,有时候还把我们接到她在市里的家住一段时间。你都不知道回来之后村里的人说话有多难听,大家都会议论你,说你儿子不中用,说我们老两口就会给闺女添麻烦。”(访谈资料20220110L06)可见,当代农村女儿养老模式的巩固和发展,需要构建与之配套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文化,不断消解农村舆论中对于女儿养老的歧视,促使广大农村村民发自内心地接受、认可和支持女儿养老。

(四) 两性经济地位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男女地位不平等现象已然得到卓有成效的矫正,但在当前的农村社会,两性经济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仍广泛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男性往往拥有财务上的主导权力,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女儿对其亲生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事实上,存在于家庭内部的各种劳动活动(洗衣做饭、看护孩童等)也具有相应经济价值的生产力,但在实际生活中,女性这种不求回报的付出,往往被视为理所应当的、附属于其夫婿和家庭的。长此以往,男性通过文化传统和经济资源来剥削和控制女性的劳动,女性在经济上的依附性地位往往难以摆脱,从而不能自由支配其应当获得的财富,在养老行为上呈现出“强意愿–弱行为”的特征 [6] 。

“我女儿住的离我倒是不远,但是她不上班也不管钱啊,都是她男人管钱,每个月就拿着点零花钱,买菜都不够花的,也就逢年过节的能有钱转给我们一点。”(访谈资料20220110L08)可见,要进一步推动女儿养老模式的发展,必须要解决女性的经济依附问题。这不仅要依靠法律手段,保障女性在就业、薪资等方面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明确女性的财产自主权,更要促进女性群体自身树立自立自强意识,从根本上摆脱对于男性的过度依附。

4. 对于当代农村女儿养老模式的前景展望

(一) 女儿养老短期内仍将处于次级地位

在当代农村家庭养老的实践中,女儿养老已然不再成为鲜见现象,但这并非说明女儿养老模式将占据主导。相反地,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短期内农村家庭仍然坚持儿子为主、女儿为次的养老分工模式,这与上述单系继承权的限制、传统婚嫁模式的束缚、来自农村舆论的歧视以及两性地位的失衡等因素紧密相关。

促使女儿养老模式的良性健康发展,要坚持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在准确把握女儿养老在当代农村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农村女性的经济能力和权力意识有所强化,进一步巩固了女儿赡养老人的客观能力和主观意识。因此,女儿养老的前景总体上是光明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女儿养老将不断提升其可靠性和认可度,与当下主导的儿子养老并存为两种家庭养老分工模式。

(二) 女儿养老的社会认可度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在争取两性地位平等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生男生女都一样”、“子随母姓”、“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等观念逐渐兴起,其价值意蕴已然延伸到农村家庭养老这一议题上,体现为“养女防老”现象的涌现。在渐趋复杂的养老现实困境之中,农村老人匮乏精神慰藉和心灵关怀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实践证明,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性减弱,精神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女儿这一性别角色纳入到家庭养老分工体系,使女儿参与到老人日常生活的照护和关怀过程,能够充分发挥女儿养老的生活关怀和精神慰藉功能,有利于维护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此外,在公众自发性地认识到女儿养老优越性的基础上,通过改善乡风民俗、打破传统观念制约等,有利于强化女儿养老内生机制、释放女儿养老内在潜能。具体而言,一是通过规范村级组织的乡村风气,倡导“双系赡养”的乡风民俗,逐步调整“聚族而居”的传统居住格局,鼓励女性及其家庭突破“外嫁从夫”的观念约束,减少传统父权文化对女儿养老的负面影响;二是通过赞颂女儿养老的典型例子和榜样模范,积极重建村庄道德舆论,使女儿养老这一话题形成积极的扩散效应,在熟人社会中相继传播,逐渐成为乡土社会中的主流文化,长此以往,女儿养老被越来越多的村民接受并认可;三是通过报刊、公众号等各类大众媒介平台,以社区、村落为网格单位,大力宣传尊老敬老爱老的孝道风尚,培育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养老价值观,积极鼓励女儿继承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孝道文化,修正以往女儿养老“强意愿–弱行为”的弊端。

(三) 女儿养老更多地接受来自法律的支持

无论从经济理性还是伦理情感来看,女儿养老都是合乎时代潮流、具有可推广性的新型养老模式。推动女儿养老的良性健康发展,应当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层面寻找着力点,为其营造保障性的社会环境。具体而言,第一,通过法律形式保障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与赡养权,允许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村的福利待遇,以巩固女儿养老的经济基础;第二,优化家庭养老责任立法内容,可以考虑将女婿纳入赡养妻系老人的义务范畴,增强女婿对妻系父母的养老责任;第三,在建立新型尊老敬老村规民约的基础上,以道德舆论为约束机制,适当以法律作为惩罚手段,促进两性养老责任意识的共同提升。在法律提供的坚实屏障和支持之下,政府应当加强与社会组织及公民的联结与合作,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组织为依托、家庭子女积极参与的多元协同机制,推动女儿养老良善治理,有效提升女儿养老效能,共同应对农村家庭养老危机 [7] 。

5. 结语

作为缓解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有效手段,女儿养老无疑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家庭养老的内涵和价值意蕴。基于对鲁南C镇女儿养老情况的实证调研,笔者讨论了女儿养老模式当前面临的诸多困境,具体表现为:单系继承权的限制、传统婚嫁模式的束缚、农村舆论的限制以及两性经济地位的失衡。新时代倡导提升养老“温度”,实现老有颐养,不仅要消除和打破传统乡土社会对“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刻板认知,在思想观念上为“女儿养老”提供内生动力,更需要以国家法律和社会政策为支撑,为女儿养老赋予更多合理性和合法性。只有如此,女儿养老才能不断提高农村社会认同度,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优势和功能,实现“养女防老”。总之,C镇女儿养老面临的实践困境引发的有关“当代农村女儿养老何以发展”的思考,对于改变传统的单一儿子养老的赡养模式、重塑农村家庭养老新秩序具有启示性意义。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望超凡, 甘颖. 农村家庭变迁与女儿养老[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2): 59-70.
[2]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3] 李永萍. 家庭政治视角下的农村“女儿养老”及其形成机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1): 1-10.
[4] 张翠娥, 杨政怡. 分歧与妥协——农村女儿的分离式养老[J]. 人口与经济, 2015(5): 50-60.
[5] 金英爱. 传统养老观念背景下的养老压力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福利(理论版), 2013(12): 7-10+6.
[6] 李俏, 宋娜. 农村子女养老中的性别差异: 需求、功效与变动逻辑[J]. 社会保障研究, 2017(6): 38-45.
[7] 唐健, 彭钢. 农村社会化养老善治的路径重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J]. 农村经济, 2019(8): 136-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