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 193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是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社会学特聘教授。科威尔的著作集中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其中《反对核恐怖》(Against the state of Nuclear Terror, 1983年)、《红色的狩猎乐土》(Red Hunting in the Promised Land, 1994年)、《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Enemy of Nature: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 2002年)以及和法国生态学家迈克尔·洛威合作的《生态中心主义宣言》(2001年)、《贝伦生态中心主义宣言》(2009年)都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给予了批判。同时他积极投身绿色政治,1998年竞选美国参议员,2000年获得绿党总统提名,自2003年起担任激进生态学期刊《资本主义、自然与社会主义》的主编,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完善其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科威尔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范围内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消耗量突增带来了严重空气污染;森林资源日益减少带来了荒漠化问题;全球变暖导致地球平均温度上升了约1度,造成极端天气频发。就美国而言,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洛杉矶发生了严重的光化学烟雾事件。1969年美国联合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的石油泄漏事件污染了500平方英里的海平。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促进西部城市化的同时造成大量的草原和湿地消退,生态系统趋于紊乱。诸如此类的生态问题,促使科威尔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资本归结为现代生态问题的根源,期待在以生态为中心的生态中心主义社会中,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2. 科威尔对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检视
在科威尔看来,资本本身具有反生态性。在资本为中心的社会中,世界万物包括自然界被商品化,人类为了获取生存和生活资料必须不断消耗自然资源,进行资本积累,最终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经济危机频发,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世界成为一个混乱体。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资本割裂,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2.1. 人将自然界作为私有财产
科威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界成为人的私有财产,被看作为商品使用,人们学着把私有化的自然界看作自己的财产。人类主导自然的意识依然存在,认为自然需要被完全征服,是人类发展的附属品。正如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在“关于林木法盗窃案的辩论”对资本家的批判,林木等自然资源被资本家私人占有,而工人连枯木枝都不能所有。为了满足资产阶级进行资本积累的需要,自然界被当作商品进行反复加工,这样的过程破坏了自然原有的结构,将复杂多变的自然界变成了单一、同质的商品。
科威尔援引了马克思“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理论,认为“使用价值在人类需求的持续增长中体现了商品的作用,然而交换价值体现了商品本身的作用,也就是说,它的一般等价物作用,一个只有在定量和钱这一方面才可以被表达的抽象概念。” [1] 同样地,资本家用交换价值来衡量自然的价值,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肆意开发来赚取利润,在对自然这种商品消费时,变得毫无目的性,极度浪费。因此,当自然界成为一种商品时,资产阶级为了获得自然界更多的交换价值,而违背自然界的现行法则对其进行开发,造成对自然界的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受到了影响。
2.2. 人与自然逐渐脱节
实际上,自然界和人类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用利益关系替代其和谐相处的关系,会造成两者关系的脱节。科威尔认为资本是造成两者关系脱节的原因。科威尔从“存在”、“时间”和“体制”三个维度,分析了资本对社会以及人类精神层面的束缚作用。
在“存在”方面,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生活的产生是注定的”,“人类变成造成生态危机的同谋,没有能力去制止。”资本通过刺激人们的欲望,制造出需求和商品,让人们陷入的消费主义中,而认为这种破坏生态环境的商品社会是理所应当的,对现存的生活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在“时间”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时间至上的社会,人力劳动等同于生产设备,人们“从白天到黑夜,在时间和空间的连续中不断为资本做着再生产” [1] ,导致自然时间与工作时间失调,人类与自然脱节。在“体制”方面,资本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重跨国结构来实现它的全球规划,资本延伸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同时也在程度和范围上加剧了人类与自然的脱节。正如印度尼西亚用它的森林资源换取偿还银行债务的资金。资本的全球化让本来处于自然和人类和谐相处的地区,也不得不牺牲自然来换取资本。
2.3. 人与自然关系对立化
基于前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成为人类的附属,人类逐渐与自然脱节而趋向资本,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加剧,两者走向对立。科威尔指出:“人类的侵略一直在破坏着自然界的平衡;包括那些疾病、饥荒或者旱灾,都是因为人与自然的矛盾而引起来的,而大自然的破坏也总是与人类的种种行为息息相关—通常,这些行为会被视作‘侵略’。” [1] 由于我们对自然私有化意识的存在,对自然商品化的开发,自然的原有结构被破坏,为了自我修复,大自然采取了被人类看作“自然灾害”的措施,与人类相抗衡,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对立,最终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将会超过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科威尔通过“博帕尔事故”给予了我们警示。为发展农业,满足生产者的利益,美国跨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建立了一座生产杀虫剂的工厂。“异氰酸甲酯”一种自然界本来并不存在的化学物质被制造出来,这强行改变了土壤环境,影响了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资本家的生产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为谋取更多利润,生产者减少了工厂管理费用,未及时解决生产安全问题,导致博帕尔的杀虫剂工厂“异氰酸甲酯”泄露,8000人当场死亡,50万人受伤,且工厂废墟仍向周围环境排放有毒物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围绕资本进行,自然也被迫为资本服务,当自然破坏到一定程度时,自然环境受到了破坏,自然也给人类带来灾难,自然与人的关系走向对抗。
3. 科威尔生态中心主义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关系代替了集体关系,私有制代替了公有制,资产阶级通过财富暴政对自然资源的不断消耗,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产生病变,人类面临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的问题,科威尔对此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解决方案。在生态中心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得到了解放,可以按照自我意愿,充实,快乐地从事生产活动,人类对自然只有“用益权”而无“所有权”,将以更加“轻柔”的方式对待自然。
3.1.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良性的
万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之间相互联系。生命在生死中进化,人类在进化中变得更加自然化,最终在发展中形成意识和思想。人类的产生与发展都依赖自然的演变,只有自然接受我们的存在形式,我们才得以延续。科威尔指出“人类改造自然的卓越能力并不代表我们处于进化过程的高地或终点,因为只要站在其进化路线末端的,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物种,在自然血统的角度来讲,都是平等的。” [1]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打破了这种平等,错误地使用了这种“卓越能力”,用于追求交换价值、进行资本积累和满足无穷的私欲。在生态中心主义中,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积极的,人类通过自我意识组织起来,发挥善的本性,遵循自然的法则,对自然加以良性的改造和使用。科威尔通过“加维奥塔斯”社区对荒凉之地的改造的案例,显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物质变换的景象。加维奥塔斯社区住户远离资本社会自觉组织起来,在哥伦比亚高地的一片被污染的土地上重新造林,大约有600万棵,这些树也成为树脂和乐器制作材料的来源,人与自然达到了良性互动。
3.2. 重视自然的内在价值
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人类的生态意识不断增强,不再将自然视为可以根据自己的品位和财产进行任意装饰的私有财产,而是更加注重自然的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的使用价值是指:自然通过人类的劳动转化而来的实用性,“使用价值对于人类生活是很有必要性的”。在科威尔看来,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通过其“本性”展现出来的精神层面的价值,比如“静静地欣赏白日,没有任何企图—当然,也没有从中谋利的欲望。” [1] 生态中心主义实现了自然的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人们既在保证生态完整性的前提下从自然得到生存和生活的基本物质资料,也从美学的角度欣赏自然,享受自然内在价值的“愉悦性”和“精神性”。
同时,生态中心主义限制了人类对自然索取的能力,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必要条件。科威尔认为在生态中心主义中,集体所有制代替了私有制,个人对生产资料只有用益权,而所有权属于集体。集体所有制割断了个人同市场的联系,个人不用在“市场上出卖自己”,不再为了资本的积累来消耗自然,每个人所能控制的财产数量十分有限,从以“资本”为中心开始转向以“生态”为中心。科威尔指出“用益权是我们对地球的唯一权力。这就要求我们通过使用、享受,并且优化我们的家园地球来证明它的价值。” [1] 这种所有权的变化改变了我们与自然恶化的关系,人类开始促进我们共同家园的优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4. 构建万物和谐相处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科威尔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的发展降低了人们使用能源的成本,在尝试突破能源和物资的限制,使得更多的资源被消耗;工业体制也是依赖于矿物燃料的供给,当能源计划被呼吁时也会因为威胁资本家的利益而被忽略;“绿色经济”学说将生态与资本联系起来,倡导自然“全方位的商品化”;众多的生态哲学理论也是互相争执,“最后都是以一派唾弃另一派的愚蠢的公开示威为结束”。 [1] 因此,如果仅仅依靠一些改良方案则不能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无法真正地修复自然。生态中心主义,从整体性出发,“在这里所有生物彼此共同生活与共同决策,所有微妙的力场与现实相互渗透” [1] ,将劳动力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人类对自然的认同感不断增强,自身的意识与自然的意识达到一体化。
4.1. 采取低熵值生产
熵表示物质系统状态达到的程度,这一概念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在研究热循环时提出的。当物质状态一定时,物质的熵值也一定,当孤立系统达到最无序、最混乱状态时,此时熵也处于最大值。美国学者里夫金与霍华德把这一物理原理和概念引入到社会学领域,并用来分析世界环境问题。他们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认为,每项技术所建立起来的只是暂时秩序的岛屿,技术的进步会给周围环境带来更大的混乱。随着生物演化、技术进步乃至人类文明等一切过程由于都要消耗有效能量,造成热量扩散而增加世界的熵值,因而世界将会日益混乱。同样,科威尔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过度地使用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使地球系统热量增多,熵值增加,整个地球陷入混乱的状态,逐渐走向毁灭。为了使生态系统重归稳定,人类必须采取低熵值的生产方式。
低熵值的生产方式首先要求人类要创造整体性的生产条件,因为生态系统下的所有生物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人类的生存必须依赖其他生物的生存。人类的生产活动不能为了资本而破坏自然环境和威胁其他生物的生存,要在保证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下进行。其次,化石燃料的使用会使自然环境受到破坏,科威尔主张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或者采取直接人工劳动的生产方式。最后,生态中心主义下人们的生产应该是为了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创造其交换价值。这样可以动摇资本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而建立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方式。
4.2. 克服自然的性别歧视
人类因性特征的结构外形而被区分为男性和女性。“性别是人类最原始的分界线” [1] 。在原始社会,男性和女性因性别的不同就产生了分工,男性出去打猎,女性从事采集。最初的分工为今后的男性统治女性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与自然的两极分化也随之而来,男性成了人类的象征;而女性则成了自然的象征。男性和女性在生产过程中因为分工的不同而产生了性别统治,男性的社会地位和主导作用都高于女性。总体上,男性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处于支配地位。“性别歧视”和“阶级主义”、“种族主义”、“物种主义”等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表现。这些不平等现象反映了在社会阶级构成中总是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男性对社会的主导,使得征服自然的意识成为人类面对自然的主要态度。反而,亲近自然的女性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性别的不平等与人与自然的分裂相关联。科威尔虽然认为“生态女性主义”受到资本主义部门的种种限制,难以成为一项连贯的社会运动,但他认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些做法,比如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用压制女权和生态的方法维护其权力。科威尔主张利用女性对自然和生活更加亲近和关爱的关系,形成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减少自然对性别的歧视,跨越女人 = 自然/男人 = 人类文明的二元论, [1] 提高整体人类的生态意识,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中心主义社会。
4.3. 建立生态自由联合劳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过“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 科威尔沿用了这样的思想。他认为,为了形成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实现生态中心主义,劳动力必须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自发组织起来,建立自由联合劳动力。
自由联合劳动力对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以下功能:第一,自由联合劳动力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社会基础,随着劳动力的需求从资本到生态的根本转变,劳动力的生产不再具有反生态性,而是融入到了整个生态系统中。第二,自然的使用权由资本家手中交到了整个自由联合劳动力手中,资本家对自然的占有是暴力的,掠夺的,而自由联合劳动力改变了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唤起人性的善念,克制自己对自然的索取,共同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第三,自由联合劳动力具有预见未来社会形态的功能。科威尔指出:“这是一种远见卓识,能意识到其显现的形式,能看到历史融于自然而存在,自然灌注历史其固有价值。这就是生态中心劳动力如何发挥其预见性并形成一个认知的过程。” [1] 自由联合劳动力立足于过去和现实,发掘“完整的生态系统的萌芽”,预见未来的可能性,构想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中心主义。
5. 科威尔生态中心主义对我们的启示
虽然科威尔的生态中心主义理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过于强调生态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经济、文化等其他因素。同时,他把未来社会形态的更替建立在人性的自我觉醒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在科威尔对资本主义社会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批判方面,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5.1. 重建敬畏自然的生态意识
科威尔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要增强对生态系统的认同感,达到自身的意识与自然的意识一体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较为淡薄,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比较严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亟须建立。“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 [3] 因此,我们应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准备。
5.2. 生态良好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忽略了生态保护等社会问题,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我们应以此为鉴,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发展绿色生产,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2005年的时候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我们应该坚持“两山论”,不断完善生态保护环境制度,淘汰高污染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
5.3. 构建治理生态问题的共同体
面对科威尔提到的“全球变暖”、“森林消失”、“湿地减少”等严峻的生态问题,这不是某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解决的,需要人类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建设美丽家园是我们人类的共同梦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4]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影响,难以躲避其危害成为“幸运者”,人类只会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而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之中。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挑战,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在全球性生态危机肆虐的今天,不管是只污染不治理的生态破坏行为,还是各自为阵的生态保护行为,对于我们共同的家园而言,无疑都是伤害。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生态保护的合作,互相联合,共同治理,人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