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如今，在性别比例持续失衡的背景下，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过剩男性”逐步进入适婚年龄，婚姻挤压已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在农村愈演愈烈，集中表现为“光棍村”数量的不断增加 [1] [2] 。当农村适婚男女无法通过自由恋爱完成结婚任务时，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春节前后通过“相亲”的方式来缔结婚约。
现当代学者对农村婚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年婚恋观现状、适婚青年择偶标准以及结婚难的原因分析上。关于青年婚恋观的分析中，侯娟等人认为当个体感觉金钱富足或时间富足时，其自身的择偶标准也会相应做出变化，从而选择更能与自身资源相匹配的另一半，即“门当户对”的婚恋观 [3] 。在择偶标准上，有学者基于调查研究，将适婚青年重要择偶标准归纳为相貌、道德品质、性格、情感和能力等多个方面 [4] 。关于适婚青年结婚难的原因分析上，相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如张研等人认为生物学、心理行为以及社会经济是影响个人择偶标准的三大重要因素 [5] ；而张毅等人则认为男女比例失调、经济条件制约、结婚成本提高、男女交往条件不足导致了农村大龄青年结婚难 [6] 。纵观学者的研究，相关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结婚主体的客观条件，如经济实力、文化水平、年龄长相等；第二是结婚主体的主观条件，如兴趣爱好、人格特征、思维道德等。不难看出，以上相关分析都是立足于婚恋主体本身，探讨的都是婚恋主体自身的主客观条件因素，而较少关注结婚主体所处地域的外部环境对其婚姻的影响。不可否认，每个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场域中，受场域的影响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尤其是在中国农村场域中，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传统文化因素会时刻影响到社会互动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约束并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这种“软控制”对维持农村社会的有序运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7] [8] 。
基于此，本文从社会软控制视角出发，选取了笔者所处的“相亲”现象普遍的湖北A村进行了田野调查研究，并结合农村相亲的实践过程，以相亲过程中的“自我说服”为突破口，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描述了A村适婚青年的整个相亲过程，并深入探讨分析了农村场域中因相亲所致的婚姻受到何种外部因素的影响。
2. 农村相亲——半结构式恋爱
湖北省A村属于一个自然村，位于湖北南部，有1500多人(数据来源于该村村支书)。该村为平原地区，水系发达、交通便利。作为传统的农村地区，A村由于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大量单身适婚男青年找不到另一半。经A村村支书介绍，在A村现有30多个男青年没有结婚，十几个青年的年龄已经超过了30岁。对于农村未婚青年自身而言，他们也会有娶妻难的恐慌；于其父母而言，他们不仅是主要的焦虑群体，同样也成了主要的施压群体，作为70后，他们希望子女都可以早日成家立业、儿孙满堂，安安稳稳地过好日子。在此背景下，“邻村通婚”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村域现象，经过约定俗成的程序——“媒人介绍、男女方见面、父母见面、看期、过礼、购买物料、婚礼”，各自然村之间的联系也因此非常紧密。由此相亲带来的“靠谱”在于其目的性明确，“不靠谱”则是由于感情的缺乏 [9] 。
2.1. 做媒时的“虚假宣传”
在农村相亲的过程中，媒人充当着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主要负责牵线搭桥和传递信息。农村与城市不同，在农村没有专门设定的婚姻介绍所，也没有以做媒为生的职业媒人。在A村，媒人主要由三种人充当，第一，长期做媒成功且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人。单身男青年的父母会带着礼物上门，委托此人帮忙做媒，在当地被称作为“说媳妇”。在A村流行一句俗语，“做99个媒，能活100岁”，因此许多人都很乐意帮忙。第二，媒人由有血缘关系的人来充当。在中国乡村，通过血缘来维系社会的运转，形成裙带关系，属人情社会 [10] 。A村祖祖辈辈常住于此，由于没有长期性的社会流动，谁家有适婚的儿女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本家有未婚的青年，他们便会帮着四处张罗。第三，媒人由朋辈群体来充当。此处的朋辈群体指代广泛，可以是适婚青年的朋辈也可以是适婚青年长辈的朋辈。在朋辈群体充当媒人角色的人当中，大多数是由与当事人或当事人长辈关系要好的人充当。媒人在做媒时都会经过男女双方及其长辈们的同意，有的是受适婚青年双方家长的委托，有的是媒人以非正式的方式询问当事人是否要“说媳妇”，在获得准许后媒人才会开始进行下一步工作。此类工作往往很正式，如单独约谈双方父母、安排男女见面等。
问：为什么选择相亲来寻找另一半？
男A答：我之前有过几次自由恋爱的经历，有农村的也有城里的，都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能走到一起。现在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实在是没办法，只能选择相亲了，我身边的好多朋友也都是通过相亲结的婚。
女A答：我这人比较内向，生活圈子不大，很少遇到合适的人。我之前去我前男友家的时候，都准备结婚了，可人家父母嫌我长得矮，还说我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不好，所以婚就没有结成。这件事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心想自己找也不一定有个好结果，再加上我父母年龄大了，我也不想远嫁，找个邻村的就行，所以选择了相亲。
问：你们结婚当时是谁做的媒人？
女A答：我们结婚的时候是我妈的一个好朋友做的媒，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叫她伯伯(在A村对于女性的称呼从属于男性，如叫男性为伯伯，那么男性的配偶则被叫做小伯伯或者是伯伯)，她嫁在我夫家这个村，当时知道我老公要说亲，于是她就撮合了我们。
问：男方认识媒人吗？
男A答：我不认识，但我爸认识，关系一般就是同一个村的。
问：你们在见媒人时都交流了哪些信息？
男A答：也没正式谈什么，大多都是女方的年龄、职业、长相和家庭情况，媒人说的很简单。
女A答：我和我老公差不多，主要说男方是个独生子，为人老实勤快，父母都很年轻等。我之前也相过几次亲，媒人都是往好了说几乎不会说男方有什么不好，就算有也会说的很随意简单。
媒人在充当信息传递者这个角色时，往往都会相对夸大对方的优势或长处，这种夸大不只是针对男方，同样也针对女方，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促成相亲。但是，这种不客观的信息传递有时也会弄巧成拙，当相亲失败后委托方会因媒人所提供的信息不真实而责怪媒人，使两家产生嫌隙。又或者是双方婚后矛盾不断，也会怪罪媒人乱点鸳鸯谱。媒人即使知道误传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但是为了促成两家结婚，也会一如既往的这么做。
2.2. 见面中的“自我表演”
在男女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媒人就会约定时间让两人见面。见面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男女青年见面，主要是初步认识和信息互换。男女第一次见面是由媒人带着男方去女方家，男方此时会盛装打扮一番并带上礼物。在A村这种礼物被称作为“提携礼”，该礼物不需要有多贵重，但是必须要有。到女方家后，男方会给女方所有的成年男性发烟来表示尊敬，但男方自己通常不会抽以维持正面形象。几番客套后就会安排男女双方座谈，这种谈话一般没有其他人在场，由男女双方单独完成，但是也有女方家长在场的情况，但较为少见。男女双方在交流的过程中会询问自己感兴趣或认为重要的问题。其话题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家庭情况、职业规划、子女教育、个人性格特点以及情感经历等。男女双方的第一次约谈时间一般持续较短，大多为40分钟左右。如果双方都觉得可以继续，他们就会很快再次约会。之后的会面将不再局限于男方家或女方家，一般都是男女单独出去游玩。在未确定关系前女方不会留男方在家里吃饭，如果相亲没有成功，女方则会托媒人退还之前男方送的提携礼。
问：你们第一次见面都聊了哪些内容？
男B答：第一次见面时我们都比较紧张，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就聊了职业、家庭成员、兴趣爱好、情感经历。本来我过来相亲就没考虑那么多，加上聊的时间很短，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问，也不知道怎么答。
问：男方第一次来你家的时候表现怎么样，和现在相比有变化吗？
女B答：他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表现挺好的，看起来老实大方，说话也很温柔，就是长的有点矮。他说以后要带我去玩儿，当时挺感动的，可婚后却发现他有大男子主义，说带我去玩的承诺一个也没兑现，不过这几年他为了这个家也受了不少累。
问：你们第二次见面和第一次见面中间隔了多长时间，你们见面又做了些什么？
女B答：第二天他就来我家了，然后我们好像去了杨林山拜神(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山丘上的寺庙)，没过几天他就陪我去了趟湖南拿行李，之前工作的时候留了一些行李在湖南。
问：你们的父母朋友有什么意见吗？
男B答：我爸妈没说什么，简单地问了一下女方的家庭情况，他们说只要我觉得行就可以。
女B答：我父母比较着急，巴不得我早点嫁人，一直在说他的好话，我朋友见了也觉得行。
在父母深度介入的情况下，相亲介绍往往成为当地婚姻市场上重要的婚姻缔结路径，其筛选标准就以“家庭支付能力”为主要标准 [11] 。在A村的相亲过程中，女方会比较看重男方父母的年龄、兄弟姐妹数量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越年轻能帮衬自己的时间也就越长，以后照顾小孩也就越方便。兄弟姐妹越少，父母的压力也就越小，更能全心全意促进新家庭的发展。总之，家庭支付能力在此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男方的老实肯干也会被认为是巨大的优势，因为男方只有老实肯干，婚后的日子才会越过越好。在短期的交往中，父母年龄及兄弟姐妹数量是可以测量的，而男方是否老实肯干在短期内却是无法测量的，因此存在欺瞒的风险。
不可否认，男女双方在婚前的见面中都存在刻意“表演”的现象，而且他们都有足够的时间来为自己的表演做准备。美国心理学家洛钦斯提出来的首因效应强调，交往双方在初次见面时形成的第一印象对今后的交往至关重要，倘若一个人在与对方初次见面时能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那么人们就会很愿意接近他、了解他，反之则不然。为了给对方留下良好印象，部分青年在相亲时都会刻意表演，这种事先准备的“表演”大大降低了男女双方本身的真实性，被隐藏的信息会随着今后的相处而逐渐显现出来，一但重要信息暴露就会直接影响到今后婚姻的稳定。
2.3. 闪婚中的“自我说服”
当定好婚期后双方父母就会准备结婚事宜，从相亲时的初次见面到确定结婚，期间间隔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到两三个月不等。据调查显示，男女双方在相亲后决定是否要结婚时，大多数都会犹豫甚至抗拒，因为他们对这段婚姻缺少必要的自信。但是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他们最终还是会“说服”自己缔结婚约。在相亲双方的父辈们看来结婚就是搭伙过日子，只要婚后能好好生活，其实和谁结婚都一样。
问：你们从相亲到结婚，中间隔了多长时间？
女B答：我们是腊月二十四见的第一面，正月初四结的婚，中间也就隔了10来天。
女C答：我和我老公从认识到结婚中间隔了一个多月。腊月初的时候，我父母让我早点回来相亲。相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年后就结婚了。
问：你们在做决定时有没有想过要放弃这段关系？
女C答：当时自己很犹豫，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男C答：我对她的感觉不好，但是也不坏，但是到了这个年龄段了，也是时候应该成家了。
问：当初你们对彼此不是完全满意，为什么还选择结婚？
男D答：当时相亲的时候我24岁，在我们村24岁结婚都算晚婚了。前两年我也相过好几次亲，但是都没能成功，跟我差不多大的朋友大部分都结婚了，有些孩子都有几个了。第一是自己着急，其次是父母特别担心，年龄越大越不好找媳妇儿，在我们村有句俗话说，“男人到了25不想儿也想女”，所以父母给的压力非常大，整天在我耳边说这事儿。虽然说最后一次相亲的女孩，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当时我不是完全满意，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结婚了，婚后几年争吵不断，一度要闹离婚，不过这几年好多了。
女D答：我也相了好多次亲一直没能定下来，感觉有点厌倦了这事，就想快点把这事情了了，后来遇到了我老公，各方面都还说得过去，主要是他家离我家很近，骑电动车也就10来分钟。我们村对比城里信息相对闭塞，但是村里消息传递的却非常快，谁家儿子说不着媳妇儿、谁家女儿一直找不到婆家、谁家又吵架了等等，一系列家长里短的事情都会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经常相亲说不着媳妇儿的人家就会在村里成为别人的笑话，父母也会因此而抬不起头来。我父母都年过60了，我不想他们为我太操心，即使对我现在的老公有什么不满，但也同意了结婚，不过我对我老公的大部分方面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A村第一次相亲就能成功的人比较少见，多数都是经过几次甚至十几次的相亲才能找到合适的人结婚。男女双方虽然在明面上没有说明自己的择偶标准，但是在男女双方心里，甚至广大村民心中都有一个准绳，如不接受二婚、身体有残疾或有不可逆的疾病、家庭条件差距过大、兄弟姐妹过多、男女双方文化程度和性格特点等方面差距过大等。但是如果男女双方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则可以接受，又或者说男女一方存在明显的劣势，则会下调自己的择偶标准。
在A村长期相亲的大龄青年就会沦为别人的笑柄，甚至整个家庭都抬不起头来，同村的人就会认为这家人的子女有什么“问题”，甚至会有造谣的情况。在A村三人为虎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样不仅影响当事人的声誉，同时也会加剧单身青年结婚难的情况。男女双方父母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谈资，更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打光棍儿”。因此，有些婚姻即使是双方都有不满，只要没有触碰底线，都能勉强接受。
不可否认的是适婚男女青年渴望结婚，同时也厌倦频繁地相亲。年龄焦虑、父母催婚以及农村社会的不良社会舆论都会迫使着男女双方被迫地进行“自我说服”，让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段并不十分满意的婚姻。男女双方为了缓解上述压力依靠“自我说服”而缔结的婚姻，实则是社会软控制的产物。
3. “自我说服”的原因分析——社会软控制
3.1. 风俗习惯
在同一个种群中，通过社会互动所产生的习惯行为经过时间的积淀，逐渐被抽象出具有高度认同的社会规范。这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类法标准，一但延伸到一个更大区域内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人去遵守，也就形成了习惯法 [12] 。农村青年群体过了20岁就会为结婚做准备，尤其是他们的父母，在乡村运转的过程中，这种早婚现象已然演变成了一个习惯。在历史的演变中，民间习俗不仅以观念的形式存在和延续，还通过语言、文字传承给下一代，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内化为自我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进而在习俗的控制下采取相应的行为方式以满足个人的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 [13] 。因此，年龄偏大所带来的结婚焦虑，实则是“社会习惯”的压力所致。无论是青年男女，还是其父母，都需要通过“结婚”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习惯”，进而在乡村社会中获得社会认同，否则就会被异化。因此，在相亲过程中“自我说服”就成了完成这种“社会习惯”最好的手段。
3.2. 社会舆论
在乡土农村，社会舆论主要通过称赞、羞辱、谣言、贴标签等方式发挥作用 [14] 。当某一家子女长期相亲未果，在当地就会成为“新闻”，一但“新闻”发生，大量个体就会聚焦于这一特定的事件上，由于他们围绕这一特定事件进行交流、互动，他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暂时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成员的行为是互为参照、相互影响的 [15] 。在A村“娶媳妇”是稀缺资源，婚礼办的越体面就代表家庭条件越好，这不仅会被人羡慕，同样也会遭人妒恨。为了保持彼此之间阶层的相对平衡，部分村民更愿意发表一些不利于当事人的言论。这种不良言论对于该家庭的影响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持久的，时间拖得越久，越会增加该青年相亲的难度。因此，这也成了农村相亲过程中“自我说服”的催化剂。
3.3. 伦理道德
对于青年男女而言，适婚年龄的界限只是一个生物学标准。然而在乡村，它只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段，因此也会因为个体的差异而变得不确定。在60、70后的父母一辈看来，子女到了适婚年龄就应该结婚，年轻人选择不婚或者丁克，在他们眼里都是无法接受的。对于父辈们而言，帮助子女结婚生小孩是他们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使命任务，对于一些年龄偏大的父母能够见证子女结婚生子，甚至成了他们活下去的盼头和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农村适婚而不结婚的青年会被认为是不孝。因此，农村适婚青年在相亲到结婚的过程中，也会着重考虑“孝”这一因素。
4. 结语
农村相亲与传统的包办婚姻、现代自由恋爱均有所不同。一方面，相亲的成功与否大多取决于当事人自己，但不可否认的是，双方家长及媒人在这一段关系中也同样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相亲又并非是完全的自由恋爱，男女双方的相遇是一场精心的安排，其最终目的只是为了结婚。相亲所致的婚姻，不仅是两个家庭自主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该地域风俗习惯、社会舆论、伦理道德等外部因素塑造的结果，愿意与否的决定权已然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人们自觉地以一定方式协调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以使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行为能够符合某种社会规范和发展目标，从而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发展 [16] 。在社会软控制下，人们对于婚姻的抉择始终被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因素牵引和制约着，为了更好地适应和融入，“自我说服”成了最好的方式。不过，“自我说服”也是有限度的，毕竟半结构式恋爱不是包办婚姻，人们的行为在符合社会规范或某种特定的社会习惯时，同样也会发挥主体能动性，他们会对目前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从而做出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决定。
“相亲”作为中国农村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结婚率，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相亲所致的婚姻，由于没有情感基础，也缺乏足够的了解与磨合，这为今后的婚姻埋下了不可忽视的隐患。社会软控制下的婚姻，具有明显的制约性和导向性。社会软控制作为维护社会平衡的工具，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逐渐淡化了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从而难以平衡部分社会主体和社会习惯之间的矛盾。因此，笔者认为，相亲结婚不是终点，如何更好地维系相亲所致的婚姻，解决社会主体和社会习惯之间的矛盾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发展才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