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青少年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期,抑郁是这个时期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心境低落、思维迟缓、兴趣下降、躯体不适等(刘福荣等,2020)。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我国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28.4% (刘福荣等,2020)。随着年级增长,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傅小兰等,2021)。一项荟萃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从初一年级24.5%升高至高三年级40.1% (Tang et al., 2019),青少年抑郁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心理卫生问题。家庭是青少年学习和成长的土壤,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何丹(2017)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抑郁水平显著相关,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青少年抑郁水平越高。亲子依恋作为家庭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青少年抑郁存在着密切关联。亲子依恋是孩子与主要照料者之间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情感纽带(丁俊扬,王美萍,2015),根据依恋理论,安全温暖的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至关重要(Chen et al., 2019)。有研究表明,父母与孩子之间不安全亲子依恋可能是造成青少年抑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安全依恋的青少年患抑郁症状的风险更小(Chen et al., 2019; Kullik & Petermann, 2013)。这些研究结果都说明了高质量的亲子依恋是青少年抑郁的预测因素之一。
除家庭环境因素外,青少年抑郁还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武艳冉,骆宏,2022)。青少年对生活事件错误的认知评估也是导致抑郁的主要原因。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反映了个体对不确定性情景或事件进行感知、解释和反应的认知偏差(Dugas et al., 2004)。大量研究证实,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抑郁存在显著相关(McEvoy et al., 2019; McEvoy & Mahoney, 2012),能够预测青少年抑郁水平(吴莉娟,2016)。此外,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还与个体依恋类型有关。研究发现,童年早期经历过安全依恋的个体,面对不确定环境更多地表现出主动探索的特征,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较低;反之,经历过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在不确定环境中更多地处于被动状态,倾向于将不确定性视为压力,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较高(Yüksel, 2014; Yildiz & Iskender, 2021)。在一项纵向研究中,Zdebik等人(2018)发现矛盾型和混乱型的依恋类型是导致个体形成高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期的这些不安全依恋类型可以预测个体15年后成年期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设H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亲子依恋和青少年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情绪调节灵活性是指个体能够识别和调整情绪调节策略以适应具体的情境需求(Aldao et al., 2015),这种灵活选择策略的能力可以帮助个体释放负性情绪,以达到重新适应的目的。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灵活性高的个体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Galatzer-Levy et al., 2012),减弱大部分抑郁症状的临床表现(高瞻等,2013),而情绪调节灵活性受损的人则表现出更高的抑郁水平(Chen & Bonanno, 2021)。情绪调节灵活性不仅能够使个体在应对压力挑战中减少消极情绪,还可以在风险因素出现时对个体起到保护作用。例如Bonanno等人(2011)发现灵活性高的大学生创伤暴露后压力水平较低,相比之下,灵活性低的大学生在高创伤暴露的条件下压力更大。个体在认知上的差异对情绪调节灵活性有不同的影响。根据不确定性强化理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越高的个体,会将即将发生的事件视为有压力的、消极的,出现更加强烈的不愉快情绪。同时,他们倾向采用不良适应性策略,如回避、退缩等来避免或控制自己的情绪体验(王若逸等,2017)。这种极端的情绪感受和受限的调节能力都反映出高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个体不能适应性地调节情绪,即随情境灵活选择策略的能力较差。张梅(2019)研究发现,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成年人的情绪调节灵活性,继而影响他们在随后任务中体验到的负性情绪。由此可推断,情绪调节灵活性较高的个体,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灵活选择和调整策略,他们因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产生的抑郁情绪相对较少;而情绪调节灵活性较低的个体,由于不能灵活选择有效的调节策略,他们可能会因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而导致更多的抑郁情绪。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情绪调节灵活性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青少年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亲子依恋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以及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中介作用和情绪调节灵活性的调节作用,以期为减少青少年抑郁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图1)。
![](//html.hanspub.org/file/8-1133301x8_hanspub.png?20230117081853583)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图1. 亲子依恋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假设模型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取样法,以初、高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在贵州省3所中学发放纸质问卷。共发放问卷1196份,回收有效问卷1098份,有效率为91.8%。被试年龄在11~18岁之间(M = 15.00, SD = 1.58)。其中,男生497人(45.3%),女生601人(54.7%);初中学生500人(45.5%),高中学生598人(54.5%)。
2.2. 测量工具
2.2.1. 亲子依恋问卷
采用父母和同伴依恋问卷(IPPA)中的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分量表考察青少年亲子依恋(Armsden & Greenberg, 1987)。每个分量表均包含25个条目,分别包括信任、沟通和疏离三个维度,其中疏离为反向维度。采用5点评分,参照金灿灿等人的计分方式,将信任和沟通维度总分相加后减去疏离维度总分,即为个体依恋得分(金灿灿等,2010)。得分越高表明依恋安全性越高。在本研究中,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1和0.82。
2.2.2.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问卷
采用吴莉娟等修订的简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US-12)进行测量(吴莉娟等,2016)。该量表共12个条目,包含预期性行为、抑制性行为和预期性情绪三个维度。采用5点评分,总分越高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2.3. 情绪调节灵活性问卷
采用黄敏儿等编制的情绪调节灵活性量表进行测量(黄敏儿等,2014)。量表共10个条目,分为评价灵活性和表达灵活性两个维度。采用7点评分,总分越高表明情绪调节灵活性越好。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2.4. 抑郁量表
采用Radloff (1977)编制、汪向东等(1999)修订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测量青少年抑郁状态。该量表为单一维度,共20个条目,采用4点评分,评定个体在“过去一周内”出现抑郁感受的频率。部分题项反向计分后与其他题项相加得到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3. 统计方法
采用Mplus7.4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SPSS 25.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和相关分析等,并使用SPSS宏PROCESS程序(Hayes, 2013)中的Model 4检验中介效应,Model 14检验调节效应。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被试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控制未测量的潜在方法因子进行检验(汤丹丹,温忠麟,2020)。建立双因子模型,在原有特质因子基础上加入以所有项目为指标的方法因子,若特质因子模型与双因子模型差异显著,则表明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ΔCFI = 0.032,ΔTLI = 0.030,ΔRMSEA = 0.004,ΔSRMR = 0.015,CFI和TLI改变不超过0.1,RMSEA和SRMR改变不超过0.05,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1结果显示,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与情绪调节灵活性呈显著正相关,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情绪调节灵活性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灵活性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注:***p < 0.001。
3.3. 亲子依恋与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采用PROCESS宏中的Model 4检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亲子依恋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往研究表明,青少年抑郁受到性别与年级的影响(刘福荣等,2020),因而性别与年级在研究中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将各变量标准化后,结果显示,父子依恋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有负向预测作用(β = −0.25, t = −8.57, p < 0.00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45, t = 18.94, p < 0.001),父子依恋能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 −0.37, t = −15.81, p < 0.001)。Bootstrap法检验表明,中介效应为−0.11,95%置信区间为[−0.14, −0.08],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父子依恋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3.10%。母子依恋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预测作用显著(β = −0.27, t = −9.16, p < 0.00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抑郁预测作用显著(β = 0.44, t = 18.59, p < 0.001),母子依恋能直接预测抑郁(β = −0.38, t = −16.36, p < 0.001)。Bootstrap法检验表明,中介效应为−0.12,95%置信区间为[−0.15, −0.09],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母子依恋和抑郁之间也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3.29%。
其次,采用Model 14检验情绪调节灵活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2、表3。情绪调节灵活性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对抑郁有显著预测作用,表明情绪调节灵活性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抑郁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2. Test of mediated effects with father-child attachment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表2. 以父子依恋为自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p < 0.01,***p < 0.001,下同。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3. Test of mediated effects with mother-child attachment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表3. 以母子依恋为自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更好地分析调节效应的影响,将情绪调节灵活性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分成高、低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具体结果见图2、图3。在父子依恋中,当情绪调节灵活性较低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50, t = 16.04, p < 0.001);当情绪调节灵活性较高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明显减缓(β = 0.39, t = 13.81, p < 0.001)。在母子依恋中,当情绪调节灵活性较低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49, t = 15.70, p < 0.001);当情绪调节灵活性较高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明显减缓(β = 0.39, t = 13.70, p < 0.001)。结果均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抑郁的影响会随着情绪调节灵活性的增加而降低。
![](//html.hanspub.org/file/8-1133301x9_hanspub.png?20230117081853583)
Figure 2. The moderated effect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flexibility in father-child attachment
图2. 情绪调节灵活性在父子依恋中的调节作用
![](//html.hanspub.org/file/8-1133301x10_hanspub.png?20230117081853583)
Figure 3. The moderated effect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flexibility in mother-child attachment
图3. 情绪调节灵活性在母子依恋中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亲子依恋和青少年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亲子依恋既可以直接预测青少年抑郁,也可以通过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对抑郁产生影响。安全型的亲子依恋会使青少年更加自信地探索周围环境,在面对负性情绪时能采取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反之,不安全亲子依恋的青少年容易形成消极的自我表征和他人表征,采取回避或破坏性的调节策略,导致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产生(刘启刚,周立秋,2013)。本研究结果再次证实了高质量的亲子依恋可以减轻青少年抑郁症状(Chen et al., 2019; Kullik & Petermann, 2013)。另外,本研究发现亲子依恋显著负向预测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显著正向预测抑郁。以往研究表明,经历安全依恋的个体,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越低(Brown & Whiteside, 2008),而经历不安全依恋的个体,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越高(Yüksel, 2014)。内部工作模型使个体对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建构,从而形成安全型依恋和不安全型依恋,这些依恋类型会影响个体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具体来说,安全依恋的个体将依恋对象视为“安全基地”,在面对不确定环境时有主动探索的动机,能够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来解决不确定性,减少由此产生的负性情绪。相反,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对自己能否有效应对不确定环境存在担忧(黄仁辉等,2021),并更渴望获得确定性,因此他们把不确定性视为威胁,采用回避、拖延、冲动性决策等消极应对方式,继而导致负性情绪增加(Yildiz & Iskender, 2021)。上述结果提示,安全温暖的亲子关系可以有效减少青少年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并降低青少年抑郁的风险。
4.2. 情绪调节灵活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灵活性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抑郁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低情绪调节灵活性青少年中,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抑郁的影响更强,随着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的升高,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显著减少。一方面,本研究结果证实了情绪调节灵活性可以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以往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灵活性影响个体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情绪调节灵活性高能使大学生更好应对压力(Galatzer-Levy et al., 2012),同时情绪调节灵活性也能够预测大学生2年后的适应能力(Bonanno et al., 2004)。另一方面,情绪调节灵活性能起到缓冲个体风险因素的作用。Levy-Gigi等人(2016)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灵活性较低的消防员在越多的创伤暴露事件中表现出更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Bonanno等人(2011)的研究也证实了情绪调节灵活性在风险因素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情绪调节灵活性可以在无法忍受确定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起到保护作用。因此,家长和教师需要培养青少年对环境的敏感性,丰富他们调节情绪的适应性策略,并及时关注他们的情绪状态,提高他们情绪调节灵活性,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采用是横断设计的问卷调查法,因此无法直接证实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纵向追踪研究以探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二是研究仅验证了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中介作用和情绪调节灵活性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可以将更多变量加入该模型来探究亲子依恋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机制。
5. 结论
1) 亲子依恋对青少年抑郁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安全性依恋水平越高,青少年抑郁水平越低。
2) 亲子依恋可以通过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中介作用,以及情绪调节灵活性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抑郁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间接影响青少年抑郁。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 2021 年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联合课题)“加强家庭监护责任:以良好亲子关系促进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研究”(编号:GZLCLH-2021-422)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