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敦煌武术作为敦煌体育研究的一部分,为丰富敦煌学、体育史学、敦煌体育等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内容支撑。如今敦煌学研究范围更加广泛,研究对象更加多样,研究热度不断上升,但敦煌体育的研究却截然相反。总体表现为:研究方法单一,研究人员主要集中为高校体育工作者,研究方向多致力于历史的传承和保护,研究地域失衡,研究多集中在陕西、新疆、甘肃、宁夏和青海等西北地区 [1],敦煌体育的很多研究项目甚至被称为“冷门绝学”,敦煌武术研究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分析近三十年以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和敦煌学辑刊出版的各类文章,敦煌体育研究多缺乏一手材料作为研究基础,可作为研究的材料支撑过少,难以实现研究创新性突破。 [2] 敦煌武术研究上属敦煌体育研究,因此,敦煌武术研究要想实现阶段性突破,从体育考古的视角出发将有利于解决敦煌武术研究中出现的史料不足、缺乏新材料的问题。
敦煌武术的概念定义在学界研究中并不清晰,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维度对敦煌武术概念进行了界定,有人对敦煌武术内容进行分类,有人研究了敦煌武术的文化价值与意义,有人研究了敦煌武术的功能作用等。时至今日,敦煌武术的界定始终各有争议,体育考古学是当前研究敦煌体育的热门方法,本文将试从体育考古的角度对敦煌武术概念进行阐释。
敦煌武术走出壁画、帛画、文书有利于实现敦煌武术文化的活态传承,敦煌拳是甘肃武术名家王得功先生查阅古籍文献,引经敦煌壁画武术内容,根据地方文化特征编创的拳艺,具有以史为骨,艺术为艺的效果。然而敦煌拳由于自身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敦煌拳者理论知识方面较为薄弱,教学教法是祖辈流传下来的老路子,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新不够,重技术而轻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敦煌拳的发展。 [3] 同时,敦煌拳还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当今社会对敦煌拳的历史、文化缺乏一定的认识,敦煌武术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远远不够,由于缺少完善的机制去传播敦煌拳文化,造成对敦煌拳探究的水平参差不齐。 [4] 敦煌拳还受到市场环境、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制约以及竞技体育和片面化的体育文化追求的冲击,这将造成敦煌拳术文化被人们淡漠并逐渐抛弃乃至这种文化的流失。 [5] 没有科学的机制来规范其发展,不能提供合适的发展环境,敦煌拳很难良性发展和传承。
学界从敦煌武术的文化特性进行思考,总结和创新敦煌体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是解决敦煌武术研究和发展的有效途径。诸多学者提出要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陈康等人提出:“敦煌武术要做跨学科研究,即使用体育考古学的方法”。当前敦煌武术的研究由于研究成果少,不足以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所以,加强构建完善的敦煌武术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是当前的重要方向。 [6] 敦煌武术研究成果较少,研究维度不全,不能全部归结于缺乏新材料和研究方法单一,在很大程度上方法只是作为研究的工具,我们使用体育考古的方法对敦煌武术进行研究就应该深度挖掘敦煌武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以史为鉴,只有深度挖掘敦煌壁画、帛书上的武术形象表达的文化内涵,了解敦煌武术在某个时期的外延功能才有利敦煌武术文化在现代社会进行传播传承。
2. 敦煌武术的概念定义
敦煌武术的概念定义在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界定,本文从体育考古的视角出发对敦煌武术概念进行界定,因此有必要对体育考古的形成做部分文字叙述。体育考古学始于18世纪初,德国考古学家约·温克曼对古代奥林匹克遗址进行初步的发掘和整理。1875年意大利国际体操协会建立,开始有意识的收藏和保存体育运动中创造的大量物品、资料和文献,并对挖掘的实物资料和体育文物收藏品进行专门的研究,从而产生了新的专题考古方法——体育考古。
我国体育考古始于中国古代球类项目的考证研究,该研究对古代文献资料进行了分析,还引用了部分考古文物资料,利用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内容做出了实证性的研究,这也标志着我国体育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萌芽。崔乐泉将体育考古学定义为“体育考古作为一种系统方法,是从体育史的角度出发,把古代遗留下来的各种与体育有关的遗物和遗迹作为实物标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一门学问,本质上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古代体育发展的历史。” [6] 陈康对体育考古学的定义是:“体育考古学即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属于人文科学。它专门对古代人类体育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技术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体育考古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是把古代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与体育活动有关的遗物、遗迹和遗址,作为实物资料进行考古学研究的一门学问。” [7] 吕立平先生对体育考古学的定义是:“体育考古是以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遗址、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遗址、遗物所携带的可贵信息和实物史料,根据当时社会生产力变动和发展情况,客观地阐明体育文化所生存的特定时空系统、生态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体育文化形态,以此阐明不同文化与体育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演变过程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8] 经过学界的定义,体育考古学具有共同的特征,即是对古代人类有关体育活动的遗物遗迹进行研究,一般来说,考古学和古代体育史往往有着共同的研究资料。体育考古学可以服务体育史研究、体育文化研究,最终目的是通过对中古时期的人类体育活动进行研究,从遗物遗迹所携带的信息,为探究中古时期的体育活动提供实证资料。学界认为对体育考古学的概念、研究范围、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体育考古学理论建设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9] 敦煌武术研究应该从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定义开始,敦煌武术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现代体育项目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将敦煌武术研究上升到文化史学研究层次,剖析敦煌武术意识所产生的价值观念,才能揭示它对人类的社会化进程所发挥的精神价值,判断它如何影响了后世人的生活行为方式,也为今后敦煌武术的发展提供了科学明确的方向。
学界关于敦煌武术进行专门概念界定的文献少之又少,能够获得最多的信息是关于敦煌壁画中武术内容的研究,这些壁画中展现了大量的武术项目、表现形式和武术精神。通过以往学者们的研究可以试着归纳整理敦煌武术的概念。
黄艳、牛云杰等人根据敦煌壁画中大量的武术特征图像进行研究,发现敦煌武术从徒手格斗开始经历了搏斗运动到套路运动的过程,并衍生出角抵、手搏和击剑等竞技体育项目。研究发现武舞是武术与舞蹈的有机结合,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歌舞和百戏都属于武舞,其表现形式有单练、对练和集体练三种;剑术则是由击、刺、点和崩等剑法组成的套路练习。 [10] 他们还将一些敦煌体育项目划入了敦煌武术的范围。
敦煌壁画、帛画中的武术形象加深了人们对敦煌武术的认识,武术图像不断涌现使敦煌武术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因此本文认为敦煌武术经过对中古时期遗物遗迹中关于武术内容的不断发现,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功能。通过对敦煌壁画303窟《山树图》中的习武人物形象进行研究,认为画面表现了人们经历360余年的战争后南北统一局面形成,人们不愿再看到残酷的战争,积极求生的情形,人们通过习武达到养生的功能;61窟壁画描绘了向师忍天学艺,角技议婚,后宫娱乐等故事,认为敦煌壁画中的武术图像不仅保存了最早的武术图像内容,还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生存方式和对生命的高层次追求。” [11] 莫高窟第428窟中心方柱下后壁下部的《对打图》表现了两位身高体壮、精力充沛的武者正在对打,这是西北地区流行的“八极拳”的对打形式“八级对接”。 [12] “两人对打形成搏斗,以此来增强体质、培养意志、训练格斗技能的体育运动。” [13] 沙滟认为敦煌壁画中的武术是我国璀璨的文化瑰宝,主要包括剑术、舞武和徒手格斗,09窟描写的抱脚摔法符合我国古代相扑的技巧特点,同样的情景还可以在敦煌藏经洞幡画和白描画中见到。” [14] 通过历史遗迹我们能够看到敦煌武术在历史中表达的内涵意义、表现形式和历史功能作用。
敦煌武术符合中华武术的一般定义:“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技击动作为素材,遵照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格律组成套路,或在一定条件下遵照一定的规则,两人斗智较力三种形式,这些丰富的武术项目,反映了古代用于强身健体和战斗的体育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 [15] 段小强等学者研究了敦煌石窟中有关武术的形象史料,从徒手格斗、武舞、剑术三方面就其渊源和发展进行了探讨,说明敦煌武术是中华武术流变和传承的结果。并认为敦煌武术是中华古代体育中历史悠久、内容极其丰富的运动项目,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同时又是我们研究中国体育史必须要借鉴的珍贵史料。 [16]
张伟等学者在结合敦煌石窟壁画及甘肃地域所流行的传统武术拳种的基础上提出了敦煌武术新的研究方向“敦煌拳”。敦煌拳并非是“流行在敦煌的拳术”,而是指各武术爱好者与武术研究者经过长时间探究与实地考察而从敦煌莫高窟壁画、雕塑中汲取出珍贵史料并根据西北地区的拳种以及西北地区的文化特色加以改造、糅合而编创出的一系列专业拳种。 [17] 在《对敦煌体育史料研究的几点看法》一文中,作者认为对敦煌武术的研究还要从文化因素上进行探讨,要探索人体运动规律因武术特殊性而具有的不同于其他运动形式的运用和表现,应该进一步保存、挖掘、整理、发现它所体现的因自身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却别于西方的科学思路,结合人体科学走中国特色的人体运动科学研究发展之路,并且认为敦煌壁画中的静态图像表现出来的武术形象不能完全体现中国武术的特有技术内涵和运动规律,敦煌壁画的内容只能作为研究中国武术的资料补充。
小结:敦煌武术的概念可以从敦煌壁画、帛书中表现的武术形象进行分析,得到敦煌武术的内涵价值与外延功能,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对敦煌武术的概念进行界定。关于敦煌武术的概念界定学界还处在争鸣中,但是通过学者们的对话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敦煌壁画中的武术图像只是客观表现了某段时期的武术内容,在时间序列上不能完整的还原敦煌武术起源、发展、兴盛、流变的过程。在技术技法层面敦煌武术的拳理、路线、技法无法得到全面发掘,若将敦煌壁画、帛画中武术形象定义为敦煌武术只能得其形而难得其神。
从体育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将壁画中的武术形象作为探索敦煌武术文化研究的资料补充或许更具可靠性。本文认为经过实地考察从敦煌莫高窟壁画、帛画、雕塑中汲取珍贵史料,并根据西北地区的拳种以及西北地区的文化特色加以改造、糅合而编创出的敦煌拳,或许可以在人体科学条件检测下进行人体体质指标的功能性分析,发掘可以提高人体健康的敦煌武术动作并进行练习,这或许是敦煌武术在当今社会得以保存和延续得一种方法,通过敦煌壁画、帛画中的武术动作图像和现代武术动作进行比较分析,为研究中国古代武术文化提供参考。
敦煌武术的概念始终围绕着学科方向和研究角度做出解释,是在不断更新和发展的一个过程。无论如何,在相关专家的观点中始终承认敦煌武术揭示了敦煌是为中华武林做过贡献的武术之乡,敦煌壁画、雕塑中有关武术形象的造型,就是中华武术流变传承的结果。 [18] 由于敦煌武术特殊的地域环境和文化基础,敦煌地区作为古人类聚集地,文化的交流碰撞自然引起文化的交融,敦煌武术就是在这样的特殊地域酝酿出来的,敦煌武术既体现了中华武术应有的共性,又体现了自己所处地域的个性。因此本文将敦煌武术概念定义为:敦煌壁画、帛画、文书中记录的关于中古时期古人类用于格斗、战争、表演等内容中的武术形象,以传统的“踢、打、摔、拿、击、刺”等技击动作为素材,从徒手格斗开始经历了搏斗运动到套路运动的过程,并衍生出拳术类、摔跤类、器械类等项目。总而言之,敦煌武术为研究中华武术及文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支持和文献参考。
3. 体育考古方法在敦煌武术研究中的使用
体育考古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遗址、遗物,若能提取到可贵信息和实物史料,再根据当时社会生产力变动和发展状况,以客观的角度阐明体育文化所生存的特定时空、生存环境以及形成的体育文化形态,并阐述不同文化与体育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演变过程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由于敦煌武术特殊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征,它既是当时文化交流的聚集地又具有独到的地方特色,因此,想要研究敦煌武术只有充分研究它们的过去,才能认识它们的现在和未来。学界认为敦煌武术的研究方法单一,研究人员多为高校体育工作者,研究方向多致力于历史的传承和保护,研究地域失衡,研究史料不足和缺乏新材料的发现。本文认为敦煌武术研究要想实现阶段性突破,从体育考古的视角出发将有利于解决敦煌武术研究中出现的以上问题。
体育考古学作为考古学和体育史学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是研究敦煌体育学的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敦煌古代武术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块新的研究领域。
敦煌武术研究可以对具有体育因子的游戏、娱乐、养生、舞蹈、搏击等方面进行筛选,依照体育考古研究步骤和程序首先进行田野调查,搜集敦煌武术有关资料;第二步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包括对有关资料的年代和具体运动形式归属的分析;第三步在大量实物资料的整理、分析基础上经过归纳阐明人类体育文化历史发展的规律。 [19] 敦煌武术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古代敦煌地区的武术文化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留存于壁画、帛画、雕塑、文书等形式中的武术内容,其中以壁画、文书反映敦煌古代武术最为经典。在敦煌壁画中,有大量体现武术特征的图像,如徒手格斗、武舞和剑术等。其中,徒手格斗经历了搏斗运动到套路运动的过程,并衍生出角抵、手搏和击剑等竞技体育项目;武舞是武术与舞蹈的有机结合,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歌舞和百戏,都属于武舞,其表现形式有单练、对练和集体练三种;剑术则是由击、刺、点和崩等剑法组成的套路练习。 [20]
《论敦煌壁画中的西北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展示了敦煌壁画中有关武术活动和武术姿态的人物图,并依据图像对西北武术进行了实证分析。 [21] 敦煌壁画中的西北武术内容即是敦煌武术的研究内容,该文章对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进行考证分析,运用实物考证的方法是体育考古学中最常用的方法,通过对西北武术进行描述,揭示了西北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关系。将实物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体育考古的特点之一,比较之后得到的研究结果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参考材料和依据。
而《敦煌传统文化与武术》一文中将狩猎、祭礼、舞蹈、军事、角抵、百戏、敦煌文学、敦煌戏曲、宗教等方面的内容与敦煌武术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壁画、文书中关于这些项目与武术的关系。 [21] 通过体育考古的方法分析敦煌所遗留的武术文物资料,为中国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例证,在一定程度上为敦煌武术的文化研究关系提供了物证和理论依据;《敦煌武术史料考略》是在已有专家学者研究敦煌武术的基础上,运用敦煌壁画、雕塑及文书中所提供的资料,就武术的渊源和发展作更进一步地探讨。 [16] 体育考古的理论基础上对敦煌武术作出了分类,将敦煌武术分为徒手格斗、武舞和剑术,并通过壁画中的具体武术形象和文书中的武术描述,将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武术信息进行对照可以在对史料的考察中将不同的武术项目进行归类,也可以通过实物和文献的结合产生情境联想,探索古代敦煌武术的开展情况和价值功能。
敦煌地区石窟、文书中画像中的武术人物形象最能直接表现了敦煌武术的情境,《敦煌壁画中的摔跤》中描写了莫高窟北周·第290窟西披上层有一幅太子摔跤壁画,表现了须大拏太子向善觉国王女儿裘夷求婚,应约试艺,并以摔跤扑翻大魔力王的故事,此外在敦煌藏经洞中还发现了佛幡绢画和白描画,一些与壁画内容相仿的摔跤图象,通过搜集到的所述的几幅图画正好描摹了古代摔跤运动的全过程。 [22] 通过对摔跤遗物资料的搜集,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将搜集到的实物资料进行了串联,最后推导出了一幅完整的敦煌摔跤的图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古代敦煌摔跤的运动印象。
敦煌壁画和文书是研究敦煌武术获取研究信息最多见的途径,在《对敦煌武术壁画分类研究的几点看法》一文中,作者对敦煌武术壁画的分类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壁画中的敦煌武术属性的相关度,将其分为武术图像、参考图像、相关图像、联想图像几个方面。 [23] 实际上这是依据体育考古中的步骤和程序在对搜集到的文物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对壁画中内容属性进行归类,这是体育考古中的类比分析的方法,通过类比分析可以使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很好的归类,也便于实物资料的归属判断。
模拟复原法在新近的“敦煌拳”的研究中最为突显。“敦煌拳”是甘肃武术研究者从敦煌莫高窟雕塑有关军事和体育方面的珍贵画面和史料中,结合甘肃传统武术套路开发出来的独立的传统武术专业门类。 [24] 由此可见,敦煌拳是与敦煌壁画中的武术形象和传统武术套路的结合,那么壁画中的武术形象和传统武术套路中的武术形象结合实际是一种类比实证和模拟复原的方法,通过壁画中的武术动作与传统武术动作的比较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对比印证,如果在动作外形和动作功能释义下具有吻合的关系的话,那么可以通过当今对古代的武术场景功能的再现,这符合体育考古学上的模拟复原,是对敦煌古代武术的还原过程。
体育考古学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为古代体育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通过其学科体系的建立,再进一步的研究中,将把古代的体育文化视为一个系统,将其形态发展、变迁的过程加以理论化,除了重建古代体育文化的物质构架之外,还要对古代体育文化的意识形态给予全面的探讨。对体育考古学这一新的学科而言,它既有考古学所规定的获取遗存的基本手段和研究遗存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又有着跨学科研究的鲜明特点,这也是历史科学、考古学和体育科学研究中各学科不同角度专门化探讨的发展方向。 [25]
以上列举了学者们通过体育考古的基本程序和三种常用的体育考古方法对敦煌武术进行研究,并以敦煌壁画和文书中的实物资料作为研究的支撑和验证假设的证据。但是现在考古学研究的工具已经有了质的飞越,通过新的仪器对敦煌武术的实物资料进行研究已经成为新的趋势,然而,这些科技手段并未运用到敦煌武术的研究中来;体育考古学本身具有学科交叉交融的特点,若能合理运用于敦煌武术的研究中来,将有利于建构敦煌武术研究的新体系。本文认为用体育考古的知识并结合新的考古工具对敦煌武术进行研究具有可行性,因为敦煌武术的研究对象来源于敦煌壁画、敦煌文书、敦煌遗物遗迹中的武术内容,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历史上有大量的敦煌遗书遗物流落于民间,地上地下还有很多我们未挖掘到的文物,因此,敦煌武术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运用体育考古的方法对敦煌武术进行新材料的挖掘研究是敦煌武术今后的研究方向。
4. 研究不足与建议
4.1. 研究不足
1) 敦煌武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壁画中的武术内容,主要集中在拳术和摔跤项目的研究上,武术器械的研究成果较少,敦煌武术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敦煌壁画、敦煌遗物遗迹和敦煌文书中的体育因子,斯坦因等外国学人盗取了敦煌大量的敦煌文书,现在海外还漂流着大量的敦煌文书,以及流传在民间的敦煌文书,这些都是研究敦煌武术的新材料。
2) 敦煌地上文物的研究比较多,地下文物的研究比较少,当然,地下文物的发掘比较困难,我们倡导保护性的挖掘,而不是破坏性的挖掘,在运用现代勘探技术对地下文物进行研究时,需要有强大的人力、资金和技术作为支持。
3) 主要运用体育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从其他学科视角进行研究的方面很少,我们研究敦煌武术有宏观文化解释和微观价值功能的研究目标,敦煌武术是有关古代人体活动的研究内容,探索古人类的遗骸可以看到古人的训练强度等方面的数据。
4) 敦煌武术研究的新材料太少,近年来的研究集中在已有材料的研究比较多,得出的研究成果多为综述类,能够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工作进行新材料的发掘和整理的较少。
5) 敦煌武术缺乏完善的生存文化空间,保护机制不健全,敦煌武术在继承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的走向衰落
4.2. 建议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以前的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综合学科,以后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深化,方法论的发展,许多学科不断从历史学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当今社会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二十世纪末期以来,受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每门学科都在重新调整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如今已经没有哪一门学科的发展是孤立的了,它必须取得与相邻相关学科的相互渗透和结合,体育考学体育史学和考古学结合而来的新的专题性考古学,在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相互借鉴和利用的基础上发展和促进学科体系的完善,如今史学研究领域的开始扩大和丰富,从平面到立体,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转化。因此,敦煌武术的研究应该扩大研究领域,运用新时代的技术工具挖掘新材料,保护和完善敦煌武术生存的文化空间,走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之路。
4.3. 用新时代的技术工具挖掘新材料
体育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也应该扩大和丰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充分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和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新方法。要解决敦煌武术研究的不足应该在体育考古的基础上将研究的领域扩大化,将研究视角放在不同的层次进行思考,以及结合新时代的科技技术为敦煌武术的研究添砖加瓦,运用体育考古和其他学科理论结合的方法研究敦煌武术有利于学科体系的促进和理论方法的完善,敦煌武术的研究是一个不断丰富和扩展的过程,新材料的发掘和整理能够解决敦煌武术乃至上级学科的原始材料不足的问题,通过新材料的发现促进体育考古学与其他学科或视角的结合,为增加学科内容和完善学科建设提供支持。
4.4. 保护和完善敦煌武术生存的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是指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 [26] 除此,还泛指传统文化从产生到发展都离不开的具体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如敦煌武术,敦煌这一地区就是它生存的文化空间。此外作为一种表述遗产传承空间的特殊概念,敦煌文化存在于特定的文化空间之中,敦煌武术在文化空间得到生存和发展,敦煌武术文化空间可定义为:“是指某个集中展示敦煌武术文化活动或敦煌武术文化元素的地点,或确定在某一个周期举办与武术文化有关的活动。” [27] 敦煌武术具有活态性、整体性、地域性、等方面的特征,敦煌武术文化空间的保护、延续和筑建不是简单的通过印刷成书或刻制光盘等就能保存完整,这种形式保存下来的文化是缺乏活性而没有生命力,只有“活态”主体的传承才能完整的进行保护和传承。 [28] 这不失为一种敦煌武术文化传承的可行方式,活态的传承就是将敦煌武术的研究内容放到以人为主体的传承上来,在个体或群体的传承中形成空间文化的主体构成。敦煌武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路径应该包括构建生态型敦煌武术服务体系,挖掘敦煌武术内在精神,促进敦煌武术进校园。 [29] 保护和完善敦煌武术生存的文化空间一方面在于文化内涵的挖掘,另一方面在于让武术进入社会和校园,这是实现敦煌武术文化空间活态传承的一条路径,学生是未来社会的接班人,也是文化的继承者,敦煌武术的传承主体还是以人为主,这样才能实现敦煌武术的活态传承。进入全球化时代,传统文化要形成牢固的群众根基,必须走进社会和校园,通过教育达到培植生存土壤,扩大群众基础。 [30] 保护和完善敦煌武术生存的文化空间就是为敦煌武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敦煌武术文化空间生态型建设是一条敦煌武术文传承和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
4.5. 走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之路
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西方思想不断进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敦煌武术在继承发展的过程中也开始逐渐地走向衰落。要走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之路才能推动敦煌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31],从非遗视角对敦煌武术进行具体分析,能更好地推动敦煌武术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素是生态系统在文化领域的特有组成结构。首先要提高对敦煌武术的保护意识,改变人们的文化观念,将有利于敦煌武术文化的良好传承。其次,要保护敦煌武术生活场域,生活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基础,敦煌武术文化应尽可能地恢复和保留孕育遗产的原有各种结构体系,如传承模式、授徒方式等。 [32] 第三,敦煌武术的生存空间还应该是文化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特殊形态。敦煌武术文化场域的恢复和重构,有利于恢复敦煌武术文化的生态平衡,优化运作环境,可以为敦煌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走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之路是探索敦煌武术发展的新途径。
NOTES
*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