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风险决策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与确定决策和不确定决策不同，对风险决策进行的研究可以发现并避免我们决策中坏的习惯，较为显著改善我们生活中的决策质量，所以对风险决策的研究很有必要。Yates和Stones (1992)认为所谓风险决策就是在损失或赢利、损失或赢利的权重及损失与赢利联系的不确定性这三个要素中进行最优化的选择。谢晓非，徐联仓(1995)认为，风险决策是指决策者在面临两个以上不确定的决策后果时的决策，强调从多种备选方案中做出最优的选择。
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从广义上分为风险决策的任务特征和决策者的个人个体因素。风险决策的本身的任务特征会影响风险决策的选择，包括决策任务中的时间、地点、参考点等都会对个体的风险决策选择产生影响。近年来，不断地有研究发现个体的认知风格和个体的情绪状态对个体的高级认知活动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决策这种高级认知活动，也会很大程度地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因此，针对个体因素的更切实际的决策研究也对我们的决策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2. 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的定义
个体所面对的决策问题通常有三种，第一种是有且只有一个备择方案的确定性决策；第二种是决策后的未来事件是否发生或者发生的概率无法估计或预测，个体只能凭直觉做出选择，即不确定型决策；第三种是个体能够根据已有信息估计或预测未来事件的发生和发生概率，去选择最佳方案的决策，这时个体的选择存在可以有效觉知的不确定性，我们称之为风险决策(risky decision)。
Yates和Stones (1992)对风险决策进行研究时发现，风险决策中主要包含有三个变量，分别为盈利和损失、盈利和损失的权重、盈利和损失之间联系的不确定性。而风险决策就是对这三个变量进行最优化的组合，以选出其中相对最佳的决策方案。
3. 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
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从广义上分为风险决策的任务特征和决策者的个人个体因素。
3.1. 任务特征因素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风险决策的任务特征会影响风险决策的选择，不管是风险决策任务的决策时间、决策地点、参考点等都会对个体的风险决策选择产生影响。即使是风险决策任务的任务表征方式不同，决策者的决策选择就会有很明显的不同。框架效应表现在决策任务的不同表征方式会通过对影响个体对备择方案的认知，去影响个体的决策结果。
国内的学者也一直对框架效应进行着研究，研究者在一项讨论生命和财产问题中的框架效应研究中，通过“海难”问题为材料，并未发现在生命问题和财产问题中的框架效应，不过在面对财产问题时，人们常常选择保守方案；而在面对生命问题中，人们却普遍选择冒险方案(张凤华等，2007)。刘涵慧，周洪雨和车宏生(2010)研究发现人格对框架效应下的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敢为者和忧虑者分别有着明显的风险寻求倾向和风险规避倾向；其中忧虑的人更容易的表现出框架效应；而自律性越高的人框架效应就越小。研究还发现，在性别方面，男生更易出现框架效应。
3.2. 决策者个体因素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3.2.1. 个体认知需要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高水平的认知需要会对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郭文汇等人(2012)研究表明，理性诉求广告的说服效果明显受到认知需要的影响，高认知的人对待酒驾的态度，与低认知的人相比要更加消极。但是，不同的是，认知需要对恐惧诉求广告的说服效果影响不明显。刘景江，刘博(2014)研究显示，对探索和应用为导向的技术创业企业中，认知需要高的人相对于认知较低的人表现出更强烈的兴趣。程燕蓉(2013)的研究结果显示认知需求与特征框架效应对大学生的购买意向和购买态度有着显著影响。大学生中低认知需求的群体对应着对目标产品的高购买意向和更优的购买态度，不同于低认知群体，大学生中的高认知群体则体现出正负特征框架下对购买意向和态度的不明显差异。目标类型和认知的需要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即可对决策结果产生显著作用，同时目标类型与个体差异的共同作用会对人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梁贺红，刘金平，2009)。决策策略可以被启动，决策策略和认知需要对决策过程有着显著的作用，两者交互作用呈(边际)显著水平，这说明人们在决策的信息处理问题上是受环境因素和个体差异的双重影响因素(周广亚，刘金平，2009)。
3.2.2. 情绪因素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关于情绪与风险决策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李亦哲，2020)。Slovic等人(2007)曾提出情绪启发式的概念，来表达情绪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并认为个体对事物的表征会随着情绪强度的变化而改变，进而对决策产生影响。决策时伴随的情绪被称之为决策时情绪(decision process emotion，Slovic et al., 2007)，以此强调情绪对风险决策的作用。
以往研究发现，通过影片、音乐诱发情绪状态，心情愉悦组相比悲伤组的被试的风险偏好更高(Fehr-Duda et al., 2011; Saadaoui, El Harbi, & Ibanez, 2019)。因为愉悦状态下的个体倾向于认为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高，产生了较高的风险容忍度，所以会选择更具风险的选项(Wright & Bowe, 1992; Grable & Roszkowski, 2008)。Schwarz (2000)发现，在消极情绪、中性情绪和积极情绪的研究中，中性情绪和积极情绪使的个体比消极情绪的个体更倾向于风险偏好，其中中性和积极情绪间的差异不显著。Lerner & Keltner (2001)的研究发现正在生气的人在风险决策中偏好冒险，而处于恐惧的人在风险决策中则会规避风险。庄锦英(2003)发现相比消极情绪，积极情绪下的被试更寻求风险。徐辉(2005)的发现也证实这个结果，实验表明正性情绪下的个体表现出风险寻求，而负性情绪下的个体表现出风险规避。刘永芳，毕玉芳，王怀勇(2010)的自我——他人决策研究中发现，个体在进行自我决策时，损失框架下的愉悦情绪比在获益框架下的愉悦情绪诱发出了更高的风险倾向，而悲伤情绪则显示出了相反的结果；而为他人决策时，不管是愉悦情绪还是悲伤情绪在损失框架在下均能诱发出更强的风险需求。
3.2.3. 人格因素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人格是影响风险决策的个体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已有的人格与风险决策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人格会影响风险决策中对风险的选择，比如焦虑倾向的个体更容易注意威胁性刺激，并将一些模棱两可的刺激情境解释为具有威胁性，神经质的个体高估坏结果的概率(Eysenck, 2013)。研究发现，恐惧使个体高估风险并回避风险(Lerner & Keltner, 2001)。前人的研究似乎都表明负性人格特征总是伴随着风险回避，是否意味着带有负性人格的个人风险决策都偏向保守。但从理论上来说，负性人格中也有很多能引发高风险偏好的特性比如冲动、不理性、愤怒等。
王虹(2009)的研究中发现，个体的能量来源(外倾内倾)、个体的信息收集(感觉直觉)和个体的决定偏好(感性理性)在进行风险决策任务实验中，和框架效应的交互作用显著。依存型人格特征的个体在正框架效应的作用下更倾向于风险回避，愉悦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在积极的问题表征时更倾向于风险回避(武泰，2013)。宋之杰，李晶晶(2014)在实验中发现不同的风险情景与人格的相互作用对决策者的反应倾向有重要的影响。风险决策背景材料的不同对风险决策框架效应产生影响：生命救援风险决策框架效应不显著，但是情感得分高的个体却表现出了明显的框架效应；货物救援风险决策出现明显的框架效应，且外倾内倾，感觉直觉，和思考情感维度只在货物救援风险决策中出现了明显的框架效应。
王笑妍(2014)研究中发现，不同开放性人格大学生在风险决策中的冒险性差异存在边缘显著，在风险倾向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于风险决策的冒险性和风险倾向性影响显著，积极情绪状态下倾向于风险偏好，消极情绪状态下倾向于风险规避；情绪和人格对于风险决策的冒险得分和风险偏好得分有交互作用。张冉冉等(2020)采用大五人格简氏量表(NE0-FFI)与气球模拟风险决策任务测量发现，女生神经质与外向性特质得分高于男生，责任性与风险决策的得分低于男生；神经质负向预测风险决策，宜人性与性别的交互项负向预测风险决策行为。
因此，人格因素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显著，但其中不同维度的人格特质对风险决策影响也不同，甚至有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