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西方社会对人的关注是一个由其精神到其本身的过程，黑格尔将人与其理性及意识进行了分离，以绝对精神决定人本身的逻辑完成了其国家观的构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德国学者都以其理论为遵循并形成了以纯粹理性为指导的德国古典哲学体系，费尔巴哈的出现打开了其逻辑的缺口，而马克思对其理论的进一步批判最终完成了这一重要的逆转。
2. 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关注与发展
黑格尔关于人的思考可追溯至其对启蒙运动时期原子化个人的批判。《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一项纲领性文件，也是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其核心在于人权及个人相对于共同体所享有的平等权利，而并未对公民义务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进行具体阐述。 [1] 这种对人权与公民权的区分体现出“人”的范畴的差异性，即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更倾向于将独立的个人寓于自由主义，个人在此过程中过分追求私利，从而表现出原子化的特征。
针对这种个人特殊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的剥离，黑格尔对原子化的个人进行了批判。他从逻辑学的角度指出市民社会中私人的利己需要受到普遍性的制约与教化，使人尤其需要从精神层面摆脱质朴，为此需要一个绝对理性的代表，也就是国家。这一逻辑被马克思总结为抽象的思辨性，同时也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论特征的概述。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德国古典哲学对人性的探讨便长时间停留在抽象理性的范畴。
在对精神的论述中，黑格尔认为人的思维可以在自我运动的基础上对世界本原进行思辨，这种思辨的结果就是绝对意志的体现，其整个过程构成了最终的“绝对精神”，而自然界、人及人类社会均为其产物。 [2] 由此，黑格尔正式将人定义为其自我意识的外化产物，人将因绝对精神的自由而获得自由。 [3] 而国家作为绝对精神的较高体现，对人的自由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黑格尔始终从观念世界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从纯粹理性出发去理解人的本质，通过对人的理性的夸大而掩盖历史活动中的人本身，其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考察是思辨且抽象的，因而难以抓住真正的历史逻辑起点，即现实的人。这一逻辑谬误使后人包括马克思找到了对其人性论的突破口。
3. 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突破与局限
在诸多对对黑格尔的批判当中，马克思认为只有费尔巴哈真正抓住了其绝对精神视阈下人性观的根源。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论总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巧妙地指出了其形而上学的本质，并认为只要将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行颠倒就能还原真正的逻辑本质，却在这一批判道路上再度走上了历史观的唯心主义。 [4]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剖析重塑了对人本质的理解。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将人与自己的精神分离，以“纯粹理性”对人进行束缚，进而忽视了人“感性直观”的主体地位。 [5] 其中，“感性直观”这一人本学理论的构建，初步实现了对现实的人本身的关注回归，对应了马克思日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及的“从天国拉回人间”，是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重要拆解与重构。
费尔巴哈对感性直观的夸大忽视了历史与实践的作用。作为黑格尔哲学批判的突破口，费尔巴哈十分重视人的感性活动。他首先从自然存在的角度考察人类，认为人通过自身的活动将自然的本质转变为自己的本质，是以自然为基础构建自身主体地位的重要表现。其次，费尔巴哈回到精神领域去分析人的情感、理性与肉体的关系，得出精神活动本质上源于人的器官，因而也是一种肉体活动的结论，从而将感性直观归功于自然界，将人的属性依旧牢牢置于自然属性之中，再度忽略了社会历史及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所起的作用。
因此，费尔巴哈的理论最终定格在了“抽象的人”。他的抽象本质既与黑格尔类似又实现了部分程度的突破，其相似在于对社会历史包括人社会关系的忽略，其突破则在于实现了由抽象绝对精神到人本身的感性直观的转变。他将人的理性重新阐释为感性活动，却又仅仅只在感性活动范围内寻找现实的人，与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脱节，从而造成了历史观上的唯心，这就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理论构建的不足之处。
4. 马克思“现实的人”的开拓与发展
通过对黑格尔及费尔巴哈的逻辑梳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其中问题所指进行了一一阐述，通过颠覆黑格尔由绝对精神到现实社会的逻辑论述点明人民主体的重要历史地位，通过纠正费尔巴哈感性活动的实际所指将抽象的人进一步具体化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体系的溯源与批判指出现实的人才是一切历史的逻辑起点。
4.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对人主体性地位的追寻
马克思对黑格尔抽象人性论的批判主要体现于对其国家观的批判。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国家象征绝对精神的较高体现，而人则是市民社会的个体化构成 [6]。黑格尔认为，在自由竞争背景下，由于个人特殊利益的冲突与不一致，社会秩序必将初现严重混乱，为此应构建一个代表普遍利益的权威主体对其进行政治上的疏导与统治，而这一主体就是黑格尔所理解的绝对的国家，这一伦理实体的特殊职能就在于调和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间的矛盾，其决定并统治着由单个特殊个人构成的市民社会。
基于上述，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这一系列物质利益的竞争当中，私人冲突本质上不可调和，仅仅从精神层面上所认定的国家理性显然更是毫无作用的，因而国家所谓的普遍利益的象征实质上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虚幻共同体。解决矛盾的关键不应在这种政治上层建筑上，而应该在人民自身，因此他强调要恢复人性。
以人为主线来考察国家及市民社会的关系正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逻辑基点。此时的马克思总结出了人的社会特性与现实本质，通过人的社会性反驳了黑格尔的理论，通过人的现实性纠正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逻辑颠倒，从而提出由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深刻论述，为其唯物史观的构建打下了深厚而久远的基础。
4.2.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感性活动与实践的探究
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在哲学领域的突破，其核心思想是关于“感性活动”的重新界定及对实践活动意义的初步阐述，特别是通过对“实践”理论的初次构建，为现实的人理论的完善作出重大贡献。
马克思首先指出，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其主要缺点是“对事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7] 即费尔巴哈曲解了人的感性活动的真正所指，以为这一活动只是思维层面的其本身，未能将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 [8]，更未能将其解读为实践。
其次，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对历史进程的忽视直接构成了其人本理论的最大缺陷。他认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进一步导致了抽象的宗教观，其人本学理论在当时宗教神学统治的影响下，一度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将人理解为“宗教的人”，由此使其研究范畴中的人局限于“德国人”，难以重新踏入真正的人类历史进程之中去探究人的本质。正因其从历史观角度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其构建的唯物主义最终只能归属于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最后，马克思在其实践观的阐述中归纳了人的本质的部分特征。在对象层面上，要将客体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来理解；在认识层面上，人应当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在历史层面上，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宗教层面上，宗教本质并不归结于人的本质，其同样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
通过对费尔巴哈具有针对性的批判，马克思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树立了较为完备的实践观，为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充分运用历史观，并将实践、社会与共产主义相联系作铺垫，从而达到了对旧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再超越。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及人学理论的完善打下理论基础。
4.3.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人”内涵的构建与阐释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同时使用了“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两种表达，意在表明“人”既有个体性的现实存在，又有整体性的、社会性的现实关系。 [9] 这一界定标志着马克思已实现了对人的关注的理论架构，使其正式从对黑格尔及费尔巴哈等人的批判中脱离出来，构建出自己独特的、唯物史观的话语体系。
为了深入探寻德国抽象人性论的理论根源，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社会背景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认为应该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他们的活动，由此来揭示其狭隘性与地域局限性。他指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体实质是思想领域的一场变革，德国的学者们见证了绝对精神的瓦解，以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最为激烈。此前，对德国的所有批判均源于黑格尔体系的根基，因而新出现的批判家们始终无法走出对黑格尔的依赖或试图对其进行全面的批判。且当时的批判家们总是局限于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并用以反对体系全貌以及他人所抓住的方面，逐渐从最初纯粹的黑格尔的范畴向世俗范畴转变，例如青年黑格尔派热衷于将宗教统治作为前提，由此导致了“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及用宗教与神学来批判一切；而老年黑格尔派仅仅认为，只要将一切都归入黑格尔逻辑范畴即可理解一切。这就使当时的德国哲学研究陷入僵局与怪圈。 [10]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最终也没能完全跳出这种体系。
对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绝对精神”化与宗教化的统治，马克思郑重地提出“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11]，这种现实在于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使人与生产相一致。随着分工的演变与社会政治的形成，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产生了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这里所指的“人”就是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12]。这种现实关系正是人之为人的核心。
由此，马克思真正从历史与实践两个层面归纳出现实的人的清晰内涵。首先要立足于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以实现对社会历史的考察，而后要立足物质生产及人的社会本质以强调人不是宗教的、理想的、超历史的抽象的人。最终得出结论，“现实的人”一定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中的，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从事活动和进行物质生产的，有思想、观念和意识的个人。
5. 结论
马克思运用了天国与人间的比喻去描述德国古典哲学与自己在“人”的理论层面的差异。德国哲学被马克思形容为天国降到人间，因其从想象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马克思形容自己的哲学为人间升到天国，因其由从事实际社会活动的人出发，通过其生活去理解社会意识形态。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在改变现实的同时也在改变思维及其产物，因此“是生活决定意识”，从现实的人出发时，他们的意识也就仅仅是意识，而一切的前提即是现实。思辨终止于现实生活，现实是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所谓的抽象意识无法真正解释历史，能解释这些的只有对人类现实活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