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是上世纪风靡一时的分析哲学者所提出的口号。分析哲学的前身起源于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弗雷格，为应对当时兴起的心理学理论发展的冲击，驳斥约翰·穆勒所宣扬的“逻辑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 [1] 论调，而提出“反对心理主义”的原则。自弗雷格所发起的这场革命始，逻辑学的实证主义开始向哲学领域不断延展。罗素、维特根斯坦、乔治·摩尔等哲学家，试图借助现代逻辑学为工具，以现代科学为方法论，构建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家以语言问题导向，运用逻辑分析等方法，以实现哲学思想及其语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切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为目标。作为20世纪产生并形成的一种哲学形态，分析哲学一度成为哲学的主流，而该哲学所强调的“真”的研究，时至今日仍在当代哲学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分析哲学求“真”研究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呈现出的变化趋势，即由“‘是’的研究转向关于‘真’的研究” [2] 。分析哲学的发展过程也对应这样一个转变过程。早期逻辑实证主义阶段，主要是在二战爆发之前，这一时期，分析哲学家强调逻辑学之于哲学的重要性，即对人工语言和符号逻辑的求“真”。后期，战后的语言分析阶段，这一时期的分析哲学，将研究重心转移至日常语言在哲学中的考量之上。
2.1. 逻辑求真
罗素曾言“逻辑是哲学的精髓”。分析哲学的特征之一，便是强调哲学同以数理为代表的现代逻辑间的紧密连接。现代逻辑主张“推理的有效性”，核心含义是“保证从真的前提一定得到真的结论” [3] 。分析哲学的逻辑求真研究，本质所体现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即建立在感性经验之上的，利用现代逻辑来演绎建构出整个科学的逻辑体系。这一科学体系的实现，主要便是依靠在哲学之中引入逻辑学为助，在密切的结合之中以实现科学体系的建构。
不同于传统哲学与其他科学泾渭分明的态度，分析哲学更多寻求在哲学中引入逻辑学为工具，数学中的“函数结构”等被分析哲学所接纳。分析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运用弗雷格、罗素肇始的现代逻辑的公理化、形式化等逻辑分析方法，将一切科学领域的概念都分析、还原到直接经验的基础。以此提出“理性的重构”，即用“‘原初经验的相似性记忆’这个基本关系的概念，逐步地给所有其他概念以定义，有层次、有等级地把各个科学领域的概念重新构造出来” [4] 。
罗素将逻辑学给哲学带来的影响，比作如同伽利略给物理学带来的进步。在分析哲学领域，逻辑与哲学的紧密结合，带来了诸多的好处。首先，塑造了哲学的崭新形象。分析哲学一改传统思辨哲学复杂的学理性叙事，以简明清晰的逻辑来实现推理的有效性，树立了哲学亦能不复杂的崭新形象。其次，降低哲学的高深门槛。分析哲学以严密的逻辑求真过程，试图降低理解运用哲学的起点，确定化的函数结构对于初学者理解哲学名词，概念都起到了巨大的帮助。最后，促进了哲学的发展。脱离逻辑学的助力，“分析哲学也许根本不可能提出它的那些主要问题，更不用说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5] 。
2.2. 语言求真
分析哲学从弗雷格等人开始，就将研究的重心迁移至语言学之上。罗素提出了摹状词理论、卡尔纳普注重逻辑句法和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提出，把语言与活动这两者交织到一起的语言游戏论。分析哲学对语言的求真，进而促成了20世纪发生的“语言学转向”，由此语言问题上升为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分析哲学对于语言的关注主要在几个方面。
首先，清晰的语言的表达。分析哲学兴起的时代，许多人将“真理”、“道德”等所谓哲学词语滥用。罗伯特·所罗门曾提出“时髦词语” [6] 的概念，将一些听上去具有亲和力的迷惑性词语比作时髦的词语，并认为哲学应当避免使用这些词语。泛滥的时髦词语往往会造成“言之无物”的现象，即仅仅被用来证明自己涉猎哲学的身份证明，而词语本身几乎不再具有任何的含义。为此，分析哲学强调，在涉及哲学之前，应先明晰诸如日常用语、专业术语的指代等基本的语言表达概念，即语言的可分析性。在对语言的分析中，分析哲学尽量避免借用语言学术语，而是往往通过密切联系周遭的生活形式，以使日常的词语能在特定的环境中足以胜任对事物的描述，消除因环境产生的误解导致的对哲学的困惑。
其次，澄清语言治疗哲学。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形而上学问题都是因为违背日常语言的使用规则而被提出来的……须通过将语词从形而上学的语法拉回到日常用法来加以诊治” [7] ，这便是著名的“治疗型哲学”的概念。在分析哲学看来，传统哲学对语言的使用存在诸多谬误，集中体现在对语义边界的模糊、语言规则的破坏等方面。为此，分析哲学致力于突出使用语言时的环境、背景和场合等逻辑信息，澄清语言的适用范围，结合标准逻辑结构，以实现勘误日常语言的目的，确保它们在哲学的语境中仍能还原其原本的意义。
最后，语义上溯。针对语言的谬误所导致的哲学的混乱，分析哲学倾向于将哲学问题转换成语言问题，通过对语言的讨论，去研究哲学的问题。这种转换方式称之为“语义的上溯”在分析学家蒯因看来，语义上溯可以使我们“暂时撇开哲学立场方面的实质性差异” [8] ，从而可以将视角汇集与语言问题之上，以此避免因为视角繁杂而产生的无休止争论，使研究得以清晰化，摆脱哲学研究的困境。
2.3. 科学求真
20世纪西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科学主义作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所接纳。分析哲学以科学求真为研究，产生了双重的影响。
一方面，分析哲学因其推崇的逻辑实证主义，被视为科学主义的化身。针对上世纪仍存在的神秘主义文化的泛滥，逻辑实证主义为使哲学本身得以自然科学化，通过把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如思维实验法、逻辑数理法、发生学研究法等引入哲学领域，使之成为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众多分析学家，通过借助自然科学的概念，提出一系列的思想实验如“电车难题”、“缸中之脑”等，以自然科学为引，进而对哲学问题进行辩护或思考。
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尊重。分析哲学要求健全的科学意识和深厚的科学素养是研究哲学的必备要求。蒯因曾言“自然科学成就非凡，使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它的各种假定” [9] ，在蒯因看来以数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作为抽象实体而存在，在于日常语言的分析之中自然科学甚至被视为在哲学研究中的最高典范。分析哲学展现出的对语言经验、常识与日常语言的重视，更是在对本体论的研究中，使本体论与自然科学具有同等地位。
3. 分析哲学求“真”研究当代价值
分析哲学作为风靡上世纪的一种哲学流派，随着现代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许多观点已不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雷谢尔评价道“作为一种学说纲领，分析哲学已证明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次失败。而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它已证明是无限富饶和多产的，并且在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内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有益影响” [10] 。正如所言，分析哲学在对“真”的研究中，产生的许多经验，时至今日依然产生着重要的价值。
首先，分析哲学求真对语言研究的价值。在传统的中国哲学之中，素有“言不尽意，书不尽言”(《易经·系辞》)的说法，语言常被视作文化的载体，因此，在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对于语言问题的关注并不多见。在哲学的研究之中，中国哲学的写作方式往往呈现出的则是“教科书化”的形式，即在哲学研究著作的写作之中，以固化的“模板”加之僵化的遣词用语。这种内在的不具备成熟逻辑的词语堆砌，所造成的只会是外在表现出的语言的苍白与无力。而分析哲学自形成之初，便对语言的分析视为应有之义，简明清晰的词语也可以成为哲学笔下的文字。当代中国哲学的长足进步也暗含着对哲学文本进步的要求，分析哲学所强调的语言求真，与当下哲学要求的哲学文本在思想、表达等方面具备独特性的同时，更趋大众化的观点不谋而合。
其次，分析哲学运用现代逻辑求真的价值。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之中，哲学应当属于“述而不作”的范畴，如中国文化经典的“四书”、“五经”，前贤通过对话实现哲学思想的传递，更多以顿悟、致知等偏向感性的概括性描述，对于精确且富含逻辑的论证并不多见。这种缺乏严格化的缺陷，致使时下的哲学论著中多出现“重新词，轻思想”的现象，以新的说法去混淆本应详细阐述的论点。而分析哲学本身具有自我批判精神，又将严密的逻辑技术引进哲学，不断的对自己的预设和结论提出质疑，以实现结论的精确化、严格化。
最后，分析哲学的科学价值。分析哲学家往往并非单纯从事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他们大都是某一具体学科领域的专家。因此，亲科学主义而拒斥神秘主义，成为分析哲学的特点之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然形成，但仍有缺乏明显的科学意识，甚至违背科学原理的论调出现。分析哲学运用科学的力量对神秘主义的抨击，对弘扬科学、崇尚科学的今日已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控制论原理指出，任何系统，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必然会做出反应，这个反应会反过来影响系统本身。在哲学之中，即表现为一种哲学观点如若不与周围环境诸如其他的科学进行信息的交换，就会一味正反馈而最终死寂；反之则会在不断面临新的问题之中引发负反馈调节，最终形成新的动态平衡，从而使该哲学观点充满生机与活力。分析哲学对于“真”的追求，为仔细地探索新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分析哲学的方法并不限于分析哲学本身，而是它有益的影响存在于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分析哲学以其分析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精确、更具逻辑的语言，让哲学更关注如何将论点阐释清晰，如何将哲学晦涩的结论以通俗的语言普及给更广泛的人群。之于当代的中国哲学而言，将分析哲学的分析思维以及方式，运用在当代哲学之中，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