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之过去得到了逐步提高,并且越来越注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结合,从而提高自身的幸福感。我国领导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及“幸福感”一词 [1]。随着人们政治意识的提高,居民越来越认识到政治也是与自己利益相关联的事情,同时政治参与也会对居民的生活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是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明显。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会使得居民产生积极向上的心态,会使得居民感到越来越幸福。在城乡,居民不仅积极参与政治选举,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自身也会成为被选举对象,参与政治建设。居民在参与公共事务和群体活动时的意愿完全来自于内心,不受社会评价标准的制约和组织的强制安排,从而确保其能力得到有效发挥,心理得到充分满足,居民幸福感进一步得到提升。
此外,近年来公共事件的频繁发生,降低了居民的信任度。有研究发现,在人际关系中容易信任他人的人更幸福 [2],信任和幸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应用社会信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果大多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也有研究证明了社会中某些特定群体的社会资本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因此,政治参与是居民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社会信任是居民的一种集体资源,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一定相关性。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样本,探讨了政治参与、社会信任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为提高居民幸福感和构建和谐社会提出对策建议。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幸福感
幸福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以往幸福感是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之一,基本上沿着两条主线展开: 一是主观幸福感,主要关注人们积极和快乐的情绪,即享乐主义;二是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主要关注人们潜能与才华的实现与发展,即实现主义 [3]。其中,主观幸福感包括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而心理幸福感包括六个维度:自我接受、积极关系、机能自主、环境控制、生活目的、个人发展 [4];社会幸福感包括五个维度:社会融合、社会贡献、社会认同、社会和谐、社会实现 [5]。
学界对影响幸福感因素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有一些研究发现,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 [6],但这种关系并非呈线性关系。收入差距、收入不平等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一般呈负相关,当然,有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呈倒U型 [7]。此外,学界关于影响幸福感因素的讨论范围也逐步扩大,包括非正规就业、失业、环境污染、教育水平、户籍状况、健康状况等。总之,关于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和各类人口特征变量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核心。
2.2. 政治参与与居民幸福感
长期以来,学者将政治参与视为与民主政体相关的概念,因为只有在民主国家中,人民才能通过定期选举领导人以影响立法机关或政府 [8]。然而,尽管“存在强大的政府和政党机构,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渗透,缺乏独立的政治意见团体和表达利益的机制,对媒体的严格控制,以及长期缺乏自由和竞争性的选举,使得‘参与’的概念与以往解释不同 [9] ”。这种参与可能表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公民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特别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政治参与的概念得到了扩展,而原有单一的政治参与观,即将投票视为公众影响政治进程的关键和唯一途径,现已经被多元化的参与观所取代 [10]。政治参与被定义为“具有影响政府行动的意图或效果的行为,既包括直接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行为,也包括间接影响人们政策选择的行为” [11]。政治参与有多种形式,比如参与投票、参与选举、参与社区事务或维权抗争等。所以,城乡居民参与选举、参与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的事务,会使居民感受到他们的行为对政府产生影响以及政府对其诉求有所回应。现有研究表明,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和活动对其幸福感会产生影响 [12];由此可见,直接的政治参与会影响居民幸福感,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政治参与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居民政治参与意愿越强,其幸福感越强,政治参与意愿越弱,居民幸福感越弱。
2.3. 社会信任与居民幸福感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合作以提高社会效率” [13]。社会资本是以信任为核心,同时强调由社团组织建立的公民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公民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两者相互联系能够产生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维度,“信任”与居民幸福感紧密相关。信任由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两方面组成。政治信任定义为“社会成员对政府、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共同体的信任和支持” [14];而社会信任指的是“基于社会组织的横向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信任” [13]。尽管已有学者研究了居民幸福感和信任之间的关系,并表明当居民幸福感降低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随之下降,公众认为自身的行动难以影响政府的行动;当居民幸福感较高时,公民相信政府的行动都为民众考虑,同时公民自身的行动也会对政府产生积极的影响 [10]。然而这种信任基本上是指政治信任。虽然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但二者又有不同之处。社会信任是信任的组成部分,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应该受到学界的关注。学者研究认为,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存在长期稳定的协调关系,幸福感降低的重要原因是社会资本中社交网络和社会信任的减少 [15]。因此,本研究为了探讨社会信任与幸福感的关系,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社会信任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幸福感越强,社会信任程度越低,居民幸福感越弱。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采用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项目的调查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采用多阶分层抽样的方法,抽样范围包括全国的省级行政单位。经统计,原始数据的有效样本有12,787份,由于本研究的需要,在使用Stata16.0平台去除无效样本后共获得10,100个有效样本。
3.2. 变量测定
3.2.1. 因变量:居民幸福感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政治居民幸福感。因此,选取CGSS2018年问卷中的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问卷选项分别为“1. 非常不幸福、2. 比较不幸福、3. 说不上来幸福不幸福、4. 比较幸福、5. 非常幸福”,分别赋值1、2、3、4、5。结果显示:选项比例分别为1.2%、6.2%、13.2%、60.5%、18.9%。
3.2.2. 自变量:政治参与和社会信任
本文研究的自变量是政治参与和社会信任。因此,分别选取CGSS2018年问卷中的问题“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与了投票?”选项分别为“0 = 是,1 = 否”,处理为虚拟变量。结果显示:选项比例分别为46.5%、53.5%。“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选项分别为“1 = 非常不同意,2 = 比较不同意,3 =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4 = 比较同意,5 = 非常同意”。结果显示:选项比例分别为3.5%、16.0%、13.5%、56.0%、11%。从比例可以看出部分居民政治参与性不高,但其仍然相信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根据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人特征选取问卷中的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这9个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通过数据统计得出:女性占比为53.3%,男性占比为46.7%,年龄取值范围为18至69周岁,拥有农业户口的居民比例占54.8%,非农业户口比例占45.2%。在健康状况中,38.7%的居民认为其身体比较健康。在宗教信仰中,大部分居民无宗教信仰,占比为89.4%,在政治面貌中,非党员比例占88.9%,党员占11.1%。在婚姻状况中,87.8%的居民已婚。在受教育程度上,居民多为小学及以下学历,占比高达36.5%。在收入水平中,居民个人年收入低于4万元的比例为71.4%。主要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3.3. 模型建构
为了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在借鉴Bjornskov [16] 和Ram [17] 等经典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上述变量设计,构建了较为简洁的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将政治参与和社会信任作为两个主要参数变量,构建的基本模型如下所示:
(1)
(2)
(3)
其中,Happiness是指居民幸福感,Participation是指政治参与,Trust是指社会信任,Controls是指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这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α是指常数项,β、γ、δ是指变量系数,ε是指误差项。其中,(1)式用来检验控制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2)式是在(1)式的基础上加入政治参与变量以检验政治参与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3)式是在(2)式的基础上加入社会信任变量以检验政治参与、社会信任共同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Table1. Pattern representation
表1. 样本描述
注:数据来源为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回归分析之前,本文计算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平均值为1.01,远小于10,这说明本文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也不存在模型过度拟合的情况。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采用有序的离散选择模型(Ordered Logit)进行模型拟合,在控制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特征变量的情况下,分析政治参与、社会信任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的影响。以此,采用Stata16.0分析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综合考察分析各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具体结果见表2。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2. Mode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trust on residents’ happiness
表2. 政治参与、社会信任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模型分析
注:显著度:***p < 0.01。
模型1是控制变量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男性居民比女性居民的幸福感更低,这可能是受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男性的家庭经济负担更重,而女性的压力比男性小,所以女性的幸福感更强。年龄每增长1岁,居民幸福感提升0.5%。从政治面貌来看,党员幸福感程度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党员的带头作用更容易受到居民的尊重。居民的学历每增加一个层次,其幸福感增加5.6%。宗教信仰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的幸福感增加8.3%。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和经济水平都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于婚姻状况的影响,未婚居民的幸福感低于已婚居民。健康状况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的幸福感增加19.3%,身体健康状况更好的人身心也会更加快乐,因此其幸福感也会更强。经济水平每提高一个层次,居民的幸福感增加11.2%。
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参与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政治参与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政治参与每提高一个层次,居民幸福感增加9.4%,假设1得到了证实。这一结果表明,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居民与政府之间最重要的经常性的互动之一,同时也是连接政府与居民的桥梁与纽带,居民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参与表达诉求,体现了民主和科学,这对于居民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心理满足来说都是一种提升。此外,居民自己参与村/居委会的投票,也表达了强烈意愿,自身对候选人的支持度也会上升,反过来管理执行效果以及目标实现也会较为顺利。
模型3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信任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信任每提高一个层次,居民幸福感提高16.0%,假设2得到了证实。信任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解释,容易相信他人的人更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即个人的社会信任度越高,获得的社会支持也越多,其幸福感也会随之增强。但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与本文存在着差异,即信任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显著,这有可能是由于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或选取的样本存在差异。总而言之,社会信任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地促进作用,恢复社会信任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和谐社会。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参与和社会信任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两个研究假设,利用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的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对政治参与和社会信任分别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 政治参与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且政治参与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政治参与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幸福感增强0.9%。2) 社会信任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即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幸福感越强。3) 除户口类型之外,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特征变量对居民幸福感都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政治参与和社会信任共同作为自变量,分析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丰富了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有以下启示:首先,政治参与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政府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是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拓宽和创建政治参与渠道,特别是在当前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意识不断提高、参政积极性也不断高涨、居民对其政治生活和社会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尽可能在政策制定、政策决策等从起源到实施全过程为居民提供参政的平台,扩大居民参政空间,增强居民政治参与的直接性与主动性。此外,政府应增强居民政治参与意识,提升居民参政能力。其次,社会信任也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之一。政府应重视社会资本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公众塑造社会信任风尚,营造信任文化。公众重建了对政府、社会的信任,才能有效地提升其幸福感,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