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城市的同质化、等级化、碎片化特征,认为城市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生产空间。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关注,认为劳动分工和生产方式是城乡对立问题的根源,“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1]。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从福特制社会走向后福特制社会,生产方式从物质生产向非物质生产转变,劳动者从工厂走向城市,地区化的生产进一步向世界体系生产扩展。城市问题进一步凸显。而现代的理论家们对空间的理解上仍停留在康德和笛卡尔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层面上,空间的思考缺乏社会关注。同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师和规划家将城市看作一种待出售的“产品”,“用在工业化时期就事先设计好的碎片化的分析工具” [2],简单粗暴地将复杂的都市现实还原为规划图纸上的几何线条。城市问题的思考缺乏哲学层面的总体性方法,列斐伏尔认为要建构关于城市哲学,“哲学一直以总体性为目标” [3] 通过总体性的方法解构城市矛盾,理解现代都市。
2. 哲学维度:空间二元认识论的批判,总体性辩证空间观的构建
2.1. 传统空间观念的局限性
传统的空间理论家只考察了空间的精神性层面和物质层面,对他们而言“‘社会空间’的说法听起来有些古怪” [4],二元式的思维方式也导致了空间的思考不能对现实的城市问题作出回应。
古代的空间观念只是感性地考察空间与物体的关系。古希腊时期对于空间的理解主要与物体存在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物体的运动产生空间。亚里士多德是早期提出关于空间的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的理论家之一。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认为空间是“像容器类的东西” [5],空间具有以下特性:“1) 空间乃是一事物(如果它是这事物的空间的话)的直接包围者,而又不是该事物的部分;2) 直接空间既不大于也不小于内容物;3) 空间可以在内容事物离开以后留下来,因而是可分离的;4) 此外,整个空间有上和下之分,每一种元素按本性都趋向它们各自特有的空间并在那里留下来,空间就根据这个分上下。” [6] 列斐伏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学派关于空间范畴的论述是含糊不清的,建立在感官经验基础之上,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它们要么被视为整理感觉材料的简便经验工具,要么被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比身体感官所提供的证据更为优越的普遍性概念” [7]。
近代的空间理论家们相较于古希腊时期对空间的理解有了更加理性地认知,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牛顿和莱布尼茨都在试图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空间观念。牛顿认为空间是绝对永恒的,“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相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可动部分或者量度。” [8] 莱布尼茨反对牛顿的绝对空间观,但认为空间是一种秩序,“我把空间看作某种纯粹相对的东西,就像时间一样;看作一种并存的秩序,正如时间是一种接续的秩序一样。” [9] 对于这些对空间机械的理解,列斐伏尔质疑道:“空间是否因此具有了神圣的属性?或者说,它是否真的是整个现存世界所固有的秩序?” [7]
近代哲学家们对空间的认识也只是精神层面的理解。康德的空间观结合了牛顿和莱布尼茨的空间观的优点,“牛顿观点的优点在于保证了时空的普遍必然性,可以作为科学知识的基础。而莱布尼茨认为时空来自感性经验,这样就不能保证数学科学所要求的普遍必然性。但是莱布尼茨把时空与感性联系起来,不把时空看作是实体,这又是其观点的优点。” [10]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阐发了先验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意识的先验范畴。列举了空间先验性的四条规定性:“1) 空间不是什么从外部经验中抽引出来的经验性的概念,2) 空间是一个作为一切外部直观之基础的必然的先天表象,3) 空间绝不是关于一般事物的关系的推论的概念,或如人们所说,普遍的概念,而是一个纯直观,4) 空间被表象为一个无限给予的量。” [11]
康德的空间观在列斐伏尔看来,“虽然是一种认识的工具,是对现象进行分类的一种手段,但仍然非常清晰地与经验领域相脱离,它属于先验的意识领域(即‘主观的领域’)而且带有一领域内在的、理想的(因而是先验的、人们根本无法掌握的)结构。” [7] 因此,康德的空间观具有理想化的特征,忽视了空间的复杂性,仅靠人的先验能力难以完全把握。同样地,笛卡尔将空间作为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空间成为一个给定的容器,“空间通过包含主体,开始支配着所有的主体。” [7]
现代的空间观列斐伏尔认为是在制造空间幻觉。近代的几何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为现代的理论家们提供了设计空间的知识工具。复杂的空间现实被语言学家和建筑师简单还原为某种符号,营造一种隐藏空间真实内容的幻觉。这种幻觉包括“透明性幻觉”和“实在性幻觉”。“透明性幻觉”借助绘画和语言学的知识,使得“空间看上去是明亮的、可理解的,可以放任自流的。空间中发生的事给思想带来了一种奇迹般的特性,借助于设计/图绘,(在这个词一语双关的意义上),事情变得拟人化” [12]。而实在性幻觉这是“一种自然的、简单的幻觉——一种天真态度的产物” [13]。“透明性幻觉与哲学上的唯心论有着血缘关系;而实在性幻觉则与(自然论的与机械论的)唯物论跟接近” [14]。“透明性幻觉”将人的主观意识参与到空间的生产中,将空间通过艺术、语言和逻辑思维等工具展现出来。而“实在性幻觉”认为空间是被自然给定的现实,空间被描绘成不变的几何体。
2.2. 总体性辩证空间观的构建
列斐伏尔与传统理论家对空间的认知不同,认为空间不是本身就存在的,而是社会生产出来的,即“(社会)空间是社会产品” [15]。空间既是以往历史和自然的产品和作品,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知识、概念的构造及其结果。列斐伏尔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基础上对空间展开了三重辩证图式的思考。在他看来,空间是“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的三位一体,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为解剖现代城市提供了总体辩证法。
“空间实践,它包括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位置与空间特征集合” [16]。空间实践是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出不同的空间。原始时期生产绝对空间;在绝对空间之上第一座城邦的建立标志神圣空间的出现;在罗马帝国后期或者中世纪早期,生产出历史空间。资本主义时期则是一种抽象空间。最后,列斐伏尔希望未来生产出一种差异空间。“空间表象”指的是概念化的空间,即“科学家、规划师、城市学家、技术官僚式‘地块细分者’与‘代理商们’,以及具有特殊科学癖好的一些艺术家们——他们的空间。” [17] 这些理论家通过理论知识制造出符合其当时空间实践所需的空间语言和符号的体系。表征性空间将空间与人们的生活相联系,是一种“直接经历的(或活生生的)空间” [17]。资本主义时期空间的实践以资本的积累为核心,空间表象又在制造出这个时期空间的符码,遮蔽着真实空间现状,使得人们现实经历的空间成为一种“被支配——从而是消极体验的空间” [17]。
“每门专业科学都从整体现象上切下一个领域或领地,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阐明。无法整体地真实地认识都市现象。” [18] 而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立足于整体性思考空间问题,将空间的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联系一起,为整体上认识城市问题提供了总体性辩证法。
3. 政治维度:消解意识形态束缚,争取城市生活权利
3.1.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意识形态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空间中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处处体现着政治家的利益诉求。“资本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产生了抽象空间,它隐藏了‘商品世界’的逻辑,也掩盖了背后金钱的力量和政治国家的力量” [19]。
城市空间成为了生产资料和流通商品,被纳入到资本循环体系中,因此资本政治家们利用城市规划布局,最大限度地占有空间,使得资本的流通空间进一步扩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和政治危机,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统治体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工业时期出现的城市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责了城市化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 [20] 而且这种贫民窟是如此潮湿、肮脏、拥挤不堪,“贫穷会在任何地方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总会以各种丑恶的形式存在于富庶的大城市的心脏里” [20]。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现代城市的发展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需要,工人阶级的房屋被拆除,资产阶级的商业建筑兴起,“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 [21],工人被排挤到市郊。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 [22]。
恩格斯考察了资本主义处于工业时期的城市问题,为列斐伏尔提供了启示。列斐伏尔以法国的城市现代化改造为例,考察巴黎从工业城市向现代化都市转变的历史脉络。二战以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对城市的修复和改造,列斐伏尔目睹了巴黎的现代化改造,“资产阶级打碎了位于巴黎中心的马雷区的贵族空间,把它变成了为物质生产服务和工厂、商厦林立的区域。” [23] 巴黎的城市改造蕴含了现代都市的基本元素:超工业化的、高度集中的构成性中心、商品世界和权力中心。现代性的都市脱胎于工业社会,资产阶级将资本的生产和政治统治策略从工厂转移到了都市,城市规划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新的统治工具和手段。这种统治工具被各种表象所隐蔽和美化,试图通过科学技术和建筑艺术使其合理化,“城市规划作为一种表象形式,无非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根据语境,要么声称是‘艺术’,要么声称是‘技术’,要么声称是‘科学’” [24]。
3.2. 城市生活权利的争取
在这种抽象压抑的意识形态构造的空间中,面对着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和多元城市问题,列斐伏尔主张普通大众应意识到现代都市异化的本质,争取进入城市中心权利。“城市权利像一个呐喊和需求……一种改变和重塑城市生活的权利。” [25] 关于城市权利,在列斐伏尔那里并非一种非常具体的特殊的法律意识上的权利概念,城市不应是一个工业生产与资本积累的产物而应是生活在城市居民的作品,一个再造不断重构的艺术作品。“城市权利就是让所有居民具有合法的生存权利而不被各种同质化、等级化、碎片化空间统治机制所歧视、隔离与排除在外。” [26] 城市权利代表着居住的权利、生活的权利,以及城市及其居民有权拒绝外在力量单方面的控制,城市的权利就是居民控制空间社会生产的权利,是一种居民能够参与和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首先,城市权的核心在于一个谁拥有城市的问题,拥有不是指个人对某个空间的物质所有,而是每一个群体意义上是否能够集体城市管理,平等地享有就业、教育和文化等城市权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残疾人、新移民等被剥夺生活权利的失业者和贫困的人应该进入到城市权利的中心,重新参与到城市的管理。
城市是一件作品,而非一件集体的或个人规划的产品。列斐伏尔在晚年提出了“新市民”问题,并给予了三条关于“新市民”建议:1) 差异的权利,2) 重新定义市民,3) 自我管理。差异性权利反映了列斐伏尔建立一种差异空间的渴望。在抽象的资本主义空间中,空间的使用者丧失了整体认识城市空间的能力,只有赋予用户差异性的权利,变革旧的空间,产生新的空间,城市权利的实现才有可能性。因此城市的市民不仅是空间的取用者更是建造者,要联合起来通过自我管理,建设新的城市空间,争取城市权利。共同参与城市生活,共同书写城市。这种参与不是简单的参加,而是基于对城市的归属感和家园意识而产生的对城市生活福祉的发言权与参与权。
4. 文化维度:同质空间文化的消解,未来诗性空间的书写
4.1.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文化的同质性
在列斐伏尔看来,西方的现代性文化以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为主要特征,以资本为核心和动力构建城市组织体系,加剧了城乡差别,古代建筑的人文风格和乡村田园风光被拆解,现代都市文化表征为同一性和强制性。正如本雅明所描绘的那样,城市中的人变成了大街上的“浪荡子”和“闲逛者”,人的真实存在的意义被现代建筑中的玻璃橱窗、街道和霓虹灯所遮蔽,成为了“单向度的人”。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取代了自然,同一性取代了多样性,自然沦落为季节的装饰。在奥斯曼的城市改造计划中,法国巴黎成为了人造乐园,城市组织在功能主义的建筑师手中成为了有序地排列组合,但也是国家干预私人空间的一种“直角的专制”,城市文化的构建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利益,而非大众的真实需要。
消费文化在资本化的城市中肆虐,大众在疲惫的劳动后将解脱寄希望于消费狂欢,娱乐成了城市独有的文化景观。列斐伏尔感叹道,往日传统的节日不再是人们心灵释放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符号消费和庸俗文化。“精品店橱窗里的物品堆砌成为人们聚集的理由和借口。他们看,他们交谈。” [27] 资本化的城市塑造使城市文化呈现出单一性和空洞性,在人们眼前的是数不尽的商品、符号和信息,大众的真实需要和生活体验被现代城市所忽略,具体的真实的文化被抽象的虚假的娱乐所代替。
4.2. 诗性城市空间文化的构建
对于现代性的城市空间文化的消解,列斐伏尔吸取了尼采生命意志哲学和海德格尔栖居思想,主张构建具有差异性的后现代空间文化。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与现代性文化不同,后现代文化趋向多样性、和谐性,注重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致力于实践与美学的统一。尼采的身体哲学强调,人的存在首先是一个身体和动物性的存在,形而上学的理性世界和宗教世界是一种虚伪世界,唯有人的身体属于真实存在的世界。他认为人的身体和生命应如酒和火一样充满激情与喜悦,不应遭到宗教禁欲主义和逻辑理性主义的排斥。海德格尔在《筑居、栖居与思》一文中说明了何谓筑居(buan)和栖居,认为筑居乃是真正的栖居。栖居是作为终有一死者的人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作为栖居的筑造展开为那种保养生长与建立建筑物的筑造,人应“诗意地栖居”。
列斐伏尔的后现代文化革命融合了尼采和海德格尔关于人的存在的思想,致力于构建一种诗意和艺术的空间文化,“这是一种混合的空间,它仍然是自然的,同时也是被生产的——首先是生活,其次便是诗和艺术。” [28] 差异性的空间就是要打破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权利和意识形态的压抑,还原一种类似自然的本真的、和谐的空间,容纳个人自由发展。今天全球城市化,社会都市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资本依靠公路、银行、原材料和信息化,对所有空间进行抽象的运作。地表的、地下的和天空的一并被纳入消费主义的视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全面异化。“当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试图同质化地控制每个人及每件事物和日常生活时,差异的空间却在强化差异而从中摆脱出来获得自由。” [29] 列斐伏尔认为,作为“差异空间”的日常生活,应该是摒弃资本主义空间逻辑的一种新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但是丰裕的、多元的,而且还是可以选择的社会空间。因而,他呼吁一种节庆文化,让生活成为一种艺术行为,让技术为日常生活服务。
“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 [30],在未来的城市空间中,人类生存不再依附于资本增殖和权力意志,可以充分体验、享受空间,用身体实践感知真实空间,在空间中释放能量与激情。差异空间的构建意味着个人的身体空间不再通过外界的统治和规训来抑制,个人的身体空间可以自由发展,从而构造出多样化和有活力的社会空间。城市空间的营造应尊重个人的栖居空间,尊重大众的真实空间需要,营造符合美学的、诗意的城市文化。
5. 结语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理论影响深远,引领了20世纪下半叶社会学领域中出现的“空间转向”,许多城市批判理论家深受启发。如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认为,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空间三元辩证法”,苏贾根据此延伸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他强调,我们理解历史和现实永远有第三个维度,即“他者”的存在,应用多种维度思考空间问题。美国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延续了列斐伏尔城市空间的批判之路,积极构建了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身为列斐伏尔的学生,曼纽尔·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正是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思想,并结合资本主义空间新的变化,对网络社会空间进行了分析与批判。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理论虽然在理论方面过于抽象,缺乏具体实现路径,但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一,城市空间的构造过程中,主张个人栖居空间的营造。在城市建造的过程中防止以经济利益为唯一指标,综合考虑公共利益,使城市空间与自然空间和谐相存,打造更多适合“栖居”的休闲和绿色空间。其二,重视城市进程中的空间正义。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是城乡共同发展,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让广大农民参与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共享新型城镇化改革的成果。其三,注重构建诗意、和谐的城市文化。在城市营造中引入优秀的多样文化元素,避免过度功能主义的建设。美学的城市布局和多风格的建筑文化利于增加居民的空间体验,居民可以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得到心灵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