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和制度急剧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变化成为引人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就业结构以及家庭结构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些新的阶层产生了，各个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而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如何认识当前社会阶层发生的变化，发掘出社会阶层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而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探索出有效的实现路径，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主流。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利用CGSS2017数据，采取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多角度深层次进一步探寻家庭因素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2. 研究假设
家庭因素对社会阶层的影响是通过细化的维度体现的。在既往的研究中，学者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可以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而受教育程度又影响着今后的工作与社会地位，从而达到社会阶层的再造 [2]。王俊基于CEPS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有序Logit分析发现职业层级、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倾向于在子女教育中投入数量更多的家庭资本，使子女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成就和发展空间，从而使社会阶层得以向上流动 [3]。周春芳以韦伯“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化理论为基础，以职业、收入和财富为标准，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发现当前个体的文化程度、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 [4]。钱民辉认为无论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一直都是通向“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在中国，教育可能一直采取的“过滤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把大部分学生过滤掉了，只留下少数人继续更高的教育，从而有可能进入到社会精英阶层，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5]。徐莉和冀晓曼基于CGSS调查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发现家庭社会资本中的父母的职务级别会对社会阶层产生影响，家庭社会资本积累越丰富，子代的社会阶层越高 [6]。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家庭因素对社会阶层的影响是深层次多维度的，并不存在单一的家庭因素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程度以及父母职务级别都会对社会阶层的流动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以CGSS2017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归纳已有的关于社会阶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将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父母职务级别等指标考虑在内，选取五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对社会阶层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子代社会阶层越高。
H2：家庭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子代社会阶层越高。
H3：家庭父母职务级别越高，子代社会阶层越高。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文章采用CGSS2017年的调查数据，在数据整理后共对8360个样本进行了分析，以子代目前社会阶层为因变量，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个体特征为控制变量，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务级别为自变量，探索家庭因素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3.2. 变量操作化
3.2.1. 因变量
本文中的因变量为社会阶层。在CGSS2017调查问卷中选取“(a43a)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作为因变量。
3.2.2. 自变量
本文中的自变量有三个：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务级别。
1) 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在CGSS2017调查问卷汇总选取“(a64)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2) 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测量，在CGSS2017调查问卷中的选取问题分别是:“(a89b)您父亲的最高教育程度”和“(a90b)您母亲的最高教育程度”。
3) 父母职务级别的测量，在CGSS2017调查问卷的问题分别是：“(a89f)您父亲的职务级别”和“(a90f)您母亲的职务级别”。
3.2.3.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经验，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和户籍为二元虚拟变量，年龄用2017与出生年份的差值得到。性别方面，女性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户籍方面，农业户口赋值为0，非农业户口赋值为1。另外，为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异常波动，将收入取对数后纳入模型。具体的变量及其赋值见表1。
Table 1. Variables and their assignments
表1. 变量及其赋值
3.3. 模型
本研究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家庭因素对子代社会阶层的影响。以因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通过不断加入变量，最终建立完全模型。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对本研究所涉及到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因变量子代社会阶层方面，受调查民众目前社会阶层感知的均值为4.093，整体不足社会中层水平。就解释变量来说，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家庭经济状况的均值为2.529 (不足当地平均水平)，说明调查对象整体经济状况一般。父亲教育程度的平均值为2.775 (扫盲班和小学之间)，说明被调查者父亲的文化水平偏低。母亲教育程度的平均值为2.202 (扫盲班和小学之间)，可以看出整体上被调查者母亲的文化水平偏低且低于父亲的文化水平。收入取对数后均值为9.874，表示受调查对象整体收入水平在三万五左右。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variables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2. 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考察家庭因素是否会对个体社会阶层流动产生影响，通过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职务级别的传递关系，解释来自不同家庭的个体在社会阶层获得上的差异性。为了更加清楚地解释各相关自变量对于子代社会阶层流动产生的影响。分别依次构建了5个模型，模型1先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加入家庭经济状况变量，模型3加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变量，模型4加入父母职务级别变量，模型5为全模型。通过多个多元回归模型的比较，更加准确地分析家庭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表3为以子代当前社会阶层感知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
Tab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actors and offspring social class
表3. 家庭因素与子代社会阶层的关系
注：*P ≤ 0.10，**P ≤ 0.05，***P ≤ 0.01。下同。
由表3可以看出，模型1主要考察个体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因素对当前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年龄、学历、收入均对个体的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来看，在性别方面，以女性为参照群体考察性别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发现男性在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上低于女性，且在P < 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年龄方面，年龄越大往往越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且在P < 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学历方面，学历越高越能获得更多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且在P < 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户籍方面，以农业户口为参照群体考察户籍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拥有农业户口的群体表现出更高的社会阶层，在P < 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收入方面，收入越高的群体往往所属的社会阶层越高，且在P < 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2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加入家庭经济状况来考察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体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表现出较高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在控制变量方面，性别、年龄、学历、收入与社会阶层仍具有显著相关作用，并均在P < 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影响程度均相较加入家庭经济状况变量之前有所减弱。另外，户籍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在加入家庭经济资本这一解释变量后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模型2可以看出，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1成立。模型3在模型1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家庭文化资本这一变量组，结果表明，父母双方的教育程度并不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作用，户籍这一控制变量在加入家庭文化资本这一解释变量后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 4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家庭社会资本这一变量组，结果显示父母双方的职务级别并不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作用，且表现出农业户口拥有更高社会阶层(P < 0.1)。模型5是将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变量组和控制变量一同纳入其中的全模型，可以完整反映出本研究的各变量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从人口学特征因素来看，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认同。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年龄、学历、收入与社会阶层获得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户籍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并不显著，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收入越多的个体，所认同的社会阶层越高。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家庭经济状况越优越，子代越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阶层，该结果验证了假设1，而家庭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在研究结果中表现出与子代社会阶层没有显著作用，即假设2、假设3不成立。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强调家庭因素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作用，基于大样本调研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家庭因素和社会阶层流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社会高阶层获得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中，母亲教育程度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有积极作用，这一作用随时间推移变得不再显著；家庭父母职务级别中，母亲的职务级别对于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积极作用，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作用的显著性消失。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阶层固化现象的考察不仅要关注个体本身，更要考察家庭背景的相关因素，尤其是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所致的阶层固化应该成为考察个体社会阶层流动差异的重要维度。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重视社会弱势群体对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作用，为促进社会弱势群体的向上流动，应以家庭经济为突破口，以针对性救助手段兜底，加强发挥其自身积极性的顶层设计，通过党委领导、政策引领、制度保障、救助兜底的“一条龙”式途径，实现社会弱势群体的阶层上流，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在此期间，政府应实现“人找政策”而不是“政策找人”，让个体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就业创业从而改善自身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应营造良好的氛围来帮助弱势群体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给予弱势群体更多人文关怀与尊重，从身心上支持他们的成长；弱势群体自身也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应能够意识到家庭经济状况对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的重要作用，进而不懈奋斗，实现阶层跨越。
第二，继续加码教育对自身以及家庭改变的作用，尽快实现教育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一锤定音”。应让全社会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公民能够通过教育提升自身水平，进而具有更好的社会阶层获得。在此期间，国家有必要实现教育公平，贫困问题解决后就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教育乃是一个民族的千秋大计，教育公平主张过程公平、机会公平，争取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获得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