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综述
杰克·伦敦(1876年1月12日~1916年11月22日),美国杰出的自然主义作家。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穷苦的童年生活让他早早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提前接触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他虽未系统接受教育,但是对书籍的热爱以及早年坎坷的生活经历极大丰富了他的想象力,赐予了他深度思考的能力,也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他的一生短暂。但是生命的长度并未限制他创作灵感的迸发,也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位多产的作家:“从1900年至1906年,杰克伦敦创作了50余部作品,作品的主题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 [1] ”其著作如《野性的呼唤》、《白牙》等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轰动。其作品因语言生动凝练、内容雅俗共赏、情节紧凑、跌宕起伏,不仅受到美国本地民众的欢迎,在海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中国为例:“杰克·伦敦的作品从1919年开始就被翻译介绍进来……1949~1966年间,美国文学译作单行本总共只有136种,其中杰克伦敦的作品占了21种,汉译数量仅次于马克·吐温,位居第二。 [2] ”
“酒有兼旬绿,花无百日红”。杰克·伦敦的声誉,以及针对其作品或生平的研究并非长盛不衰。1916年伦敦去世后,他的作品在美国批评界的热度也渐渐退去。特别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注重文本细读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兴起之后,新批评学者偏爱的是“亨利·詹姆斯那种敏感而细腻的雅致,喜欢T·S·艾略特那种精致的、充满智慧的诗歌艺术,喜欢詹姆斯·乔伊斯那种心理与语言的诡秘性 [3] ”,而对于伦敦这类文风粗犷、语言直白的作家不屑一顾,普遍认为他们所出作品缺乏“深度”。直到六十年代,新批评的热度逐渐消散,各类新兴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有如雨后春笋一般涌入美洲大地,多元的批评方法对伦敦作品的研究大有裨益。20世纪70年代恰逢杰克·伦敦诞辰100周年,标志着伦敦研究全面复苏,针对其作品的研究数量和质量呈现指数型增长。80年代之后对伦敦的研究涉及心理学、社会学、文化批判、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殖民思想等,无疑更加多样、深刻、全面、客观。
据笔者统计,截止到2021年6月,“中国知网”上关于杰克·伦敦的期刊论文共有1247篇,其中有110篇发表于核心期刊;共有杰克·伦敦生平、研究、作品批评的硕士论文148篇、博士论文与研究专著8部;自1999年以来,每年至少有20篇关于杰克·伦敦的学术论文,2013年达到顶峰,高达138篇。由此可见,直至21世纪,伦敦在中国的研究热潮仍未消退。
现如今,科学与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无节制利用导致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人类习惯于支配世间万物,对于宰杀动物来满足口腹之欲的做法习以为常。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仅2020年一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7639万吨;全国生猪出栏(指动物长到屠宰重量)5.2704亿头;全国肉牛出栏4565万头;全国羊出栏3.1941亿只;全国家禽出栏高达155.7亿只 [4]。这仅是中国一年的情况,若是将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家畜的数量计算在内,数字必定会呈现井喷式增长。食用养殖类动物尚可以理解,但是食用、猎杀濒危野生动物这一令人不齿的行为未曾彻底杜绝,这导致无数的濒危动物走上了灭绝之路。在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学者从方方面面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宏大命题进行反拨,开始反思侵犯动物权利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这一做法的合理性。由此,动物权利保护运动应运而生,“人们开始把动物权利问题视为正确认识人与动物关系的关键问题,并由此掀起了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运动的热潮。 [5] ”
澳大利亚学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和美国学者汤姆·里根(Tom Regan)对动物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辛格深受功利主义学派先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影响,在其著作《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书中,辛格对人类究竟该如何对待动物进行深度探讨,力图帮助现代人摆脱“物种歧视”这一概念,实现人与动物和平相处。该书被众多动物保护者称为“动物解放的圣经” [6]。汤姆·里根的著作《动物权利研究》(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以权利为中心展开论述:里根证明了赋予动物权利的合理性,强调动物权利运动与人权运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积极意义,从而达到促进动物解放、实现道德关怀普及到动物之中的目的。不同于辛格与里根,弗兰西恩(Gary L. Francione)所著《动物权利导论:孩子和狗之间》为动物权利支持者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弗兰西恩提出的理论是具有独创性的:他的理论既不像汤姆·里根在《动物权利研究》中阐发的理论,不会过于依赖关于自由权的传统理论;也不像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中阐发的理论,不会直接继承边沁的实用主义观点。 [7] ”弗兰西恩在著作中首次提出“平等考虑原则”,否认将动物视为财产和资源的合理性,保障动物不被当做“物”来看待的权利,从而废除人类对动物的无端剥削与压迫。现如今,动物权利研究仍然未能踏入文学批评的主流,但是它的跨学科性、前沿性、时代性为该理论在未来的厚积薄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可得,仅有2篇期刊论文探讨杰克·伦敦作品中体现的动物权利:分别是光峰、张辉辉所著《杰克·伦敦小说中的动物权利探究——以<野性的呼唤><白牙><褐狼>为例》,以及毕晓直、张福勇所著《基于动物权利视角解读<野性的呼唤>》,均在颂扬杰克·伦敦超前的生态意识和动物保护意识。但笔者认为,伦敦的确有着超前的动物权利保护意识,但他仍然无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荼毒,也无法否认人类理性的无可超越性。本文将以杰克·伦敦的动物小说《白牙》为研究对象,以动物权利理论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作品中展现出的动物权利保护意识,以及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试图以更加客观、公正的态度重新审视这位伟大的作家。
2. 动物权利保护意识与人类中心主义
《野性的呼唤》一书,讲述了一只生长在温暖南方的家犬巴克,在阴差阳错间回归野性、重返荒野的过程。《白牙》,《野性的呼唤》的姐妹篇,讲述了生于北国荒野的小狼“白牙”(继承了母亲四分之一的犬类血统)逐渐被人类驯化,最终被带至温暖南国、安度晚年的温情故事。两个中心角色有着截然相反的生命轨迹,但均展现出文明与荒原、人性与兽性之间的二元对抗。在《白牙》中,杰克·伦敦以狼为主角,赋予了白牙人类的情感与道德观念,借白牙之“口”,表达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金钱至上风气的厌恶与批判,对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渴望与赞颂,对荒野的敬畏、生命的尊重。以上思想,在二十世纪初的文坛中的确具有先锋色彩。但是,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仍然从中作祟,无法轻易摆脱。
2.1. 理性与本能
杰克·伦敦在文中高度赞美白牙的学习能力。他还是一只小狼幼崽时就开始不停地学习。“他学着计算自己的肌肉活动,了解自己的体力极限,他试着估算物体之间的距离及物体距他自己的远近。 [8] ”当白牙逐渐长大,被母亲带到人类部落后,部落中的小雪橇犬经常欺负看起来与他们在外表上大差不差、但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白牙,白牙被逼着以更快、更高效、更致命的方式进行反击,从而能在危急关头歼灭敌人,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之所以选择这种反击方式,是经过大量观察得出的结论:白牙发现犬类在打架之前总是会有非常明显且延续时间较长的准备活动,为了防止自己被群起攻之,白牙必须要省略掉全部的预备活动。“因此,他学会了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他冲上去就咬,攻击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毫无预兆。 [8] ”
从表面上看,杰克·伦敦对白牙学习过程的描述模糊了人与动物间“理性与本能”这组二元对立之间的界线,承认了动物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但是,当读者正感叹于白牙的聪慧和狡黠时,伦敦在文章多处斩钉截铁地告诉读者——白牙的学习过程看似有理性的参与,实际上都是本能在其中发挥作用,是自动的反应,与人类特有的“理性”、“智慧”毫不相关。“事实上,灰狼崽并没有被赋予思考的能力——起码没有办法像人类那样思考……逻辑与物理从来就不曾出现在他们的头脑之中。 [8] ”由此看来,伦敦赞扬的东西也只是白牙身上体现的“动物性本能”以及通过集体无意识继承至今的“学习能力”。
文章中不起眼的这几句话暗示着,理性(人类)与本能(动物)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且不可超越:理性只能是人类的特质,动物的行为只能是由本能驱动。由于动物不能进行理性思考,人与动物之间存在质的差别。相比于人,“动物天生低劣”这一陈述成为毋庸置疑的公理,此类观点恰好证明了“人类统治动物”的合理性,也证实了“我们对待动物时完全可以采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态度。 [7] ”动物被视为一种无机体,是工具性、机械性的存在。如此一来,人类在进行生物医学实验、商业性打猎、观看动物表演时,完全不用考虑道德的意义,也不用保护动物的权利,弗兰西恩提出的“平等考虑原则”也完全成了无稽之谈。
人与动物之间真的存在“质的差别”吗?其实,这一观点不仅与动物权利保护者倡导的理论相悖,更有违于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观点。“人类与高等动物的思想差别再大,也只不过是谁多谁少的问题,并非是二者类别上的差异。 [9] ”人脑的脑容量更大,内部结构和功能也更复杂,但这也不过是进化而来的产物;既然通过进化形成的,也就没有什么特质是人类所独有的。既然在这里只涉及数量多寡的问题,弗兰西恩提出,许多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也无法进行理性思考或抽象推理,但是他们并不会被强制性用于生物实验,也不会被强制要求捐献器官 [7]。由此可见,“理性思维”这一因素对于决定动物与人之间孰优孰劣的等级制度毫无关系,所谓“质的区别”也不过是人类想象出来的产物,我们不能仅仅凭着理性与本能的二元对立就将动物视为剥削、压迫的对象。
“人对动物区别对待的原因就剩一个了,仅仅就是因为:我们是人类,但它们是动物。物种差别这一项理由,就足以使得差别对待的合理性看起来无懈可击。 [7] ”无论动物与人类的相似度再高(哪怕大猩猩的DNA中与我们相似的部分高达98.5%),它们也是动物,怎可与人类相媲美?说到底,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从中作祟罢了。
另外,假设“动物学习能力由本能驱动”这一命题为真,这种关于本能的叙述在《白牙》中完全沦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支撑论点。当白牙第一次看见人类时,他的反应如下:“灰狼崽一动不动。他的直觉和本能叫嚣着,逼他速速离开,可与此同时,他心中头一回衍生出另一种相反的直觉:他对人类产生了由衷的敬畏之情。 [8] ”这一看似荒谬的情节暗示出人类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人类有主宰万物的权利。“灰狼崽从未见过人类,但是对于人类的直觉确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是所有活物的主宰。 [8] ”就像人类视上帝为全知全能的神祗一样,白牙眼中的人类就是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他们能让静止不动的物体动起来,他们甚至能改变世界的全貌。 [8] ”由此可见,无论是贬低动物的理性,还是描写动物面对人类时的本能反应,人类的力量、理性、智慧在伦敦笔下被无限放大。我们不否认伦敦将动物定为小说主人公,并赋予他们鲜活生命力以及种种优良品质的进步与独特之处,也不否认在伦敦的笔下,人与动物互相尊重、包容彼此、温暖彼此的温馨故事,但是这背后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容忽视。
2.2. 人性与兽性
在《白牙》中,残忍、嗜血的“美人史密斯”的存在模糊了人性与兽性的分界线。白牙快五岁的时候,随着灰河狸抵达育空河贸易站。灰河狸为成千上万的北上淘金者提供手套、鹿皮靴等必备之物,想从中大赚一笔。在这里,“美人史密斯”遇见了白牙,并对这只“犬”异于常人的杀伤力喜不自胜。他用威士忌酒引诱灰河狸,迫使其同意将白牙卖给自己。得手之后,史密斯不断挑衅、折磨白牙,激起他的愤怒、憎恨、攻击性,时机适当便放出白牙,让他和其他犬只进行打斗。白牙几乎战无不胜,这种残忍的斗犬方式让他变成了一只不折不扣的“夺命狼王”。这种残忍的活动不仅没有得到众人的唾弃,反而在北国大受欢迎——他和一只斗牛犬的打斗甚至成为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 [8] ”
杰克·伦敦笔下的斗狗场景是对人性的极大讽刺:人类用这种残忍的、血腥的游戏来满足内心深处嗜血、杀戮的欲望,还美其名曰:“这是人类赐予白牙来展现自身生命力唯一方式。 [8] ”战胜的一方不在乎动物的身心创伤,只在乎赌金的高低与个人利益;战败的一方要么悻悻离开,更有“美人史密斯”这样残忍至极的人——当他觉察到白牙与斗牛犬的比赛必败无疑时,当他看见白牙在斗牛犬的口下奄奄一息时,他冲向白牙、拳打脚踢。理性、关爱、仁慈、善良这些与“人性”紧密相连的词语与他毫不相关,“‘人性’与‘兽性’形成一种混淆,两者的本质区别在这里已经消失殆尽。 [10] ”人类为了自身利益成为更凶残、更贪婪、更可怕的动物。通过这一重要情节的描写,杰克·伦敦表达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利益至上价值观的厌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对社会价值观的理解、对人性的反思无不彰显伦敦思想的超前性、进步性、批判性。
倘若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另一问题。人性与兽性这一区别本身是否真实存在呢?这样的思维定式不单单存在于杰克·伦敦的《白牙》中,更是人类文化数千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式,是我们不用经过思考就可以将某些积极正面的特质(如善、爱、敬、孝)归于“人性”,某些阴郁负面的特质(如残忍、暴戾、杀戮)归于“兽性”。
《白牙》中关于“兽性”的描写数不胜数。白牙在灰河狸的棍棒之下长大,他的成长环境充斥着凶残与野蛮,人性之光仿佛只偏爱温暖的南国,不愿意费力留给北国一点温存。白牙服从灰河狸一家的指挥,但这仅是他忠诚、敬畏的本性使然,而并非受“爱”的驱使。爱这个字被伦敦归于人类社会,具体来说,归于仅由白人支配的人类社会(白牙只从白人男性威登·斯科特那里得到了宠爱与柔情),怎么可能出现在印第安的原始部落之中呢?再有,伦敦总是将凶狠暴戾的人类比作动物,进一步强化了人性与兽性这一组二元对立。当威登·斯科特将白牙从斗牛犬口中救下之后,他再次回想起当天的场景以及史密斯的恶行时,他大骂史密斯为“畜生”(The Beast);史密斯贼心不改,白牙带给他大量的财富让他产生了偷狗的想法,但是被凶狠异常的白牙咬翻在地,当斯科特与马特拿着灯出门救人时,史密斯露出了那张“野兽般的脸” [8]。这类比喻还用来描写越狱报仇、穷凶极恶的吉姆·霍尔。霍尔一开始住在圣昆廷监狱,并且对狱卒的不公对待心生怨恨,有一天突然朝狱卒扑了上去,他“紧紧咬住了狱卒的喉咙,就像丛林中的野生动物似的。 [8] ”这件事情发生后,他被关进重刑囚犯室,终日见不到天空与阳光。当食物被按时送来时,“他像野生动物一样发出低吼。 [8] ”
上述例子表明,“兽性”二字在伦敦的眼中只是残忍、凶暴、丑恶的代名词,他完全忽视了绚丽多彩的动物世界中除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除了抢占领地时的凶悍,仍然有许多为人称道的美好品质,如团结合作、互助包容、母爱、忠诚……这些品质也是动物社群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他们得以延续的关键理由。根据达尔文(1871)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1981)中的论述,动物社群中团结合作、亲善友爱的例子十分常见:动物可以通过警告来帮助其他同类个体规避危险;以狼群为代表的兽群在捕猎时会“群起攻之”,以合作的方式杀死猎物、获取食物;有些物种还会对同类其他成员的焦虑与失落产生反应,证明了同理心这一特质存在于动物之中。“一只勇敢的狗扑向攻击他主人的人,毫无疑问证明了(犬类)同理心(sympathy)之所在” [9]。弗兰西恩对此表示肯定,并且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动物会展现出比人类更加无私的道德行为。“许多案例表明,犬类为了救人会不顾自身安危(比如进入一间燃烧着熊熊大火的房子或跃入深不见底的水域)。 [7] ”
由此可见,将人性与兽性进行简单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像“美人史密斯”这样的人不配为人,他身上的残暴与凶狠是缺点,应当被谴责,但这些特质并不能用“兽性”一词进行机械化地、铁板一块地概括;与此相似,像白牙一类忠诚、正直的动物,像家犬一样保护主人利益、为人类带去欢乐和温情的动物,并非是“通人性、晓人情”,而是由于同理心、善于合作等特质原本就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只不过是数量或多或少的问题。就像弗兰西恩在文中强调的那样,“没有什么特征能将人类同动物彻底区分开来。我们将某些特征归于人类‘特有’,想凭借于此在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划清界限,但实际上,这种‘特性’总能在某些动物身上发现。我们将一些‘缺陷’归于动物特有,想凭借于此证明动物相较于人的低劣性,但实际上,我们也总能毫不费力地在人类身上发现同样的缺陷。 [7] ”
2.3. 本性之压抑
斯科特在中途回一次了旧金山。白牙找不到自己的仁厚主人,便不吃不喝、没精打采,任由其他犬对他凌辱。当斯科特第二次返回时,白牙破窗而出,执意跟着主人上了甲板。斯科特大为感动,下定决心,将白牙带回了人类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旧金山。
看似温馨的结局背后实则大有深意。斯科特带领白牙来到城市,承担着莫大的风险。荒野和文明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生性凶猛的白牙可能咬伤、甚至咬死其他家犬。这样一来,斯科特不仅面临着高昂的赔偿金,白牙甚至也会被处以电刑。对白牙来说,他肩上的任务更重了:为了和心爱的主人永远相伴,他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这不仅要求他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更要求他压抑自己的本性,迎合主人的心意、符合当地的要求。
白牙习惯了在野外捕食活物。对一只狼来说,捕猎是他的天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白牙有一天碰到了从鸡棚里面逃出来的一只鸡,天性使然,白牙轻而易举就抓住了它,并且美美的饱餐了一顿。通过观察,白牙确定了鸡舍的位置,了解了鸡与饲养员的习惯,两天之后的某一个深夜,他潜伏进入鸡舍,一场声势浩荡的屠杀就此开始。斯科特对白牙的罪行大发雷霆,聪明且适应能力极强的白牙自然明白“捕猎鸡”这一行为是禁止的。为了考验白牙的耐力,斯科特把白牙带进鸡舍,看到那些上下飞舞、乱跳乱叫的活物时,白牙的嗜血本能在血液中蠢蠢欲动,但“他一听到主人的声音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欲望。 [8] ”为了不被心爱的主人厌弃,为了在这个文明世界中生存下去,白牙一而再、再而三的压抑自己的本性。当他看到一只鹌鹑在眼前欢悦时,“他直直地站在那儿,身体紧绷、战栗不已,压抑着自己所有的欲望与本能。 [8] ”
除此之外,白牙在北方遭受的“非人待遇”使他对人类的抚摸与审视,人类的笑声以及人类的幼崽有着敌对情绪。白牙在刚刚步入人类社会时对“火”一无所知,幼年时期的他与火初次相遇时,就冒冒失失地用舌头探索,结果被烫的吱呀乱叫,也被围观者取笑。白牙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自此之后,他厌恶人类的笑声。在北国,人类的手总是会带来伤害,特别是人类幼崽的手,总会没轻没重的落在白牙身上。凭借规避风险的本能与长期积累的经验,白牙认定人类的手与人类幼崽是危险的,唯恐避之不及。可是现在,在文明的南方,他身上带有的“野性”总会吸引数以万计的关注。人们盯着他、指着他、审视他,甚至还有大胆者上前轻抚他,更有淘气的孩子向他扔石头。这些行为,他统统都要接受;为了能和自己的主人永远相伴,为了在人类社会中生存,他不得不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像小美人鱼为了留在王子身边,牺牲了自己的鱼尾、丧失了自己的声音,每日忍受着走在刀尖儿上的锥心之痛。“他被逼着压抑自我保护的本能,而且真的做到了。他在被逐渐驯化,一步步地靠近文明世界。 [8] ”文明就意味着压抑本性吗?被圈养在南方的白牙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辽阔荒原,压抑了自己的天性,失去了自由的他真的快乐吗?
“不管是重返野性还是回归文明,都要付出代价,都不是完美的答案,都是机会和环境使然。 [2] ”通过这类描写,我们不难发现杰克·伦敦内心对“文明”一词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至上,向往荒野所代表的自由与辽阔;另一方面,作为时代与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将经济利益视为自己拼命写作的动力之一。在《白牙》中,“文明”的强大力量终究战胜了“荒野”,“人性”之光终究驱散了“兽性”代表的黑暗世界。原本凶恶的北方狼在人性光辉的普照下逐渐被感化、被救赎,学会了“文明世界”的规则——压抑与自律,性格变得温顺,成为了人人喜爱的“吉祥狼”。
伦敦在1904年发给乔治·布莱特的书信中表示,他打算写一部《野性的呼唤》之姐妹篇。在这部新的作品中,他“不再描写一只狗的返祖和退化过程,而是要描写一只狗的进化以及被(人类)文明同化的过程:要描写狗的家庭生活、忠诚、爱、道德、以及其他所有的礼仪和美德的发展。 [11] ”伦敦将巴克重返荒原的行为定义为“返祖”与“退化”,而非追寻自由与生命意志的体现;他将一只狼圈养在文明世界的做法定义为“礼仪与美德的发展”,忽视了白牙为了在南方生存,不得不严格遵守人类社会强加给他的规矩,压抑本性与欲望,丧失自己的尊严,可谓是残忍至极。综上,伦敦思想深处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昭然若揭,他只不过是借用动物来弘扬人性的光辉而已。
3. 结语
王宁教授在《论“后理论”的三种形态》一文中,有一段话令笔者醍醐灌顶。
“如同各种‘后理论’形态一样,后人文主义的主要理论资源也来自后结构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后(现代)理论,它强有力地挑战了传统的人文主义。但是它又无法全然脱离传统的人文主义的衣钵:它一方面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力图表明过分弘扬人的作用的人文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人类自然而然地步入了一个‘后人类’阶段。但另一方面,它又试图强调,在这样一个‘后人类’阶段,人类依然存在并得以延缓,但是人类已经不处于以往那种优越的地位,而是受到各种‘后人类’和非人类因素的挑战、制约甚至限制。 [12] ”
这段话无疑是一个很全面、很有说服力的总结:可以证明杰克·伦敦在行文过程中看似弘扬动物权利,展现出了超前的生态意识与后人文主义理念,但深挖后不难发现,这些话语的背后暴露出了杰克·伦敦内心深处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首先,他虽然细致生动地刻画了白牙与生俱来的、强大的学习能力,但是斩钉截铁地将其归于本能驱动,完全忽视了动物理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其次,他通过对“美人史密斯”的描写,模糊了人性与兽性的边界,颠覆了人与兽的二元对立,但是人性与兽性的区分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凶狠、残暴等贬义词归于兽性,也不能专断地将仁慈、友爱等褒义词归于人性。再次,白牙为了在人类社会生活下去,为了陪伴自己心爱的主人,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他不得不来到气候环境与自己熟悉的北方荒原大相径庭的南方,也必须压抑、控制自己的本性和欲望,这种“存天理、灭狼欲”的做法剥夺了他的自由和他作为一只狼的权利,斯科特的所作所为也只是以“爱”的名义绑架感情、施加伤害罢了。
在20世纪初,伦敦无法摆脱当时的时代语境与社会背景,对文明既排斥、又向往的矛盾态度亦在意料之内。我们不能否认《白牙》中所展现出的生态意识与动物权利保护意识,比如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对动物权利的保护,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书中严格二分的等级秩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造成的物种间相杀的残酷场面,以及世间万物无条件服从人类,人类对世间万物具有至高无上统治权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