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社区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突破口,它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社区治理是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最终把社区建设成为广大社区公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就是多元主体共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
那么作为多元主体之一的居民,其参与行为将会对治理目标的实现、治理绩效的提高有着重要影响。而当前社区治理的现实是,居民参与状况总体上不容乐观,主要存在参与率低、参与效果不佳等问题。提高参与数量是改善参与质量的前提,因此,现阶段探寻影响居民参与行为的因素对提高居民参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 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影响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研究,大致可以总结为三个分向:一是以“国家—社会”为研究视角,分析宏观因素如管理体制、社会制度、政府职能定位等对社区自治的影响 [1] [2] [3];一是从中观层次的社区入手,考察社区自治体系、社区组织结构、社区类型等因素的作用 [4] [5] [6];还有学者从微观的居民主体出发,研究个体特征如性别、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户口、 参与意愿与能力、社会资本等与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7] [8] [9] [10]。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居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就微观因素研究而言,各个学者都是分别针对某单一要素如社区归属感、认同感等进行分析,缺乏对各因素系统全面的整合,且侧重于对某个地区的个案研究。鉴于此,笔者基于TPB理论,从认知—行为的角度出发,将居民个体的主观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并立足于CGSS2015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定量研究来探析影响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观因素并观察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为提高居民参与提供一些参考性建议。
(二) 理论基础
TPB理论核心是基于心理学视角来解释个体的决策过程,认为行为的产生受到行为意向的影响,行为意向越强烈,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就越高。而行为意向又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大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是个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共同决定个人的行为意向,从而进一步影响个体行为 [11]。其中,行为态度体现的是主体对某种特定行为的认同程度及综合评价;主观规范反映了主体在做出行为决策时,感知到的他人或外部环境的影响或压力;知觉行为控制是指行为主体在执行特定行为时能够感知到的难易程度。从概念上看,三大因素完全独立,但是由于他们可能拥有共同信念基础,所以从本质上讲,他们既彼此独立,又两两相关,我们将其统称为认知。可见,行为是在一定认知下产生的。在本文,将社会认知理解为居民对所在社区环境和氛围的一种主观感受和理解,并具体操作化为居民幸福感、熟悉感、信任感、安全感四个指标,考察它们与居民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3. 研究假设
在理解社会认知的基础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居民幸福感对居民参与行为有着影响作用
幸福感,又称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是一种主观的、整体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它是评估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以往的学术研究显示,社会参与有助于提高参与者的幸福感,但同样的,缺乏幸福感也会降低居民的参与意愿。可见,幸福感这种总体的主观感受会直接关系到居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应对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
假设2:居民熟悉感与居民参与行为有正相关关系
互动是人社会性特征的主要表现,人在社会中通过与他人(父母、配偶和同伴群体等)的互动习得社会经验并参与社会行动 [12]。已有研究发现,个人社会互动等社会活动能够影响个人的价值偏好。因此,基于价值偏好的社会互动能够改变群体中个人的情感态度,影响政治价值偏好,改变其参与行为 [13]。而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和递增正是人们之间的熟悉感。因此,以互动为基础的熟悉感能够影响对于参与行为的价值偏好。
假设3:居民信任感与居民参与行为有着正相关关系
信任感是指个体对周围的人、事、物感到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情感体验,在个体感到某人、某事或某物具有一贯性、可预期性和可靠性时产生。Stein等提出,社会话语不仅靠权力来解读,还需分析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从熟悉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14]。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面子的“熟人社会”,信任感的作用更为凸显。已有的研究表明,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区参与活动也会产生影响。
假设4:社区安全感与居民参与行为有正相关关系
社区安全建设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社区安全氛围能够反映出社区的安全水平,同时安全促进活动是构建良好安全氛围的重要手段。这种安全建设和安全氛围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安全感就是渴望稳定、安全的心理需求,属于个人内在精神需求。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事时的有力/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感。客观的社区安全环境是居民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情感导向的行为当然也会受到主观感受的影响。
4.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 数据来源
为选取能反映我国城乡社区居民参与的整体情况,笔者选取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最新公布的2015年全国调查数据库作为评估数据。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自2003年开始,每年1次,采用多阶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10,000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2015年CGSS项目调查覆盖全国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香港、澳门、台湾、海南、新疆、西藏之外)的478个村居,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调查23个左右的家庭,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1人进行访问,公开的数据中一共包括10,968个样本,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本文采用Stata14.0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 变量选取与测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设置的因变量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采用CGSS2015问卷中的问题A44作为测量指标。内容表述是:“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将无法回答的删除,回答为“是”的编码为1,在本研究中视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回答为“否”或“没有投票资格”的则编码为0,表示没有参与社区治理。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居民认知,具体通过居民幸福感程度、居民熟悉程度、居民信任感程度以及居民安全感程度加以体现。
① 居民幸福感
本研究采用A36.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作为居民幸福感的测量指标,问题设计所提供的答案主要包括“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以及“非常幸福”五个答案,除去无法回答的,将其依次赋值为1分、2分、3分、4分、5分,答题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对其进行评分。
② 居民熟悉感
本研究用社区交往频率表示社区居民的熟悉程度,选取CGSS2015问卷中B12.“您和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剔除无效数据,回答分别为“非常熟悉”(5分)、“比较熟悉”(4分)、“一般”(3分)、“不太熟悉”(2分)、“非常不熟悉”(1分)。
③ 居民信任感
本研究选取CGSS2015中的B1001. “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近邻居)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作为居民信任感的测量指标,删除无法回答的,分别对答案为“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和“绝大多数可信”的赋值为1分、2分、3分、4分、5分。
④ 居民安全感
对居民安全感的测量选取:F27. “从治安角度考虑,您所在的社区安全不安全?”,删除无法回答的,答案表述分别为“非常安全”(5分)、“比较安全”(4分)、“一般”(3分)、“不太安全”(2分)、“非常不安全”(1分)。
3) 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居民的个人特征如性别、政治面貌、社会地位、个人收入、教育程度等对居民参与行为产生影响 [15] [16],为了更好地厘清居民认知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程度,本文将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个人全年总收入(取对数)和户口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5. 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
Table 1. Main variable description statistical tables
表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表
表1提供了样本数据主要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从自变量也就是居民的基本认知来看,居民的总体认知水平较高,均达到3.5以上;但从因变量即居民的参与行为看,按0和1的标准,参与率尚未达到一半,参与率较低。从标准差来看,各个变量的离散程度较低。
(二) 回归分析
根据以上选取的数据,运用Stata14.0软件进行分析,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以居民认知自变量,居民参与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根据研究目的和框架,共建立以下4个模型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residents’ cognition 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表2. 居民认知对参与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注:***p < 0.01,**p < 0.05,*p < 0.1)
根据以上的回归模型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信息:模型一表示,当控制性别、年龄、收入、户籍、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七个变量之后,居民幸福感对于居民参与有正向作用,但并不显著。可见,单纯的主观幸福感提升并不会显著提高居民的参与度;而模型二表示,当加入居民熟悉感这一变量,Adj-R2由0.0593上升到0.0884,模式得到优化即模型解释的力度变大,且p < 0.05,意味着熟悉感对于参与行为的正向作用显著。这不难理解,从社会学角度,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都处于各种联系和交往中,并从他人评价中获得部分自我认同。而随着熟悉感的增加,基于从众心理,会增加参与的概率。模型三显示,再加入居民信任感自变量之后,模型的解释力降低且正向作用并不显著,这是由于信任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建立的,且参与效果未达到预期时反而会降低参与动机和行为。模型四加入居民安全感之后再次得到优化,且居民安全感对于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来自外部环境设施的保障以及内心认同而产生的安全感会反向激发居民对建设安全社区的愿望,即通过居民参与的形式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以上四个模型分别验证了前面的四个假设。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居民认知”与“居民参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验证,这对改善居民参与现状、构建和谐社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熟悉感和居民安全感对居民参与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为具体工作开展提供了方向。
首先,居民熟悉感、信任度是一种社会资本,与居民参与显著相关,是提高居民参与的重要突破口。就社区的主要治理主体——居委会来说,可通过丰富活动形式、给予物质或精神奖励、加大宣传动员力度等拉动居民加入社区活动,为居民参与搭建桥梁,并在活动中加强联系,在互动中增强居民之间的联系和熟悉感 [17]。具体来说,可采取“从两头入手”的组织原则即利用老年人和青少年来带动整个家庭的参与。同时,在日常服务中聚焦并及时回应居民的需要和诉求,认真采纳意见和建议,逐步建立信任关系。在安全感上,一方面,及时维修并更新社区设备,通过完善社区的基础安全设施提供安全可靠的社区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安全教育和交流活动,如安全演练、知识宣讲等创造良好的安全氛围,从而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开展社区安全促进活动时要根据所在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对安全促进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有选择性的筛选,在活动中既提高了居民的安全感,又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最后,居民幸福感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只有在安全感、信任感和熟悉感建立的基础上方可提高。居委可通过打造温馨和谐社区来增加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此外,在对控制变量进行研究时,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对居民参与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教育程度、收入、户口对居民参与有显著的反向作用;其次,居民认知的四个维度内部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如居民信任感与安全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这对于后续的居民参与研究或许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