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战后初期，西方文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上帝已死”的阴影久久弥漫，西方国家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加上岌岌可危的物质世界，使得社会的诸多矛盾日趋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布莱恩的小说《坡顶上的房间》应运而生，而小说中的男主兰普登悲剧命运也成为当时千千万万青年的缩影，他们开始迷茫、彷徨、幻灭。高等教育这种改善社会地位的方式仍难以打破传统的等级思想，毕业之后面临两难抉择，“受了教育又被人像稻草一样叉起来掷到世界上”。兰普登从老家背井离乡，来到威尔利，经历了流浪汉的生活，践踏过爱丽丝的信任与感情，他成为自己厌恶的社会渣滓，在诱惑和原则之间挣扎徘徊，通过与苏珊的结合来达到社会地位的提升。作者通过将男女社会地位进行对调，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二战后英国底层社会的荒诞。每个平凡的小人物都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常态。
兰普登像亚当一样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放弃原则，偷吃禁果，逐渐堕落。作为小说中的男主角，他的堕落牵动着周围人命运的起伏，他的情人爱丽丝成为悲惨的替罪羊，他的未婚妻苏珊偷吃爱情禁果，这一切影射出当时社会大环境中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芜，内心的浮躁不安以及工人阶级面临的迷茫无助。笔者借助原型理论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解读，依靠该小说所具备的深层次文化依托，有利于对“愤怒的青年”写作模式背后展现的英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剖析。
2. 原型批评理论
原型批评理论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的理论基础是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的诺斯罗普·弗莱。弗莱在《伟大的代码》中提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世俗的民间故事和传奇成为其部分素材” [1]，这些素材成为“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文学意象” [2]。这些都丰富了原型批评理论的内容。荣格称“原型是反复发生的典型模式，是代代相传的基本原型意象，文学创作是对原型意象的激活和再加工。创造性的运用原型的结果就是承载着作家迥异风格的完整作品。变化的是作家个体，不变的是原型” [3]。根据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传统的主流西方文学大都能从中挖掘出有关古希腊和圣经的神话原型。
3. 《坡顶上的房间》人物原型解读
《坡顶上的房间》是英国二战后期的典型著作，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兰普登父母死于空难，他从落后的达夫顿镇来到南部威尔利镇，担任镇政府的财务审计员，一次聚会上结识了比自己大十岁的富商妻子爱丽丝，并与之发展为情人关系。兰普登在与爱丽丝约会的同时对富家小姐苏珊展开狂热追求，通过手段与其发生关系，使得苏珊的家人不得不认可两人的亲事，最终兰普登通过高攀婚姻的方式使自己成功跻身上流社会，而爱丽丝经受不住兰普顿背叛的刺激，酒驾身亡。小说最后，兰普登面对自己以牺牲爱情，背叛自己生存的阶级换来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时，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困顿和道德的自我谴责，自己在唏嘘的同时反思人性。
3.1. 爱丽丝——替罪羊
替罪羊是圣经中的一个典型原型。替罪羊产生最早是为了驱邪，是一种巫术。在旧约中，每年的赎罪日，犹太人都会用两只山羊来献祭，这两只山羊就被称为“替罪羊”。在新约中，耶稣为救世人的罪，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把自己作为祭品献给上帝，成为世人获得幸福的替罪羊。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许许多多的牺牲者形象，在集体无意识的迫害下成为整个社会的牺牲品。例如《坡顶上的房间》的爱丽丝。
爱丽丝是一位富商的妻子，比兰普登年长十岁，一次聚会上两人相识，很快便发展成为情人关系。爱丽丝在物质上和感情上给予兰普登无微不至关怀，渐渐成为普兰登飞黄腾达的垫脚石。而在嫁给富商之前，她和兰普登处于同一阶级，这一经历使爱丽丝对兰普登的窘境以及想往上爬跻身上流社会的那种迫切心情产生深深的共鸣。借着年长十岁的原因，再加上女性本身所具有的先天性细腻心理，爱丽丝总能敏感地捕捉到男友的细微心理变化，她对兰普登有求必应，给他提供温床和美酒，同时又给予他母亲般的疼爱，充当着避风港的角色。一味地付出使兰普登觉得爱丽丝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然而当兰普登得知爱丽丝之前做过人体模特时，他却理直气壮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谴责对方“上帝啊，你为什么要去干那种事？你不应去干那种事。几百万的妇女都像你一样穷，她们宁愿死也不愿为几个可卑的先令去暴露自己。” [4] 在兰普登的眼中，爱丽丝无形中已经成为自己的附属品，她的这种人体模特的打工经历就如同一面镜子，照出工人阶级这个“帽子”带给他的耻辱。作为兰普登镜像中的另一个自己，爱丽丝成为兰普登必须扔掉的“镜中的另一半”。爱丽斯的死亡代表着兰普登自我身份的死亡，暗示着爱丽丝成为兰普登实现身份理想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两人分手时，兰普登理智地分析到：“我很想逃离这个满是香水味和病态的闷热的小房间，我很想马上回到沃尔利去。爱丽丝不属于沃尔利，而我又无法同时拥有她和沃尔利：说来说去就是这个原因。” [4] 爱丽丝与兰普登处于同一阶层，只有与她在一起时，兰普登才能放下伪装，但正因为阶级局限，爱丽丝虽能在感情上给予他无限关怀，但财力上却只是有限资助，最终没能逃脱成为弃子的命运，她的下场如替罪羊一般无辜。通过对爱丽丝的解读，当时战后英国社会中受虐女青年的形象跃然纸上，她们沦为别人进行阶级提升的工具和替罪羊。与此同时，爱丽丝的替罪羊命运也给兰普登最终的喜剧结局蒙上了一层阴影，从而证明财富与地位的喜悦并不能掩盖处于歧途中的人们精神世界的麻木不仁。
3.2. 苏珊——夏娃
夏娃是上帝看到亚当一个人孤独寂寞想办法造出来的人，她可以看作是亚当的附属品，比如当苏珊深陷爱情中，就失去了自我独立性，完全依附于男友兰普登。在一次约会中，苏珊与兰普登发生关系，正如夏娃吃掉禁果，她享受到了违背世俗规约所带来的快乐。这一情节的设计是作者匠心独运的一种体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以及人们的观念中，大家都已经接受了圣经中所描写的夏娃偷吃禁果是一种道德的逾越，文学作品中女性在爱情中偷吃禁果，体现在该小说中便是苏珊的未婚先孕。
在这部小说中，苏珊始终是单纯、涉世未深但对男性极具魅力，对美好的爱情充满期待，渴望尝试新鲜事物的少女形象。她善良单纯，“属于热情、冲动型的女性，缺乏处世经验。” [4]，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这一女性形象契合夏娃在圣经中的定位，因此，对于禁果所产生的浓厚兴趣为其堕落埋下隐患。兰普登在与苏珊约会后曾计划“我要让她嫁给我，哪怕是把她肚子搞大也在所不惜。我要逼她老爸给我找个好工作，从此再也不用一个便士一个便士地精打细算了。”苏珊悲剧命运的形成又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缺点，当时基于社会对女性形象的约束，苏珊由于失去贞洁未婚先孕而失去与兰普登平等相处的权利，苏珊父母最终只能被迫答应女儿与穷小子兰普顿的婚事，兰普登的计谋得逞。苏珊如同夏娃一样受到惩罚，她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所想象的婚姻也不过变成兰普登跻身上流社会的一种工具。“那时我没把苏珊当作一个普通的恋人来对待，她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可爱的一等女人，一个工厂老板的女儿，一把开启阿拉丁宝洞的钥匙，一个实现我个人梦想的工具。”苏珊代表着兰普登渴望在城市里达成的一切目标——金钱、地位、权势，一切理想身份的表征。
在“愤怒的青年”作品中，“富家女爱上穷小子”是最常见的一种婚姻模式，往往这些男性凭借自身长相的优势以及圆滑的处世技巧吸引那些涉世不深的富家千金，从而凭借婚姻进入上层社会。但这些“下嫁”的女孩却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兰普登对苏珊的利用导致苏珊的人生悲剧体现的并不仅仅是苏珊这个单纯女性的个人悲剧，而是当时社会中对女性意识的不够重视。纵观整个二战后期的代表作品，例如艾米斯所著的《露水情》 [5] 中男主路易斯的妻子，《幸运的吉姆》 [6] 中吉姆的妻子克里斯汀还有《坡顶上的房间》中的苏珊，这些中产阶级的女性成为当时社会中被忽视的弱势群体，看似收获完美的婚姻，实则一步步成为男权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傀儡，从这一点看，苏珊夏娃式的堕落反映的是基于个人特殊悲剧命运的基础上中产阶级女性所抱有的普遍愚昧的爱情观。
3.3. 兰普登——亚当
在圣经故事中，上帝通过泥土创造出具有灵魂的亚当，又给他提供伊甸园，后来，上帝趁亚当熟睡时，取下他的一根肋骨，造出亚当的妻子夏娃，从此以后两人在伊甸园无忧无虑地生活。直到魔鬼撒旦化身为蛇引诱夏娃和亚当吃下禁果，从此两人被逐出伊甸园，接受尘世之苦。然而对比亚当和兰普顿时，人们会发现他们两个的境遇十分相像。上帝为亚当创造了伊甸园，让他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正如兰普顿初到大城市时有一份充满前景的工作，但在欲望的驱使下一步步划入道德的谷底。亚当的堕落是个人禁不住生活的诱惑，违背信念，挑战上帝的禁令，以身试法，吃掉禁果，最后丧失了伊甸园快乐与自由的生活。正如兰普顿心中存留的对财富的贪欲使其变成权力和财富的奴隶，背叛自己的感情和阶级，最后饱尝良心谴责之苦。
文中曾对兰普登精准定位道：“前途：鉴于兰普顿出身卑微，他已经爬得够高了” [4]，在咖啡馆观望路边停放的一辆阿斯顿马丁跑车时说“仅仅不过是一个有钱人的玩具罢了……拥有它不过是钱的问题罢了” [4]。他对坡顶上的财富极其渴望又夹杂着嫉妒，他对等级制度的“愤怒”与对上流社会的渴望形成了一个相互无法妥协的巨大矛盾，在这种矛盾心理中走向迷茫。不择手段想要得到那种富人生活。在他终于跻身上层社会之后，发现并没有自己想的那样美好，情人因惨遭自己的背弃而含恨离世，自己空活在权力和地位堆砌的冰冷世界中，他陷入了内疚和自我冲突的困惑中。正如英国历史与文化学者杰弗里·理查德所说，“这一巧合表明一个工人阶级青年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若渴望成功，就必须以自尊、内心的宁静、个人幸福为代价。”兰普登同亚当一样，因为自己的贪欲而走上歧途，自身的命运也牵连着周围的女性，所不同的是，身处二战后的英国，兰普登演绎的是充满现代性故事情节的堕落之路，他是当时无数怀才不遇的英国底层青年的一面镜子。
二战后，不断更迭的政党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尤其是这些曾经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却仍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社会地位的年轻人来说，社会所造成的人才浪费和对个性的禁锢，社会制度给民众的毁灭感迫使这些年轻人面临着“受了教育又被人像稻草一样叉起来掷到世界上”的命运。另外在思想方面，两次世界大战使整个英国笼罩在失败主义情绪之中，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在当时的盛行加剧了英国人当时精神状态的孤立，大量青年人如同兰普登一样，传统价值观发生转变，兰普登式的奋斗历程在这种扭曲价值观的诱惑下也成为一种笑柄，折射出整个二战后期英国社会的浮躁。
4. 对原型的突破与超越
程金城认为“圆形的传承与突破，是文艺发展中相辅相成的规律性现象。一方面，原型的反复性昭示着人们对于某些永恒的主题，某些终极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人类的文艺又是在不断地试图超越原型模式，以满足人的不断变化的精神需求。” [7] 通过对《坡顶上的房间》进行神话原型解读，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者的权威性，赋予作品更多的，原型解读即通过建构二战后英国人们极具特色的个体精神面貌和等级意识，以神话为原型对照点，对战后英国包括军事在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突出矛盾及其因果关系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探讨《坡顶上的房间》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愤怒的青年”的作品的原因，从当代神话叙事的角度深入剖析该小说，与此同时，将二战后英国“愤怒的青年”这一群体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及创作思想所隐含的学术价值挖掘出来。
神话故事中的亚当、夏娃及替罪羊普遍适用于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具有文学作品人物的普遍性，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大多注重劳资矛盾、阶级矛盾，将地点设置为一个城市或是一片区域，将两个阶级完全对立开来描述，将兰普登、苏珊及爱丽丝与神话故事中的亚当、夏娃及替罪羊联系到一起，在现实主义的社会背景下，使神话人物特点的普遍性与小说中人物的鲜明个体性相得益彰，描绘出主人公多变的生活环境，将二战后英国普通大众内心世界的荒芜与焦躁展示出来。通过原型理论解读人物心理，理解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时认可作者反社会、反英雄式的创作思想。小说中的兰普登是后现代语境下的典型的反英雄代表，他缺乏崇高壮烈的行为和出类拔萃的品格，它实现理想的任何努力都受到生活的嘲讽与作弄，因此，他在生活中不是无用的小丑，就是无能为力的受难者。
5. 结语
尽管《坡顶上的房间》中的人物形象与神话原型的人物形象都不尽相同，但都或多或少隐含了相似的价值评判标准。荣格曾说：“作家一旦表现了原型，就好像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把个人的命运纳入了人类的命运当中。”兰普登代表了当时社会现实中千千万万个想要挣脱现实牢笼，渴望过上有钱人的富裕生活并获取上层社会地位的小人物。本文通过神话原型这一视角对作品进行解读，成功地将宗教与人们日渐失去的信仰联系起来，将圣经中人物原型的普遍意义投射到普通人身上，使主人公悲惨命运的形成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依托。与此同时，反观二战后英国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因极度缺失安全感而渴望通过获取财富来摆脱精神世界的焦躁与空虚，这种荒唐做法导致的精神堕落对当下年轻人正确处理贪欲和权势欲也起到一定的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