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世纪初期是交通运输领域快速发展的时期，1830年史蒂芬孙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14英里的时速行驶了31英里，“将一列火车行驶到曼彻斯特”，“1838年英国已经拥有500英里的铁路”，1807年，富尔顿的汽船在哈德孙河下水，1838年，汽船已经能够越过大西洋，1840年，越过大西洋的定期航线已经确立。1866年，人们已经能够进行即时通讯(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491) [1]。交通领域的不断发展，为商人以及其他人的交往，为文明的传播与扩散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1845年9月到1946年夏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里，他们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和唯心史观，对青年黑格尔派做了彻底的清算，批判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在批判中首次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黄楠森，1998：48) [2] 意识形态是能够对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进行反映的思想体系，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于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发生变化(夏征农，2003：168) [3]。一般意识形态显然也是对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状况的反映，显然也是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们以生产为基础所形成的关系。“社会关系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也是人类自己生产出来的。”(李秀林，2004：144) [4] 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夏征农，2003：128) [5]。能力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能力的强与弱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能力的特殊性，社会关系的一般性决定了能力的一般性。“人的素质是形成个人主体能力的自然物质前提……个人虽然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先天素质，却有可能在这种素质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化上做出自己的某种选择，从而在以后的生活中显示出与先前有所不同的素质状态。”(李秀林，2004：130) [6]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撰写的一部重要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当中的重要内容。我们之所以要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背景以及社会重要性进行讨论，就是为了能够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前提以及环境，进而更好地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讨论的内容。
德意志意识形态继续秉持着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也就是利用谬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间的关系原理来对当时的德国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进行分析，进而来阐释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德国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观点进行批判，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观点、一般意识形态、所有制形式等内容进行了重点阐述。对意识形态、交往、所有制等内容进行了重点讨论。意识形态的本质，社会关系，要依靠交往来实现，所有制的形成与发展也需要依靠交往来实现，所以交往是促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环节，交往是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的重要前提。交往是帮助人们进行生产的前提，也是帮助人们进行交换的前提。在交往的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形成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而在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影响下，交往也在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指出，最早的交往是商人的交往，商人的交往促进了劳动产品的交换，促进了文明的传播以及保存，而劳动产品的交换，文明的传播与保留也推动了交往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劳动产品、文明、意识形态的发展受到交往的影响，劳动产品、文明、意识形态的发展同时也会对交往产生重要作用。所有制的发展也要受到意识形态、交往的影响，意识形态、交往的发展会推动所有制形式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也会对意识形态、交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这样写道：“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 的世界性骚动。”马克思紧接着讲，一些强大的王国产生又匆匆消失了，很多英雄出现了，但又为其他一些更为勇敢的人所取代。在这里“空前的变革”也就是指对于个人的关注开始转变为对于社会关系的关注，对于个体的考察开始转变为对于关系而考察。黑格尔哲学所强调的对于个人的关注，对于个人发展的关注，开始转变为对于社会关系的关注，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这种转变所带来的是一些王国的产生，是不同人之间的相互取代。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相联系的是所有制形式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与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社会关系的发展与所有制形式的发展这两个重要内容。
谬误向相对真理进行转化需要创造这样一种条件，那就是谬误需要被置于一种名声扫地的状态，需要被置于一种受鄙视的存在状态，而想要使谬误存在于这样一种状态，就需要对谬误进行批判，对谬误进行揭露，因此批判就是使谬误向相对真理进行转化的前提，同时也是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进行转化的前提。通过对谬误进行揭露，可以使谬误进入一种名声扫地的状态，进入一种受鄙视的存在状态，而只有这样一种状态的获得才能够使谬误向相对真理进行转化，只有这样一种状态的获得才能够使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进行靠近。这种批判的方法，这种使用批判来促进转化的方法，显然是来自于批判的现实社会，显然是对于现实社会当中的批判的反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文章当中，马克思依然使用批判的方法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进行分析，并努力地揭示出这些哲学当中的合理的成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文章的开篇这样写道(这一部分写的比较直白)，“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的‘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2) [7]。在这里，两个人对当时的德国所存在的谬误向相对真理的转化，对为了实现转化而进行的批判进行了比较直白的描述。德国的批判始终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为基础，而另外一部分人的批判，则指明他们已经超出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而事实却是他们只是“抓住了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并用这某一方面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4) [8]。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法国的哲学家，都使用了法国的批判方法(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14) [9]。马克思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写道，“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其进步之处在于“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等都被视为宗教观念，“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都被视为“宗教的人”(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4-65) [10]。这也就为黑格尔哲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这些哲学家将对于社会关系进行反映的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都解释为是一种对于非人的反映，一种对于颠倒的人、颠倒的社会、颠倒的世界的反映(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1) [11]。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都被解释为一种非人，一种颠倒的人。也就是说，对于社会关系进行反映的政治、法律、道德被解释成为一种倒退了的事物，被解释成为一种脱离关系而存在的事物。这一点与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做法是一样的。老年黑格尔派强调“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也就是说，只要把一切都当作单个的人、单个的事物来进行研究，这些事物就显得简单易懂。这样一种理解将人与事物解释为一种独立的人、一种独立的事物，这也就放弃了重点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对人与事物进行解释的立场，当然也放弃了从宗教的角度来对人与事物进行解释的立场。当然，对于从宗教的角度来对人与事物进行解释的立场而言，黑格尔哲学显然是一种进步，显然是一种从谬误向相对真理进行转化的结果。而青年黑格尔派则强调“以宗教观念代替一切”，并通过这种方式“来批判一切”。也就是说，青年黑格尔派从对于非人的反映，从对于颠倒的人、颠倒的社会、颠倒的国家进行反映的角度出发，来对一切事物进行解释。“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认为宗教、概念”等事物“统治着现存世界”。“只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这是老年黑格尔派的观点，“而另一派则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这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也就是说，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普遍的、一般的社会关系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对于现存世界的统治是一种篡夺，也就是说这种篡夺既有可能是从宗教那里得来的，也有可能是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的角度来对一切进行批判的做法是很难令人理解的，因为这样一种做法承认了谬误，而放弃了从谬误向相对真理进行转化，但青年黑格尔派对于老年黑格尔派的观点的赞同表明，青年黑格尔派显然有从谬误向相对真理进行转化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青年黑格尔派是不可能对普遍的、一般的社会关系对现存世界进行统治的观点做出反对的。也就是说，只有老年黑格尔派才会反对这一观点。只有老年黑格尔派才会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青年黑格尔派则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这显然是一种积极的观点，而这样一种积极的观点则被老年黑格尔派所反对，老年黑格尔派更加强调从对于单个的人进行反映的观点出发来对人与事物进行考察，这也就使从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映的角度出发来对人与事物进行考察的观点具有了并不重要的地位与意义。这也就为黑格尔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这种开辟道路的方式是不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因为这种开辟道路的方式不符合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青年黑格尔派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6) [12]。这种要求也就是要放弃从对于社会关系的反映出发所进行的分析，而重点选择从对于单个的人进行反映出发，来对人和事物进行分析，这也就体现出了青年黑格尔派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弘扬。
2. 对于一般的社会关系的探讨
在这里，马克思首先对一般的社会关系的形成的前提进行了探讨，这样一种探讨指出，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一般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人们对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交往，以及由交往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形成是物质生活条件与一般社会关系之间的重要的联系，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联系的存在，才使得物质生活条件成为了一般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前提，而一般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一般意识形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接下来的内容当中，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前提进行了分析。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7) [13]。个人是自然的产物，个人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来自于自然，个人用于改造自然的工具也来自于自然，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有机体的延伸，而人是自然界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身就是自然(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45) [14]。人与其他自然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人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其他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通过交往以及改造来实现的，通过交往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各式各样的关系，而通过改造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其他事物之间也形成了各类关系，而这样一些关系形成的前提便是人的肉体组织的存在。所以，人类历史存在的根本前提在于有生命的人的存在。
马克思在接下来的文章当中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8) [15]。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都是由该民族的劳动者、生产工具以及生产资料所组成的，劳动者越是能够利用生产工具以及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生产力便越是能够得到发展。分工一方面是由能力的差异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由生产的发展所引起的。人的能力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人的能力的大与小完全是由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强与弱所决定的，人的能力的发展完全是由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所决定的，而人的能力的差异则是由社会关系的差异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差异则是由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是由不同的等级或阶级，不同的种族或民族所决定的。不同的等级与阶级，不同的民族或种族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偶然性因素所引起的，而偶然性产生的原因则在于战争、侵略、掠夺等行为的产生(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126) [16]。分工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的不断发展需要人们去从事不同的工作，进而提升人们的工作效率，并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样一种原因，也使得分工得以产生。
交往的形成与发展则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所形成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需要劳动者之间进行生产性的交往，而劳动产品的生产则会导致交换的产生，交换也是交往的一种具体的形式，生产以及交换的形成帮助人们形成了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的形成则是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以及其他一系列关系形成的基础，进而也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所以，交往显然是由于生产以及交换的需要所引起的。生产力、分工以及交往的发展是社会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生产力、分工以及交往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历史的发展程度。
一般的社会关系显然是在没有等级与阶级的划分、没有民族与种族的划分，进而没有特殊性、没有偶然性，没有战争、侵略、掠夺等因素干扰下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一种非特殊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一种只有在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才会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一种一般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由此，便能够想到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农业较为发达的国家，而当时的德国的一般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一种在没有战争、侵略等因素影响下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一种没有偶然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一种典型的农业地区的意识形态，更为具体地说，也就是一种在种植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只能存在于观念世界，而无法存在于现实世界，因为没有偶然性，进而没有战争、侵略等因素的干扰的情况在当时乃至于在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存在于观念世界的意识形态，但是这样一种存在于观念世界的意识形态显然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重要的调节作用。因为必然性始终是事物发展的主导性趋势，始终是事物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力量，同时，必然性也是历史在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是社会关系在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必然性显然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能够对社会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3. 对于所有制形式的考察
社会关系的变化对于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会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般化会使所有制形式向着一般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关系发展的特殊化则会使特殊的阶级、阶层产生，会使所有制形式发生变化。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变，标志着社会关系的变化，标志着社会成员日益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意味着劳动产品开始由生产者单独所有向生产者与管理者共同所有转变，意味着所有制形式开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的变化一定会引发所有制形式的变化。
马克思对社会关系与分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社会关系会决定分工，而分工对于社会关系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社会关系对于分工首先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原文中写道，“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要受到能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能力的发展就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因为能力就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分工受到人的能力的发展的影响，也就是分工受到社会关系的发展的影响。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主要包括：狩猎采摘、定居农业以及畜牧生产。狩猎采摘所需要的是人的最为基本的能力，也就是合作性的狩猎能力以及合作性的采摘能力，这样的合作当中产生了最为基本的分工，这种分工也是最早的、最为原始的。这种分工也就是单独进行狩猎、单独进行采摘或者是狩猎与采摘兼顾。这样一种能力完全是受到当时的社会关系的影响而形成的，当时的社会关系就是一种人与人进行合作狩猎、人与人进行合作采摘的合作关系，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便催生了人们的狩猎以及采摘的能力，这样一种能力的形成便会对分工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定居农业阶段，人们会进行农业方面的合作种植以及农业方面的合作养殖。种植与养殖的目的都是为了应对资源总量下降的问题，因为能够捕获到的大型动物越来越少，能够采摘到的果实也越来越少。定居农业的产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出现特殊化的走向，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已经产生了偶然性现象，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战争、侵略与掠夺。而在社会关系出现特殊化走向的同时，一般的社会关系也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在偶然性产生作用的同时，必然性也依然在产生作用，而历史或者说社会关系，则会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不断向前发展。这一阶段的社会关系显然要比狩猎采摘阶段的社会关系更为复杂，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历史要比狩猎采摘阶段的历史更为复杂，这也就使得这一阶段的分工比狩猎采摘阶段的分工更为复杂。畜牧业的发展是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战争、侵略以及掠夺显得更加频繁，偶然性现象也变得更多，社会关系的特殊化走向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所以，人的能力的特殊化走向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分工的特殊化走向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这三个时期，生产力是始终向前发展的，这也就使分工既变得越来越具体，又不断在向前发展。这也就是说，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能力，以及基于社会关系的能力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推动，共同对分工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社会关系会对分工产生决定性作用。
分工对社会关系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分工能够促进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分工能够使一些特殊能力得到发展，这样一些能力的发展也会对社会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人们的能力得到不断地发展时，社会关系也会得到不断地发展。当人们的能力得到发展时，人们能够更好地创造与使用生产工具，更好地使用生产资料，更好地创造劳动产品，进而能够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则能够带来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带来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这也就是能力的发展能够导致社会关系的发展的原因。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8) [17]。也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对个人的能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马克思紧接着对所有制的几种典型的形式进行了分析。马克思首先分析的是部落所有制，部落所有制是一种较早的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在这一时期，剩余的劳动产品被部落的首领所占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占据剩余的劳动产品的部落首领与部落当中的其他成员(主要是劳动者)逐渐分裂为两个阶级，分别为占据剩余的劳动产品的奴隶主阶级以及进行劳动生产的奴隶阶级，奴隶主是以一种共同体的方式存在，而奴隶则是以一种相对独立的方式存在(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9) [18]。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8-69)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9) [19]，所以在原始社会，狩猎采摘、定居农业、以及畜牧业就已经存在，战争以及入侵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偶然性现象在不断增多，社会关系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共同影响下不断向前发展，历史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共同影响下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是“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69) [20]。这种所有制形式显然是通过交往而形成。最早的交往是商人的交往，是商人在特定的条件下通过产品的贩运而实现的交往。也就是说，早期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的部落是商业部落，或重视商业(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2012，187) [21] 的部落，而最早形成的城市显然是商业城市。在这一阶段，国家也得以产生(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2012：188) [22]。
所有制发展的第三种形式，也是第三个阶段便是封建所有制。“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中开始的”(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1995：70) [15]。也就是说，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畜牧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的。封建制度在此前便已经产生了萌芽，便已经开始发展，但是在这一阶段，封建制度得到了更为明显的发展。在这里，封建制度一词的使用已经违背了封建一词的原有含义，封建原指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这就像宗法原指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一样。而封建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说明了偶然性的胜利，说明了战争的胜利，说明了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破裂，说明了流浪者的产生，说明了畜牧业是一个能够收纳流浪者的行业，说明了畜牧业与马克思所说的行会手工业、机器工业是同一性质的行业。
在这里，所要重点提到便是费尔巴哈哲学当中已经出现的合理的内容。费尔巴哈的哲学已经认识到了世界的物质性前提、社会的物质性前提，已经认识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已经认识到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已经认识到了交往的重要作用，已经认识到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已经认识到了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已经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批判。这也就为马克思的哲学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